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文學時代的經典價值危機

王 健

(吉林大學 文學院，長春 130012)

隨著信息化文學社會的出現，經典文學時代面臨終結，一個新的“后文學時代”已經到來。后文學時代是一個由數字媒介主導的信息化的文學社會，是一個文字文化衰退、文學不再“經典”的后經典文學時代。其之所以形成，最根本的原因不是我們一再膜拜的文學經典消失了，不是當代文學的商業化摧毀了經典，也不是今天的文學成就大不如前，而是我們的社會文化閱讀方式發生了深刻轉變。由此，經典的價值和功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1 社會閱讀方式的轉變

黃浩先生認為，在后文學時代，“超量供給”的文學生活方式的形成，“使得人們必須放棄經典時代久已存在的‘神圣閱讀方式’，以一種輕松隨意的‘后閱讀方式’介入文學。文學作品在‘后文學生活方式’的消解下，已經沒有了經典作品的神圣色彩”，這種“后文學閱讀方式”，實質上“是一種精神消費活動。而且，總體上是一次性的消費”［1］。正是這種傳統上的“神圣閱讀方式”的消失，使得“這個時代沒有了經典的讀者，沒有了經典的文學環境”［2］。傳統的讀者完成了向今天的文學消費者的轉變，使社會文化閱讀方式出現了整體變化，在對文學的消費中，傳統的經典閱讀心態已經不復存在，最終導致的是經典文學時代的終結，經典自然也就成了一種奢望。

在后文學時代，由于信息新環境的要求，傳統的深度閱讀逐漸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淺閱讀;從閱讀性質而言，傳統的欣賞性閱讀逐漸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消費性閱讀;從閱讀使用的媒介而言，由于文化的“圖像轉向”，出現了文字閱讀到讀圖的轉變;從對經典的接觸方式而言，由于上述幾方面的共同轉變，使讀者逐漸遠離經典原典，取而代之的是各種“他人代讀”(關于社會文化閱讀方式轉變的論述詳見［3］)。這些閱讀形式是在共同的社會文化背景及信息新環境中出現轉變的，因此也都是相關的，處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只是切入與強調的角度有所差異。

還需注意的是，社會文化閱讀方式的轉變只是當代社會表現出來的一些比較明顯的傾向或趨勢，并不是說那些傳統閱讀形式如深度閱讀、欣賞性閱讀、文字閱讀、原典閱讀就不存在了。事實上，所有這些閱讀形式在我們的社會中仍然是共存的，而且，不同個體或同一個體在不同情境中，其閱讀形式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傮w而言，深度閱讀雖然在淺閱讀的主潮下仍然可以存在——就如我們說經典文學時代已經終結，但文學經典文本仍然可以存在一樣——但它們不再具有傳統的普遍性和權威性，而只成為一種個人選擇。

社會文化閱讀方式的轉變，在某種程度上表明長期以來被我們信奉的印刷文字文化和閱讀文化都出現了衰退，這也是經典危機最為深刻的文化背景。因為把文學作為經典，把文學創作者神化正是經典文學時代的產物。而數字閱讀時代的來臨，要求將文學的價值放到新環境中重新加以考察和確認。

2 文學經典性價值的消解

仔細考察可以發現，經典文學時代的文學經典主義(經典文學觀)是在文字本位主義和印刷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它不是文學的經典觀，而是媒介的經典觀，即它是建立在對印刷文字這種媒介的經典性認識基礎之上的。正是這種認識論的存在，使我們在一個媒介轉型時期，不能正確而有效地認識文學的社會功能與價值的轉變，從而形成了一種普遍的焦慮情緒——“經典焦慮癥”(關于“經典焦慮癥”的論述可詳見［4］)。經典焦慮的根源就在于文學經典主義，若仍然堅持傳統的“文字文獻文本”，沒有一個開放的文學觀，則不能有效地治療這種病癥。一個開放的文學觀需要我們對文學經典主義中存在的文字本位主義進行反思，并立足于今天的文學生活現狀，從媒介角度重新認識文學。

我們知道，經典文學時代的文學生活塑造了文學經典主義，再加上中國傳統的“文以載道”與“立言不朽”的傳統，使文學經典在很大程度上成為附經、載道的衍生物。那么，在文學生活資源開始變得豐裕和充足甚至出現超量供給的后文學時代，文學不再作為政治工具、教化工具(因為有其他更為適合的方式)，不再承擔過多的歷史重負之后，籠罩在經典身上的神圣光暈被歷史回收之后，文學經典的經典性價值又如何成為可能?

