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漁洋《十種唐詩選》與《唐賢三昧集》成書之誘因——淺析康熙二十二年文酒之會

劉寶強

(廣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廣西 桂林541004;咸寧職業技術學院 人文旅游系，湖北 咸寧437100)

王漁洋(原名王士禛，號漁洋山人)在康熙二十六七年先后編纂了兩部重要的唐詩選本《十種唐詩選》與《唐賢三昧集》，兩部選本的編纂離不開康熙二十二年的那次文酒之會?？梢哉f，那次文酒之會對王士禛兩部唐詩選本的編纂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是兩部唐詩選本成書最重要的誘導因素。

王士禛自從早年編纂《神韻集》之后，一直沒有重新編訂新唐詩選本的打算，直到康熙二十二年的文酒之會。徐乾學曾在《十種唐詩選書后》回憶了那次文酒之會。當時王又旦、汪懋麟邀請陳廷敬、王士禛與徐乾學，五人聚于園亭喝酒作詩與探討詩學。大家一致認為王士禛之詩是國朝正宗，其詩風已較唐代詩風更為廣涵①。當然，由于士禛在當時已取得了詩壇盟主的地位，故士禛的詩友們對其詩歌有夸耀過度之嫌也不能免，這里不作多辯，重要的是那次文酒之會的言論對于理解王士禛兩部唐詩選本《十種唐詩選》與《唐賢三昧集》的編纂有重要意義。

王士禛弟子汪懋麟在那次文酒之會中認為:作詩不必學唐，老師王士禛論詩也采納宋、元之說。汪懋麟將唐人之詩比作梁上之肉，而將蘇軾、黃庭堅、陸游之詩比作山珍海味，有明顯的宗宋傾向。汪懋麟說老師王士禛指點學生多，學生們在詩歌創作上也不拘一格，并不只是效仿唐人詩法。王士禛學問廣博，不應用唐人來作比?而王士禛好友徐乾學則在那次文酒之會中認為:汪懋麟雖為王士禛門人，但僅僅升堂而沒有入室，并未得士禛真傳。士禛學問廣博而閎肆，海內學者都非常推崇并愿意跟隨他。士禛教人是依據人的天資，因材施教。汪懋麟只知明“前后七子”仿盛唐過度而被后代學人笑為剽竊，于是想摒棄開元、天寶時期的主流詩人的詩作風格，而尊杜甫為主②，繼尊韓愈、蘇軾和陸游三位詩人。王士禛也默許了汪懋麟這種詩學取向，這使得懋麟更堅信正確的詩學取向本應如此。然而懋麟不去思考詩之源流正變，而只取一時之性情暢快，想以好文字來達到效果，并且說老師士禛教門人都是這樣教。事實上，王士禛所著《漁洋前集》、《漁洋后集》之詩只有七言古詩風格比較接近韓愈、蘇軾，至于其余各體詩歌，寫作既認真又精到，詩歌造詣固然超越了幾千年，然而王士禛詩的體裁、格調與藝術特色并沒有廢除唐人的尺度與標準。認真讀士禛之詩便會發現，怎能冤枉士禛教門人都是尊杜、韓、蘇、陸呢?

徐乾學既指出汪懋麟不知詩之源流正變，自己當然要對詩之源流、正變作分析。徐乾學認為，凡文章有源有委有正有變，統論古今之詩，則三百篇為源，漢魏為盛，而唐以下為委。論唐詩，則貞觀、永徽為源，開元、大歷稱盛，而元和、開成以下為委，其興寄深厚、詞義古質、從容諷諭、微婉含蓄者，正也?？搪肚蛯?、傲兀豪宕者，變也。知流而不知源，是但見龍門大岯滔滔日夜，而不知導河積石、昆侖岷山之遠，知變而不知正，則如生長遠方者，不信錦為蟲食樹葉之所成矣①汪懋麟與徐乾學的以上觀點均來自［1］。。

他從理論上分析了詩之源流正變并強調了其重要性，這也給王士禛帶來了莫大的啟發?！妒N唐詩選書后》云:“先生何不仿鐘嶸《詩品》、杼山《詩式》之意論定唐人之詩，以啟示學者，即今日不須辭費。先生笑而頷之?！保?］446徐乾學建議詩壇盟主王士禛論定唐人之詩，以啟示后學。王士禛笑著點頭非常贊同徐乾學的觀點，士禛也有了新編唐詩選本重新論定唐人之詩的想法。于是在康熙二十六年便開始刪纂《十種唐詩選》、康熙二十七年開始編纂《唐賢三昧集》來重新論定唐人之詩。

