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富煤省區資源開發與經濟發展績效

李世祥 馬海燕 成金華

(1.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公共管理學院，湖北武漢430074;2.中國地質大學(武漢)經濟管理學院，湖北武漢430074)

中國是世界煤炭資源大國，煤炭儲量占世界的比重為13.3%，僅次于美國(27.6%)和俄羅斯(18.2%)，居世界第三位。然而，中國90%以上的煤炭儲量主要分布在西北部等內陸地區。其中，“三西”地區(山西、陜西、內蒙古西部)煤炭儲量占全國60%之多。山西、內蒙古、新疆、陜西、貴州、河南、安徽、山東、黑龍江、云南、河北、甘肅、四川、寧夏、遼寧等15個富煤省區，聚集了全國95.85%的煤炭儲量，生產了全國90%的煤炭。作為國家的重要能源基地，這15個富煤省區為國家的煤炭供應、能源安全保障和經濟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據此，這里引出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在西部大開發的背景下，煤炭富集區域的資源開發一方面保障了國家能源安全，但另一方面是否促進了區域經濟發展?現實中可以觀察到的是，富煤省區主要位于中西部地區，其經濟發展水平與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具有較大差距，“富饒的貧困”現象非常普遍［1］。既然富煤區域沒有從大規模的資源開發中獲得經濟發展的動力，從而實現良性發展和較高的經濟績效，那么這種資源開發模式本身是有問題的，資源的不合理開發利用終將損害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能力和國家能源安全的保障能力。因此，當前需要進一步研究的是，富煤省區的長期資源開發是否對其經濟發展績效具有不利影響，以及資源詛咒是否真的困擾著資源豐富區域的經濟發展。目前的相關研究主要基于全國層面的省級數據或城市數據，采用計量方法，對“資源詛咒”假說進行驗證，但得出的結論并非完全一致。這可能與模型選擇、變量選取或樣本采集的差異有關。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基于國內15個富煤省區1995－2010年的投入產出面板數據，利用Malmquist指數法實證測算這些地區的環境全要素生產率，并考察其經濟績效的變動趨勢。

1 理論回顧

煤炭等自然資源是經濟增長的物質基礎，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資源詛咒假說的研究逐漸興起［2］。自然資源對經濟發展形成詛咒的傳導途徑大致有以下幾種:一是生產要素向采礦業過度集中，對制造業造成了擠出效應，使資源富集地區易患上“荷蘭病”;二是資源開采滋生腐敗行為，這往往導致生產要素配置扭曲;三是資源開發占用的生產要素擠出了教育和創新等影響增長的關鍵因素;四是資源開采帶來的利益分配不均衡常常引發國內不同族群之間的沖突;五是資源開發可能會阻礙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有研究甚至指出，獨裁者可以利用資源租金收買政治上的潛在反對者，而這將使得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健全舉步維艱［3］。當然，并非所有資源富裕的地區都會受到上述詛咒，其效應與該國初始的制度稟賦有密切關系，如澳大利亞、加拿大、挪威等國，其初始制度比較健全，其資源詛咒效應相對較小，甚至會帶來資源紅利。還有學者基于全球135個發展中國家1995－2007年的面板數據，運用動態面板系統廣義矩陣方法，估計中國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資源進口需求是否引發了欠發達國家資源詛咒的問題，其研究結論并不支持“資源詛咒”假說［4］。

近年來，國內一些學者基于地區數據和回歸計量模型，實證研究區域資源開發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研究結論大多認為中國區域層面確實存在著資源詛咒效應［5－7］。關于資源詛咒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機制，這些研究一般認為制度的弱化以及對資源型產業的依賴是主要原因，資源開發往往導致對其他部門生產性要素的擠出，制約地區人力資本和科技創新投入，從而引發制造業衰退。當然，也有一些研究認為，國內地區資源詛咒效應不一定存在。例如，有研究發現，在1985－2005年，中國存在資源詛咒現象，但當考察1995－2005年的子樣本時，資源詛咒的現象消失了，并將此歸因于1993年底開始的針對石油等能源產品的價格雙軌制改革［8］。在研究過程中，若控制住海港距離、政府干預等因素后，資源詛咒在中國并不明顯，與其說是資源造成了各地區經濟發展的迥異，不如說是政府干預和其他因素導致的?，F有文獻之所以傾向于得出資源詛咒假說的結論，主要原因在于采用地區采掘業占當地的工業總產值比重，或者職工收入比重，或者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等指標來衡量資源稟賦，而這些處理方法可能存在“內生性”的問題。當以人均概念衡量自然資源豐裕程度時，自然資源的豐裕程度與經濟增長之間并無顯著的負向聯系，資源詛咒假說在中國城市層面上不成立。因此，國內區域層面是否存在資源詛咒效應，還是一個富有爭議的問題。