文學的經典性價值很大程度上來源于文學的權威性。米勒說:“在西方，文學曾獲得這樣那樣的權威性?！晕膶W的權威性’來行動、決定、判斷，并不會顯得荒唐?！保?］在中國也大抵如此。在過去，文學從表現形式而言，它什么都不是，但在實際生活中，它又什么都是。它是人類精神導師，生活的指導者，道德的楷模，能規范人類的生活，是最好的思想家(盡管很多文學家的思想都很成問題)，它還是政治家、法官、立法者，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因此，文學總是顯得崇高、高尚，是人類心靈史的記錄。這種“權威性”在我們的社會中還帶有很大的隱蔽性，因為“文化資本的傳遞和獲取的社會條件，比經濟資本具有更多的偽裝，因此文化資本預先就作為象征資本而起作用，即人們并不承認文化資本是一種資本，而只承認它是一種合法的能力，只認為它是一種能得到社會承認(也許是誤認)的權威”［6］。

的確，在過去的經典文學時代，文學確實是作為一種令人“高山仰止”的存在物而存在的。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即使承認文學存在這種“權威性”，它也并不是天然的，而最起碼是需要通過對文學作品的閱讀才能產生的。米勒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到:“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文學被賦予了極大的權威性，但是盡管這種權威性仍然被或明或暗地承認著，比如媒體，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它卻再也發揮不了那么大的作用了，這—點任何一位坦誠的觀察者都不會懷疑。如果書籍只是躺在書架上，那么它們的權威性就只是潛在的，它們只有被閱讀才能真正發揮作用?！保?］28接受主義美學的創始人姚斯，也從讀者接受的角度揭示了文學的影響力是需要通過與文本的接觸才能產生的，他說:“與政治事件相比，文學事件沒有那種存在于自身中而使下一代無可逃遁的必然結果，文學事件只是在那些隨之而來或對之再次發生反響的情況下——假如有些讀者要再次欣賞這過去的作品，或有些作者力圖模仿、超越或反對這部作品——才能持續地發生影響?！保?］

而今天文學的影響力已開始衰微，不然“經典問題”就不會成為學界的熱點問題。黃浩先生說:“人類社會進入‘后文學社會’之后，絕對經典時代里曾經長期存在的‘經典權威’現象，在此時已經被基本‘消解’完畢了。在‘后文學’的條件下，在社會‘重新闡釋’的需要里，在人們不再‘尊重’和‘信仰’經典的態度面前，經典作品的‘傳統’經典價值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懷疑。歷史上產生的那些從不允許懷疑、從不允許‘調戲’的‘偉大’的人類經典，突然就‘變’小了。當我們看到‘三國’‘西游’被用來‘水煮’和‘大話’的時候，當我們在那些‘經典’重拍中看到許多‘不忠于原著’‘不忠于歷史’的荒唐的歷史化現象的時候——就會發現原本是意義絕對、價值絕對和權威絕對的絕對經典，忽然成為了意義相對、價值相對和權威相對的相對經典現象了?！保?］

對于文學的社會影響力的衰微，米勒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說:“不管我們多么希望情況不是如此，但事實是，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中，文學在舊式意義上的作用越來越小?！簧鷱氖碌穆殬I日益失去其重要性無疑令人痛苦，但必須面對事實?！保?0］確實如此，因為我們畢竟都是在一個識文斷字的文化中成長并接受良好的文學教育的。這也許是我們不得不接受的文學宿命。

