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宣旅游翻譯的認知修辭研究

麻金星，劉 洋

(貴州大學 外國語學院，貴陽 550025)

外宣旅游翻譯的認知修辭研究

麻金星，劉 洋

(貴州大學 外國語學院，貴陽 550025)

旅游宣傳話語的核心旨在勸說，翻譯是對外旅游宣傳勸說實現的首要前提。通過對譯文受眾者認知修辭建構分析，旨在闡釋認知修辭在外宣旅游翻譯過程中的重要性:適切的譯文順應于目的語讀者的文化心理，減少他們解讀譯文的認知努力，從而快速獲取宣傳主體意欲介紹和宣傳的旅游產品信息，增強旅游文本的可讀性與交際效度。指出外宣旅游翻譯的得體性應建立在對受眾者認知修辭的建構及其適當的翻譯策略基礎之上。

外宣旅游;認知修辭;文化預設;認知語境

修辭(figure of speech or rhetoric)即修飾或調整言辭，是運用和加強語言表達效果的一種藝術手法。最新版的《現代漢語詞典》［1］對“修辭”的明確定義是:修飾文字詞句，運用各種表達方式，使語言表達得準確、鮮明而生動有力。西方修辭學鼻祖亞里士多德(Aristotle)認為，修辭效果的實現取決于三種訴求方式:理性訴求(ethos)，情感訴求(pathos)和倫理訴求(logos)。然而，人們對修辭的理解一般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修辭僅囿于日常寫作與閱讀活動中所使用的修辭格，譬如比喻、夸張、擬人、排比、反復、頂真、委婉等修辭手法;廣義的修辭就是行文中的措辭，它包括詞語的選擇、搭配、修飾和謀篇布局的整個過程。在我國，現代修辭學學科的確立是從著名修辭學家陳望道先生于1932年發表的力作《修辭發凡》算起，之后幾十年的修辭學研究成果可謂不勝枚舉。進入新世紀以來，學界不斷提倡語言研究的跨學科性:陸儉明［2］指出語言學功底在修辭研究中的重要性，強烈呼吁從語言學或其他學科視角深入研究修辭格、修辭方式的形成機制;沈家煊［3］創新地把認知語言學中“距離相似性”理論應用于詩歌修辭表達差異解讀分析，發現這些差異背后認知機制形成的重要性;熊學亮［4］介紹語篇結構中幾種有代表性的認知修辭分析方法，為今后語篇研究的人工智能化奠定了基礎;王寅［5］闡明了認知語言學在學理、內容和研究方法上與修辭學有著較大的重疊性和互補性，兩者的聯姻可為“認知修辭學”的構建提供可能。本文擬取修辭的廣義范疇，融合認知、語用學相關原則，佐以貴州對外旅游宣傳翻譯文本為研究語料，旨在探索分析旅游翻譯中受眾群體認知因子照應有助于積極構建得體的旅游話語，縮短原語內容與目的語讀者的認知距離，減少為譯文信息理解付出的心智努力，增強他們對旅游產品信息宣傳與介紹的理解效度，從而激發或說服這些受眾者采取實際行動前往目的地游歷。

1 翻譯的認知修辭觀

哈里斯(Harris)認為［6］認知修辭包括認知寫作理論、文學研究、某些當代邏輯應用于成功的交際和話語語法四方面主要內容。無論是哪一方面的內容，認知修辭學均以語法結構的知識、百科全書或世界的知識、象征的知識為基礎。作為一種言語行為，修辭是話語(包括口頭語與書面語)交際互動過程中表達者言語生成所運用的一種語言策略。它是表達方(發話者)一種積極的、有意識的言語行為。就修辭者而言，“他需要對所使用的語言有充分的認知”［7］11，因為言語的生成無不伴隨著對語言結構、詞句修飾與語境判斷的心智意識;而對于受眾者，解讀對方的言語表達信息自然會激活與調用自身認知資源。理解對方信息成功與否主要看所接觸的信息與受話者認知儲備資源匹配的額度。換言之，“話語理解過程就蘊含著一種語境直覺活動?！保?］13從語用關聯的角度上審視，話語交際中的這種編碼修辭行為與信息解碼被視為同一交際過程的兩個方面:明示與推理。明示是表達者信息意圖的傳遞階段，如何有效地傳遞(生成)信息在某種程度上取決于明示行為過程中發話者言語修辭的能力以及多大程度上對受眾者語境認知的把握維度。而此過程中解碼對方信息意圖則是受話者根據相應語境對明示行為進行非展示性的推理。同理，作為一種跨語交際形式，翻譯同樣歸屬于譯者對讀者執行言語表達的修辭行為，不同的是該種言語交際行為中的譯者扮演著雙重角色，即原語作者的讀者和目的語受眾的交際者。譯者這樣的雙重角色可視為是同一過程的兩次交際，前者屬于原語語內交際，后者為譯者與目的語受眾在譯語語內的交際［8］。

