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沈從文轉業之謎》（上）

王錦厚

（四川大學 出版社，四川 成都 610041）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沈從文的的確確是一個特殊例外，屬于罕見的現象?！八钔瞥绲摹薄叭腴T弟子”汪曾祺曾無限感慨，無限惋惜地說：

從寫小說到改治文物，而且搞出豐碩的成果，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就沈先生個人說，無所謂得失。就國家來說，失去一個作家，得到一個杰出的文物研究專家，也許是劃得來的。但是從一個長遠的文化史角度來看，這算不算損失？如果是損失，那么，是誰的損失？誰為為之？孰令致之？這問題還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我們應該從沈從文的轉業得出應有的歷史教訓。（汪曾棋：《沈從文轉業之謎》《花花朵朵壇壇罐罐——沈從文文物與藝術研究文集》，外文出版社 1994年版。）

這是一篇解“謎”的大文。

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向“我們”提出了“很值得”“深思”的四大問題，要求“得出應有的歷史教訓”。文章盡管寫得很委婉，但“謎”還是解了，“教訓”也“得出”來了，那就是郭沫若寫的《斥反動文藝》“把沈從文從一個作家罵成了一個文物研究者”。

事實果真如此嗎？

讓沈從文自己來回答吧！

關于他所走過的道路，他自己曾先后寫過三個“自傳”：

《從文自序》，應王哲甫之約撰寫，時間1930年3月，最早收入王氏著《中國新文學運動史》（1930年9月杰成書局初版）。

《從文自傳》，寫于1930年8月。1934年上海時代書局初版，日后多有再版。

《從現實學習》，為“回答”外界的批評、詢問而撰寫的“長篇回憶錄”。1946年11月3日10日載天津《大公報·星期文藝》。后收入《沈從文文集》、《沈從文全集》。

根據自傳提供的線索，似乎可以把他的創作道路劃分為這么幾個段落：

“作品產量豐富而迅速驚人”

（1924年至1931年）

沈從文說過：

我過去受生命限制，小時侯生活受挫折過多過久，心受損傷。從“個人掙扎”方式中戰勝困難，支持下來，因之性情內向，難于與社會適應。而個人獨立作戰精神加強，長處與弱點即在一處。（沈從文：《致張以瑛》《沈從文全集》十九卷19頁）

他到底是怎樣“從個人掙扎方式中戰勝困難，支持下來”的呢？

他從小就在“困難”中“掙扎”。

他出生于一個苗區荒僻小縣的民族雜居的世代軍人之家。幼小時便“顯示出生命的那一面”，“放蕩與詭詐”。十二歲接受軍訓，十五歲入伍，混跡于“剿匪部隊”，“在川、湘、鄂、黔四省邊上過放縱野蠻”“不易設想的痛苦怕人生活”“約三年”，“從各樣生活中養成了默想與體會人生趣味的習慣，對于過去生活有所懷疑，漸覺有努力位置自己在一陌生事業上之必要”，便“從半匪半軍的部隊”出走，“不經意”的“胡胡涂涂”地“撞進北京”，“帶著一腦子不切實際的幻想”，作起“社會重造”，“得由文學重造起始”的“買賣”。這一段傳奇般的生活經歷，成了他日后寫作的寶貴資本！

在北京，雖然過著饑寒交迫常人難以想象的流浪生活，仍然往來于淸華、北大、燕大、農大等高等學府，奔忙于京師圖書館分館等地，流連忘返于琉璃廠與前門大街的古董舊服飾器物店，尋師友，求知識……幸運地結識了一些習文學的朋友，“很快學懂了不少我想學的東西”，“獲得了不少的勇氣和信心”（沈從文：《沈從文小說選集·題論》《沈從文文集》）經過兩三年的打拼，如蘇雪林所說：“雖未曾受過高深的教育，未曾讀過多少書，然而他有像英國哲學家斯賓塞磁石一般善于吸收的頭腦，野貓一般善于偵伺的眼光。那怕在一個平凡人生經驗上，一篇書上，一句普通朋友談話上，都可以找到他的創作靈感?！保ㄌK雪林：《沈從文論》《蘇雪林選集》440頁，安徽文藝出版社 1989年6月）

憑著這樣的“靈感”，他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地寫呀、寫，日記、散文、小說、戲劇、詩歌，寫成了就四處投稿，等待“失敗”。在絕望中向郁達夫求救，郁達夫寫了《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在《晨報副刊》上發表，公開為之鳴不平，并將他介紹給該報主編劉勉己、瞿世英，終于于1924年12月22日，以休蕓蕓筆名開始在《晨報副刊·北京欄》發表小文章，不久，又得到主編《晨報副刊·詩刊》的詩哲徐志摩的關照，不僅在《晨報副刊》，而且在《現代評論》等刊物上發表各體文章。據有人統計，從1924年底到1926年，短短兩年時間，他就在北京各種報刊上發表各體文章93篇之多。這些文章因題材新穎、風格獨特，受到好評。其中《市集》更是得到詩哲徐志摩的欣賞。詩哲寫道：

