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與重審：新世紀以來的《女神》研究*

王玉春 胡博雅

（大連理工大學 人文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4）

帶著“初創即是高峰”的藝術魄力，《女神》自1921年8月5日由上海泰東圖書局初版發行以來一直是讀者、批評者關注的焦點，同時也是郭沫若文學作品中被閱讀最多、研究最多的文本。上世紀末，《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1998年）與《公正評價郭沫若》（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兩書相繼出版，在學界引起強烈反響，使新世紀伊始的郭沫若研究在爭鳴、反思與總結中拉開大幕。其中雖然較少涉及對《女神》的褒貶臧否，但“擺脫貶損和捍衛的思維”，“努力做到‘論從史出’”逐漸成為學界共識，《女神》研究得以在一個更加開放多元、力主客觀辯證的學術背景下展開。

一、中西文化的溯源

郭沫若自言是一個游走在中西文化間的精神汲取者，作為新詩史上“開一代詩風”的扛鼎之作，《女神》在何種文化背景下創作而成，一直備受學者關注。對此，學界的相關研究主要從《女神》的源流影響、文化內蘊的發掘以及在這一背景下的比較研究等三個方面展開。

首先，這一時期關于《女神》源流影響的分析從整體上延續了前期的研究思路，主要集中在中國的楚、莊文化，外國惠特曼、泰戈爾等人的影響上。關于前者，凌受勛認為巴蜀文化、楚文化以及《莊子》的陶冶是“作為作品的深層次意蘊而存在的”。羅昌志也認為《女神》“獨特的詩美創造”是“荊楚文化的時代投影”，“受到了莊子汪洋恣肆的文思和屈原的《天問》‘發憤以抒情’的啟迪”。關于后者，劉靜從惠特曼的“泛神論思想、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對大自然的熱愛、對自我的謳歌、粗獷豪放的狂文體”等方面探討其對《女神》深刻而廣泛的影響。吳中慶主要從文體的語言、形式、表現三方面入手，認為郭沫若借鑒了惠特曼“平民化的口語”、“自由體”以及“熱烈、狂放、粗獷、雄渾的風格”。魏建的《泰戈爾究竟怎樣影響了郭沫若？》則對郭沫若何時接受、如何接受、在何種程度上接受泰戈爾的思想進行了細致的梳理：從“一九一五年的春間”開始接觸其詩歌，到從《新月集》的兒童詩中逐步確立全新的詩歌理念、被《園丁集》中的愛情詩激發創作熱情，再到通過泰戈爾接受泛神論，成就郭沫若對新詩“內在律”的發現，作者認為郭沫若從一開始關注的就是“為新詩尋找取代舊詩藝術規范的‘詩之精神’”，這是來自泰戈爾的重要啟示。文章細致嚴謹的考察方法以及體現出的反思意識、問題意識對該類問題的深入探究提供了重要參考。

