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中共中央“指示”與新中國建立前后銀行業變遷

陳弘　陳凱

[摘 要]1948年10月，中共中央發布了對私營銀錢業政策的“指示”，明確了對解放后私營銀錢業“暫準存在”、“嚴格管理”，使其“逐漸走向消滅”的基本政策。據此，新解放地區和新中國成立后各相關領導部門及時制定了具體的方針、政策，對該行業進行整頓與改造，使這一關系國計民生的行業率先完成了全行業公私合營，進而實現了銀行業的國有化?！爸甘尽奔捌湄瀼氐膶嵺`，是“以俄為師”的“一邊倒”指導思想的必然結果。

[關鍵詞]“指示”；私營銀錢業；暫準存在；嚴格管理；逐漸消滅

中圖分類號：D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10X（2013）01008904

一、中共中央1948年10月“指示”

1948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中央關于對私營銀錢業的政策給東北局等的指示》（本文簡稱“指示”）①，針對私營金融業制定了一套極具專業精神的指導政策?！拔覀円庖?，目前對私營銀錢業暫準存在，但應嚴格管理，使其逐漸走向消滅。私營銀錢業無發行貨幣權，不準買賣金銀外匯，不準經營投機貿易，只準經營存款、放款、貼現、內地匯兌等正當業務。規定銀行及銀號之最低資金即準備金，并以一部儲存國家銀行。對私營銀錢業一般不貸款。規定機關部隊以其資金存入國家銀行不準存入私人銀錢號，規定國家對私營銀錢業的檢查會計賬目并嚴格收稅?！盵1]（P436）

“指示”的關鍵詞是“暫準存在”、“嚴格管理”、“使其逐漸走向消滅”。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對私營金融企業的方針、政策及其具體措施都體現著這一“指示”精神——私營金融企業從解放后重新營業，歷經政府和國家銀行政策上的嚴格限制管理以及業務上的競爭，到1952年12月全國統一的公私合營銀行成立，“資本家交出經營、財務、用人等三權，完全由國家統一管理”，私營銀錢業“實質已不復存在”[2]（P985），恰好走完從“暫準存在”到“嚴格管理”，再到“逐漸走向消滅”的完整歷程。

二、“指示”的歷史背景與貫徹實施

新中國成立前國內金融業主要有四類。其一，官僚資本控制的“四行二局一庫”：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家銀行和中央信托局、郵政儲金匯業局以及中央合作金庫；其二，民族資本的私營銀錢業：銀行、錢莊、信托公司，新中國建立之時含分支機構在內共計1032家[3]（P22），其中，大城市中的大銀行以總行計不過20家左右，絕大多數是資金少、規模小而分散的錢莊；其三，大城市中為數不多的外資銀行；其四，由當時中國的特殊國情所決定，各解放區、根據地人民政權創建的一批區域性銀行，如晉察冀邊區銀行、山東解放區的北海銀行、華中根據地的江淮銀行、東北解放區的東北銀行等。

“指示”所針對的私營銀錢業，作為民族資本的一部分擔當著為工商企業服務、扶助民族工商業發展的職能，是企業融通資金不可或缺的中介機構。但私營銀錢業又與國民黨政府有著必然的千絲萬縷的聯系，其相當一部分是大官僚、大軍閥投資經營，如天津金城銀行董事長、鹽業銀行總經理吳鼎昌，曾先后官居貴州省政府主席、滇黔綏靖公署副主任、貴州全省保安司令、總統府秘書長等要職。一些小錢莊基于生存的壓力與逐利的本性，也竭力攀附國民黨政權中的中、低層實權人物。在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由于長期戰爭造成的持續通貨膨脹、物價飛騰，金融業的推波助瀾、擾亂市場同樣難辭其咎；特別的，金融業更有“以承買公債的方式，支持反動政府，助長內戰、獲取高額利潤”[3]（P982）的政治劣績。因此，包括私營銀錢業在內，國民黨政府治下的全部金融行業必然是革命對象的一方；而金融業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地位，更需要特殊的政策指導對它們的整頓和改造。