這是多美麗多生動的一幅鄉村畫。

作者的筆真象是夢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紋瘦鰜鳒的夢河里蕩著，處處有著落，卻又處處不留痕跡。這般作品不是寫成的，是“想成”的。給這類的作者，批評是多余的，因為他自己的想象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聲的批評者。獎勵也是多余的，因為春草的發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著人們獎勵的。（沈從文《志摩的欣賞》《沈從文文集》十卷）

1926年開始出版集子《鴨子》（散文詩歌合集）《市集》《密柑》等，到1928年7月離開北京兩年左右，就出版各種集子十余種。

1928年7月，應上?！吨醒肴請蟆房偩庉嬇碇卧S之約編輯該報副刊《紅與星》，同月胡也頻、丁玲到上海，與之合作，共同編輯，由人間書店出版《人間》月刊，不久，還獨自成立了紅黑出版社。因經濟不支，刊物、出版社很快就不得不停辦了。

上海，一個與北京全然不同的天地。不但新文學運動的中心轉移至此，而且處于轉折關頭，革命文學論爭激濁揚清，左翼文學團體鑼鼓喧天，沈從文雖然沒有直接參與，但卻形成了他特有的看法。他說：

由于十五年前我們文學運動和“商業”、“政治”發生了關系，失去了它那點應有的超越近功小利的自由精神，作家與作品，都牽牽絆絆于商場和官場的得失打算中，毀去了“五四”以來讀者與作者所建立的正當關系，而得到一個“流行點綴”的印象。（沈從文《給一個作家》《沈從文全集》十七卷）

“流行點綴的印象”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印象呢？也許就是如梁實秋、沈從文后來所描繪的吧：

文藝界正在多事之秋，所謂“左翼”，所謂“普羅文學”，正在鑼鼓喧天，蘇俄的文藝政策正由魯迅翻譯出來而隱隱然支配著若干大小據點?！缎略隆冯s志是在這個時候在上海問世的。（梁實秋：《關于徐志摩》《徐志摩全集》香港文化圖書公司版）

雖常常為抽象真理而奮斗，相爭相吵異常激烈，令人為之擔心，不過上頭“政策”一變，于是頃刻之后，就又有了新的借口，證明過去只是小小誤會，不用再提。（錢杏邨與魯迅相罵，便是一例。編者）天下業已同流并進、團結合作，便把原來那個“真理”擱下，再也不會因為傾向不同，不肯吃同樣的點心了。（沈從文：《文學運動的重造》《沈從文全集》十七卷）

左翼文學與這兩方面相呼應，商人卻將作品向青年人推銷，當然就顯得活潑而熱鬧，南京方面才一面提出個文學主張，“民族主義文學”一名詞，因而產生。然而把初期左翼文學諷刺得最深刻，不是這方面的論文，卻是魯迅在《奔流》上罵太陽社作家幾篇文章。（錢杏邨為答復這種諷刺，在十七年五月《太陽》雜志，把魯迅作品罵得一文不值。到十九年再作一文，卻因為合作，把魯迅稱為最革命的作家了。這也正說明文學與政治混成一體時，不問是非真偽的包庇性，可能到如何程度。）（沈從文：《“文藝政策”檢討》《沈從文全集》十七卷）

中國事情是很奇怪的。所謂新文學運動，最近一個熱鬧時期，據說就是去年。怎么運動？罵?！皯鹗俊迸c“同志”，為“正宗”“旁門”“有閑”“革命”之爭持，各人都毫不吝惜時間與精力，極天真爛熳在自己所有雜志上辱罵敵人。為方便起見，還有新時代文學運動的戰士，專以提出屬于個人私事來作嘲弄張本的戰術。所罵越與本題相遠，則人皆以體裁別致撫掌同情的越多。所謂“扯破紳士體面的衣服”，所謂“大無畏精神”，即為謚此輩天才而有的言語。罵來罵去，兩方面好像都抓出不雅觀的什么了，我以為或者不久利益均沾，則言歸于好，攜手赴席亦意中事。誰知道后天與其便，一方面刊物被禁止，文學運動便算告一結束，奏凱者從此就似乎更偉大了。這運動意義結果，雖聽人說真是了不得的血肉在搏，但其實，沒有的事，只指示出一條作“戰士”的路徑，中國聰明人多，讀雜志當消遣的學生們，自然以后也不必愁無雜感看。（沈從文：《〈輪盤〉的序》《沈從文全集》十六卷）

這可謂一個動蕩、分化、重組的時期。在這動蕩、分化、重組過程中，沈從文、胡也頻、丁玲分手了，各自走上了自己選擇的道路。沈從文公開宣稱，“以無所屬那種個人的態度，仍然繼讀寫作”（《從文自序》《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事實上，他早己有“所屬”了，“屬”于新月派。雖然沒有直接參與論爭，但其思想已完完全全“新月”化了?！袄^續寫作”倒是事實，且“獨立作戰精神”得以加強，一篇又一篇的小說在《新月》發表，一部又一部小說由新月出版。先后出版了《好管閑事的人》《阿麗思中國游記》《長夏》《篁君日記》《山鬼》《劊子手》《不死日記》《一個舞女的通信》《默官日記》《十四夜間》?！渡裎字異邸贰洱堉臁贰堵玫昙捌渌返刃≌f、戲劇十余種。確實如蘇雪林所說：“作品產量豐富而迅速驚人”（蘇雪林：《沈從文論》《蘇雪林選集》安徽文藝出版社）。這些作品，幾乎無例外地得到新月派徐志摩等人的“吹噓”“熱捧”?！缎略隆吩谛聲霭鏅诜磸痛蟮翘氐菑V告，說：