其次，進入新世紀以來，研究者又把目光聚焦《女神》的誕生地——日本，從其傳統文化、自然風情、人物影響等方面對《女神》的影響進行了深入探討。其中，通過實證分析來勾勒郭沫若早期詩歌與日本傳統文化之間的聯系是研究思路之一。靳明全自2000年以來發表了一系列論文：《日本俳句與郭沫若詩歌》、《日本和歌與郭沫若早期詩歌》從日本的兩種詩歌文體入手，認為郭沫若的一些詩作已得“日本俳句淡雅、簡潔之三昧”以及和歌的質樸委婉、重視情感的象征性表現、美的境界、夢的情調等特征，對郭沫若詩歌清新婉約的一面給予著重關注與細致分析；而《日本茶道與郭沫若早期詩歌》、《郭沫若詩歌中的日本佛教意識》等文章從日本的傳統文化入手，認為郭沫若的一些早期詩歌中不僅蘊含著“茶道‘四規’的‘和、敬、清、寂’的內在精神實質”，“佛教的涅槃意識、憐憫眾生、以和為貴、內心自悟等意念”，且在對日本宗教文化進行接受的同時，“表現出更加強烈的自主性和創造性”。與此同時，蔡震也從多角度對《女神》的日本文化背景進行了論述，他認為《女神》的文本“建立在一個再創世神話的敘述框架內?！瘛c‘太陽’的意象，有力地表達了《女神》毀壞與創造的基本主題”，這是詩人從日本傳統文化中存留的創世神話系統及其傳統文化語境中感悟到的。在另一篇文章《〈女神〉對大自然的詩性感悟與日本文化》中，蔡震則著重分析了日本自然風光給郭沫若的創作靈感，進而剖析了日本詩歌的形式和“單色的想象”的特征在郭沫若詩歌中的呈現。朱壽桐的《日本博多灣風物與郭沫若研究的幾個問題》一文從郭沫若詩歌中的博多灣因素入手，對《女神》中的一些詩歌創作時間進行了具體考證。武繼平也將視線聚焦于此，認為“博多灣所顯示出來的狂暴與溫柔這兩種截然相對的性格都如實得反映在《女神》之中”。此外，劉靜具體分析了“《女神》與日本泰戈爾熱”的關系。曹丹丹專門分析了安娜對郭沫若創造的“具體的、深刻的、巨大的”影響。在專著方面，武繼平的《郭沫若留日十年 1914—1924》以及蔡震的《文化越境的行旅 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也對郭沫若留日的情況進行了梳理與闡釋，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材料和研究角度。

最后，比較研究在這一時期呈現出了更加豐富的圖景。與同時代人的比較，主要集中在胡適、魯迅、聞一多、艾青等人身上。其中，與聞一多的比較是受到普遍關注且持續研究的一個方向，研究者多從兩人的個性精神、詩歌創作、詩美主張等方面進行分析。新世紀以來，劉殿祥在多篇文章中具體探討了《女神》與《紅燭》《死水》的關聯。其中，《〈女神〉與〈死水〉兩詩集藝術精神結構比較論》一文視角獨到，從兩部詩集編排方式造成的詩歌本身結構的差異入手，來分析兩者不同的“藝術精神結構”：認為《女神》雖是“平面化的板塊式結構”，“但在當時具有詩體格式和個性解放的意義”；而《死水》則表現出“嚴整的圓形結構”，是希望在混亂的情感、思想和現實中尋求一種秩序的表現。姜濤在《“起點”的駁議：新詩史上的〈嘗試集〉與〈女神〉》一文中通過兩者的對比，來“梳理這一‘起點神話’的建構過程”，對兩者文學史地位進行了權衡與探討。關于魯迅，主要與其《吶喊》進行對比，認為“從它們的戰斗作用看，確實都是吶喊”，但由于兩人的生活閱歷、年齡的差異導致了創作風格的差異。關于艾青，主要集中在愛國詩的比較上，如張建宏的《郭沫若 聞一多 艾青愛國新詩詩美創造比較論》一文就分析了三人“人生道路和藝術素養的差異”以及由此形成的“各自獨異的審美意識和審美個性”。此外，與蔣光慈、李大釗的比較分析，在一些文章中也略有提及。

與其自身的比較，主要反映在《星空》《屈原》《百花齊放》等作品上。其中魏紅珊通過《女神》到《屈原》的創作轉變，來考察其文化身份的嬗變，認為其中體現了郭沫若從“個體文化身份的追尋到民族集體文化身份書寫”、從“個人身份焦慮到民族群體意識覺醒”、從“‘小我’到‘大我’”的轉變。陳曉春則認為《女神》的深層精神結構“并沒有因作者接受了新的世界觀而斷裂消亡”，在《屈原》中又可看到這一暫時隱匿的“‘本原精神’的復活”。還有論者從《女神》與《百花齊放》的對比分析中，探討“貌似‘斷裂’的背后”其對“‘中心’話語的追求與把持”的一致性。此外，與惠特曼《草葉集》的比較分析也是研究者較早關注的一個方面，論者多從時代背景、思想內容、表現形式、藝術風格等角度進行對比分析，比較重要的文章有陳永志的《泛神論 中心形象 人生哲學——〈女神〉與〈草葉集〉比較談》上、下兩篇，前者主要闡述兩者“在泛神論思想方面的異同，并據以考察它們中心形象的描寫與人生哲學的表現”；后者主要從詩歌的內在肌理出發，著重從抒情方式、詩歌風格、節奏音調、形式等方面對兩部詩集進行考察。另外，陳永志的《人的發展：〈浮士德〉和〈女神〉》與彭耀春的《郭沫若〈鳳凰涅槃〉與莎士比亞〈鳳凰和斑鳩〉》在比較對象上的擴展與發掘也表現出新世紀研究視域的拓展。

