從早期《申報》看西樂在滬商業演出

關 心

（南開大學 歷史學院，天津300071）

西方音樂文化是在近代社會伴隨著“西學東漸”的大潮進入中國的。長期以來，研究者們在觀察其早期進入途徑時，更多地把視線投向早期教會學校的傳入、留學歸國人員的引進等方面，而對當時商業性演出的傳播尚缺乏足夠的關注，因而此方面的研究成果目前還很少見。事實上，在19世紀70年代前后，由西方樂人進行的商業性音樂演出，在上海等城市已開始出現，并在部分人群中產生了一定影響。本文擬通過《申報》創刊初期五年（1872－1876年）所刊載的有關內容，對此階段西樂在上海商業演出情況，及其對國人娛樂文化生活的某些影響，作出初步考察。

鴉片戰爭后，西方音樂文化向中國傳入的途徑是多方面的，情況也是復雜多樣的?；浇虝淖诮谈柙伜徒虝W校的音樂教育，以服務于宗教傳播為主要目的；回國留學生們編譯音樂著作、出版音樂教材、開辦音樂培訓、開展音樂宣傳等活動，在滿足個人專業取向之外，還出于改變祖國音樂落后面貌的愿望；軍隊里組建軍樂隊，是為承擔軍中迎送儀式和操典禮儀，以展軍威，振氣勢。但是，無論采用何種方式將西樂演出傳入中國，都具有一個相同的原因，即它可以豐富人們的娛樂生活，帶給人們愉悅的心情和美好的享受。在近代社會傳入中國的西方音樂文化中，以音樂會演出最具有標志性。這一17世紀起源于歐洲、在歐美各國頗為流行的音樂活動，以新穎的形式和豐富的內涵，展現西方音樂藝術的精彩與魅力，推動著音樂藝術的發展與傳播。然而，在當時中國，由于清政府長期的閉關鎖國政策，音樂會的藝術形式傳入國內較晚。到19世紀中期以后，西方音樂文化伴隨著列強的政治強勢進入中國，上海等城市開始出現了由外國樂人演出的音樂會。

《申報》是由英國商人美查（E．Major）于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創辦的一份華文報紙。該報自創刊至1949年5月停辦，歷時78年，是中國近代辦刊時間最長的報紙。由于該報的文字、內容和形式都注重適應中國讀者的需要，大量刊登國內外新聞、經常介紹各國建設經驗等，因而深得讀者關注，長期保持較大的發行量，成為近代中國影響最大的報紙之一。對于西方樂人在上海進行商業性演出現象，《申報》從創辦初期就開始關注。從1872年至1876年的五年中，《申報》登載了多篇這類演出活動的訊息，通過這些報道，使人們對當時西人音樂會表演的形式與內容有所了解，透過這些演出，我們觀察到當時人們參與娛樂文化活動的一些狀態。

一、關于西方樂人赴滬演出

自鴉片戰爭結束，中英《南京條約》以及清政府與西方列強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簽訂后，隨著外國領事館區的建立、外商的云集、外國租界的建立，中國一些城市中出現了一批外國僑民居住區。由于僑民對文化娛樂生活的需要，開始有了西方樂人的商業演出活動，在上海這個當時最為活躍的國際性大都市中，這樣的活動更具有代表性。然而，西方人舉辦的音樂會表演，從何時起被中國觀眾接受，尤其是何時對中國觀眾舉辦專場演出，人們還無從了解?！渡陥蟆愤@一時期刊載的音樂會演出訊息，為我們提供了考察這類問題的有關信息。

1875年11月5日，《申報》刊登的一則《今日彈唱戲文》是為一訪華女演奏家所做的演出廣告：

啟者擬于今晚即禮拜五在圓明園路西人戲院內彈唱戲文，有英國最著名之拉胡琴女士名惹尼嘉士手彈數出，并有寄居上海善于彈唱之西人亦相助為理，于八點半鐘開門，九點鐘開唱。計每位聽戲者在樓下者二元，第二層樓上者一元。

十月初八日上海經理人里革謹告

1876年8月23日，《申報》刊登的《徐家匯設音樂會》是一招徠華人觀看西人樂手演出的廣告：

現正天朗氣和之際，本行延請外國著名樂手在本行徐家匯花園內彈吹奏樂，計有樂師音乾士太恩先生與女三名，擬于每禮拜三，四點鐘開會，英二十三日為始。此會特為華客及其眷屬所設，實為大家取樂之機，西人皆不與會也。每客連進園及點心在內取銀一元。波利洋行啟