《阿麗思中國游記》 沈從文著

沈先生說：“我需要，是一種不求世所知的機會。一切青年天才，一切大作家，一切文壇大將與一切市儈，你們在你們競爭叫賣推擠揪打中，你們便已將你們的盛名建立了”。

然而此一本稀有的巨著，卻使讀者與沈先生發生一種不可分開的友誼。此書足當一九二八年出版物中一名作，在過去的十年來出版界中難尋出一部與此同樣偉大作品。中國的文藝，并說漸可進而與世界的文學比肩，這不求世所知的沈先生，這第一個長篇已給了我們中國一個光明的希望了。（1928年11月10日《新月》一卷九號）

《阿麗思中國游記》（一卷） 沈從文著（作者自作封面）

長篇小說的創作，現時在中國是稀貴極了！寫長篇難，而寫得有結構，有見解，有幽默，有嘲諷，那便難之又難。

《阿麗思中國游記》是近年來中囯小說界極可珍貴的大創作。著者的天才在這里顯露得非常鮮明，他的手腕在這里運用得非常靈敏。這是讀了《密柑》和《好管閑事的人》更可以看得出的。沈從文先生是用不著多介紹的，讀者自己去領略這本小說的趣味罷。

《密柑》 沈從文著（陳衡粹女士畫封面）

沈從文先生的天才，看過《鴨子》的讀者們總該知道了罷。就大體上說，更在他的詩同戲劇之上，這假使我們說《密柑》才是這位作者的真代表，真能代表他的天才，那決不是過分的話。

《密柑》里面有六七篇己經由時昭瀛先生等譯成幾國文字在中西各洋文報章雜志上發表過了，外國文藝界己有人起了特別的注意了。這不但是《密柑》的作者沈從文先生個人的榮幸，也是我們大家共有的榮幸。（《新月》一卷十一期 1929年1月10日）

《從文子集》

《從文子集》，這是沈從文先生一本最新的小說集，里面包含了小說六篇，篇篇都是結拱的作品，讀過《從文甲集》者固不可不讀，沒有讀過的更不可不讀。（《新月》三卷八號1929年11月10日）

對沈從文，新月派就這樣不惜筆墨加以吹捧。乃至詩哲徐志摩還想借史沬特列之力將其推向世界?！段乃囆侣劇吩鴪蟮懒诉@樣一則軼事：

生活經驗能允許他嗎？——好一個多產的作家

詩哲徐志摩，拿了沈從文的著作多種，到女史史沬特列（Agnes Smediy）那里去請她批評。女史說：我不識中國文字，也不能知其好壞。當時詩哲為介紹沈先生起見，即又說：“他是中國著述界里的多產者，己出的書，不下六十種之多”。女史于是又說：“沈君現在既然不過是二十多歲的人，他的社會觀察和生活經驗，能允許他有這樣多的著作嗎？”（1931年10月26日《文藝新聞》）

這是一則趣聞，然而卻是一件史料。徐志摩是沈從文“一個永久牢靠的支柱”，如他所說：“覺得相熟不過五六年的志摩先生，對我工作的鼓勵和贊賞所產生的深刻作用，再無一個別的師友能夠代替?！保ㄉ驈奈模骸队亚椤贰渡驈奈奈募返谑恚坝捎谛熘灸Φ拇祰u，胡適之先生請他到中國公學教國文，這是一件極不尋常的事，因為一個沒有正常的適當的學歷、資歷的青年而能被人賞識于牝牡驪黃之外，是很不容易的?！保簩嵡铮骸稇浬驈奈摹贰读簩嵡镂募啡恚?/p>

到上海吳松中國公學任教，這是沈從文人生經歷中又一件大事，從此，步入大學殿堂，與文教、文藝、文化界有更多、更深入的接觸、交往，使他更加自信又自傲，以至他在給家人的信中公然寫道；“我的文章是誰也打不倒的，在任何情形下，一定還可以望它價值提起來?！保ㄉ驈奈模骸稄蜕蛟坡础?930年10月20日《沈從文全集》十二卷109頁）胡適推薦他到中國公學任教“所起的作用”是“自由主義在文學運動中健康發展及其成就的典范?！保ㄉ驈奈模骸稄默F實學習》《中國新文學大系1937-1949理論卷》上海文藝出版社）

難怪他曾經告訴一位向他請教寫作的朋友說：

我們對“文學”與“人生”看法，和別一部分人雖無是非可分，無高下可分，然而卻實在有些不同。（沈從文：《給一個廣東朋友》《沈從文全集》十七卷316頁）

是的，他是抱著對“文學”與“人生”和別一部分人“有些不同”看法闖進文壇的?！罢捎谝黄鹗季桶褌€人只看成是本世紀整個文學運動一名小卒，主要任務是作尖兵，為大隊伍打前站，在作品中作紀錄突破試探，因之永遠從習作出發，進行寫作?！保ㄉ驈奈模骸丁瓷驈奈男≌f選集〉題記》）終身打著“自由主義”的旗幟，發揚著“超越近功小利的自由精神”，“從不就他人所謂成功路走去，我有我自己的方向，自己的目的”。永遠“忠于自己”“不計功利，不問成敗”，“堅持到死去寫”，（沈從文：《給一個作家》《沈從文全集》十七卷）“包含一種國家重建的理想”，具有莊嚴價值的小說。更形象的說法是：