二、回歸現場的重審

回歸文學現場、回歸詩歌創作原點進行重新解讀，對既定觀念、既定評價的再度分析與理性反思，是新世紀以來《女神》研究的焦點，其中“泛神論”思想與“浪漫主義”表現手法是研究者最為關注的兩個方面。

泛神論是《女神》中著重表現的思想內容之一，郭沫若的“泛神便是無神。一切自然只是神的表現，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現。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現……”這段文字也成了學者必引的經典論述，而對泛神論的不同層面和角度的闡釋多由此生發和擴展。

新世紀以來，很多研究者通過梳理東西方泛神論的源頭、內涵、發展過程及其特征，普遍認為“泛神論”并不能簡單概括郭沫若早期的詩學思想，而是有著更加豐富與獨特的內涵。

首先，對“泛神論”的再解讀突破了以往從哲學層面上的認定，將其延展到唯自我論、思維方式、美學等方面，呈現出“去泛神論”的傾向。伍世昭在肯定陳曉春對以往研究者“泛神論情結”有力解構的基礎上，對其提出的郭沫若“早期哲學思想的核心是非理性主義的‘生之哲學’思想”也提出了質疑，認為郭沫若早期哲學思想是中西哲學思想綜合影響下形成的“唯自我論”，即“自我主體精神張揚到極致的產物”。劉悅坦、魏建指出泛神論對郭沫若而言是“一種動態的思維方式”，并提出“自然與自我不可分割的互滲關系”說，并認為《女神》“開一代詩風”的意義更在于它以思維方式的變革掀起了中國現代藝術創作思維、尤其是新詩創作思維的革命。在此基礎上，稅海模的《郭沫若泛神論本質上是美學》一文更進一步指出泛神論“不僅是一種思維方式”，還涉及到“人的詩意棲居、審美解放等一系列美學課題”，其本質上是美學，其最大特征與魅力，是將其本體“神”泛化為“自然”與“自我”。從對泛神論在郭沫若早期詩歌創作中的地位以及對其性質范圍的界定上看，新世紀以來的相關探討頗有新意，有助于我們對“泛神論”之于郭沫若獨特性的深入把握。

還有研究者跳出泛神論的固定全套，肯定了郭沫若灌注其中的創造性力量。吳定宇認為“郭沫若沒固囿在泛神論舊說中，他按照自己的理解，改造了泛神論”。徐肖楠也認為“郭沫若五四時期的泛神論，是一個邊緣化、中庸化的”、“自創、自己解釋的文化概念”，這一概念“實際為一種傳統文化和客家精神共同鍛造的神性生命意識”。凡此種種，可以看出，新世紀以來對郭沫若早期詩歌思想的研究更接近一種本真的面貌，而逐漸丟棄了一些大而不當的“帽子”，轉向對“名稱”背后內在的豐富性和復雜性的探討。

其次，針對《女神》中的“浪漫主義”，研究者也提出了各自的見解。如果說“泛神論”是《女神》思想內容中的重大主題，那么，“浪漫主義”作為郭沫若《女神》時期創作的重要藝術表現手法似乎成為了不可置否的定論。蔡震的《理想主義、英雄主義書寫的人生——關于郭沫若的浪漫精神》一文站在20世紀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看郭沫若，認為“他最本質的東西是詩人，最有價值的東西是浪漫精神”，這一精神是留給20世紀中國的最好啟示?！霸凇杜瘛泛屠寺髁x在成為郭沫若人生旅行起點的那一刻”，就構成了其“體認客觀世界的獨特情感方式和思維方式”。而胡勇則認為《女神》中的浪漫主義是通過一種在中西文化中“游離與整合的方式”，“反映出中國文學在接受外來影響的一種范式”。