與現有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體現出3個方面的特點:①將研究樣本集中在煤炭富集區域，即國內15個富煤省區。煤炭是中國的主體能源，煤炭資源開發為區域經濟增長和國家能源供給做出了重要的貢獻。②將煤炭資源開發內生于區域經濟發展之中，認為煤炭資源開發對地區固定資產投資、人力資本投入、產業布局具有內生性的影響，即煤炭資源大規模開發與這些地區經濟發展的績效之間具有內生性關系。③基于投入產出和經濟效率測度理論，利用Malmquist指數法計算環境全要素生產率，以考察煤炭富集區域的經濟績效。因此，這里提出以下兩個基本研究假設:假說Ⅰ，從時間趨勢看，若研究區域的全要素增長率指數沒有明顯的增長，則資源詛咒效應存在;假說Ⅱ，從區域比較看，若資源豐裕度相對較高地區的全要素增長率指數小于資源豐裕度相對較低的地區，則資源詛咒效應存在。

2 研究方法與模型

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是反映經濟增長質量的重要指標，可以用來測度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績效。TFP最早由美國經濟學家索洛(Solow)提出，是指各要素(如資本和勞動等)投入之外的技術進步和資源配置能力等導致的產出增加，是剔除要素投入貢獻后所得到的殘差，故又稱為“索羅余值”。

文獻中對傳統全要素生產率的度量只基于資本和勞動要素，很少考慮到與可持續發展息息相關的能源和環境因素。為了體現能源資源在現代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近年來的文獻通常把能源作為一種與資本、勞動相類似的獨立生產要素納入生產函數。而如何將環境因素納入到全要素生產率的核算中，目前的文獻涉及兩類方法:一種是將污染排放作為投入要素，不過是未支付的投入，與資本和勞動投入一起引入生產函數;另一種則是將污染看作非期望產出，與期望產出(比如GDP)一起引入生產過程，利用方向性距離函數對其進行分析。

與一些研究者的方法［9］一致，本研究采用將二氧化碳排放看作投入要素的第一類處理方法，用以構造納入環境要素的全要素生產率。關于生產函數的構成，假定國內各省的經濟活動可以概念化為一種產出即生產總值(GDP)、四種投入(即資本K、勞動L、能源E、二氧化碳排放C)的生產技術。雖然個別企業可以通過增加污染排放來提高其凈產出，但是累積的排放物會通過降低經濟系統、社會系統與自然資源系統之間的協調性，從而給其他經濟主體帶來負外部性，降低整體產出。

對于面板數據，基于數據包絡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的Malmquist指數法，是對全要素生產率指數進行測算和分解的一種非參數模型。該指數最早由曼奎斯特(Malmquist)于1953年作為一種消費指數提出，之后被卡夫斯(Caves)等人應用于生產率變化的度量。Fre等構造了基于產出的Malmuqist生產率變化指數［10］。與傳統的增長會計法相比，利用Malmquist指數法度量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具有兩方面的優勢:一是無需要素價格信息和經濟均衡假設，從而避免了較強的理論假設約束;二是可以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分解為效率變化與技術進步率兩部分，從而提供更全面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信息。

進一步，可以得到第j個省任意兩個時期t1，t2(t2＞t1)之間環境全要素生產率的幾何平均增長率(RMj)、效率的幾何平均增長率(REFj)和技術進步的幾何平均增長率(RTPj):

3 樣本、數據及結果討論

3.1 樣本、變量與數據

綜合考慮煤炭資源儲量和煤炭產量兩個指標，從全國各省選出山西、內蒙古、新疆、陜西、貴州、河南、安徽、山東、黑龍江、云南、河北、甘肅、四川、寧夏、遼寧共15個富煤省區作為研究樣本(見表1)，其中四川省的數據合并了重慶市的數據。樣本區間為1995－2010年。因此，該研究樣本是一個包含15個地區、時間跨度為15年、具有較大信息容量的面板數據。