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致、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筑。這神廟里供奉的是“人性”。（沈從文：《〈沈從文習作選〉·代序》《沈從文文集》十一卷）

由于持有這些不同“看法”，因此，不免和文運，和文壇發生這樣或那樣的矛盾沖突，越是“個人獨立作戰精神”加強，越是取得成果，和文壇、文運的矛盾沖突就越多，越尖銳、越激烈。

這些矛盾，早在未公諸報刊之前，他就在給友人的信中流露無余。列幾封信吧：

中國一切事皆有聰明人不費力而收大效。做文章亦如此，所以從文應當落伍，因為不同他們去談什么運動一件事罷了。上海所謂新興文豪，則無有不恃“無恥”而起，因為不愿意同這些人競爭，所以我前次來信說很想有機會改業，同九妹到外國學別的職業去。（沈從文：1929年12月13日《致王際真》《沈從文全集》十八卷29頁）

中國目下青年作家，說故事好文字好的，似乎還有幾個人，若是想選出說精致話做漂亮文章的可就難了，依我看，是郭沫若、郁達夫都不行的，魯迅則近來不寫，冰心則永遠寫不出家庭親子愛以外的。（沈從文：1930年1月12日《致王際真》《沈從文全集》十八卷39頁）

大學生全是很怪可憐的一種東西，買書都只看廣告，把書買來一看，失敗了，便說中國作家糟糕，且從此就不買書了。許多英文系（外國語系）畢業的大學生，皆不能讀外國報紙，所以在上海，近來是無數靠譯日本作品成偉人的。從前的周氏兄弟、郭沫若，現在的沈端先等，甚至于日本二流作品也轉販到中國來了，所以譯著極多。（沈從文：1930年1月29日《致王際真》《沈從文全集》十八卷48-49頁）

唯先生似未明所謂“文壇”情形，此則從文可略一相告?！蛞磺锌锝詿o聊，求藝術深詣者所作文章，與以吃飯為目的者所作文章，相去仍不遠，無聊則一。善吹如革命文學家，仍然不外想賺錢過活。名人如魯迅，其于不相識者之忽視，以及對捧場者之特別好感，皆有可笑之事實證明。不相識則文章照例不發，熟人則不妨胡說八道，自相贊美，先生大致總有機會見到書評一類文章，你若以為那真說得公正，才真糟！上海批評家，就只會吃點心，不必花錢，用點心也就可雇定。（沈從文：1920年7月23日《致楊南生》《沈從文年譜》93-94頁）

確實有些“不同”，無論是對文壇，還是對魯迅對郭沫若：如果說此時這些“不同”看法還只是在私人信函中談談而已，到他掌管了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后，事情就大大的不同了！

“惹起”文壇一次又一次論辯

（1931-1938）

1933年，沈從文隨楊振聲從青島到北京，參加中小學教材編選委員會工作。9月23日開始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有了自己的陣地。這位自稱“鄉下人”，“我的文章是誰也打不倒”的“多產作家”便迫不及待將自己在“上海已經看夠了，受夠了”的怨氣怒氣一古腦地發泄，10月18日發表了《文學者的態度》，自居“京派大師”，傲慢地將南北作家分為“京派”與“海派”，指責“海派”“從事文學者如票友與白相人”，“寄生于書店、報館、官辦的雜志”，不“在作品成績上努力”，只“在作品宣傳上努力?！睂Υ?，蘇汶撰寫了《文人在上?！罚?933年12月1日《現代》四卷二期）為上海文人辯護，對沈從文不問一切情由而用“海派”這個名詞把所有留居上海的文人一味抹煞，表示強烈不滿。沈從文又寫了《論“海派”》，刊載于1934年1月10日《大公報·文藝副刊》，暢論了“海派”文人種種丑態：“‘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相結合便成了吾人今日對于海派這個名詞的概念”，“試為引申之：‘投機取巧’，‘見風轉舵’”，“邀集若干新斯文人”，“相聚一堂、吟詩論文，或遠談希臘羅馬，或近談文士女人”，“從官方拿到了一點錢，則吃吃喝喝，辦什么文藝會，招納子弟，哄騙讀者”，“感情主義的左傾，勇如獅子、一看情況不對時，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認栽害友人，邀功侔利，這就是所謂海派”。還聳人聽聞的寫道：“妨害新文學健康處，使文學本身軟弱無力，使社會上一般人對于文學失去它必需的認識，且常歪曲文學的意義，又使若干正擬從事于文學的青年，不知務實努力，以為名士可慕，不努力寫作卻先去做作家，便皆為這種海派的風氣作祟?！币笕藗儗@種風氣給予“掃蕩”。由此，引發了一場關于“京派”與“海派”的論辯。曹聚仁、徐懋庸、魯迅等人都先后參予其中。徐懋庸寫了《“商業競爭”與“名士才情”》（1934年1月20日《申報·自由談》）。予以批駁，指出：