即使有學者對《女神》中表現的到底是浪漫主義還是現代主義（表現主義、象征主義）提出了疑問，也似乎無法改變《女神》是我國新文學史上第一部浪漫主義詩集的歷史地位的結論。陳永志在《〈女神〉是表現主義，還是浪漫主義？》一文中就以《女神》是表現主義還是浪漫主義設問，以弗內斯所推崇的表現主義定義為依據，對《女神》中的表現主義印記及其在《女神》中的地位作了考察，得出的結論仍然是：“表現主義的影響是存在的”，但“不能改變《女神》整體面貌的浪漫主義性質”。魏紅珊在《論郭沫若詩歌創作的表現特征》中則認為《女神》“在浪漫主義的基調上，創造性地運用表現主義的創作手法，形成了他創作中的泛表現主義風格特征”。盡管如此，作者也還是認為“浪漫主義始終與表現主義同時并存”。不管是為浪漫主義正名還是探究浪漫主義背后的豐富內涵，其實都是認同既定的“浪漫主義”的框架。

與之相比，李怡的《〈女神〉與中國“浪漫主義”問題——紀念〈女神〉出版90周年》則從基本概念入手，對一直以來被認定的“浪漫主義”進行了正本清源。文中梳理了浪漫主義在西方的分歧和爭議，并對這一“后設”的術語是否能夠準確呈現作家的追求和作品的實際形態提出了質疑，作者指出郭沫若龐雜的美學接受可能讓我們“命名”的任何一種“主義”都不那么適用，郭沫若的一個核心目標或理想中心都指向“文化創造”的宏闊目標，即一種對自由、自然、非公立的文化理想的向往。而這種理想源自郭沫若自己構建的“三代以前”的原始文化的想象。另外，王本朝的《抒情作為“主義”與郭沫若文學創作的自我認同》提出“主情主義”的概念，認為“五四時期的郭沫若既潛移默化地繼承和融合了中國文學的抒情特征，又大張旗鼓地移植和轉化了西方的浪漫主義，在特定的歷史境遇中生成為現代中國的主情主義，它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傳統而擁有自己的本土性和現代性。主情主義既是浪漫主義的中國化概念，也是抒情傳統的現代性表述，隱含有郭沫若的價值定位和認同，包括自我防范與批判。它既推動了傳統抒情的現代轉化，又在被‘浪漫’化后而呈現出時代意識形態的特點”。上述探討都強調擺脫思維定勢，重返文學現場，重新回到郭沫若自身，提倡反思精神、對“定論”的再解讀，可以說是新世紀以來郭沫若研究的重要收獲之一。

“浪漫主義”之外，還有學者探討了郭沫若早期詩歌中的創作支點——“無政府主義”，從“張揚個性的怪力亂神精神”、“強烈的反封建專制思想”、“空洞地主張流血斗爭”等三個方面來進行論證，并從內源性和外源性兩方面來尋找這一支點形成的原因。與“浪漫主義”相同，各種“主義”命名之下的解讀都有待追本溯源來辨析其中的異同，貼近文學現場、貼近詩人詩作的解讀才是有生命力的。

三、研究困境與突破

世紀之初，蔡震曾指出郭沫若研究中“突而不破”的困境，“近些年來的郭沫若研究，似乎給人以原地踏步的感覺。雖然不能籠統地說沒有多少進展，至少看不出來在哪個領域有突破性的深入，許多文章甚至在重復著人們已經說過多次的話”。具體到《女神》的考察，新世紀以來研究重復與失衡的狀況仍然十分明顯。