投入變量包括資本(K)、勞動(L)、能源(E)和二氧化碳(C)，產出變量(y)用GDP表示?？紤]到投入轉化為產出的時滯效應，借助于多元回歸，確定時滯期為1年。文中所用的相關數據來源于各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中國工業能源交通50年統計資料匯編1949－1999》以及各省(市、區)統計年鑒。

資本存量的估算采用“永續盤存法”，計算公式為:Kit=Kit－1(1 － δit)+Iit，其中 i指第 i個省，t指第 t年，Kit代表經定基價格指數平減后的第i個省第t年的資本存量，Iit代表第 i個省第 t年的投資，δ代表折舊率［11］。

能源投入使用各省每年的能源消耗量來表示，已經折算成標準煤。對于各省GDP數據，采用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將其換算成1978年價數據。

表1 15個富煤省區煤炭基礎儲量、產量及其占全國的比重Tab.1 Basic reserve，production and its share of total country for 15 coal-rich provinces in China

以煤炭、原油和天然氣這三種一次能源為基準來核算國內各省的CO2排放量［13］。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提供的參考方法，CO2排放量估算公式如下:

其中，C代表估算的 CO2排放量(單位為萬 t)，i=1，2，3分別代表三種一次能源(煤炭、原油和天然氣)，E代表能源消費量。NCV為2007年《中國能源統計年鑒》附錄4提供的中國三種一次能源的平均低位發熱量(IPCC也稱為凈發熱值)。CEF為IPCC(2006)溫室氣體清單提供的碳排放系數，其中煤炭的碳排放系數可以通過煙煤和無煙煤碳排放系數的加權平均值(80%和20%)來計算。COF為碳氧化因子(通常煤炭可設定為0.99，原油和天然氣為1)。44和12分別為CO2和碳的分子量。原煤的折標系數為0.714 3，原油為1.428 6，天然氣為1.33。

3.2 結果與討論

首先通過求解優化問題得到相應的距離值，然后利用公式(2)給出15省1995－2010各年的環境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指數、效率變化指數和技術進步率指數，并利用公式(5)－(7)給出環境全要素生產率、效率和技術進步的幾何平均增長率。煤炭富集區域的環境全要素生產率測算結果見表2。

3.2.1 對假說Ⅰ的驗證

假說Ⅰ主要考察煤炭富集區域的經濟發展績效是否隨著時間而得到改進。這里，從以下3個方面來分析和驗證假說Ⅰ。

首先，從地區年度均值看，煤炭富集區域的環境全要素生產率每年都比上一年增長5%－10%。這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煤炭富集區域的經濟績效一直處于提升之中，提高的幅度在5%以上。

其次，除了極個別年份接近1外，15個富煤省區中有14個省的環境全要素生產率指數都是大于1的，這些省包括河北、山西、內蒙古、遼寧、黑龍江、安徽、山東、河南、貴州、云南、陜西、甘肅、寧夏、新疆。四川省除了2005－2006年為0.754外，其他年份絕大多數時候都大于1。這表明，整體而言，1995－2010年期間15個富煤省區的經濟績效基本上都得到了持續改進。

再次，以1995年為基期進行觀察，發現各省的環境全要素增長率在1995－2010年期間幾乎都處于上升趨勢(見表3)。截止2010年，15個省的累計環境全要素生產率指數都在1.5以上，部分省份的值達到3或5以上，地區平均值達到2.5。這說明，經過15年來的經濟發展和積累，煤炭富集區域的經濟績效普遍有較大程度的提高。

綜上，1995－2010年期間15個煤炭富集地區的經濟發展績效得到了明顯改進。因此，假說Ⅰ并不成立。

3.2.2 對假說Ⅱ的驗證

假說Ⅱ主要從地區比較的角度，考察資源豐裕度相對較高地區的環境全要素增長率指數是否小于資源豐裕度相對較低地區。

1995－2010年15 個富煤省區環境全要素生產率指數的變動，雖有一致性但也有明顯差異性。從表3可以看出，2010年內蒙古、山西的累計環境全要素生產率指數上升幅度最大，數值分別達到5或6左右;新疆、寧夏、遼寧、陜西、貴州、山東、甘肅、黑龍江、安徽等大部分省區的環境全要素生產率指數累計值在2－3之間;而四川、云南、河南、河北的環境全要素生產率指數累計值在1.5－1.9之間。有趣的是，位于較高績效層次的內蒙古和山西的資源豐裕度最高，山西和內蒙古的煤炭資源儲量和煤炭產量