從上述兩則廣告消息中可以看出，參加音樂會演奏、演唱的西方樂人，既有應邀而來的“最著名”音樂家的特別表演，也有一直“寄居”于上海的西方樂人的“相助為理”；關于演出地點，既有在戲院內彈唱戲文的，也有在花園內彈吹奏樂的；關于場次安排，既有受邀音樂家的一次性表演，也有每周定期舉行的音樂會。這些情況表明，在上海一些演出場所，已有中國觀眾前往觀看西方樂人的音樂會演出，并且這種狀況已有一些時日。雖然它起始于何時還不能確定，但可以斷定的是，在《申報》初創就關注當地洋人舉辦音樂會的消息，諸如每周定期舉辦等，顯示出“洋人音樂會”已成為經常性的事象。當然，由外國樂人專門為中國觀眾表演，安排中國人觀看專場的情況，看來當時還較少出現，因為在《申報》1876年8月23日登載的音樂會消息中，有一句專門的提示：“此會特為華客及眷屬所設，西人皆不與會?！睆倪@句話的含義中，我們可以體會出，專為華人舉辦的西人音樂演出，此時還是不多的。

此外，上述兩段廣告，還都明確標出了音樂會門票的收費標準，表明了這樣的表演活動已是完全的商業性質的演出。同時也讓我們看到，當時確有華人樂意出錢購票來觀看洋人的音樂會演出，這除了說明部分中國人對西方音樂文化的接受之外，其深刻含義還在于，一部分當地人拿出資金用于文化生活消費，不僅能夠享受到文化娛樂活動的輕松與快樂，同時顯示出，人們的消費觀正在發生著變化，欣賞西藝成為部分富有者的一種時尚追求。有學者指出：“封建文化的社會是不需要有西洋音樂的，有之，充其量不過是被當作獵奇的玩物；在封建社會可以輸入西洋音樂，西方傳教士也可以傳播西洋音樂，但是并不能使中國人真正接受和在中國社會廣泛普及西洋音樂?！保?］從上海市部分居民對西方音樂商業性演出的參與情況看，雖然中國人對西方音樂文化的真正接受尚處于初始階段，但是相比在近代之前，人們長期生活在封建文化氛圍中，用封建娛樂觀念來評價西方音樂，或趨之避之，或敬而遠之，或以奇觀之，是一種價值認同上的變化。它也在促進人們的文化生活發生變化，表明封建的文化觀和價值觀在受到沖擊。同時，西方音樂進入當地文化市場，有助于促進中國社會多元文化的發展，是一種可喜的現象。

二、關于與西方音樂文化的一些差距

在近代時期，中西之間在音樂文化發展上的差距是非常明顯的。這不僅表現在音樂理論、音樂作品和樂器、演奏技藝上，更表現在對音樂發展認識和音樂文化理念上。思想觀念的問題得不到解決，中國音樂發展很難走出舊思想、舊制度的藩籬。但是這種思想差距的消除，絕對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時日的逐步改變，也需要社會多種層次、不同領域來共同推進，《申報》此期所刊載的外籍樂人赴滬演出的音樂活動，反映出中外文化的某些差別，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使人們轉換傳統意識、向多元文化方式演進的作用。

1874年4月7日，《申報》記者在當日第一版載文《英國著名女樂至上海演戲略》，重點向讀者推介英國女鋼琴家的在滬演出，并發表議論：

泰西戲場之事與中國迥異，蓋從事是業雖非上等之人，然其在班內著名之人，外人相待亦禮貌有加，非如中國賣技者流群以江湖目之也，一夜酬戲之資而獲白銀千余兩者所在常有。茲上海有新至英國當今彈琴上最著名之婦女稱為亞拉白拉可大者，其來中國蓋為繞歷世界，借廣游覽之樂起見，每于所歷之處偶施其技，輒嫌所得不及英國百中之一，聊以貲補游費而已。聞于即日在上海西人戲院開張演技數日，值此春光明媚盍往游觀因敘其崖略云。

