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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方域研究述評

2013-08-15 00:50明月熙
長春大學學報 2013年1期
關鍵詞:侯方域商丘樹林

明月熙

(貴州大學 人文學院,貴陽 550025)

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河南歸德府(商丘)人,是明末“復社四公子”之一,在明末清初的士林中頗具影響力和號召力。侯方域在有明一代,雖科試不利,未入仕途,卻多次以生員身份參加復社后期的政治活動,其父兄等親人亦深陷朝內黨爭,故其37年的短暫人生,完整地經歷了明清鼎革的政治風云與歷史變遷。在入清后,侯方域與魏禧、汪琬并稱為“清初散文三大家”,但因其所撰《四憶堂詩集》和《壯悔堂文集》中含有濃厚勝國遺民的情懷及反清復明的思想而在乾隆時期遭到毀禁,而世人對于侯方域文學作品的關注也就此逐漸沉寂。

由于曾經參加順治八年鄉試、獻計剿滅榆園軍,世人對侯方域的“變節”行為頗多詬病,再加上《桃花扇》藝術形象的深入人心,從上世紀初到80年代,學界對于侯方域的研究極為薄弱。特別是在60年代,戲劇《桃花扇》的屢次改編和演出,更是引發了人們對于侯方域道德批判的熱潮。這種帶有階級批判意味和政治宣傳作用的議論,不僅忽略了文學批評的客觀性和真實性,對于侯方域的生平概況、思想心態、詩文創作等內容更是難以進行深入研究和公正評價。80年代以后,隨著清人別集的整理出版,文化批評逐漸脫離了政治色彩,回歸文學本身,對于歷史人物的研究和對其詩文作品的探討也漸趨細化。而王樹林、何法周整理的《侯方域集校箋》[1]、《侯方域詩集校箋》[2]的相繼問世,學界對侯方域的關注也逐漸增加,很多單篇論文陸續發表。就研究現狀而言,主要集中在對其生平事跡和作品流傳的考訂辨正,人格心態的深入發掘及其詩文創作的考察評述等三個方面。

1 生平考辨與作品整理

目前,王樹林、扈耕田等前輩學者在這一方面有較重要的研究成果。王樹林[3]較早對侯方域生平事跡進行細致研究,考證了侯方域參加雪苑社的時間、南京應試及返里的時間,還對侯方域遭遇的黨禍及順治八年的鄉試問題提出新見。而扈耕田《侯方域反閹黨阮大鋮事跡考實》[4]則考證了侯方域是否參與起草《留都防亂公揭》以及觀劇罵座兩起事件,推定侯氏并未直接參與公揭起草,但對公揭發布起了重要作用,而觀劇罵座一事,則與其無關。之后扈耕田[5]又就王樹林《侯方域集校箋》中的未盡之處提出不同看法,認為侯氏詩文系年與年譜均存有值得商榷之處,詳細考證了侯方域重修雪苑社及末年南游歸里的時間,并重新闡釋了“壯悔”含義,認為這是侯氏晚年對人生的反省與感悟,并非前人所說因參加鄉試而壯年有悔。此外,扈耕田[6]還對雪苑社是否加入復社進行了考辨,從而確證了雪苑社為復社的北方分社。沈潛[7]也細致地考察了侯方域與雪苑諸子的交游和詩文唱酬等問題。李金松、殷金明的《侯方域〈與阮光祿書〉寫作時間辨》[8]則根據周亮工《賴古堂集》中的《與吳冠五》一文,另參考侯方域前后期創作風格的差異,考證了《與阮光祿書》應作于阮大鋮死后,否定了作于崇禎“癸未”年間的舊說,文章論點新穎,但論證過程不夠嚴密。

此外,王樹林《侯方域著述版本考》[9]、《略談侯方域著作的散佚問題》等文對侯氏著作各種版本的流傳、優劣及作品的散佚情況作了較為細致的考察。謝桂榮、吳玲《侯方域年譜簡編》[10]在前人所撰的侯方域傳記和年譜的基礎上,結合侯方域各個時期的重要詩文,對其一生經歷作了詳細的梳理,兼具了年譜與詩文系年的功能,這對以后的研究提供了較為可靠的依據,該年譜又收錄于《侯方域集校箋》附錄中。另外,王雨霖[11]通過再三比對《江漢文集》與《壯悔堂文集》二書的具體篇章、名目、內容,發現鈔本有大量篡改、刪除和筆誤等問題,認為《江漢文集》實為后人篡改《壯悔堂文集》的偽書。王雨霖認為該書作偽的意圖不僅是因為《壯悔堂文集》在乾隆年間曾遭毀禁,改頭換面后便于推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迎合當時收藏家和書商獵奇屯寶的心理,從而牟利。王雨霖雖未發掘出《壯悔堂文集》更完整的善本,但其考證工作不僅辨偽存真,確定了《江漢文集》的偽書性質,避免將書中作品張冠李戴,錯誤使用,同時還指出《壯悔堂文集》在傳播和接受過程中存在的可能性,對于考察在乾隆時期遭毀禁后遺漏或增加的作品很有幫助。

