潤格，到底怎么算

文/五岳散人

自古以來，作者名氣就是影響書畫價格的重要因素之一?！陡淮荷骄訄D》是“元四家”之首黃公望的代表作，因此被稱為“中國十大名畫之一”。這幅作品在元代以后成為歷史巨作，影響明清六百多年的繪畫主流。順治年間收藏家吳洪裕得到此卷，愛不釋手，臨終下令火殉。雖經搶救卻燒成兩段，前段現由浙江省博物館收藏，后段則收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揚州西方庵新立的一塊石碑，在當地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在這塊碑上，畫家鄭板橋別出心裁地公布了自己字畫的收費標準：“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現銀則中心喜樂，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賒欠尤為賴賬?！?/p>

這是一個徹底的市場主義者的宣言。在有著數千年儒學傳統的封建國度，這不啻一聲平地驚雷。鄭板橋將長期籠罩在藝術市場上酸溜溜的腐臭氣息掃蕩一空。

作者名氣

早在唐朝，作者名氣就是影響書畫價格的重要因素之一。書法家王羲之，由于唐太宗李世民的推崇，其“書圣”地位在唐初就確定了下來。正是王羲之的知名度，決定了其作品的價格。

唐朝收藏鑒賞家張懷瓘，寫了一篇有關書法估價的著作，名叫《書估》。據《書估》載：“大王草書字直一百，五字乃敵一行行書，三行行書敵一行真書?！睆垜循徳凇稌馈分羞€提到，尚書鐘紹京愛好收藏，曾“不惜大費，破產求書”，花了數百萬貫錢，僅購得5幅王羲之的行書，而買不到其正楷一字。由此不難想象王羲之的書法在唐代價格之高。

王羲之書價雖高，在唐代卻并非首屈一指。張懷瓘在《書估》中估價古代書法，以王羲之為標準，分為上、中、下“三估”：篆書、籀文為上估，鐘繇和張芝的法書為中估，王羲之和王獻之父子的作品則為下估?？梢?，鐘繇、張芝等人作品的市場價位在王羲之之上。

與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不同，這幅作于南宋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雖然是無名畫家的作品，但因作品題材特殊，賦色妍麗，人物衣紋線條柔勁流暢，仍是一幅難得的南宋佛教繪畫精品。

不只是書法，唐朝的名家畫作也是價格不菲。初唐畫家閻立本受群僧禮聘作《醉道圖》，聘金達數十萬錢之高；唐文宗時，何陽從事李涿曾以“州縣圖三，及絹三十疋”從保壽寺寺僧處購得張萱所繪《石橋圖》；晚唐畫家周昉為郭子儀的女婿趙縱畫像，獲酬金“錦彩數百段”；白居易晚年時，請著名畫工杜宗敬“繪西方世界一部，費錢三萬”。

此后，歷朝歷代無不追求名家作品。據明文震亨《長物志·書畫價》載：“書價以正書為標準，如右軍草書一百字，乃抵一行行書，三行行書，敵一行正書；至于《樂毅》《黃庭》《書贊》《告誓》，但得成篇，不可記以字數?！睋堵狅L樓書畫記》載：明人書畫一般幾十兩，但董其昌、文徵明、仇英、周之冕達100兩。清人書畫以“四王”潤格為最，王時敏、王鑒幾十兩，王石谷、王原祁100兩。

今天，藝術市場上屢創拍賣紀錄的齊白石、張大千、徐悲鴻、傅抱石、吳冠中等，無一不是近百年來的大師巨匠?？梢哉f，正是由于名家作品的市場價值較為穩定，人們才把它們當做保值增值的投資之一。早在唐朝，就有人將收得的虞永興《與圓機書》剪開按字數出售：“‘卿’一字得麻一斗，‘鶴口’兩字得銅硯一枚，‘房村’兩字得芋千頭?！蹦闱?，古人比今人懂市場多了!