文壇上倘真有“海派”與“京派”之別，那么我以為“商業競爭”是前者的特征，“名士才情”卻是后者的特征?！懊坑玫腻X，則又謂來得曲折，從小百姓手中出發，經過無數機關而到名士手中的時候，腥氣已完全消失，好像離開廚房較遠的人吃羊肉一樣，名士的清高在此。他們所以能夠大罵商人在此?！钡虾５降资且粋€復雜的地方，“商業競爭”的海派文人，多過江之鯽，而“名士才情”的京派文人也不是沒有！

魯迅接連寫了《“京派”與“海派”》（1934年 2月3日《申報·自由談》）、《北人與南人》（1934年3月4日《申報·自由談》）批駁沈從文的“怪論”。指出：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國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亦賴以糊口。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閑，“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但從官得食者其情狀隱，對外尚能傲然，從商得食者其情狀顯，到處難于掩飾，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據以有清濁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國舊習，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

魯迅不但從地域、籍貫上對京、海兩派進行了分析，且從政治上給予解剖。又在《北人與南人》文中從歷史上作了分析。最后指出：

不過作文章的是南人多，北方卻受了影響。北京的報紙上，油嘴滑舌，吞吞吐吐，顧影自憐的文字不是比六七年前多了嗎？這倘和北方固有的“貧嘴”一結婚，產生出來的一定是一種不祥的新劣種！

面對著這樣尖銳的批判，沈從文實在忍不下去了，又寫了《關于“海派”》，對其批判表示不屑一顧的“失望”，污蔑那些文章是“無題目可寫”，或“裝成看不明白本文”，或“只挑眼兒摘一句兩句”，“說點趣話打探”，再次為自己攻擊“海派”的言論辯解。說：

我所說的“名士才情”，是《儒林外史》上那一類斗方名士的才情，我所說“商業競賣”，是上海地方推銷×××一類不正當商業的競賣；正為的是“裝模作樣的名士才情”與“不正當的商業競賣”兩種勢力相結合，這些人才儼然地能夠活下去，且勢力日益擴張。這種人的一部分“從官方拿點錢吃吃喝喝，造點謠言”，與“為自己宣傳宣傳”，或“掠取旁人文章，作為自己作品”，生活還感覺過于寂寞，便去同有勢力者相勾結，作出如現在上海一隅的情形：或假借維持社會秩序的名義，檢查到一切雜志與副刊，迫害到一切正當獨立作者的生活，或想方設法壓迫正當商人，必作成把書店刊物封閉接收的趨勢。（沈從文：《關于“海派”》《沈從文文集》十七卷）

這種種論調，實質上仍然是在攻擊左翼人士，當然少不了影射魯迅。魯迅健康情況好轉，再次提筆撰寫了《“京派”與“海派”》，仍然以旅隼筆名發表在《太白》半月刊二卷四期，對沈從文“奚落”“海派”，給予了有力地反擊。文章說：

我要說的是直到現在，由事實證明，我才明白了去年京派的奚落海派，原來根柢上并不是奚落，倒是路遠迢迢的送來的秋波。

……

至于為什么去年北京送秋波，今年上海叫“來”了呢？說起來，可又是事前的推測，對不對很難定了。我想，也許是因為幫閑幫忙，近來都有些“不景氣”，所以只好兩界合辦，把斷磚、舊襪、皮袍、洋服、巧克力、梅什兒……之類，湊在一處，重新開張，算是新公司，想借此來新一下主顧們的耳目。（旅隼：《“京派”與“海派”》1935年5月5日《太白》半月刊二卷四期）真是一針見血，戳穿了沈從文“惹起”“京派”與“海派”爭論的本質和用心。沈從文再沒有回答了。到此，從表面看，“京派”與“海派”之爭，似乎結束了。其實，遠遠沒有完結。沈從文哪會甘心呢！一定要“惹起”新的論辯，發動新的攻勢。果然，不出所料，不久，他又利用《大公報·小公園》發表了題為《談談上海的刊物》（1935年8月18日），污蔑魯迅等左翼人士對他的批評，“皆針對著一個目標，即向異己者用一種瑣碎方法，加以無憐憫不節制的嘲諷與辱罵（一個術語，便是“爭斗”）”，并以威脅的口吻說：“刊物若盡靠這種爭斗支持，他的命運就不會好，不應好?！备该佬盏貙懙溃?/p>

說到這種爭斗，使我們記起《太白》，《文學》，《論語》，《人間世》幾年來的爭斗成績。這成績就是凡罵人的與被罵的一古腦兒變成丑角，等于木偶戲的互相揪打或以頭互碰，除了讀者養成一種“看熱鬧”的情趣以外，別無所有。把讀者養成歡喜看“戲”不歡喜看“書”的習氣，“文壇消息”的多少，成為刊物銷路多少的主要原因。爭斗的延長，無結果的延長，實在可說是中國讀者的大不幸。我們是不是還有什么方法可以使這種“私罵”占篇幅少一些？一個時代的代表作，結起賬來若只是這些精巧的對罵，這文壇，未免太可憐了。