文中，為表明這位當今英國“最著名”女音樂家在演藝界的地位不凡，以使中國觀眾知道有機會欣賞她的表演是一大幸運，花錢觀看這位精彩之人的“上等”演出價有所值，特意將她的這場赴滬演出介紹為只是在其廣游世界之旅中，于游歷之外“偶施其技”，演出收費也只是“聊以貲補游費而已”，因為這點收入對她來說“不及英國百中之一”。我們分析這段話語，對于它是不是演出活動主辦者的商業炒作且不作更多考證，但是從這段消息中所介紹的此音樂人能夠廣游世界，則可以讓人去領略其經濟收入應當是相當之高，并且通過報刊所言其不菲的收入和周游各國的生活方式，也能看出音樂人士在西方國家具有受到尊重和平等對待的社會地位。而這些條件，則是促進一個國家社會文化事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相比之下，當時中國社會的這一階層就沒有那樣幸運了。該文用語也恰恰一針見血地道出了中西音樂人社會地位的巨大差異：在西方，音樂家的藝術表演受到觀眾的尊重，他們的人格更受到社會的尊重；而在封建中國，只被稱作“江湖”藝人以及比此更為低下的貶詞。載文所言反映的正是引出人們興趣的出發點，也揭示了中國音樂落后的一個重要原因。長期以來，中國藝人社會地位低下，經濟收入菲薄，成為中國音樂藝術沒有質的飛躍、音樂文化事業發展緩慢的原因之一。記者的點撥，引發出更多人們的相同認識。1905年，清政府“五大臣出洋”之一的戴鴻慈，在出訪西方多國，并大量觀看了西方的音樂戲劇表演后，在其《出使九國日記》中，對比國內與西方在藝術發展觀念與做法上的強烈反差，發出感慨之言：

然尋思歐美戲劇，所以妙絕人世者，豈有他巧，蓋由彼人知戲曲為教育普及之根源，而業此者，又不惜投大資本，竭心思耳目以圖之。故我國所卑賤之優伶，彼則各博士也，大教育家也……又安怪彼之日新而月異而我乃瞠乎在后耶？［2］

這段話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西方音樂快速發展，而我國則停滯、落后甚至倒退，中西音樂文化差距日益擴大的一系列重要原因。有比較才有鑒別，應該說《申報》的上述評說和戴鴻慈指出的這些現象是客觀存在的。當西方音樂教育作為學校教育提升學生綜合素養，已經實行了數百年之時，我們直到清末民初才剛剛開始“學堂樂歌”教育；當西方國家音樂人士將音樂作為崇高的職業和事業去崇尚、去追求之時，我國的“藝人”還在為謀求生計，為賺取微薄收入而去“賣藝”。尤其是在社會地位和生活待遇上，西方國家藝術有博士來做研究，成為大教育家，而我國在封建社會中則長期視其為卑賤的“下九流”。無論如何，赴華西方樂人新穎的音樂藝術表演給人們帶來了新的氣息，使人們逐漸領悟到音樂所能帶給人們心情的愉悅和異國音樂的豐富內涵，人們需要有更多的文化娛樂方式來豐富精神生活。同時，人們也在明白，要使音樂得到發展，需要有良好的社會環境，需要舊有的文化意識的更新與轉變。只有當音樂文化事業能夠受到社會的重視、得到良好的發展之時，社會才可能出現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中外音樂文化的交流，使國人逐步認識到自身的差距，也逐漸感受到要滿足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有良好的音樂藝術和活動方式，也需要社會提供良好的音樂文化發展氛圍。

三、對赴滬外國人參與音樂活動的報道

在《申報》這一時期刊載的內容中，除了有對外籍樂人音樂會演出的宣傳介紹外，還能見到一些在上海的外國人與音樂有關的其他活動。這樣的報道雖然篇目不算太多，但基本上概括了在上海居住的西方人的各類音樂活動。此類活動，有戲院里的樂師演奏，也有在花園里的納涼聽樂；有在賽場的鼓樂助陣，還有放映無聲電影時的音樂伴奏等?！渡陥蟆逢P于此類報道，不僅讓國人從中了解到西方人特別喜歡音樂文化的生活習慣，也引起人們對西方人為何鐘愛音樂藝術的思索，這對中國民眾了解音樂，關注西方音樂如何得以傳入中國，思考中國音樂應該怎樣發展，都直接或間接地起到推動作用。

《申報》1875年11月5日所載關于西方女樂師赴滬演奏的一篇報道《英女士奏技》，從迎合中國愛好音樂者對新式娛樂生活好奇和向往的心理上，向人們作了推介性宣傳：

今晚有英國新來女士名惹尼嘉士，擅拉胡琴，在西商戲院試奏數出，本館內到有告白提及此事。聞嘉士女士在英國久已著名，實非凡手。茲來滬上更奏妙音，華人之好樂者當此良宵赴院品校，亦未始非一時消遣之計也。