一方面，在相關探討中，研究者往往更著重于宏觀角度對《女神》的綜合考量，微觀之下的文本細讀則多有疏漏，而后者恰恰是對《女神》全面把握、深入研究的重要前提和基礎。而且，對《女神》中單篇詩歌的賞析也往往集中在有限的幾篇，根據CNKI網的統計，新世紀以來主要涉及的有：《鳳凰涅槃》（約 24篇）、《天狗》（約 12篇）、《爐中煤》（約8篇）、《女神之再生》（約5篇）、《湘累》（約3篇）、《棠棣之花》（約 3篇）、《匪徒頌》（約 2篇），一篇的有《日出》《筆立山頭展望》《浴?！贰读⒃诘厍蜻吷戏盘枴贰堆┏贰豆夂！贰睹坊湎伦砀琛贰兑共绞锼稍返?。進而在研究論述中，作為例證援引的詩歌往往集中于上述的幾首，當論者以此為例對詩歌的總體風貌進行綜合探究時，則不免有以偏概全的疏漏之處。

當然，盡管有上述欠缺，從一些單篇文本的分析中，仍可以看出新世紀以來的研究進展。其一，是對文本的重新解讀，陳永志的《〈梅花樹下醉歌〉疏證》、《〈雪朝〉義疏》，湯琪君的《宣泄“洗澡”的欲望——郭沫若〈浴?！蒂p析》，陳俐的《光之世界的生命律動——郭沫若詩歌〈光?！敌伦x》等文章從新的角度切入詩歌，分析新穎獨到，尤其是前兩篇對詩歌文本的梳理分析，極具說服力；其二，是對詩歌創作時間的考證，主要有陳永志的《〈死的誘惑〉等五首詩釋疑兩題》與《〈女神之再生〉等三篇作品寫作日期之探討》，文章中對詩歌的寫作日期詳加考辨并作出明確判斷，有助于研究者的深入探討。其三，是對不同英譯本的比較分析，楊玉英的《評郭沫若〈立在地球邊上放號〉的四個英譯本》和《〈鳳凰涅槃〉的三個譯本》作出了積極的嘗試，以期讓讀者和研究者對“‘他者’視域中的詮釋”有全面的了解。除此之外，還有不少文章對詩歌的思想內容、藝術手法以及詩歌意象進行解讀，雖然角度并不出彩，但也表現出一定的深度擴展?？傮w來說，郭沫若早期詩歌尚需細致深入地分析，以為詩歌整體風貌的把握奠定基礎。

另一方面，郭沫若研究的突破還有待于新材料的發掘，如廖久明在本世紀初即指出的，“近二十年來，與郭沫若有關的資料并沒有增加多少。盡管不少人反復呼吁將郭沫若的佚文結集出版，并將郭沫若沒有公開的文字如日記、書信等出版，但這樣的呼吁直到現在還沒有變成現實?！彼疫@一狀況隨著《女神》佚詩等重要文獻的發掘整理而有較大改善。

2008年，蔡震編輯的《〈女神〉及佚詩》（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正式出版，為郭沫若研究的長足發展乃至突破奠定了重要基礎。在該書的編后記中，蔡震提出了“《女神》時期詩歌”的概念，不僅拓展了《女神》研究的范圍，更為研究者“完整的、歷史的”了解把握郭沫若詩歌創作面貌，深化郭沫若詩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獻資源。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郭沫若《女神》時期的詩歌佚作是我們完整認識詩人詩歌觀念的重要文獻。借助蔡震先生編輯的《〈女神〉及佚詩》，我們可以洞察他獨特的詩歌新/舊評價，把握其探索新詩藝術的基本理想，也有助于深入理解他‘絕端的自由’的形式主張，最終重述一個更符合歷史事實的郭沫若的詩歌觀念或曰‘郭沫若詩學’”。但是，與《〈女神〉及佚詩》出版備受關注形成反差的是，學界對佚詩的深入探討尚未展開。目前，僅有藤田梨娜的兩篇細讀文章，分別對《勝利的死》、《狼群中一只白羊》與《牧羊曲》進行了細致的考察。此外，還有學者在整體上比較了《女神》與其佚詩的差異，如朱壽桐從宏觀角度探討了兩者所體現的“中國新詩在發韌期詩風、詩藝選擇的多重性”和“郭沫若對它們的有意識規范”等特征。相對而言，對《女神》佚詩的深入考察是目前研究中較為薄弱的部分，還有待后來者的繼續探討。

