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質量影響因素灰色關聯分析

高玉峰 崔金龍 劉麗梅

（河北科技師范學院繼續教育學院 河北秦皇島 066004）

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質量影響因素灰色關聯分析

高玉峰 崔金龍 劉麗梅

（河北科技師范學院繼續教育學院 河北秦皇島 066004）

對工作在建筑業、服務業、制造業、事業單位等行業的947名新生代農民工隨機抽樣問卷調查，采用灰色關聯分析方法對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質量的30個因素進行統計分析。結果表明：在調查的30個影響因素中有14個影響因素的灰色關聯度大于0.6，16個影響因素的灰色關聯度小于0.6。根據灰色關聯理論，灰色關聯度大于0.6的14個因素為制約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質量的關鍵因素。

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質量；影響因素；灰色關聯分析

新生代農民工指出生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年齡在16周歲以上，在異地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他們具有農業戶籍，但不會農業生產，成長經歷與城市同齡人趨同，與老一輩農民工相比，外出動機從改善生活向體驗生活、追求夢想轉變，對職業的認同由農民向工人轉變，期盼在務工地長期穩定生活。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11年全國農民工總數達到25278萬人，其中58.40%是新生代農民[1]。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這是在王春光[2]首次提出“新生代農民工”概念以來，在黨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這個概念，可見黨中央對新生代農民工非常重視。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發生后，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得到社會普遍關注，2012年兩會代表提出了改善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質量的提案。目前有關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質量影響因素研究的還不多，本文通過問卷調查，運用灰色關聯分析法，研究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質量的關鍵因素，以便為政府部門決策提供理論參考。

一、調查基本情況

課題組于2012年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隨機抽樣問卷調查，共發放調查問卷947份，其中收回有效問卷882份，有效率為93.1%。采取直接調查方式，即以用人單位為整體，將隨機抽選的調查對象集中在一起，由調查人員現場發放調查問卷，說明調查的目的、意義、問卷填寫方式及注意問題，由被調查人現場填答問卷，當場收回問卷，整個調查在30分鐘內完成。調查的新生代農民工主要分布事業單位、建筑業、服務業、制造業，分別占18.7%、23.2%、43.6%和14.5%。其中男性占53.4%，女性占46.6%；20歲以下的占14.3%，21-30歲的占72.1%，其余為30歲以上的；小學及以下文化的占9.8%，初中、高中（高職、中專）文化的占68.6%，?？萍耙陨衔幕恼?1.7%；未婚人員占54.3%，已婚和離異人員占45.7%；務工年限在3年以下的占65.2%，3年以上的占34.8%。本次調查抽樣誤差為3.5%左右，調查結果可達到95%的置信度水平。調查內容除新生代農民工基本情況外，主要對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質量造成影響的主客觀、宏觀和微觀等方面因素進行詳細調查，共調查30項指標，每項指標設計5個選項，分別是對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影響非常大、影響較大、影響一般、影響較小、影響非常小。

二、調查結果與分析

（一）灰色關聯分析過程

灰色理論是研究部分因子不清楚、不確定的數學理論，通過確定參考數據列和若干個比較數據列的幾何形狀相似程度來判斷其聯系是否緊密，反映了曲線間的關聯程度。本研究采用里克特五點量表計分法進行統計，分別從影響非常大、影響較大、影響一般、影響較小、影響非常小依次計為5、4、3、2、1分，按不同行業調查結果加權平均，對比較數列和參考數列進行無量綱化處理，求參考數列與比較數列的灰色關聯系數ξ和灰色關聯度[3]。本文所有指標以影響非常大得分5為參考序列，以各調查指標所得的加權平均數為比較序列，運用灰色關聯分析方法求得無量綱化值和灰色關聯系數ξ，最終計算出灰色關聯度ri。

（二）結果分析

在影響新生化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質量的30項因素中，14項因素灰色關聯度大于0.6，16項因素灰色關聯度小于0.6?；疑P聯度大于0.6的14項因素依次為：經濟收入為0.912，工作時間為0.896，企業文化為0.881，社會保障為0.841，單位領導為0.795，社區供給為0.783，居住地點為0.773，單位條件為0.744，家庭負擔為0.729，社區文化為0.722，生活環境為0.703，戶籍制度為0.674，工作性質為0.623，交往對象為0.614；灰色關聯度小于0.6的16項因素分別是：婚姻狀況為0.599，社會環境為0.593，單位性質為0.590，社會地位為0.581，身體狀況為0.581，個人素質為0.573，文化程度為0.554，大眾傳媒為0.554，居住條件為0.545，個人需求為0.544，生育愿望為0.538，精神狀況為0.534，個人興趣為0.533，性別差異為0.510，年齡條件為0.500，務工年限為0.490。

根據灰色關聯理論，灰色關聯度越接近1，說明關聯程度越大。當γ=0.5時，兩因素的關聯程度大于0.6，便認為其關聯性顯著，也就是說關聯度大于0.6的因素是制約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質量的關鍵性因素。