學界通常認為王士禛《五七言古詩選》的編纂是因徐乾學所勸。其證據是源于蔣寅先生《王漁洋事跡征略》一書中載:“以徐乾學勸，撰《五七言古詩選》?！保?］285但蔣寅先生對此看法并未給出明確的論證，目前保留的古文獻也尚不能明確證明此點，后之學者則以訛傳訛，大都認為康熙二十二年文酒之會后，士禛因徐乾學所勸撰《五七言古詩選》。但徐乾學所勸內容只是要士禛“重新論定唐人之詩”。

《漁洋山人自撰年譜》卷下有載:“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五十歲。在成均。是歲撰五言七言古詩，姜西凕宸英序之?！保?］5087《漁洋山人自撰年譜》為王士禛本人所撰，從資料的原始可信度看是比較可靠的，故《五七言古詩選》作于康熙二十二年應無異議?！段迤哐怨旁娺x》編選與王士禛、徐乾學、汪懋麟等五人文酒之會雖然都是在康熙二十二年，但有幾點證據可以表明:《五七言古詩選》篇目的基本選訂應該略早于王士禛、徐乾學、汪懋麟等五人的那次文酒之會，而不應在那次文酒之會后。

首先，康熙二十二年的文酒之會中，徐乾學希望王士禛論定唐人之詩，而《五七言古詩選》收錄的是多朝古詩，五言古詩從漢代起到唐代止，共計17卷;七言古詩從古歌《易水》、《大風》起到元代止，共計15卷。如姜宸英《唐賢三昧集序》中認為《五七言古詩選》的目的是區別古詩與唐詩，可見該選本并未受康熙二十二年文酒之會徐乾學之論的啟發來論定唐人之詩，它的選取定篇應略早于同一年的文酒之會。

其次，《香祖筆記》卷九有載:“余初撰五言詩七言詩成，京師同人鈔寫，只有七部，即蔣京少景祁所刻陽羨本也?！保?］據蔣景祁《五七言古詩選序》末署“康熙丁丑閏三月”，康熙丁丑年即康熙三十六年，表明該序作于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五七言古詩選》撰于康熙二十二年，而從撰成到刊行間隔了十四年之久，為何《五七言古詩選》撰成比《十種唐詩選》與《唐賢三昧集》更早，刊刻卻比《十種唐詩選》與《唐賢三昧集》更晚呢?這只能表明《五七言古詩選》既不為王士禛所重，亦不為時人所重，影響和流傳也非常有限。如果王士禛撰《五七言古詩選》是受徐乾學的啟發來重新論定唐人之詩，那么士禛一定會重視《五七言古詩選》的編選，又為何久久不給予刊行，唯一的合理解釋是:《五七言古詩選》編訂略早于同一年的文酒之會，士禛自己也不太看重該選。

再次，《五言詩凡例》有載:“昔荀綽撰《五言詩美文》，其書不傳。而昭明之《選》，所錄五言詩，自漢迄齊、梁，甚具，學詩者宗焉。然其中頗雜四言，又《公讌》、《應教》諸篇，率多蕪雜?！保?］這段文字說明王士禛五言古詩編選的原因是因為對以前荀綽、昭明等其他人所選的五言詩都不太滿意，因此才編訂該選的，而不是受康熙二十二年文酒之會徐乾學之論的啟發來論定唐人之詩。這說明《五言詩》編訂略早于同一年的文酒之會。

第四，從《五言詩凡例》、《七言詩凡例》的內容來看，它們都并未如康熙二十二年文酒之會中徐乾學之論那樣詳細分析詩歌的源委、正變。王士禛該選中五言古詩上兩漢之作選錄較多，魏晉以下則選擇漸嚴，也不廢南北朝和隋朝之詩。唐代則只選陳子昂、張九齡、李白、韋應物、柳宗元五家詩，士禛認為該五家詩歌在唐代風格突出。七言古詩，士禛所宗詩人多為唐宋，如唐代杜甫、韓愈、元稹、白居易、錢起、劉禹錫，宋代蘇東坡、黃山谷、陸放翁?？梢?，該選選詩取向也是唐宋兼宗的，這與《十種唐詩選》和《唐賢三昧集》獨尊唐詩的詩學取向明顯不同。因此，該選未受徐乾學之論的影響，故成書應略早于同一年的文酒之會。