誠然，為交際成功，譯者不僅要具備原文作者理想的意向性讀者的相關認知經驗與背景知識，而且還須了解目標語文化的相關詞匯、邏輯、百科知識等認知方式。有鑒于此，孕育于翻譯過程中的修辭是翻譯主體為實現譯文信息有效傳遞而不斷選擇與修飾語言的措辭表現;“通過對語言素材的提煉，獲得更具特色地描述世界的方式，并因而成為更恰當、更具有價值的表達方式?！保?］實際修辭過程中，譯者擬以譯文受眾為核心，充分考慮他們的認知背景，通過修辭并明示更易于目標語讀者理解與接受的表達內容，進而確保譯文信息的可讀性與交際性。一言蔽之，翻譯中的認知修辭是集語言使用、信息加工與語用交際為一體的認知活動。

2 外宣旅游翻譯的認知修辭分析

旅游宣傳主要目的在于勸說，翻譯是實現旅游話語國際化的重中之重。作為加強文化軟實力手段的外宣翻譯工作對提升旅游形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宣傳主體，把要宣傳的文本資料用另一門語言進行轉述，再通過宣傳媒介作用于受眾群體。從文化角度來看，將原語翻譯為目的語不僅僅是語言符號之間在表象上的“對等”，而且在語言背后映射出使用者在文化價值、認知思維與風俗習慣等方面的差異。因此，譯文內容的適切性應該著眼于目的語受眾的認知對等，通過策略性的措辭與言語修飾、提煉來照應讀者文化預設、心理順應與認知關聯等方面的訴求。

2.1 受眾認知預設修辭

預設即預先假設的前提或條件，這種事先的定識是個人經驗與認知要素在某種程度上的存儲。1974年，羅伯特·斯多內科(Robert Stalnaker)在其專著《語義與哲學中的語用預設》強調了“預設”的語用屬性，認為預設的潛在主體是人，而不是符號表征的命題結構或言語行為［10］。為適應言語交際層面需要，預設表現出適切性與共知性兩種基本特征。在跨文化翻譯活動中，由于原語和目標語的異同，原文作者的預設不被譯語讀者共享，就會給翻譯帶來種種難題［11］。這為譯者在處理外宣旅游資料時通過言語修辭把原文作者與目的語讀者的預設實現語用等效交際提供了理據，因為“預設并不是一種單純涉及語句本身的語言現象，而是說話人的語言認知活動”［12］。請看下面例子:

(1)苗繡將魚和龍組合在一起，表明苗家人寄希望于未來:他們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生活年年有余。

譯文:By the association of embroidered pattern with fish and Chinese dragon，Miao people hope their coming generations can become more successful in the future and live a prosperous life every year.

