館外考察館內事
——《四庫全書館研究》讀后

○周中梁

作為中國古代最大、最重要的一部叢書，《四庫全書》自問世起，就受到了學者的廣泛關注。早期《四庫全書》研究多受民族主義思潮影響，著重闡發其對古籍的篡改、禁毀及其反映的清代國家權力對文化領域的強力干預。

近年來，隨著《四庫》系列叢書的影印出版、四庫學研討會的多次召開、四庫研究機構的建立以及大量研究專著、論文的面世，“四庫學”已成為古文獻學科中一個富有活力的新興分支。近日，北京師范大學張升教授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反復修訂，出版了四十八萬字的《四庫全書館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3月第一版) ，堪稱四庫學研究領域的又一力作。2011年該書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2012年又入選首批中華學術外譯項目。這些榮譽部分證明了該書的成就。

四庫全書館是編纂《四庫全書》的官方修書機構，欲研究《四庫全書》編纂過程者，必然離不開對四庫館的探討。海內外學者如郭伯恭、任松如、楊家駱、黃愛平、吳哲夫等人在其專著中對此均有涉及，但迄今專門對四庫館進行研究者鮮見。張升長期致力于四庫學、《永樂大典》及明清文獻學的研究，該書發掘、爬梳、分析文獻資料，分九章對四庫全書館何時開、閉館，其機構設置及所在位置，基本工作流程，館臣人數，四庫館各館職的分工，助?，F象，錄副現象及《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的印行及纂校人員等諸多具體問題作了深入細致的研究，各專題之間銜接緊密，融為一體。作者選擇的問題，既包括四庫館的時間、地點、組織機構和運作流程等基本問題，又包括助校、錄副等問題，雖非無所不包，已堪稱對四庫館的綜合研究。

張升在充分掌握各類史料的基礎上，視具體語境選擇運用不同類型的史料，在討論各類問題時，都能言之有據。例如，在討論四庫館開閉時間時，利用清宮檔案、清實錄》等原始官方史料，為時間界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四庫館臣及其儕輩文人留下了大量的詩文、筆記、日記等，或刊刻行世，或稿本存留。作者靡不搜訪，找到了大量的館臣私人史料，使得四庫館研究更加立體化。

如在討論四庫館總裁的工作情況時，利用總裁王際華《王文莊日記》所載乾隆三十九年日記，采用統計方法，提供了總裁兼顧行政事務與四庫館務的一個鮮活具體的例子。在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中，四庫館留下了一些底本、稿本和私家錄副本。這些書籍均系文物性善本，其中保存了四庫館臣的校語、校簽等痕跡。作者或親自寓目，或通過藏書家題跋、圖書館善本圖錄引用等，廣泛搜求這方面的材料，以此來說明《四庫全書》修纂過程中的細節。全書這樣利用豐富的材料考辨四庫館相關細節的例子還有很多，讓人讀來感到作者對四庫館的論述如成竹在胸，真實可信。

在書中，張升并不以新奇的題目或故意標新立異來吸引讀者，而是從自己的教學和研究體會出發，抓住四庫學中的常見問題和細節問題加以不斷追問，立論謹慎而可信，解決了不少四庫學研究中的基本問題，為四庫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例如，作者通過當時翰林的記載，明確前四部《四庫全書》修成后，當時人即認為四庫館已散，之后的修書機構并不能稱為真正的四庫館。又如，作者通過對《四庫》職名表的比勘和剖析，揭示出四庫館由翰林院與武英殿兩大系統組成，并對兩大系統的功能、機構組成和人員情況作了詳細的描述。此可謂是目前為止對四庫館機構最清晰、最準確的描述。再者，到目前為止，我們對“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的認識還相當模糊，還存在著很多疑問，包括其究竟收多少種書、其收書標準如何等等，作者花了相當大的功夫一一檢核存世的聚珍本原本，從中找出書口、書尾校者署名及校上年月等信息，然后進行綜合統計分析，對《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的形成、印行時間、校對官及纂修官的數量等諸多問題提出了新觀點。

此外，本書對《四庫全書考證》一書成書過程的研究，對謄錄環節賄買、傭書現象的研究等，均能發前人之所未發，使得四庫館的研究更具立體化、細密化。

一直以來，對四庫館臣名單進行討論者，必以《四庫全書總目》卷首所載的職名表為基本材料。但職名表本身存在不少疏漏，殿本職名表雖對浙本進行了補充修正，仍不夠全面。該書第四章《四庫館臣的數量》，以纂修官為例，利用大量史料，共考出《四庫》纂修官88人，與浙本職名表中列名的48人相比，超出近一倍。書后附錄的《四庫館館臣表》，正編收四庫館臣476人（均注明出處），不但涵蓋了原職名表的全部內容，而且較流行的四庫館臣共360人的說法多出100余人。附編中則收錄了職名表中未列的繕簽官、武英殿聚珍本校對官、《薈要》校對官、少數民族文字校對官、對音官等?？梢哉f，這一新的館臣表，既對原《四庫》職名表有較大的補充與修正，又通過備注的方式盡可能地將館臣任職變化情況標示清楚，更全面完整地展示四庫館的人員構成情況。我們認為，此份更加清晰、完備的職名表，一定會成為四庫學研究者必備的工具資料。

在其他章節中，張升也經常將稀見的史料原文一一臚列出來，如在第五章中將搜集到的分校簽記材料詳加列舉，在第七章中舉士人助校的例子達十六條之多，既體現了作者的嚴謹態度，也便于讀者查閱轉引，實為嘉惠學人之舉。

在本書最后，張升提出要從動態角度和館外角度考察四庫館的新觀點，頗有啟發意義。

近年來，中國古代史學界提倡“活”的制度史研究，張升在四庫學研究中提出的新方法正可與之遙相呼應。通過動態考察，作者在書中對職名表中館臣遺漏的原因、四庫館中交叉辦書現象等問題提出了新的解釋，打破了以往四庫學研究中的僵化思維。此書以“四庫全書館研究”為名，而學術視野則絕不限于四庫館官署之內。作者對《四庫全書》纂修過程中普遍存在而前人涉及較少的助?，F象予以關注，勾勒出了一幅四庫開館時期北京城中大量士子入館臣之幕助校的圖景。作者藉此揭示出一個新的問題：助校分擔館臣修纂等工作，對《四庫全書》所做的貢獻與造成的問題也必然要分擔。我們認為，對這一助?，F象的具體探索，以及作者所提出的四庫館中“官書私辦”的命題，將會成為四庫學研究中的一個新方向。

《四庫全書館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取得了諸多創新性的成果，代表了四庫學研究的前沿水平。正如四庫學研究專家黃愛平教授所說的：“清朝纂修《四庫全書》，是一項重大的文化工程，至今研討的著述與論文雖已然很多，但只有此著（《四庫全書館研究》）才將四庫館的組織狀況與運行機制清晰地予以了考釋，這是突出的學術貢獻。而這一點，無論是對深入了解清修四庫運作的具體工作狀況，還是對今天發展文化事業提供借鑒，都不無裨益?！蔽覀兿嘈?，《四庫全書館研究》對四庫館組織機構、人員構成及運作模式所作的詳細考證與分析，以及其開拓和展示的四庫學研究的廣闊空間，不但必將有力地推進四庫學研究，而且也一定可以為今后政府及民間組織大型圖書的編纂活動提供諸多有益的借鑒和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