分別位居全國第一和第二。位于中等績效層次的新疆、陜西、貴州、安徽、山東、黑龍江的資源豐裕度也較高，其中新疆、陜西、貴州的煤炭資源儲量分別居全國第三、第四和第五位，陜西的煤炭產量位居全國第三。處于較低績效層次的云南、河北、四川的資源豐裕度本來就處于15省的后半段。

表3 1995－2010年15個富煤省區環境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Tab.3 Rate of environmental total-factor productivity of 15 coal-rich provinces in 1995 －2010

整體而言，資源豐裕度較高地區的環境全要素生產率指數高于資源豐裕度較低的地區，也即煤炭資源豐富地區和煤炭高產量地區的經濟發展績效并沒有受到資源詛咒效應的影響。因此，假說Ⅱ也不成立。

3.2.3 富煤區域經濟績效提升的因素

根據Malmquist指數法，將環境全要素生產率指數分解為技術進步率指數和效率變化指數，以便窺探煤炭富集區域經濟績效增長的源泉。從圖1可以看出，1995－2010年間，技術進步指數與環境全要素生產率指數之間的變化軌跡較為接近，都處于明顯的上升趨勢，且二者之間的距離相對較近;而效率變化指數卻一直處于平緩的穩定狀態，幾乎沒有什么變化，且與環境全要素生產率指數之間的距離相對較遠。這表明煤炭富集區域的環境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主要是由技術進步引起的，效率貢獻非常有限。富煤省區的資源優化配置與利用方面的效率還存在較大的改進空間。

圖1 1995－2010年煤炭富集區域平均環境全要素生產率指數分解Fig.1 Decomposition of average environmental total-factor productivity of coal-rich regions in 1995－2010

4 結論及政策含義

為了考察國內富煤省區的長期資源開發是否對其經濟發展績效具有不利影響，以及資源詛咒是否真的困擾著資源豐富區域的經濟發展，本文將研究樣本集中在山西、內蒙等15個富煤省區，并基于兩個基本理論假定:①富煤地區煤炭資源大規模開發與這些地區經濟發展的績效之間具有內生性關系;②基于投入產出分析的環境全要素生產率能夠代表經濟發展績效。通過采集15個富煤省區1995－2010年的投入產出面板數據，利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法，計算各地區的環境全要素生產率指數及其分解指數，得到了以下一些有趣的發現:從地區年度均值看，煤炭富集區域的環境全要素生產率每年都比上一年增長5%－10%;分地區和分年份看，除了極個別年份接近1外，15個富煤省區中有14個省的環境全要素生產率指數都大于1;若以1995年為基期，截止2010年，15個省的累計環境全要素生產率指數都在1.5以上，部分省份的值達到3或5以上，地區平均值達到2.5;從環境全要素生產率指數的分解來看，1995－2010年間，技術進步指數與環境全要素生產率指數之間的變化軌跡較為接近，都處于明顯的上升趨勢，而效率變化指數卻一直處于平緩的穩定狀態。

這些發現表明:1995－2010年期間，15個煤炭富集地區的環境全要素生產率指數具有明顯的增長，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績效并沒有隨時間而惡化，相反其績效明顯得到了持續提高;在樣本期間，資源豐裕度較高地區的環境全要素生產率指數高于資源豐裕度較低的地區，也即煤炭資源豐富地區和煤炭高產量地區的經濟發展績效并沒有受到資源詛咒效應的影響;煤炭富集區域的環境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主要是由技術進步引起的，資源優化配置與利用方面的效率提升雖對全要素增長率具有一定貢獻，但還存在較大的改進空間?？傊?，本文所選取的研究樣本并不支持資源詛咒假說，也即煤炭富集區域的大規模資源開發并沒有對區域經濟發展造成制肘，反而有利于提升這些區域的經濟發展績效。

上述結論蘊含著重要的政策含義:富煤省區應重視資源開發對于區域經濟發展的積極意義，應通過制定科學合理的資源開發利用戰略和加大科技投入，進一步提升區域經濟績效;各省應計算本區域內資本、勞動、能源以及碳排放規模之間的最優比例關系，制定出科學合理的碳排放計劃;應進一步重視要素價格機制改革，促使生產要素自由流動與最優化利用。

(編輯:李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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