在版本校釋的訂正與版本變遷的分析上，陳永志校注的《〈女神〉校釋》（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的出版，是這一時期的重要收獲。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匯校注釋本“才能較為真實地反映中國現代文學的情況和20世紀中國文學和社會的變遷”，因此通過對不同時期《女神》詩歌的篩選、改動與由此形成的不同版本的研究，能以管窺豹地洞悉郭沫若彼時的心態與用意。如稅海模對《棠棣之花》的版本分析，商金林對建國初期郭沫若選編《郭沫若選集》時對《女神》的篩選的關注，顏同林通過50年代《女神》的版本校釋來探討其與普通話寫作的關系，都豐富了郭沫若詩歌的版本研究。

2010年8月，郭沫若文獻史料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郭沫若研究會（IGMA）學術年會在濟南召開，凸顯了相關文獻資料的搜集、整理、輯佚、辨偽等工作的迫切性要求，此次會議的成果也有力地彌補了郭沫若研究中基礎文獻資料不足的缺陷，為進一步的研究突破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文獻史料的發掘整理，雖是基礎性的工作卻是促進《女神》研究不斷深入與拓展的關鍵，日益受到學界的關注與認可。

最后，隨著新材料的發掘，越來越多的詩歌篇目進入研究視野，郭沫若詩歌的“兩極化”現象再次引起學者關注?！皟蓸O閱讀現象”最早由溫儒敏提出，他在《淺議有關郭沫若的兩極閱讀現象》一文中，較早對“文學史讀法”與“非專業的讀法”兩種閱讀方法之下，對郭詩褒貶不一大相徑庭的“兩極閱讀現象”進行了深入探討，認為《女神》是“與‘五四’式的閱讀風氣結合，才最終達致其狂飚突進的藝術勝境的”。姜濤也從讀者因素入手，強調了《三葉集》及相關評論對《女神》閱讀的引導作用，認為新詩借助“經驗讀者”對“一般讀者”的影響，方才轉化成某種普遍的“閱讀程式”。陳曉春則指出“《女神》研究中對郭沫若詩歌創作多元性的忽視，緣于五四特定時期社會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獨特的審美經驗圖式，這一接受心理直接影響到《女神》的風格定位和批評模式”。隨著《〈女神〉及佚詩》等集外詩的發掘，有學者還關注到《女神》的另外一種“兩極化”現象，即“早期詩作優劣反差顯著”的問題。通過《女神》與集外詩作的對照，有學者試圖還原郭沫若早期詩歌的多體式、多元化面貌，并預言“今后的郭沫若研究，可能會比目前更多地展現其平淡的一面，與球型天才的一面結合起來”，“將推動郭沫若研究從神壇上走下來，還原到特殊時代中‘人’的位置”。對郭沫若早期詩歌多元性與豐富性的進一步闡釋探討，將會是今后郭沫若詩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

“兩極化”現象的存在凸顯了新世紀以來《女神》闡釋與評價的尷尬，一方面，研究者需將《女神》置于文學史的整體發展脈絡中進行客觀辯證的綜合考量；另一方面，學界的理論闡釋如何與當代讀者的閱讀接受相結合，對郭詩的文學史價值與審美價值怎樣進行綜合評析，則是研究者亟需解決的難題?！杜瘛返亩嘣?、豐富性若得不到應有的展現與重視，讀者眼中的詩人則始終被定格為“狂飆突進”時代里的那一個“歇斯底里”的“吶喊者”，怎樣在《女神》與讀者之間再度形成一個“閱讀場”，以喚醒日益沉寂的、被束之高閣的“經典”，將是《女神》研究新的目標與任務所在。

[1]廖久明.關于《反思郭沫若》的論爭述評[J].郭沫若學刊，2009（3）.