不分因由，不辨是非，把文壇所有的爭論，一律斥之為“對罵”，“是向異己者用一種瑣碎方法，加以無憐憫不節制的嘲諷與對罵（一個術語便是‘斗爭’）”。這是沈從文的一種手法。熟知當年文壇內幕的曹聚仁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說：

看起來，仿佛是一種京派的口吻，實則是對魯迅先生的正面諷刺，也就是魯迅寫五、六、七、八這四論的因由。（曹聚仁：《文壇續話》《我與我的世界》人民文學出版社）

難怪魯迅在《七論“文人相輕”——兩傷》也點名給予了回擊。魯迅說：

“我們是不是還有什么方法可以使這種‘私罵’占篇幅少一些？”——炯之先生問。有是有的?？v使名之曰“私罵”，但大約決不會件件都是一面等于二加二，一面等于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較近于“公”，在“罵”之中，有的較合于“理”的，居然來加以評論的人，就該放棄了“看熱鬧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說出你究竟以為那一面較“是”，那一面較“非”來。

至于文人，則不但要以熱烈的憎，向“異己”者進攻。還得以熱烈的憎，向“死的說教者”抗戰。在現在這“可憐”的時代，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生與愛，才能文。（魯迅：《七論“文人相輕”——兩傷》1935年10月《文學》月刊五卷四號“文學論壇”欄，署名隼）

這是魯迅借用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篇名的字面意思，對沈從文混淆是非，“死的說教”進行了回擊。沈從文再也無力回應了。幾十年后，在復友人信中說，魯迅“當年寫的文章，有些主要在罵我，或針對我的作品，而且有所譏諷，但自己并沒有‘作什么爭論’?！保ㄉ驈奈模骸稄筒！贰渡驈奈娜范寰?81頁）

沈從文一再“惹起”“劇烈論辯”，其目的在爭奪話語權，已明顯不過了，特別是朱光潛、蕭乾相繼加入《大公報·文藝副刊》的陣營后。

朱光潛結束幾年的留學生活，于1933年回國，經同學徐中舒介紹認識胡適。身任北大校長的胡適當即決定聘任朱為西語系教授。朱住地安門慈慧殿3號。除授課外，第一件事就是仿照英國文壇組織“讀詩會”。很快，“讀詩會”吸引了不少詩人、作家、批評家、青年學生。這些人經常齊聚一堂研究文藝?！洞蠊珗蟆犯笨愠闪诉@些人的園地，創辦《詩特刊》就是在這里決定的，《大公報》的許多文藝活動，也幾乎都是在這里討論決定，并有計劃地進行的。蕭乾大學還未畢業，就經楊振聲保薦，畢業后去報館工作。1935年7月一畢業就到報館，開始編副刊《小公園》，不久便編《文藝》。兩人的加盟大大增強了沈從文辦刊的信心和力量。于是又計劃辦大型純文學刊物。

朱光潛在《自傳》中寫道：“當時正逢‘京派’和‘海派’對壘。京派大半是文藝界舊知識分子，‘海派’主要指左聯。我由胡適約到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京派在‘新月’時期最盛，自從詩人徐志摩死于飛機失事之后，就日漸衰落。胡適和楊振聲等人想使京派再振作一下，就組織一個八人編委會，籌辦一種《文學雜志》。編委會之中有楊振聲、沈從文、周作人、俞平伯、朱白清、林徽音等和我。他們看到我初出茅廬，不大為人所注目或容易成為靶子，就推我當主偏。（朱光潛：《自傳》《朱光潛全集》一卷）經過近兩年的籌備，1937年5月1日一個大型文藝刊物《文學雜志》問世了。朱光潛在《我對本刊的希望》的發刊辭中寫道：

我們對于文化思想運動的基本態度，用八個字概括起來，就是“自由生發，自由討論”。

根據這個信念，一種寬大自由而嚴肅的文藝刊物對于現代中國新文藝運動應該負有什么樣的使命呢？它應該認清時代的弊病和需要，盡一部分糾正和向導的責任；它應該集合全國作家分途探險的工作，使人人在自由發展個性之中，仍意識到彼此都望著開發新文藝一個公同目標；它應該時?；仡櫟揭颜加械念I域，給以冷靜嚴正的估價，看成功何在，失敗何在，作前進努力的借鑒；同時，它應該是新風氣的傳播者，在讀者群眾中養成愛好純文藝的趣味與熱誠。（朱光潛：《理想的文藝刊物》《朱光潛全集》三卷。初為《我對本刊的希望》。收入全集時，略加修改，用現題目）《文學雜志》的創辦，對“京派”人士來說，實在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如朱光潛所說：

在解放前十幾年中，我和沈從文過從頗密，有一段時間我們同住一個宿舍，朝夕生活在一起。他編《大公報·文藝副刊》，我編商務印書館的《文學雜志》，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糾集在一起，占據了這兩個文藝陣地，因而博得了所謂“京派文人”的稱號。（朱光潛：《從沈從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藝風格》《朱光潛全集》十卷）

因為有了新的陣地，他們便可以在爭奪話語權方面“惹起”更多更大的論辯，將文壇引向自己企望的方向。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