這是一則有關松桃苗族服飾的旅游推介資料，原文作者意在宣傳苗繡常以動物圖案為臨摹對象，凸顯魚、龍是苗家人圖騰與崇拜的象征。然而各民族歷史文化淵源的差異，帶來各自特定文化意象的迥異。這種差異再現在文化認知域中所預設的意義差異。例(1)中“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文化蘊含在漢語讀者認知心理中能輕而易舉引起共鳴，但其文化預設意義在英美民族人中卻蕩然無存，甚至有可惡、恐怖之心理反應。因此，譯者翻譯時，應探究語言表層“魚、龍”所觸發的文化預設與暗含，通過意譯翻譯策略，洞悉原文的語符信息，另擇措辭與換個角度表達，順應于目的語受眾的文化心理，確保原語宣傳內容在目的語讀者心中形成認知連通。再如貴陽市黔靈公園的一則路標指示:

(2)白象山

譯文:White Elephant Mountain

語言具有預設性，交際者可根據交際需要，通過用詞或句式選擇適合于交際的表達內容，確保更好的修辭效果。目睹該路標指示牌“白象山”的語符對等直譯，我們不難看出該譯文完全忽視了“white elephant”在英美文化的預設意義，究其原因是譯者缺少這方面的跨文化意識。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對該詞的釋義是“a thing that is useless and no longer needed，although it may have cost a lot of money”［13］。試想，如果譯者事先與目的語讀者就“white elephant”享有等同的文化預設意義，這種有悖于受眾認知價值的譯文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梢?，透過語言層面所暗含的文化預設為譯者言語認知修辭表達提供了某些參考理據，因為順應于譯語讀者文化價值的譯文既能提高譯文的可讀性，又能促進旅游宣傳勸說功能的實現。針對“白象山”的翻譯，我們不妨采取音譯加直譯的方法回避其負面的文化蘊含而譯成“Baixiang Mountain”，這也印證了黃友義提出的外宣翻譯應堅持“三貼近”的翻譯原則［14］。

2.2 受眾認知語境修辭

語境是語言使用的場合，其交際價值是為交際主體話語認知意義的判斷或確定提供參考空間。斯珀伯和威爾遜(Dan Sperber＆ Wilson)［15］指出，認知語境是交際者對現有世界的一系列假設，交際之所以能完成主要歸結于雙方認知語境的互明性。本質上，翻譯就是原作者、譯者與譯語受眾在認知上的解讀與交際，處于三元關系核心地位的譯者首先借助于原語“認知語境”解讀原文，進而確保原作者欲予交際的信息意圖;其次，結合對目的語受眾“認識語境”進行估算，通過策略性的語言措辭與形式選擇，最大限度地將原作交際意圖提供給讀者。概言之，翻譯過程中的認知語境既制約著譯者對原文的理解，也約束著他對譯文修辭的表達。

(3)遵義市是中國的革命圣地，因著名的遵義會議而得名。遵義會議、四渡赤水、婁山關大捷、強渡烏江等長征經典事件，在這里留下了眾多革命遺址，組成了長征文化的宏偉篇章。

譯文:As one of the sacred places of Chinese revolution，Zunyi is famous for the Zunyi Conference，a historical meeting held in 1935 and marking a t urning point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It has also witnessed other historically classical events about Chinese Red Army like Crossing the Chishui River Four times，A Great Victory at the Loushan Pass and Forcing its Way across the Wujiang River，all of which have constituted the magnificent chapters of the Long March culture.

“外宣翻譯不僅涉及不同語系的原文、原語、譯文、譯語以及不同社會和文化背景的譯者、受眾，還涉及譯者和受眾不同的認知環境和認知能力等”［16］。上文中“遵義會議、四渡赤水、婁山關大捷、強渡烏江”均屬中國紅軍長征時在貴州遵義所創造的輝煌史實，具有典型的歷史文化背景。對于一般不熟悉中國歷史的歐美受眾來說，缺乏這樣的歷史知識的確很難喚起他們相應的認知關聯。這就需要譯者充分發揮其主體性，周全考慮原文宣傳意圖以及譯文讀者的認知語境和接受能力，在譯文中以恰當的文字修辭提供給他們最大的語境信息，減少他們的認知努力。例(3)的譯文為幫助讀者構建相應的認知參數，譯者不拘泥于原文結構表達，采用增譯、重構的處理辦法對“遵義會議”等一系列歷史事件加以修飾與調整，增強讀者語境效果。又如:

(4)在郞德，你可走近綠水青山的田園風光，更可親身體驗意味情長的苗家人禮節——攔路酒!