時間遠近

張懷瓘著《書估》是在天寶十三年（754年）。93年之后，張彥遠在撰寫《歷代名畫記》卷二《論名價品第》時，接著張懷瓘的話題繼續探討了歷代名畫的估價問題。與張懷瓘相比，張彥遠更重“時間”。這是因為書法于東晉王羲之便達高峰，后人高山仰止；畫則諸代發展，無一家可做萬世模范，書畫估價自然就有所不同了。

張彥遠認為，“書畫道殊，不可渾詰”。書法作品可以以字為單位拆分為若干個單元來出售，而繪畫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只能以“幅”數來計算。所以古人購畫，“不限于大小幅”。今人作畫恨不得占滿全廳，購畫也似乎越大越顯氣派，真是可笑至極。

排除“量”的因素后，張彥遠按照時間順序，將漢魏以降至初唐“俗之所知”的歷代名家繪畫，分為“上古”、“中古”、“下古”和“近代”四個階段。即漢魏三國為上古，晉宋為中古，齊、梁、北齊、后魏、陳、后周為下古，隋及唐初只能算為近代之價。其中，上古畫價高于中古，中古高于下古，下古又高于近代。

張彥遠說，上古之跡已不可具見，倘若還有留存下來的，則為“有國有家之重寶”，是無法論價的；中古畫家中，如顧愷之、陸探微，藝術成就為“世之所重，人間切要”，其價可齊上古；下古中的張僧繇、楊子華，畫價可齊中古；隋朝畫家董伯仁、展子虔、楊契丹、鄭法士等，畫價可齊下古；而唐代本朝畫家尉遲乙僧、吳道子、閻立本，年代雖近，但由于名氣大，畫價可齊中古。

中國繪畫的畫法，是集幾千年來的技法技巧，具有深厚的筆墨文化內涵的程式規范。不具備相當的文化修養，不掌握扎實的筆墨技法，就無法創作出具有文化內涵的作品?！妒萝鴪D》（上圖）是唐伯虎為友人陳事茗所作，畫家別出心裁地將“事茗”二字融入畫中的五言詩中：“日長何所事，茗碗自賞持。料得南窗下，清風滿鬃絲?！摈諝埖摹渡n翠凌天圖》（下圖），用筆放縱灑脫，令人嘆為觀止。

這就是說，時間越古的作品越值錢，越有收藏價值。到了明朝，當時的晉唐名跡價格一直很高，如王羲之《瞻近帖》，大小不過一尺見方，售價就達2000兩銀子。與之相比，明代書家的書法作品的價位就太低了。較高的如祝允明、王寵等人的單件作品也不過20兩銀子。就連當時名動宇內的董其昌，其書法價格也不高。他曾經想以“書素綾百幅、黃金箑二百”換取《淳化閣帖》（時價大約1000兩銀子），居然被拒絕了。明人唐志契《繪事微言》記載，五代山水畫家荊浩一幅畫賣得200兩銀。那當時畫家的畫作市場行情如何呢？唐伯虎、董其昌等大家的書畫作品也只有二三十兩。

到了清朝，書畫行情亦是如此。王維的名作《江山雪霽卷》售價為一千三百金；倪云林的一幅山水，估一百二十金；無名氏古人作《漢宮春曉圖》索價只二十金，《海螺圖》更低，“割愛售去，得銀十兩”。相比之下，當朝畫家的畫價就十分可憐了。鄭板橋乃一代名士，也僅自定畫價為“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鄭板橋尚且如此，專門畫驢的楊良也就只配“一驢換牛肉一斛”了。

今天，明代時就是天價的王羲之、懷素和米芾的書法，依然還是保持“天價”。2002年，米芾的《研山銘》以2999萬元拍賣成功。2010年，王羲之的《平安帖》最終以3.08億元拍出。2010年，黃庭堅的書法長卷《砥柱銘》以4.368億元成交，創下了中國藝術品拍賣的世界紀錄。這說明，時間遠近自古以來就是影響畫價的重要因素之一。

實際上，藝術作品越古越貴，也就是說同一作品的價格應呈上升趨勢。今天，我們由藏于上海博物館的一卷宋高宗臨本《真草〈千字文〉》的卷后題跋中可以看出，這幀卷子在明萬歷七年(1579年)為大收藏家項元汴購得，價錢是“五百金”。53年后，即崇禎五年（1632年），韓逢禧買得此卷時，已值“一千金”，漲了100%。又過5年，即崇禎十年（1637年），李永昌再從韓家購得，價格雖然仍維持在一千金，但要外搭宣德爐兩座。

作品質量

張懷瓘在作《書估》時，為“取世人易解，遂以王羲之為標準”。但張懷瑾又明確指出，王羲之草、行、真書價值截然不等，目的即為糾正世人“但以王書為最，真、草一概，略無差殊”的膚淺之見。

這就是說，一幅作品的價位，除了看作者名氣、時間遠近，還得看作品質量。王羲之書法價位比較昂貴，其名作價格更為不菲。張懷瓘在《書估》中說：“至如《樂毅》《黃庭》《太師箴》《畫贊》《累表》《告誓》等，但得成篇，即為國寶，不可計以字數?；蚯Щ蛉f，唯鑒別之精粗也?！?/p>