[2]凌受勛.《女神》與楚莊文化[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5（6）.

[3]羅昌志.浪漫奇譎：《女神》與荊楚文化審美價值的趨同[J].荊州師范學院學報，2003（3）.

[4]劉靜.《女神》與惠特曼考論[J].中國文學研究，2006（2）.

[5]吳中慶.簡論惠特曼的《草葉集》對郭沫若的《女神》在文體風格上的影響[J].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S1）.

[6]魏建.泰戈爾究竟怎樣影響了郭沫若？[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9（3）.

[7]靳明全.日本俳句與郭沫若詩歌[J].日語學習與研究，2000（2）.

[8]靳明全.日本和歌與郭沫若早期詩歌[J].文藝研究，2003（3）.

[9]靳明全.日本茶道與郭沫若早期詩歌[J].涪陵師范學院學報，2005（4）.

[10]靳明全.郭沫若詩歌中的日本佛教意識[J].重慶教育學院學報，2005（4）.

[11]林克勤，靳明全.日本宗教文化與郭沫若早期詩歌創作[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8（2）.

[12]蔡震.從女性創世神話中走出的《女神》——《女神》與日本文化[J].欽州師范高等?？茖W校學報，2005（3）.

[13]蔡震.《女神》對大自然的詩性感悟與日本文化[J].郭沫若學刊，2005（2）.

[14]朱壽桐.日本博多灣風物與郭沫若研究的幾個問題[J].新文學史料，2000（3）.

[15]武繼平.狂暴與柔情——博多灣賦予《女神》的兩種性格[J].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2009（1）.

[16]劉靜.《女神》與日本泰戈爾熱[J].江漢論壇，2005（5）.

[17]曹丹丹.論安娜對郭沫若創作的影響[J].郭沫若學刊，2004（4）.

[18]武繼平.郭沫若留日十年1914-1924[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1.

[19]蔡震.文化越境的行旅 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

[20]劉殿祥.《女神》與《死水》兩詩集藝術精神結構比較論[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0（5）.

[21]姜濤.“起點”的駁議:新詩史上的《嘗試集》與《女神》[J].文學評論，2003（6）.

[22]李樂平.差異自由契合在——魯迅《吶喊》和郭沫若《女神》創作風格之比較[J].郭沫若學刊，2000（3）.

[23]張建宏.郭沫若 聞一多 艾青愛國新詩詩美創造比較論[J].郭沫若學刊，2003（1）.

[24]魏紅珊.論郭沫若文化身份的嬗變——從《女神》到《屈原》[J].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6（3）.

[25]陳曉春.《女神》、《屈原》的本原精神及譜系探究[J].當代文壇，2007（6）.

[26]王玉春.從《女神》到《百花齊放》——郭沫若白話詩新論兼談文學批評的尺度[J].郭沫若學刊，2010（4）.

[27]陳永志.泛神論中心形象人生哲學——《女神》與《草葉集》比較談（上）[J].郭沫若學刊，2003（2）.

[28]陳永志.《女神》與《草葉集》比較談（下）[J].郭沫若學刊，2003（4）.

[29]陳永志.《人的發展：〈浮士德〉與〈女神〉》[J].郭沫若學刊，2005（1）.

[30]彭耀春.郭沫若《鳳凰涅槃》與莎士比亞《鳳凰和斑鳩》[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5（4）.

[31]郭沫若.《少年維特之煩惱》序引[A].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

[32]陳曉春.在“泛神論”的背后——郭沫若早期哲學思想再探[J].郭沫若學刊，1994（3）.

[33]伍世昭.郭沫若早期哲學思想新說[J].郭沫若學刊，2001（3）.

[34]劉悅坦，魏建.論郭沫若“泛神”的藝術思維方式[J].郭沫若學刊，2000（4）.

[35]稅海模.郭沫若泛神論本質上是美學[J].貴州社會科學，2002（1）.