1946年至1947年間，隨著“農村包圍城市”的格局向解放城市發展，東北、華北地區已有一些中小城市先于平、津、滬等大城市解放，如何為這些城市的銀錢業制定恰當的政策成為擺在進城后地方黨組織面前的新課題。檔案史料顯示，中共地方政權為此曾制定頒布了相應的政策：如1946年6月晉察冀邊區頒布了《銀錢業組織管理暫行辦法》；1947年6月晉冀魯豫邊區政府頒布了《私營銀錢業暫行辦法》。1947年11月，時稱石門的石家莊解放后成立了華北人民政府，翌年5月，華北地區“金融貿易會議”召開，會議呈送中共中央的《綜合報告》中“城市金融工作”一節寫道：“對于私營的銀錢業究應采取什么政策？過去我們對這問題沒有明確方針，以致左右搖擺”；“扶助和放任”或“一錘打垮”都是不正確的。對其“調劑社會資金”促進私營工商業發展的積極作用要給予“保護”；對其“利用存款來投機囤積，助長物價波動”的有害行為要嚴格“限制”、給予“取締”[1]（P294）。1948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對此類問題做出的整體回答，以為各地方黨組織提供可操作的政策依據。

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推進，天津、北平、南京、上海直至大陸全境相繼獲得解放。新解放區各地方當局相繼頒布各地區的《私營銀錢業管理暫行辦法》例如：1949年4月27日華北人民政府頒布，同年8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司令部頒布，1950年4月28日云南省人民政府頒布。，對“指示”的方針政策進行了具體的細化。1949年4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我們的私營銀錢業政策》的社論，強調必須對私營銀錢業嚴加管理，促使其向有益于國民生計的方面發展，取締其一切非法投機的行為[4]。1950年2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第一屆全國金融會議稱，要“建立對行莊嚴格的管理監督制度”這里的“行莊”指私營行莊。[1]（P908）；同年8月，全國金融業聯席會議召開，中財委在為此向中央呈送的《綜合報告》中稱：國家銀行在金融業“已取得鞏固的領導地位”；根據形勢變化，“對私營行莊的方針應該是：鼓勵它們積極扶植工商業，其任務是扶植生產，溝通城鄉，內外交流，吸收僑匯，促進資金回流”；并認為，“私營行莊還會有一定程度的發展”[6]（P415）。1951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在北京召開全國私人業務會議，重申私營行莊要“在國家銀行的監督指導下，更好地為工商業服務”[6]（P53）。這種在“嚴格管理”中“暫準存在”的政策，一直執行至1952年私營銀行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之前。

“暫準存在”的私營銀錢業經歷著政府“嚴格管理”下的整頓、改造。資本本金不足、信用不良的大批錢莊逐步被清理出局：1949年年底，私營行莊機構總額已經由1032家縮減至833家，1950年3月后又減至387家[1]（P982983），“使其逐漸走向消滅”政策的效果已經開始顯現。之后，在中國人民銀行的指導下，私營行莊通過“聯營”、“聯管”，先后形成了公私合營十一行聯合總管理處、公私合營北五行聯合總管理處、公私合營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管理處以及上海中小行莊第一聯營總管理處、第二聯營總管理處5個“聯管”系統。1952年10月“五反”運動結束后，中財委指示徹底整頓私營行莊；11月，5個“聯管”系統組成公私合營銀行聯合董事會；12月1日，公私合營銀行聯合總管理處成立。至此，私營銀行業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私營行莊今后實質已不復存在”[1]（P985）。再至1956年7月，公私合營銀行總管理處并入中國人民銀行私人業務局，私營銀行在形式上正式退出舞臺?！爸甘尽碧岢龅氖顾綘I銀錢業“逐漸走向消滅”的目標實現。

三、“以俄為師”與銀行國有國營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之后，要“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里?！盵7]（P293）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后，思考著俄國前途命運的列寧就提出：“銀行是現代經濟生活的中心，是整個資本主義國民經濟體系的神經中樞”，要“把所有銀行合并成一個銀行，并由國家監督它的業務，或者說實行銀行國有化”，“避開銀行國有化問題，就等于暴露自己的極端無知”，“不‘插手銀行，就絕對不能做出任何重大的、任何‘革命民主的事情來?！盵8]（P238）十月革命后，奪取政權的布爾什維克隨即頒布了《關于實行銀行國有化及有關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列寧為此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作《關于銀行國有化問題》的發言，稱必須“立即實行這個法令，不然反抗和暗中破壞就會毀滅我們?！盵9]（P175）1918年春，列寧再次強調：“要繼續實行銀行國有化，堅決地把銀行變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公共簿記的樞紐機關?！盵8]（P485）盡管當時俄國有自己的特殊國情和它所處的特定的歷史環境，但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銀行國有化，成為了社會主義國家所尊崇和效仿的樣板。