此篇報道，不僅將這位來自英國的女演奏家才藝非凡、樂音美妙、“在英國久已著名”，抵滬后又試奏數次，使聽者無不信服的情況講述得讓人心動，同時還為人們描繪出一個充滿詩情畫意的場景：演出活動既是一場輕松愉快的藝術欣賞，又是一種愜意悠閑的文化生活。在這類報道中（包括本文前引之《申報》關于在徐家匯“特為華客及眷屬所設”的音樂會消息），出現了有錢有閑社會階層去享受音樂消遣的信息。這一富有階層，欣賞西方音樂、注重娛樂生活，成為西方樂人音樂表演的主要華人觀眾。他們的出現，自然與中國進入近代社會之后的經濟與文化轉型有關，與近代城市發展和城市生活的變化有關，也與西方音樂文化傳入后人們對西方音樂藝術初步領略、對西方音樂活動方式有所感受，以及對西方人音樂文化生活的觀察和思考有著重要的關系，這就使越來越多的人（如富裕階層、知識階層等）在有了對西方音樂的欣賞和喜好之情之外，也開始學習和效仿西方人的文化生活方式。

這一時期的《申報》，還登載了一些有關外國人參與音樂活動的報道，其中有對來自外國兵艦上水手樂隊的娛樂活動的描寫，也有對黃浦江邊花園亭內西洋人夏夜乘涼聽樂的講述，還有這一時期在上海水域一些外國船只的船員們定期上岸欣賞音樂、享受娛樂生活的記載等。應該說，外國人的這些音樂活動，都是他們習以為常的事情，但《申報》將其不斷刊登，說明了這類消息有其一定的讀者面，社會中有一部分成員關注這樣的信息，他們構成了這樣的讀者群體，并且這一群體在社會上還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正是因為如此，《申報》才會像他們一樣，去關注這樣的現象。

鴉片戰爭后的中國社會在音樂文化方面，主要表現為西方文化向中國的大舉傳入，但我們需要關注的是，在這種西方音樂猛烈沖擊的情況下，中國固有的音樂文化地位如何，與西方音樂文化的關系如何？學者們更多的看法是，伴隨著強勢的西方政治，以先進的西方文明為內在特質，西方音樂文化表現出對陷于困境的中國傳統音樂文化壓倒的優勢，這種“一邊倒”的局面造成了只有西樂東傳的走向，沒有中樂有效抗衡的可能。然而在1872年5月29日《申報》所載一篇《滬北西人竹枝詞》中，我們發現了不同見解的依據。居滬北的一西方人，作詞描述其一次歡樂生活，詞中記載了他在歡喜之極時，用“八音筒奏中外名樂”的情形：

璃杯互勸酒休辭，擊鼓淵淵節奏遲。入抱回身歡已極，八音筒里寫相思。自注：擊鼓勸酒以為極樂，并有八音筒奏中外名樂。

第二天的《申報》登載了《續滬北西人竹枝詞》一文，是此人為洋槍隊在鼓樂伴奏下操練情景的賦詞：

洋槍小隊試春操，繡襖金環氣象驕。引得兒童齊躲避，吹笳鳴鼓馬蕭蕭。

上述兩篇詞作，記述不同場景之下，因有器樂之音伴隨，優哉游哉。反映了西方人對西樂的喜好、音樂在西方人生活中的重要。這一記載也給了我們更為重要的提示：他用“八音筒”奏出的還有“中國名樂”。由此我們可以作出分析，盡管西方人對中國帶來了不少西方音樂，而他們也發現了中國音樂藝術之美，中國音樂作品所蘊含的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不僅為中國人喜聞樂見、世代相傳，外來的異質文化也樂于從中取其營養，發展自我。正如有學者在分析歐洲文化與他國文化接觸的情況時所說的那樣：“任何文化的影響都是有兩面性……歐洲與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接觸、交流和影響，不少歐洲的音樂在新環境中產生了新的生命力、新的文化意義?！保?］

近代社會是中國社會文化的發展歷程出現重大變革的時代，《申報》的早期記載，為我們了解和研究這一變革中的某些特點，提供了一些可資參考的珍貴史料。這一時期西方音樂在中國的商業性演出，數量雖然不算多，影響也不算大，但是從中折射出不少西方音樂文化的某些發展特征、表現形式以及西方娛樂文化生活的一些特質。與此同時，這樣的演出形式和西方人參與音樂活動的生活態度，也在影響著中國社會，使中國一些社會階層在他們的娛樂文化生活中，其意識意識與娛樂方式都在悄然發生著變化。多元文化在中國開始探足，逐步立足、進而駐足，已經形成不斷豐富廣大社會民眾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一種歷史趨勢。

［1］陶亞兵．中西音樂交流史稿［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286－287．

［2］戴鴻慈．出使九國日記［M］．張靜蔚，編選，標點．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8：81．

［3］洛秦．音樂中的文化與文化中的音樂［M］．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0：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