三、結論

（一）經濟條件是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精神生活質量的首要因素

經濟收入的灰色關聯度最高為0.912，此外，與新生代農民工經濟密切相關的還有家庭負擔，灰色關聯度為0.729，排在第九位。調查結果表明：6.9%的新生代農民工月平均工資在1000元以下，48.2%的人收入在1001-2000元，34.9%的人月收入在2001-3000元，10.1%的人收入超過3000元。除去日常開支，80%的人每月能結余500-1000元，結余在1000-1500元的人數最多，結余在1500元以上的人很少。[4]新生代農民工與傳統的農民工相比，已由單純的生存需要轉向生活的需要，追求更多的精神文化消費，但由于收入不多，扣除各種生活開支外，真正用于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費很少，甚至幾乎為零，較低的經濟收入和較為沉重的家庭負擔嚴重的制約了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質量，只有在經濟條件更加寬裕的前提下，才能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有更多的消費可能，才有可能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質量，因此經濟條件是制約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質量的首要因素。

（二）工作性質直接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質量

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能夠直接影響經濟收入，包括工作性質和工作時間等，工作性質決定工作時間，工作時間影響精神文化生活，調查分析結果表明，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時間和其精神文化生活質量灰色關聯度排在第二位，為0.896。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每天工作時間比市民長2-3個小時，每天工作8小時的只占10.7%，工作9-12小時的人數最多，占82.8%，此外還有6.5%的人工作在12小時以上。新生代農民工每周能正常休息一天的占25.9%，能休息2天的占11.8%，其余的人沒有雙休日和固定休息時間。國家法定節假日21.5%的人能正常休息，57.6%的人完全不休息。新生代農民工多數從事基礎性工作，技術含量不高，繁重的體力勞動，超長的勞動時間，沒有規律的休息時間嚴重地影響了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即使有休息時間，68.1%的新生代農民工不參加文化活動，多數時間用于休息，只有3%的人參加一些文化活動[5]。

（三）企業文化決定著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質量

新生代農民工就職的單位，直接影響著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質量，與企業文化、單位效益、領導重視程度等密切相關。企業文化的灰色關聯度排在第三位，為0.881，單位領導重視程度灰色關聯度排在第五位為0.795，單位效益排在了第八位，為0.744，這三方面因素相輔相成，企業文化是經過多年的積淀形成的，企業文化不僅包含著經營理念，同時包含著對員工的管理理念，良好的企業文化會把員工看成第一位，重視員工的精神文化生活，重視調動員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積極開展有助于提高員工精神文化生活質量的各種有益活動。同時也與領導的重視程度有關、單位的經營狀況密切相關，很難想象一個經營較困難的企業能夠重視起員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四）社區服務是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質量的重要決定因素

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一般在工作之余完成，居住在單位的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與單位的環境有直接關系，相反不在單位居住的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與其居住的社區密切相關。社區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供給情況、社區的文化氛圍、社區的生活環境以及新生代農民工的居住地點、交往對象等因素都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質量的因素。社區供給和社會文化的灰色關聯度為0.783和0.722，分別排在第六位和第十位。社區是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綜合的群眾基礎機構，新生代農民工置身于城市的社區中，可以從社區獲取服務，通過參與社區活動，豐富自己的精神家園，提高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質量。

（五）國家政策是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質量的根本因素

政府在滿足和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質量中起著決定性的重要作用，社會保障和戶籍制度一直是制約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質量的關鍵性因素。社會保障的灰色關聯度排在第四位，為0.841，戶籍制度排在了第十二位，為0.674。目前，我國針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保障程度十分低，沒有構建城鄉一體的社會保障體系，沒有建立健全新生代農民工的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等方面的社會保障制度。單位為新生代農民工繳納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積極性不高，較重視新生代農民工的工傷保險的繳納以降低企業風險，據調查，單位為新生代農民工其購買養老保險、生育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的比較少，39.9%的人選擇單位沒有為其購買任何保險，只有5.8%的人選擇單位為其繳納了住房公積金。目前我國城鄉二元戶籍制度以及附加在戶籍制度上的一些現實的對新生代農民工影響較大的政策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嚴重的影響了新生代農民工城市的生活，嚴重的制約著其社會融合進程，制約了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

[1]王明學，胡祥，劉閔.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研究[J].中國青年研究，2013,1:93-99.

[2]王春光.新生代農民工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與城鄉融合關系[J].社會科學研究，2001，（3）：63-76.

[3]楊妮,馬耀峰.基于灰色關聯分析的旅游目的地感知形象評價差異研究——以江西游客為例[J].旅游論壇,2011.4(5):10-16.

[4]高玉峰，劉志飛，賀字典.新生代農民工社會保障需求調查研究[J].黨史博采（理論版），2012（7）：34-35.

[5]堵琴囡.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現狀研究——基于與老一代農民工、城市青年的比較[J].山東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3）：30-36.

高玉峰（1972—），男，河北省撫寧縣人，副教授、副研究員，碩士，主要從事社會學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本文系2013年度河北省社會科學發展研究課題民生調研專項課題“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質量調查及對策研究”成果，

201301087；2013年度河北省講師團系統立項課題“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缺失及對策研究”成果，

201337；2012年度河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河北省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合狀況調查研究”研究成果之一，項目編號：HB12SH003?！?/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