作為王羲之的代表作、被稱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序》，價格之高更是幾于“天價”。據唐何延之所撰《蘭亭記》記述，太宗在房玄齡的建議下派蕭翼設計巧賺《蘭亭序》后，房玄齡因舉薦有功，得賞錦彩千段，蕭翼也擢拜為員外郎加入五品，并賜“銀瓶一、金鏤瓶一、瑪瑙碗一，并實以珠。內廄良馬兩疋，兼寶裝鞍轡。莊宅各一區”。唐太宗對辯才和尚也未治罪，反而賜其“錦三千段，谷三千石”。李冗在《獨異志》中說唐太宗得到《蘭亭序》后，“爵賞之外，別費億萬”。這些爵賞、花費雖不是《蘭亭序》的直接交易價格，卻是其價格的間接體現。

在《書估》中，張懷瓘更是以王羲之和其兒子王獻之的價格為例，說明了作品質量的重要性。王羲之和其兒子王獻之，兩人的作品風格各有特色，“子為神駿，父得靈和”，王獻之的作品還有“驚奇”的審美效果。但為什么王獻之作品的市場價位比父親王羲之略低一些呢？按照張懷瓘的說法，是因為王獻之的作品“時有敗累，不顧疵瑕”，還有用筆上的缺點。兩人雖都列為一等，但高低之別是明顯的，“故減于右軍行書之價”。

同張懷瓘評判書價的標準一樣，張彥遠也尤其強調書畫質量在定價中的重要性。如“張顛以善草得名，楷隸未必為人所寶”，然而張彥遠說他曾見過張顛所作小楷，水準相當于樂毅、虞世南、褚遂良之輩；“韋鴟以畫馬得名，人物未必為人所貴”，張彥遠評價其所見韋酶畫人物，可以與顧愷之、陸探微相比擬。對此，張彥遠總結道：“中品藝人有合作之時，可齊上品藝人；上品藝人當未遇之日，偶落中品。唯下品雖有合作，不得廁于上品?！币磺Ф嗄旰蟮慕裉?，我們依然在犯唐朝人只重名頭而忽略作品質量的錯誤。

書畫作品中，凡是藝術水準較高的傳世作品，無論是社會變遷或歷史演變，其藝術屬性始終是第一位的，是永恒不變的。王原祁《仿王蒙〈夏日山居圖〉》的畫風近似王蒙深秀細密之特點，布局繁復緊湊。此作成于畫家53歲之時，為其仿王蒙系列中極精之品。

市場供求

總體來說，在古代藝術市場，年代遠近、作者名氣及作品質量基本決定了一幅書畫的價格。但在交易的過程中，作品的價格還受到交易雙方主觀因素的影響。

李綽《尚書故實》所記《清夜游西園圖》的三次交易，間隔時間并不太長，按理作品價值不會發生太大變化，但交易額卻為絹數匹、三百匹，錢三百不等。差別如此之大，也正源于交易者對該作的好尚不同。正如張彥遠所說：“好之，則貴于金玉；不好，則賤于瓦礫。要之在人，豈可言價？”

明代著名收藏家項元汴，愛在所藏書畫上記下價錢、加蓋印章。在其藏品中，仇英的《漢宮春曉圖》價值兩百金，而文徵明的《袁安臥雪圖》僅16兩，唐寅的《畫嵩山十景冊》僅24兩。但到了后來，仇英在“明四家”中排在沈周、文徵明、唐寅之后列最末，且是四人中唯一沒有在《明史》有傳的。人們有理由懷疑，仇英畫作是項元汴一手炒作起來的。

最后讓我們回到鄭板橋身上。話說鄭板橋筆榜發布后，前來求字畫者門庭若市。當時江西有位張真人，受乾隆召見進京，揚州的富商爭著要逢迎拍馬。有位富商想玩點高雅的，就請鄭板橋為其寫副對聯。由于對聯尺寸太大，鄭板橋索價一千兩，富商討價還價為五百兩。哪知鄭板橋寫了“龍虎山中真宰相”的上聯后就不肯寫下聯了，并說道：“原索一千金，君應五百金，所以只書上聯一頁?！鄙倘酥缓萌鐢捣钌?，他才寫了“麒麟閣上活神仙”的下聯。鄭板橋真不愧為一代宗師，其賣畫的能力也是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