米勒在另一個地方還從今天各種電子與數字新媒介的普及與發展的角度談到了這個問題:“越來越少的人受到文學閱讀的決定性影響。收音機、電視、電影、流行音樂，還有現在的因特網，在塑造人們的信仰和價值觀以及用虛幻的世界填補人們的心靈和情感的空缺方面，正在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這些年來，正是這些虛擬的現實在誘導人們的情感、行為和價值判斷方面發揮著最大的述行效能，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世界?！保?］29一度由小說提供的文化功能，現在已經日益轉由電影、流行音樂和電腦游戲來加以提供。正因為它們具有相同的功能，因此，過去的讀者就很容易愛上這些電子新媒介并轉變成這些電子媒介的讀者、聽眾、觀眾。

3 文學經典的傳統功能的喪失

在這個時代，正如丹托所言，“觀眾感興趣的是他們時代的藝術，而不是學習欣賞過去的大師的杰作”［11］。因為就文學生活來說，其資源一部分來自于自己時代的創作，另一部分來自于歷史提供的文學遺產。歷史上的文學經典雖然繼續存在，但顯然已經失去了在其自身時代所擁有的規范、指導及認識社會的功能。

在漫長的農業時代，社會在本質上都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動，中國封建時代的改朝換代歷來都只不過是奴才們換了個新主子而已，這導致社會結構相對穩定，變化緩慢，人們往往又是依靠經驗傳承來認識社會的。這意味著上一個朝代的文學經典對下一個朝代的人而言也是一筆寶貴的經驗，即文學經典能在較長時間段內保持其規范、指導及認識社會的有效性，這反過來又決定了經典會在較長時間內通過不斷地閱讀、闡釋而加強其經典地位。

但在一個信息化的社會中，這些傳統經典顯然已經失去了傳統意義上的功能，只能滿足當今讀者的純粹閱讀需求，卻無法滿足他們諸如深刻認識時代變化、規范人生之類的需求，恐怕也不如那些能使讀者對自己時代有更深了解的作品，哪怕這些作品是被經典文學鄙視的商業化文學、新媒體文學。也許從這個角度出發，可以回答卡爾維諾提出來的那個疑問:“為什么要讀經典作品，而不是讀那些使我們對自己的時代有更深了解的作品?”［12］

雖然文學經典文本還會繼續存在，但只能成為一種個人選擇，而不再具有普遍的社會意義了。若讓今天的年輕人來回答“什么是經典”這個問題，你得到的答案可能是電影或是網絡游戲。

顯然，文學的經典性價值在今天這個多元化的信息時代已經不復存在，或者說不再受到社會的重視，有激進者甚至宣言:“在這個時代，如果說傳統意義上的經典還有什么價值，那就是用來制造笑料，博人一樂?！保?3］

［1］黃浩.走進“后文學時代”:一個歷史結構主義者給21世紀文學所作的注解［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3(2):123.

［2］黃浩.文學的面孔:正在變得模糊起來……:對“后文學時代”文學的歷史思索［J］.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1):15.

［3］王健.“經典焦慮癥”透視:“后文學”視野中的經典問題研究［D］.吉林大學文學院，2010.

［4］王健，劉素敏.后文學時代的“經典焦慮癥”［J］.大連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1):128-132.

［5］希利斯·米勒.文學死了嗎［M］.秦立彥，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122.

［6］包亞明.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錄［M］.包亞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6.

［7］J·希利斯·米勒.論文學的權威性［C］∥易曉明.土著與數碼沖浪者:米勒中國演講集.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8］姚斯.走向接受美學［C］∥H·R·姚斯，R·C·霍拉勃.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周寧，金元浦，譯.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27.

［9］黃浩.文學經典主義批判的歷史理由:就經典文學問題答趙建國先生［N］.文藝報，2006-07-04(2).

［10］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對文學研究的影響［J］.王逢振，編譯.文學評論，1997(4):75.

［11］阿瑟·C·丹托.藝術的終結之后:當代藝術與歷史的界限［M］.王春辰，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中文版序言7.

［12］卡爾維諾.為什么要讀經典作品?［N］.黃燦然，譯.華夏時報，2002-02-25(15).

［13］季廣茂.經典的由來與命運［C］∥童慶炳，陶東風.文學經典的建構、解構和重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