近年來寫文章的人太多。在這許多文章里，耍來耍去，還是程咬金三板斧，題材總是差不多，不是寫農村破產，就是天災人禍，俱差不多。所以我偏要寫中國人的美德，發揚中國人的美德。如我的《邊城》也有這個意義。（沈從文：《致李寒谷》1935年8月28日《沈從文年譜》173頁）

信中很清楚地透露，他又要“惹起”事端。不久，就在自己主編的《大公報·文藝》上發表了題為《作家間需要一種新運動》，指責“作者大都關心‘時代’”，“缺少獨立識見，只知追逐時髦”，“在作品上把自己完全失去了?！碧栒俅蠹摇皝硪粋€‘反差不多運動’”。一石激起千層浪，蕭云、吳薔、彭紹義、田廬、唐弢、孫伏園、茅盾等人紛紛撰文予以回應。

這是以沈從文為首的“京派”人士的一次有組織、有計劃的行動。蕭乾后來回憶道：

《文藝》還展開過幾次專題討論。一次是由炯之（沈從文）的《作家間需要一種新運動》一文引起的。文中尖銳地指出當時的作品存在著一種“差不多”的傾向，實際上就是公式化概念化那個老問題。文章發表后，陸續收到不少來稿。記得吳薔（即《紅日》的作者吳強）。楊剛、田廬等人都寫了文章，分別登在兩期“反差不多討論”?？?；其中蕭云在《反差不多運動的根數值》一文中指出，這種差不多的情況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一種正確的世界觀。最后，由討論的發動者炯之寫了一篇答復，題為《一封信》。（蕭乾：《魚餌·論壇·陣地——記〈大公報·文藝〉1935-1939》1979年2月《新文學史料》二輯。鮑霽編《蕭乾研究資料》北京十月出版社1988年2月）

沈從文的《一封信》發表于1937年2月21日天津《大公報·文藝》。他以冷嘲熱諷的口吻，一面對其批評者進行反攻，將“左翼文學”與“民族主義文學”相提并論，各打五十大板，一面在辯解中自我吹噓，洋洋自得地說道：

我說的“差不多”一個名詞，自然很傷了一些作家的心。尤其是在這種年頭，有些人拿了一支筆在手上，就天真爛慢的以為只有他是在“愛國”，而又保有“真理”，他是預言家，是全個身心浸透了對人類同情，所有作品都得照普通廣告上常見的措詞得到讀者反應的。他在趨向上要表示與“多數”一致，在寫作方式上又最忌諱與人一致的矛盾中（也就是思想上他要從差不多中討好，文章上又要從反差中見好的矛盾），我這句話不是打中了他的胸膛，就是觸著了他的背脊，不受用是當然的。但其實倒是這些人自信心不大堅強，或明知自己也空空洞洞，一點點成就還是“頭腦”和“老板”湊和的，心虛而內恧，所以對我提到的一個名詞便感到憤惱或痛苦，不然就不至于如此了。

真可謂得意忘形??！唐弢、茅盾等人也迅速予以回應。唐弢說：

炯之先生的意見，是把病根推在作家們的“關心時代”上，而一面又把這“關心”只往壞處想，“追逐風氣”，“媚悅流俗”，“憑脊髓在反應某種活動”，一句話：趨時。

據說這“趨時”就造成了“差不多”的現象?！?/p>

炯之先生看出了“差不多”的現象，卻錯怪了“時代”。因此他想出來的補救的辦法，也不免落了空。其實呢，“時代”畢竟是還不該忘卻的。（唐弢：《“提起時代”》《唐弢文集》一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4月1版）

唐弢還以歷史事實證明了自己的論斷。茅盾駁斥了他的論點后指出：

他那篇《作家間需要一種新運動》充滿了盲目的夸大。盲目，因為他不知道他所“發見”的東西早已成為討論的對象；夸大，因為在他看來，國內的文藝界竟是黑漆一團，只有他一雙炯炯的巨眼在那里關心著。此種閉起眼睛說大話的態度倘使真成為“一種運動”，實在不是文藝界之福?。┒埽骸蛾P于“差不多”》1937年7月5日《中流》二卷八期、《茅盾全集》二十一卷31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

這些回應都很尖銳，特別是茅盾的回應，有些咄咄逼人。一向自以為是的沈從文怎能“沉默”呢!經過策劃，便在1937年8月1日出版的《文學雜志》第一卷第四期上發表了題為《再談差不多》。編者還特別加以推薦。文章實際上是對唐弢、茅盾等左翼人士批評的反撲，不但嘲諷，甚至“亂罵”。文章一開始就狂妄地吹噓道：

因為文章正搔著一些人的癢處，所以這問題忽然就熱鬧起來了。熱鬧即所謂反響，勸作家用腦子得來的反響。這反響是我料得到的。不拘左或右，習慣已使人把“思索”看成“罪惡”，我卻要一些人思索，當然有反響。不過就一篇文章來作尋章摘句的反對，雖人人都可以說幾句話，事實上或前或后大家還得承認“差不多”現象在文學作品上的確存在?；蛘f這存在是“必然”的，“必需”的，或又從反面說，“這個那個都并非差不多”！綜合看來倒恰好證明我那小文所說的即或不完全對，至少有一部分已觸著了一個問題，一個中國新文學運動發展上值得注意的問題。作家應如何寫作，宜用什么作品和讀者對面？等待回答。這是何等的狂妄??！自己簡直就是一個救世主！更有甚者，竟把魯迅先生又扯了進來，說：

