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轉移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擠出還是擠入效應——基于動態面板模型的GMM分析

■徐綠敏

一、引言

政府支付給居民的社會保障支出、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以及價格補貼、財政貼息和稅收豁免等，構成了政府對居民的轉移支出。對于農村居民而言，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農村養老保險、農村義務教育、農村低保、購買家電價格補貼、農村災害救濟、貧困救助、化肥農藥補貼、農機具補貼、蘋果套袋補貼等一系列的保障政策和支農惠農政策都構成了政府對農村居民的轉移支出。政府轉移支出的增加，直接影響了居民消費。這種影響可以是推動居民消費的增加，也可以是帶來居民消費的減少，它取決于擠入和擠出這兩種力量的權衡。擠入效應(Crowding-in-Effect)是指財政轉移支出或財政民生福利投入的增加，能夠提振消費，財政支出帶來互補配套的居民消費支出。例如:家電下鄉補貼支出促進了農村居民家電消費支出和電力消費的增加。擠出效應(Crowding-Out-Effect)是指財政轉移支出的增加或財政提供的公共品數量上升時，居民用于購買公共品的消費支出減少了，政府開支替代了居民公共品開支。例如:農村醫療保險降低了農村居民看病支出，減少了居民總消費。

為順應“新工科建設”新目標，我國高校對現有工科專業進行了改革，以加快培養當前產業急需人才。大學計算機基礎課程作為所有工科專業必修的通識性課程，需以新工科建設為契機，積極推進相關教學改革，以培養能夠適應這一歷史機遇與使命的高素質創新應用型人才。

在“民生財政”的指導思想下，中央和各級政府對“三農問題”越來越重視，財政支出結構不斷調整和優化，并逐漸向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領域傾斜，特別是農村居民生活條件的改善。政府對農村居民養老、醫療、教育等方面的轉移支出不斷增加，政府對農村居民人均轉移性支出從2001年的61.53元上升到2010年的317.04元，增長了5.15倍。人均生活消費支出也不斷增長，從2001年的1741.08元上升到2010年的4381.82元，增長了2.52倍。

政府逐年加大轉移支出的投入力度，在良好的初衷下，政府轉移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是明顯還是微弱，是否達到了啟動農村居民消費和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的目的，是本文關注的問題。

二、研究綜述

國內外學者對于政府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到底是擠出還是擠入的研究由來已久。理論方面，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后，主張政府干預經濟的凱恩斯主義理論興起。傳統的凱恩斯主義理論提出乘數—加速數原理，認為政府擴大財政支出能數倍地帶來對民間需求和國民經濟的增加。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引發滯脹后，反對政府干預的自由主義又重新興盛，其認為政府增加開支將導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將引起私人投資和消費的縮減，從而產生“擠出效應”。

實證研究方面，Bailey假設公共提供的商品和服務相當于θ(0＜θ＜1)單位的私人消費，由此構建了包含政府支出的消費需求函數，得出政府消費對居民消費有替代的結論。Kormendi和Aschauer使用長期收入決定模型對美國的數據進行了研究，Tsung-wu Ho利用亞太經合組織24個工業國面板數據作相關研究，均發現政府支出對居民消費存在明顯的擠出效應。而Karras用多國面板數據研究了居民消費與政府支出的關系，發現政府支出并不會導致對居民消費的擠出，相反居民消費反而很有可能被擠入。Shclarek(2004)研究表明，政府消費對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居民消費都有擠入作用。

在國內，胡書東用現值漢密爾頓 (Hamilton)函數求解了家庭最優選擇問題，并依此構建模型，利用1950—2000年的相關時間序列數據得出了政府支出對居民消費有擠入作用的結論。王宏利將財政支出分為經濟建設支出、社會文教支出、國防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和其他支出進行研究，認為無論是長期還是短期經濟建設支出對居民消費都是擠出的，教育文化支出及行政管理支出則是擠入的。楚爾鳴、魯旭構建動態面板模型，對1998—2005年居民消費與財政支出的相關面板數據進行分析，得出經濟建設支出和行政支出擠出了居民消費，社會文教支出擠入了居民消費。李曉嘉對基于居民消費與政府支出關系的動態面板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發現改革開放以來民生支出對我國居民消費具有明顯的擠入作用，同時其政策效應存在著地區和城鄉差異。