譯文:In Langde，you are embraced with the green hills of rural sceneries.Above all，you can have a personal experience of the road-block drinks(a traditional way of welcoming at the entrance of the v illage where Miao people ask their guests to drink off two oxhorns of rice wine，even for those who never drink wine，they must press their lips to the ox-horn before entering the village).

位于貴州黔東南州雷山縣城北的郞德上寨是對外接待最著名的苗寨之一，根據當地風俗，凡是進寨做客或旅游觀光的來賓均享有攔路飲酒的招待禮節。譯者在翻譯時，為讓譯文受眾迅速明白何為“the road-block drinks”的原文宣傳意圖，可以通過信息補償法，補充加注攔路酒是苗家人迎賓的民俗禮節，進一步充實目的語受眾認知語境，提升原語文本的交際效度，促進苗鄉旅游風情文化的有效傳播。

綜上所述，外宣旅游翻譯是一種意向性認知交際，譯者在這種交際活動中的主要任務是確保譯文信息能有效共享與交流。文化預設、語境認知的相融與關聯可以通過言語修辭手段來實現。作為一種注重于文本信息有效傳遞的修辭表現，外宣旅游翻譯要實現其勸說目的有賴于譯者構建譯文的適切性和交際性。為此，譯者要積極發揮其主體認知優勢，從宏觀修辭角度出發，在譯文信息加工與用詞修飾表達時充分考慮其受眾群體文化預設和認知語境方面的照應，促使譯文更好地順應他們特定的文化心理，減少理解譯文的認知努力，提高旅游宣傳文本的可讀性與交際效度。

［1］現代漢語詞典:第6版［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1465.

［2］陸儉明.關于漢語修辭研究的一點想法［J］.修辭學習，2008(2):5.

［3］沈家煊.談談修辭學的發展取向［J］.修辭學習，2008(2).

［4］熊學亮.語篇的認知修辭解構［J］.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3):1.

［5］王寅.基于認知語言學的“認知修辭學”:從認知語言學與修辭學的兼容、互補看認知修辭學的可行性［J］.修辭學習，2010(1).

［6］胡壯麟.認知文體學及其與相鄰學科的異同［J］.外語教學與研究，2012(2):167.

［7］陳汝東.認知修辭學［M］.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1.

［8］王建國.關聯理論與翻譯研究［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9:40.

［9］徐盛桓.修辭研究的認知視角［J］.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2008(2):2.

［10］Stalnaker R.Pragmatic Presuppositions［M］∥Munitz M，Unger P.Semantics and Philosophy.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74.

［11］蔡平.語用預設理論對翻譯方法的解釋［J］.外語學刊，2007(5).

［12］莫愛屏.語用與翻譯［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31.

［13］Hornby A S.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7版［M］.王玉章，趙翠蓮，鄒曉玲，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14］黃友義.堅持“外宣三貼近”原則，處理好外宣翻譯中的難點問題［J］.中國翻譯，2004(6):27.

［15］Sperber Dan，Wilson Deidre.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1986.

［16］劉雅峰.譯者的適應與選擇:外宣翻譯過程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24.

A Cognitive-rhetoric Approach to the C-E Translation of Tourism Publicity Materials

MA Jin-xing，LIU Y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 550025，China)

Tourism publicity discourse aims at persuasion，and its due translation serves the very basi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This article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rhetorical wording by exploring the cognitive and psychological construct of English readers.That is，appropriateness in TL texts can lessen target readers processing efforts and facilitate their cultural adaptation when exposed to the reading materials;meanwhile，it also makes the version much more readable and communicative，which，in return，ensures the communicative intention of the SL writer.Therefore the study argues that expressiveness of tourism translation rests on both cognitiverhetoric construct of English readers and some corresponding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ourism publicity;cognitive rhetoric;culture presupposition;cognitive context

H315.9

A

1009-3907(2013)01-0033-03

2012-10-26

貴州省教育廳高校人文社科規劃項目(11GH015);貴州大學人文社科青年項目(GDWQ2010026)

麻金星(1977-)，男(苗族)，貴州松桃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認知語言學、語用學及翻譯研究;劉洋(1977-)，男，貴州貴陽人，副教授，碩士，主要從事對比修辭與翻譯研究。

責任編輯:

柳 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