最好的回答倒是魯迅先生的死，被許多人稱為“中國最偉大人物”。偉大何在？都說在他性格、思想、文章比一切作家都深刻?！氨纫磺凶骷叶忌羁獭?，這是從萬千紀念文章中抽出的結論！倘若話是可靠的，那魯迅先生卻是個從各方面表現度越流俗最切實的一位。倘若話是不可靠的，那一切紀念文章都說錯了，把魯迅先生的偉大估錯了。

這實在是射向魯迅先生的一支冷箭。用這些似問非問、似答非答的句式不但對魯迅及紀念魯迅的人們加以污蔑，并對左翼作家，文藝運動放肆地進行攻擊：

反響不過是一種人事上的摩擦，所以反響盡管熱烈，作家中且儼然各有義務為差不多作辯護，到他自己拿筆時，還是愿意把他的作品寫得像樣一點，無論任何一方面都比人不同一點。除了投機者與冒險家以及熱衷護短的在外，凡真有遠見，注意國家情形熟習文壇狀況的人，都不能不默認作品在差不多傾向下，實在難以為繼。且明白在受主義統治和流行趣味所支配時，好作品不易產生。要中國新文學有更好的成績，在民主式的自由發展下，少受凝固的觀念和變動無時風氣所控制，成就也許會大一些。并且當朝野都有人只想利用作家來爭奪政權鞏固政權的情勢中，作家若欲免去幫忙幫閑之譏，想選一條路，必選條限制最少自由最多的路。換言之，作家要救社會還得先設法自救。自救之道第一別學人空口喊叫，作應聲蟲；第二別把強權當作真理，作磕頭蟲。若說信仰是必需的，也得有點真信仰，別隨風氣壓力自己老是忽左忽右，把近十年來新文學在讀者間建設的一點點信用完全毀去。

這里，沈從文又一次在自我吹噓中進行辯解，在冷嘲熱諷中鼓吹自由主義。朱光潛是他的最堅定的支持者。在刊物的“后記”中寫道：

一篇針對現實問題的論文所含有的力量大小，往往可以在它所引起的反響上見出。這一年來我們的文壇上許多劇烈辯論都由炯之先生去年在《大公報》所發表的《談差不多》一文惹起來的。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實是最不高興他那番話的人大半是“作者”而不是讀者。在這件簡單的事實之前，作家的合理的反應應該是自省而不是空口謾罵?！对僬劜畈欢唷繁取墩劜畈欢唷匪聘嗬?，更切中時弊，也許要引起作者們打更大噴嚏。站在讀者的地位，我們希望他們打過噴嚏之后，會得到一種康健的效果，會明白“事實最雄辯”，他們向炯之先生

所提出的最有力的反證不是空言而是作品。

（朱光潛：《文學雜志·編輯后記》一卷四期）

剛剛回國抗戰的郭沫若也著文說：

近來聽說又有人在鼓動著“反差不多”的論調了，主旨是嫌抗敵理論過于單純，而大家說來說去，說了半年，反正都“差不多”，因而便激起一些“反”感。抱著這種“反”感的君子，朝好處說，自然是過于高尚了一點，朝壞著說，實在是于不知不覺之間犯著上了為虎作倀的嫌疑。這種想念，在我們文化人自身是應該徹底克服的。

……對于抗敵理論嫌其單純，嫌其重復的那種“反差不多”的論調，或故作高深的理論以度越流俗的那些文化人，事實上是犯著了資敵的嫌疑。（郭沫若：《抗戰與文化問題》《郭沫若全集》十八卷）

這些論辯完全證明了朱光潛后來所說的：

自從提筆寫文章的時候起，我就已用文藝參加了階級斗爭，起初還只是自發的，而后來竟是自覺的。到了我主編《文學雜志》的時期，我和所謂“京派”的文人有組織、有計劃地建立一個陣地，來和我們稱之為“海派”的進步的革命的文學對立。（朱光潛：《我的文藝思想的反動性》《朱光潛全集》五卷37頁）

朱光潛倒是坦白地承認。而作為“當時北平文壇的”“重鎮”（姚雪垠：《學習追求五十年》）的沈從文卻沒有公開承認，但事實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其實，對于沈從文三十年代“惹起”的文藝界的劇烈論辯，夫人張兆和曾向他發出過警告，說：

我希望你凡看一件事情，也應替別人想一想，用一張口，開闔之間可容易啊。這是說你對日常事物而言，惟其你有這樣缺點，你不適宜寫評論文章，想得細，但不周密，見到別人之短，卻看不到己之病，說得多，做得少，所以你寫的短篇雜論，就以我這不通之人看來，都覺得不妥之處太多……寫這種一撅一撅不痛不癢的譏世譏人的短文，未免太可憐。（張兆和：《致沈從文》1937年12月17日《沈從文年譜》200頁）

沈從文沒有聽從夫人的規勸，相反卻是愈演愈烈，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惹起”了更多的、更劇烈的論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