最后，王士禛《五七言古詩選》中并沒有康熙二十二年文酒之會中的其他四人(指陳廷敬、汪懋麟、徐乾學、王又旦)的序，《十種唐詩選》編選較《五七言古詩選》為晚，刊刻時王又旦、汪懋麟兩人已去世，王士禛尚且請徐乾學作序?！段迤哐怨旁娺x》如果成書于康熙二十二年文酒之會后同一年，徐、汪、陳、王四人都尚在，不請他們任何一人作序，這顯然也與理不符?？梢姟段迤哐怨旁娺x》編選應略早于同一年的文酒之會。

因此，當今學界認為王士禛撰《五七言古詩選》晚于康熙二十二年文酒之會是一種訛誤。雖然康熙二十二年文酒之會后，王士禛開始有了新編唐詩選本的想法，但他真正開始編選唐詩選本則要到54歲時?！稘O洋山人自撰年譜》卷下有載:“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五十四歲。是年取唐人殷璠、高仲武諸家之選，各加刪定，而益以韋莊《又玄》、姚鉉《文粹》，通為《唐選十集》，屬門人盛珍示、王我建較刊?！保?］5089從這段話的內容可知，《十種唐詩選》的刪選應始于康熙二十六年。而《唐賢三昧集》的編選應始于康熙二十七年，《漁洋山人自撰年譜》卷下有載:“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五十五歲……是歲，撰《唐賢三昧集》三卷?！保?］5089《唐賢三昧集》自序末署日期康熙二十七年七夕后，因此蔣寅在《王漁洋事跡征略》中云:“七月初七日后，編《唐賢三昧集》三卷告竣，自序之?！保?］341康熙三十年，王士禛請朱彝尊為《十種唐詩選》作序，但朱彝尊對士禛選宋人姚鉉之《唐文粹》提出異議并未給該選作序?？滴跞荒甏?，王士禛將《唐賢三昧集》稿寄門人盛符升，俾刻之。有姜宸英序以及盛符升、王立極跋。同年，徐乾學為《十種唐詩選》撰跋，回憶康熙二十二年七月與公及汪懋麟、陳廷敬、王又旦的文酒之會。徐乾學《十種唐詩選書后》有載:“今新城先生選定《唐賢三昧集》，又選刻十種唐詩，余疇昔昌言，可以曉然共喻，回思城南之會，荏苒遂巳十年”［1］446。這里表明新城先生(即王士禛)《十種唐詩選》、《唐賢三昧集》兩部唐詩選本的編纂從醞釀到成熟再到刊刻印行經歷了十年左右的時間。至此，《唐賢三昧集》和《十種唐詩選》才算真正完成。

在王士禛本人看來，自己真正論定唐人之詩的選本是其中年編選的《十種唐詩選》，故士禛請徐乾學為該選寫序、撰跋，徐乾學也欣然答應，作《十種唐詩選序》與《十種唐詩選書后》(均見于康熙三十一年刻本《十種唐詩選》)?！短瀑t三昧集》最初應附于《十種唐詩選》之后的理由至少有兩點:(1)通過文獻可知，與王士禛同時代的尤侗與盛符升在《十種唐詩選序》中都論及《唐賢三昧集》一選，說明《十種唐詩選》與《唐賢三昧集》二選在時人眼中關系密切，開始時應刊刻于一起。(2)《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九十四載:“《十種唐詩選十七卷》(山東巡撫采進本)，國朝王士禛編。取唐人總集八家及摘宋姚鉉《唐文粹》所載諸詩，各為刪汰……附以士禎所選《唐賢三昧集》，共為十種?！保?］四庫館臣既有“附以士禎所選《唐賢三昧集》”之語，可見四庫館臣應見過《十種唐詩選》附《唐賢三昧集》的選本。他們之所以將《唐賢三昧集》單獨抄入《四庫全書》，而將《十種唐詩選》則只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只因館臣們認為《三昧集》乃士禛生平詩學宗旨所在，去取較為精密，因此別著補錄?！端膸烊珪酚绊懢薮?，因此后世對《唐賢三昧集》一選也更為重視，并對其單獨研究，這其實是對《十種唐詩選》的一種偏見。

［1］徐乾學.十種唐詩選書后［M］∥王士禛.十種唐詩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394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2］蔣寅.王漁洋事跡征略［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3］王士禛.漁洋山人自撰年譜:卷下［M］∥袁世碩.王士禛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

［4］王士禛.香祖筆記:卷九［M］∥袁世碩.王士禛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4667.

［5］王士禛.五言詩凡例［M］∥漁洋文集:卷十四∥袁世碩.王士禛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1757.

［6］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九十四［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5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