[36]吳定宇.論郭沫若與“泛神論”[J].郭沫若學刊，2002（3）.

[37]徐肖楠.郭沫若的邊緣化泛神論與神性生命意識[J].郭沫若學刊，2003（4）.

[38]蔡震.理想主義、英雄主義書寫的人生——關于郭沫若的浪漫精神[J].郭沫若學刊，2001（5）.

[39]胡勇.游離與整合——中西文學坐標上的《女神》及五四浪漫主義[J].青海社會科學，2011（4）.

[40]陳永志.《女神》表現主義，還是浪漫主義？[J].郭沫若學刊，2004（1）.

[41]魏紅珊.論郭沫若詩歌創作的表現特征[J].郭沫若學刊，2008（1）.

[42]李怡.《女神》與中國“浪漫主義”問題——紀念《女神》出版90周年[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1）.

[43]王本朝.抒情作為“主義”與郭沫若文學創作的自我認同[A].郭沫若文獻史料國際學術研討會暨IGMA學術年會論文匯編[C].2010.

[44]赫學穎.郭沫若前期詩歌創作中的無政府主義[J].郭沫若學刊，2004（4）.

[45]蔡震.郭沫若研究與文化反思[J].郭沫若學刊，2000（4）.

[46]陳永志.《梅花樹下醉歌》疏證[J].郭沫若學刊，2005（4）.

[47]陳永志.《雪朝》義疏[J].郭沫若學刊，2006（1）.

[48]湯琪君.宣泄“洗澡”的欲望——郭沫若《浴?！焚p析[J].郭沫若學刊，2001（1）.

[49]陳俐.光之世界的生命律動——郭沫若詩歌《光?！沸伦x[J].名作欣賞，2006（7）.

[50]陳永志.《死的誘惑》等五首詩釋疑兩題[J].郭沫若學刊，2007（4）.

[51]陳永志.《女神之再生》等三篇作品寫作日期之探討[J].郭沫若學刊，2007（2）.

[52]楊玉英.評郭沫若《立在地球邊上放號》的四個英譯本[J].郭沫若學刊，2010（1）.

[53]楊玉英.《鳳凰涅槃》的三個譯本[J].郭沫若學刊，2011（3）.

[54]廖久明.關于《反思郭沫若》的論爭述評[J].郭沫若學刊，2009（3）.

[55]蔡震.一個歷史的文本——《女神》及佚詩編后記[J].郭沫若學刊，2008（2）.

[56]李怡.郭沫若《女神》時期佚詩的文獻價值——以《〈女神〉及佚詩》為中心[J].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1）.

[57]藤田梨娜.論郭沫若《女神》時期反殖民統治的詩歌——《勝利的死》與《狼群中一只白羊》[J].郭沫若學刊，2007（4）.

[58]藤田梨娜.關于郭沫若《牧羊哀話》的背景及創作意圖之考察梗概[J].郭沫若學刊，2003（1）.

[59]朱壽桐.郭沫若早期詩風、詩藝的選擇與白話新詩的可能性——論《女神》集外散佚詩歌[J].郭沫若學刊，2008（1）.

[60]陳永志.《女神》校釋[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61]廖久明.一切遺物皆史料——談郭沫若作匯校本的出版[J].新文學史料，2007（4）.

[62]稅海模.同一副古人骸骨賦予過不同的藝術生命——《棠棣之花》版本研究[J].郭沫若學刊，2007（1）.

[63]商金林.郭沫若建國初期對詩集《女神》的篩選[J].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11（4）.

[64]顏同林.《女神》版本校釋與普通話寫作[J].廣東社會科學，2012（3）.

[65]溫儒敏.淺議有關郭沫若的兩極閱讀現象[J].中國文化研究，2001（1）.

[66]姜濤.早期新詩的“閱讀”問題[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2（3）.

[67]陳曉春.《女神》文本變異略論[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2）.

[68]顏同林.《女神》時期集外詩作的發掘與郭沫若早期新詩的文學史形象[J].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