2 心態辨析與人格評價

卞孝萱先生《侯方域與壯悔堂》[12]一文可謂是這類論文的開山之作。文章通過對侯方域詩文文本的考證分析,以及結合他當時所處的歷史環境,揭示了侯方域入清后所承受的精神壓力以及“悔”、“憶”心態的復雜內涵。這明顯可以看出學界研究側重的轉向,不再只是單純的考證或是賞析,而引入了社會文化心理分析,關注侯方域這類士大夫的心靈困境和人格精神。

侯方域參加順治八年鄉試一事,世人往往褒貶不一。王凱符[13]認為侯氏參加鄉試是被迫無奈之舉,他從侯方域生平行事剖析其內在的愛國精神與民族氣節,并且對60年代的道德批判熱潮進行反駁。另外,張永芳的《試論侯方域》[14],何法周、謝桂榮的《侯方域生平思想考辨——論侯方域的“變節”問題》[15],夏維中的《侯方域晚年心境考略》[16]和王樹林的《侯方域民族氣節重議》[17]等文也對侯氏持理解和同情態度。其中王樹林的觀點較有代表性。他認為,侯方域在晚明一直科試不利,僅為一介布衣,因此他參加清廷科試,并不存在“變節”的道德背叛。況且當時侯氏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為保全父親而被迫應舉,以未完卷的方式拒絕與清朝合作,之后不到3年即抑郁而死。王樹林先生認為,不能囿于封建道德的標準,以“忠君”、忠于一姓王朝、大漢族主義等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作為審視古人的尺度,也不能將上世紀普遍采用的政治立場和階級分析的方法來評定前人的道德屬性。

但扈耕田《侯方域晚年心態與順治八年鄉試》[18]、黃玉琰《侯方域的早期人格精神》[19]認為侯方域參加順治八年鄉試是自愿行為,而非被迫。扈文認為,侯方域晚年盡管在仕與隱、明與清之間猶豫不定、矛盾痛苦,但從他重作制藝,為張存仁謀劃剿滅榆園軍以及侯氏結交大量清廷商丘地方官吏等事情來看,已具有明顯的出仕意圖。黃文則主要探討了侯方域的家世對其性格的影響,侯氏家族與東林黨的淵源對其政治人格的熏陶,家學、師承對其文化人格的培養等問題,從而深入探尋侯方域早期人格精神的形成動因。

3 對侯方域文學創作的研究

許多學者都注意到了易代之痛給侯方域等士人帶來精神層面、社會環境與文化生活等方面的變化,而侯方域的文學創作,尤以散文前后風格差異較大。其中鄒自振《侯方域散文論》[20]、《論清初散文大家侯方域》[21]、王凱符《論侯方域的文章特色》[22]、謝軍寬《侯方域和他的詩文創作》[23]、侯迎華《論侯方域散文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與影響》[24]等論文,均認為侯方域的散文創作受《史記》筆法及唐宋八大家文風的影響,具有“以小說為古文辭”的特點,是典型的“才人之文”,反映了明清之際融傳奇筆法于古文寫作的風氣;另外,侯氏以其創作實踐糾正了前后七子的擬古流弊,為改革晚明以來的浮靡文風與開辟清代散文的發展方向奠定了基礎。

王凱符[22]的論述較為全面,認為《壯悔堂集》盡棄前作,主要收錄其后10年的作品,說明侯氏在散文創作與文論觀點上存在前后期的差異,他反對前后七子盲目追慕秦漢的做法,認為應以唐宋八大家為門徑,進而“跨史漢而趨先秦”,較明代的唐宋派更為開闊。文章總結了侯氏散文的特點:“指畫當時”,積極關心政治民生;馳而不漫、肆而能斂的藝術風格;描寫的形象性,繼承中國傳統史傳風格。同時也指出侯氏散文存在“語不遒,氣不深”的缺陷,并批評侯氏由于出身貴族公子,即使積極關注社會民生,也有較強的階級局限性,甚至對農民起義有著深刻仇恨。王凱符的這一評價具有普遍性,就筆者目前所見論文而言,大部分都有類似的帶著明顯時代性和階級分析烙印的觀點。

侯迎華[25]則專門闡述了侯方域的散文理論,認為其文論主要圍繞著才氣、法度展開,強調作文應“運骨于氣”、“才與法合”,其次應注意具體描寫和對細節的精心刻畫,以此表情達意。此外,他還就侯氏的傳記文進行了專門論述[26],他認為其傳記文篇制凝練短小、人物形象深刻豐滿,明顯具有小說家的筆法與技巧。羅玲誼[27]則認為侯方域傳記文中不僅具有明顯的“小說氣”特征,還注重了寫作題材的現實性和社會教化作用,她認為這種創作特點與明清之際的社會文化狀況及其自身的政治追求有密切關系。牟利鋒[28]則從侯方域的家世、閱歷極其公子性情、名士風流、遺民心態等方面考察了其策論、傳記及志士之文。