在這里，我們利用STATA 11.0對面板數據分別用兩步差分矩估計和兩步系統矩估計方法進行回歸，并做相關的Sargan檢驗、AR(1)、AR(2)檢驗，估計結果如下:

三、實證分析

(一)理論框架

本文運用西方經典的消費理論來構建模型。消費函數這一概念最先由英國經濟學家J.M.凱恩斯提出。他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936)一書中提出:總消費是總收入的函數。這一思想用線性函數形式表示為:

Ct= α +βYtt=1，2，…，T

凱恩斯將消費分為“自發消費”和“引致消費”。自發消費α是收入為0時舉債或動用過去的儲蓄也必須要有的最基本的生活消費。引致消費是指受收入因素和邊際消費傾向影響所形成的消費，即:βYt，其中β為邊際消費傾向。凱恩斯消費函數僅僅以收入來解釋消費，被稱為絕對收入假說，也由此形成了消費函數最簡單的形式。同樣由于這一假說過于簡單粗略，用于預測時誤差較大。

在凱恩斯提出絕對收入消費函數以后，1949年美國經濟學家杜森貝里在《收入、儲蓄和消費者行為理論》中提出相對收入消費理論，這一理論認為消費習慣和消費者周圍的消費水平決定消費者的消費，當期消費是相對地被決定。消費行為存在著棘輪效應，即:消費會隨著自己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增加消費是容易的;當收入減少時，因以往的消費水平所形成的消費習慣使得消費具有慣性，降低消費水平就有一定的難度，消費者幾乎會繼續在原有的消費水平上進行消費。

從表2可以看出，存在亞健康狀況的學生中肺器官能量阻滯與能量不足的現象普遍存在.能量不足的人中男生10人，女生16人，占亞健康總人數的52%;能量阻滯的人中男生2人，女生11人，占亞健康總人數的22%；能量不足者要多于能量阻滯者.肺器官能量不均衡則講話有氣無力,容易感冒,易產生肺氣不足、短氣咳嗽等現象.

教師端主要是活動的審核和活動開始和結束的時候發起定位信息的功能。學生在活動報名之后，教師可以在線審核活動，支持單個審核和批量審核，審核通過之后，在活動開始的時候，需要教師在活動現場發起一個定位，然后學生通過學生端進行活動簽到，根據教師定位的經緯度信息和學生定位的經緯度信息是否在一個范圍內判斷活動是否簽到成功。在活動結束的時候，教師需要在教師端再次發起一次定位，根據教師定位的經緯度信息和學生定位的經緯度信息是否在一個范圍內判斷活動是否簽退成功，否則視為學生活動未簽退。教師端功能圖如圖2所示。

根據這一理論假設，Duesenberry消費函數可近似地簡化為下式:

第二，對數農村居民人均非政府轉移收入lnGOVit對當期農村居民消費影響較大，彈性為50% ～60%，即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每增加1個百分點會帶來消費增加0.5—0.6個百分點。這說明，目前而言，農民增收為拉動農村消費的關鍵所在。

上表中差分GMM和系統GMM中AR(1)和AR(2)的P值反映出，在5%的置信度下，殘差序列的差分雖然存在一階序列相關，但不存在二階序列相關。由Sargan檢驗得到的 P值0.6704和0.9197可知，工具變量的選擇是合理的，不存在過度識別問題。聯合顯著性Wald檢驗的P值說明模型總體上是非常顯著的。

(二)模型構建

依據以上理論梳理，我們總結出當期收入和消費慣性為影響消費的主要因素。消費者的收入可以分為工資、經營、財產收入和來自于政府和其他組織的轉移收入。為了便于分析，我們將政府轉移收入歸為一類，另一類就是非政府轉移收入。由此，我們構建動態面板模型:

其中，t=1，2，…，T i=1，2，…，n

模型中i代表不同的省市，t代表年份。Cit表示t期農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GOVit是t期政府對農民的人均轉移支出，NGOVit是t期農民非政府轉移收入(包括生產經營、工資、財產等收入等非政府轉移收入)，αit是常數項，μit為隨機擾動項。我們對模型中各變量取對數，一方面可以平滑數據以減輕異方差所帶來的影響，另一方面可以賦予模型中各變量系數“彈性”的經濟學意義以便于分析，其中β表示前期消費每提高一個百分點，當期消費會提高β個百分點;同理γ表示當期政府對農村居民的轉移支出，每提高一個百分點，當期消費會提高γ個百分點。如果γ＞0表示政府當期轉移支出對居民消費產生了擠入作用，帶來了居民消費的增加;γ ＜0表示政府當期轉移支出對居民消費產生了擠出作用;γ=0表現為統計上的不顯著，意味著政府轉移支出與居民消費無關。

(三)估計與檢驗

本文采用的數據是2001—2010年我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農村居民消費與政府轉移支出的相關面板數據，數據來源為《中國統計年鑒》，相關統計特征如下:

表1

動態面板模型中，因變量的滯后項作為解釋變量可能引起解釋變量與隨機誤差項的相關性和解釋變量的內生性問題。另一方面可能會導致誤差項存在移動平均過程。因此，傳統地依靠帶有固定效應或隨機效應模型的OLS回歸，會造成估計系數有偏(Biased)。Arellano＆Bond給出了差分矩估計法 (DIF GMM)，采用t-2期前的因變量的滯后項作為因變量一階差分滯后項的工具變量，得到一致且更為有效的估計結果。另一種有效方法是系統矩估計法(SYSGMM)，它由Arellano＆Bover和Blundell＆Bond提出，該方法增加了因變量的一階差分的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在有限樣本下比差分GMM估計的偏差更小，有效性更高。

3.2 詞表。詞表(Wordlist)屬于語料庫索引工具的基本功能。它可根據研究要求由詞表工具自動排列，如以形符或類符在語篇中出現的頻率高低列出，或根據其字母順序進行排列。

第三，對數政府人均轉移性支出lnGOVit對農村居民消費沒有明顯的相關性，僅為3.6%～5.5%。這主要是因為目前財政支出中針對農村居民的轉移性支出規模很小，再加上通貨膨脹預期和不確定收入前景的制約，導致目前轉移支出對拉動我國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并不大。

綜合以上研究可以發現，國內外學者對政府總支出以及分類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分類支出研究大都關注于財政支出按用途的分類方法，即分為經濟建設支出、行政支出、社會文教支出等。而對于另一種分類方法，按照財政支出是否得到等價補償，分為購買支出和轉移支出，以及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很少涉及。結合近幾年來國家大力支持農業發展、提高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政策，研究政府轉移支出與農村居民消費之間的關系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表2

本課程教學內容的選取打破了傳統的選取模式，原則上以培養基本護理能力選取內容；以培養護理職業素質選取內容；以培養學生可持續發展能力選取內容。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第一，農村居民人均消費的對數滯后項lnCit-1對基期消費的影響作用較大，DIF-GMM和SYS-GMM回歸得到的彈性系數均為40%左右，說明我國農村居民消費具有明顯的慣性特征。

Ct= α +βYt+γCt-1t=1，2，…，T

由于動態面板模型估計中使用了大量的工具變量，這樣就存在工具變量是否有效的問題。針對此問題，Arellano and Bover(1995)和Blundell and Bond(1998)提出使用Sargan檢驗對工具變量的有效性進行檢驗。其原假設是:過度識別約束是有效的。如果不能拒絕原假設，則系統GMM估計中選擇的工具變量是有效的。另外，他們使用AR檢驗來判斷隨機誤差項 (μit)是否存在序列相關性。其原假設是:μit不存在序列相關性。在原假設下，經過差分變換后的殘差一定會產生一階序列相關性，但是，如果不存在二階序列相關性，則可判斷原假設成立，即μit不存在序列相關性。聯合顯著性Wald檢驗用于檢驗模型總體上是否顯著的。

因此，政府轉移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的擠入效應大于擠出效應，總體上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增加起到了推動作用，但目前這種推動作用還比較微弱。究其原因，在于政府對農村的各項保障和補貼制度仍然不完善，還不能降低農民對未來“大額剛性支出需求”的預期，因此邊際消費傾向較高。政府今后應進一步加大農村教育、醫療、養老保險等方面的民生轉移性支出，具體而言，筆者給出如下政策建議:

高潮一邊接電話，一邊嗯嗯啊啊地應承著，心中卻盤算，萬一他們到了這里，到各家媒體展開危機公關，自己這個皮包網站的菜包子面目豈不露餡了？萬一他們知道“焦點調查”是非法網站后反咬一口，向新聞出版管理機關舉報，向公安系統的互聯網監管部門報案，自己面臨的很可能是鋃鐺入獄的結局。真的是夢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啊。這樣一想，高潮心底陡添了許多不安和煩惱，連自己跟齊眉說了些什么，怎樣跟齊眉結束通話的，都忘了個一干二凈。

加大對新型農村養老保險的支持力度，調整補貼方式結構。目前我國政府補貼在新農?；鹬械谋壤?，需要進一步加大財政扶持力度。政府財政補貼能有效地激發農民參與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積極性，促進新農保的普及。在定額補貼的條件下，參保農民獲得固定金額的政府補貼;在浮動補貼的情況下，參保農民多繳多補，少繳少補。在新農保試點初期，考慮到政府財力有限，為了擴大新農保的覆蓋面，可以以定額補貼為主，浮動補貼為輔;隨著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國家財力不斷增強，為提高保障水平，可以以浮動補貼為主，定額補貼為輔。

通常高職高專學校的檢測設備不多，特別是精密測量設備，一般一種類型的測量設備不超過2臺。在進行機械產品測量實訓時，任課教師根據某一測量項目（如光學計測量軸頸），讓學生分組進行實訓實驗，這樣就會導致只有幾個學生在進行測量操作，其他大部分同學在旁邊無事可做，其結果一是一部分同學沒有真正完成測量操作，抄襲測量數據；二是學生實際操作時間有限，很難熟練掌握檢測儀器的操作，使得測量數據不準確。

增加和規范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投入。目前我國農村義務教育普遍存在投入不足的問題，農村義務教育保障水平偏低、辦學條件較差、教學質量不高等問題突出。因而要求在“以縣為主”的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下，縣級政府負起主要責任，省、市級財政給以充分支持，以保證農村教育財政支出的增長速度高于國家財政支出的增長速度，盡快改善農村辦學條件，加強學校教學設施、宿舍、食堂等方面的建設，提高教師待遇。要規范財政支付的方式，加大財力性轉移支付支持農村義務教育的力度，增強轉移支付的透明度，杜絕擠占挪用義務教育經費的現象，并通過法律和政策規定使教育經費保障制度化、長期化。

以水質檢測中17項設備為標準;其中主要包含了:萬分之一天平、濁度儀、PH酸度計、離子計、電導儀、分光光度計、紫外可見光分光光度計、火焰原子吸收儀、原子吸收儀(火焰石墨爐一體)、原子熒光儀、離子色譜儀、氣相色譜儀、液相色譜儀、低本底α、β放射性測定儀、熒光顯微鏡、高壓蒸汽滅菌器以及培養箱。在所調查的7家疾病預防控制機構中,其中有6家機構儀器均未達到要求。

提高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財政補助水平。面對農村居民的醫療消費需求和醫藥費用逐步增長的實際，新農合財政補助水平與農民實際需求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缺口，新農合“基本覆蓋”的目標還沒有實現，要達到“城鄉統一”的水平還需要一個長期過程，因而有必要通過優化轉移支付制度調節地區之間的財力差距，加大中央財政對中西部地區和省級財政對貧困縣、鄉新農合的投入，從而保證農村醫療保障水平的地區均等化。另外，還需要建立新農合穩定的籌資增長機制，提高保障水平，并加強新農合基金籌資、運行、管理過程中的監管，彌補監管漏洞。

通過上述政府轉移支出可以為農村居民構建強有力的社會安全網，提高農村居民生活福利水平，降低農村居民預防性儲蓄需求，最終有利于促進農村居民消費需求的穩定增長。

[1]Arellano and Bond.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tion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1，(58).

[2]Tsung-wuHo.The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Private Consumption:a Panel Integration Analysis.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1，(10).

[3]Kormend，i Roger C.Government Debts，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Private Sector Behavior.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3， Vo.l73，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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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書東.中國財政支出和民間消費需求之間的關系[J].中國社會科學，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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