毛澤東于抗戰時期曾針對新民主主義經濟指出：“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盵10]（P678）1945年，中共七大報告曾引述孫中山的思想指出，對凡“能操縱國民之生計”的銀行、鐵道、航空“由國家經營管理之”，是為“節制資本之要旨”；而對那些不是“‘操縱國民生計而是有益于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則給予“能夠自由發展”的空間[11]（P1058）。1949年4月，當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名義發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宣布，“保護民族工商農牧業，凡屬私人經營的工廠、商店、銀行……一律保護，不受侵犯”?！皼]收官僚資本。凡屬國民黨反動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經營的工廠、商店、銀行……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其中，如有民族工商農牧業家私人股份經調查屬實者，當承認其所有權?！盵12]（P14571458）

1949年1月，北方最大城市天津率先解放后，軍管會金融處將“官商合辦”的新華、實業、通商等銀行定為“監理行”，通過派任監理的方式使其“成為我之兒女銀行”[2]（P19）。上海解放后，軍管會金融處對通商、實業、新華、四明等“官商合辦”銀行進行了公私合營改組，軍管會金融處派員到重組的董事會或行務委員會任職。1950年第一次全國金融會議提出，對私營金融業通過“聯合貸放、銀團等方式”，由國家銀行“滲入少量資金，從內部進行監督和管理”[2]（P907908）。1951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還提出，“繼續加強對公私合營銀行的領導，逐漸改造成為工商銀行性質的專業銀行，使之成為國家銀行開展私人業務的助手”[2]（P914），只是這一政策未及落實。

顯然，黨并沒有在新民主主義階段要徹底消滅私營銀行實行全面國有化；“銀行國有化”的對象在此階段是“能操縱國民之生計”的大銀行——官僚資本壟斷的“四行二局一庫”，民族資本的私營銀行被允許存在。而1951年6月，在國家的政策設計中尚被規劃為“國家銀行開展私人業務的助手”的公私合營銀行旋即快速實現國有國營，同1953年過渡時期總路線、總任務的出臺有著直接的關系。而過渡時期總路線、總任務在新中國建立4年之后即提出并在短短的3年內完成了“三大改造”，與“以俄為師”的“一邊倒”總體戰略有著根本性的關系?！耙贿叺埂苯^不僅僅是毛澤東規劃的新中國外交戰略，而是毛澤東對革命成功后社會主義建設的總體戰略構想。既然“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既然“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既然“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12]（P14721473），那么，倒向社會主義徹底地“以俄為師”就是新中國的必然選擇。而既然銀行業已先行一步于1952年12月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走上了國家資本主義道路，當1956年全國資本主義工商業都已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之時，摘下公私合營的招牌徹底消除“私”的痕跡，使銀行業的社會主義性質更“公”、更“純”，就是合乎邏輯的必然的結果。

馬克思恩格斯強調，“我們不想教條地預期未來，而只是想通過批判舊世界發現新世界?！盵13]（P64）列寧在領導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創立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所確立的銀行國有化理論和具體實踐，也不能教條式地照抄照搬。只是當年我們在“一邊倒”向“蘇聯老大哥”的歷史情境之中，把列寧的學說和蘇俄的實踐一概奉為了經典的樣板。

在生產力極不發達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建設社會主義不能教條式地理解和應用馬克思恩格斯基本理論，也不能將列寧在蘇俄的實踐以及后來的“蘇聯模式”奉為圭臬，今天已是常識。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總結了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引導我國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一次提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的階段”[14]（P344），這是認識上的重要飛躍和理論上的重大創新。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要“加快金融體制改革”，“建立政策性銀行，實行政策性業務與商業性業務分離”，“組建農村合作銀行和城市合作銀行”等一系列措施；同年12月，國務院出臺《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貫徹十四屆三中全會的精神。而早在1986年7月，國務院即確定重建由國家控股，允許民間資本入股的股份制交通銀行；其后，各地股份制商業銀行以及由城市信用社發展、演變而來的城市合作銀行（即今天分別冠以所在地地名的商業銀行）以及信托公司、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外資金融機構、小額貸款公司等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

那么，被“消滅”的私營銀錢業今天又以私人資本入股銀行的形式重新出現是“倒退”嗎？當年的“指示”以及貫徹措施是錯誤的嗎？我們的回答是否定的。沒有改革開放之前幾十年經驗教訓的積累和總結，也就不會有新時期新政策的提出。如恩格斯所言，“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15]（P465）；“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盵16]（P443）這當是今天回首“指示”及其指導下的實踐的莫大啟示。

參考文獻：

[1]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7冊）[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

[2]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1949-1952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金融卷[M].北京：中國物資出版社，1996.

[3]李 飛，趙海寬，許樹信，洪葭管.中國金融通史（第6卷）[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3.

[4]我們的私營銀錢業政策[N].人民日報，19490428.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6]尚 明，陳 立，王成銘.中華人民共和國金融大事記[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3.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列寧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列寧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0]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毛澤東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上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責任編輯：陳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