張云龍《清初散文三家研究》[29]一書對侯方域的散文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厘清了侯氏散文在清代的影響及其文學地位的升降。該書首先就商丘文化對于侯氏家族及侯方域個人文學素養的熏陶、侯氏順治八年鄉試等內容進行了細致考察,通過對他應舉時的策論,與清朝地方官員的交往及態度,特別是他晚期詩文所表現的思想傾向等進行綜合分析,闡明其應試不得已的苦衷,避免作出簡單化的結論。其次,對其生平歷程進行簡要梳理,考察他與復社、雪苑社諸生的交游,重點關注順治二年前后侯方域個性、心境的巨大差異以及文風的相應變化。最后,對侯方域的散文作品進行微觀研究,指出其策論、奏議的主要特點是講大局、重大略、尚實用,不拘泥于瑣屑之談,在明末提出拯救危亡之策,在清初則提出治國大略,但往往由于過度追求表達氣勢的雄渾而忽略了對問題的周詳分析。張云龍還就侯方域在復古問題上的態度進行了詳細分析,認為他既反對公安派、竟陵派鄙棄古人,一直孤行,又反對前后七子剽竊模擬,流于偽體,較以往的古文家更強調藝術想象和創作才情在古文創作中的結合,注重激情、想象及自由抒寫。

相較于對侯方域散文創作的關注,學界對其詩歌的研究略顯沉寂。王樹林《侯方域詩論的主旨及源流正變觀》[30]認為,侯方域的詩論主張以風雅之道為宗旨,以盛唐杜詩為典范。他不僅在好友賈開宗、徐作肅等人的影響下,對于詩歌的發展流變形成了獨立和系統的認識,還批判性地接受和吸收了幾社成員,如陳子龍、夏允彝、李雯等人的詩歌理論和創作實踐。之后,王樹林、吉素芬[31]還分析了侯方域的詩歌理論,認為其詩論強調現實生活對詩人思想感情、詩歌創作的決定作用,以“感遇為詩”、“感遇而申懷”為創作根源,并注重以格調、神韻、境界、章法等藝術技巧來表現詩人的思想感情。何法周[32]則認為,侯方域早年詩歌是文人社友之間的酬唱和應制之作,后期他圍繞歸隱和懷念、興復故國的主旋律創作了大量扣人心弦的詩歌,在詩歌理論方面則大力倡導《詩經》和杜甫以來的現實主義精神。黃玉琰[33]則從主題取向、藝術特征和四憶堂詩的接受及意義三個方面具體闡述了侯方域為詩心境與詩作風格,明亡前集中感嘆時局艱危、抨擊權奸誤國、哀憫民生窘困,入清后則多亡國之痛、摯友之思,其詩追步少陵寄興特點,又不失創作個性。

4 文學綜論

王樹林的《略論侯方域的文學歷程》[34]對侯方域的文學創作進行了分期研究:崇禎十二年以前少年狂放,散文騁才使氣,多駢儷之作,詩食古待化,但俊逸雄渾;崇禎十二年至清順治二年是侯方域政治生涯的高峰,文學創作也逐漸成熟;順治二年至十一年離世,侯方域潛心詩文創作,建立了個人的文學理論,其詩歌更趨近社會現實,反映了明亡后的個人生活和思想歷程。袁春艷[35]將田野考察與文本細讀兩種方法相結合,從多元文化視角重新闡釋“悔”與“憶”的內涵,認為其人生是憶與悔交織的一生。陸草《論商丘詩派》[36]首次將侯方域置于文學流派的角度來解讀,以侯生為首的商丘文人群體,即當時人所謂之“歸德派”。王惠敏《清代商丘家族文學著述考》[37]則將地域文化與家族文學結合起來研究,以侯方域、宋犖等為重點考察對象,對清代河南商丘的侯氏、宋氏、葉氏、陳氏、高氏五大家族數代人的著述情況進行了梳理,反映其門弟家傳的痕跡和家族著述的特點。這類結合地域文化與群體作家派別的角度為漸入瓶頸的古代文學研究開拓了新的思路和關注領域。

目前從文化角度對侯方域的關注較少,王樹林《侯方域與戲曲——豫東戲劇溯源之一》[38]考察了侯方域對明、清之際豫東戲劇的繁榮做出的貢獻。侯氏除了對戲曲理論頗有見解之外,還與戲劇界有著廣泛接觸和交往,并精心組織和親自指導了一個昆曲戲班,而這個侯氏家班對崇禎末年、順治中期商丘當地昆劇的兩次勃興都起到了較大的促進作用。黃玉琰[39]則將侯方域置于整個明末清初的江南歷史文化環境中去考察,把江南繁榮的歌伎文化與帝國的歷史興廢軌跡結合起來,力圖還原一個兼具政治豪情與名士風流的侯方域。

綜上所述,目前學界對侯方域的研究主要從生平辨正與作品整理,人格心態,詩文述評等三方面著手,但由于長期以來的政治偏見,影響了對侯方域在文學史上的準確定位。而諸如侯方域在明末黨爭中所持的態度,造成其人生選擇背后深層次的文化心理,以及侯方域這類易代漢族知識分子普遍具有的社會文化心態等內容,更是關注不夠。因此,應該如何理性地去認識、解讀與評價古人,解讀那些曾經發生過又都被歪曲、隱藏和誤讀的史實,吾輩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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