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學者對我國學術發展究竟有多大貢獻？

○ 熊丙奇

于1998年開始啟動的“長江學者獎勵計劃”，今年已實施15年。這一計劃究竟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官方和民間的感受似乎很不相同。在官方看來，這一計劃成果豐碩，而在民間看來，這一計劃某種程度卻加劇了學術的行政化和功利化，制造出龐大的學術利益共同體，破壞了我國的學術生態。

有意思的是，不管是官方和民間的分析，都圍繞著這一計劃的宗旨進行——該計劃的主要宗旨在于通過特聘教授崗位制度的實施，延攬大批海內外中青年學界精英參與我國高等學校重點學科建設，帶動這些重點學科趕超或保持國際先進水平，并在若干年內培養、造就一批具有國際領先水平的學術帶頭人，以大大提高我國高校在世界范圍內的學術地位和競爭實力。同時，通過特聘教授崗位制度的實施，對于推動我國高等學校的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打破人才單位所有制、職務終身制，改變分配中存在的平均主義等弊端將起到有力的促進作用?！欢霾煌?，分析結果卻迥異。

催生龐大的學術利益共同體

按照官方發布的數據，長江學者獎勵計劃在培養學術帶頭人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截止2012年，我國高校共聘任長江學者1801人，其中特聘教授1190人、講座教授611人，26名華人學者榮獲“長江學者成就獎”。先后有85名長江學者當選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170人成為“973”首席科學家。另外，還有25名長江學者獲得國家級教學名師獎。

表面上看，這一計劃確實成果“顯著”，可是，這也讓人懷疑，在我國的學術和教育評價體系中，存在“贏者通吃”的問題。事實上，近年來每年新增兩院院士、國家教學名師名單公布，都會引來質疑。原因在于，無論是新增院士評審還是教學名師評審，本來都應按學術原則和教育原則進行，可貫穿評審始終的，卻是另一原則，即行政原則和利益原則。很顯然，行政力量在其間起很大作用，而各類人才計劃、科研項目恰恰又是行政主導的。如果把學術資源向少數人集中，在各種評審、評價中都給予照顧，那么，他們是會一路綠燈獲得更高的學術頭銜的。這種依照學術頭銜來配置學術資源的方式，對于學術的自由、平等競爭有著很大的傷害。

這也是官方可以拿出長江學者入選兩院院士的數據，卻很難呈現出他們的成果在世界上究竟有怎樣的學術貢獻和學術價值的原因。畢竟，評審院士是我國學術界自身的事，甚至想評多少院士就評多少院士。雖然社會輿論對我國每隔兩年就新增100多位兩院院士表示擔憂，認為我國學者的學術貢獻并不大，可享受的學術利益卻很多，院士評審和學術利益高度掛鉤，可是，這一新增工作照做不誤。院士群體被認為是當前最大的學術利益群體。

就是國家教學名師評審，近年來也高度利益化，一些很少上講臺的校長、副校長和學者，經過包裝運作之后，也評上國家名師，這反映出評審存在一個“情結”，“名師”要出于有頭銜者，要么有學術頭銜，要么有行政頭銜——如此方能體現此“牛人”對教學的重視，你看他已是長江學者了，還“親自”給學生上課；以及評審中存在的公關操作問題。在現實的校園生活中，國家名師的評審，并沒有帶來本科教育教學質量的提高，每所學校之所以重視這一評審，因為這可以體現學校的辦學政績。

官方數據還顯示，長江學者獎勵計劃推進高校形成優秀人才培養支持體系。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的示范和引領下，各地和高等學校先后實施了一批人才計劃，如：北京市的“拔尖創新人才計劃”、上海市的“東方學者計劃”、廣東省的“珠江學者計劃”、福建省的“閩江學者計劃”、四川省的“天府學者計劃”等，由此得出結論“初步形成了定位明確、層次清晰、銜接緊密，促進高等學校優秀拔尖人才可持續發展的培養和支持體系?！?/p>

而這恰恰是民間反對最多的地方，武漢大學原校長、知名教育改革家劉道玉就直言不諱地批評當前某些高校的“怪現象”：“很多學者進不了長江學者，就巧立名目，搞了一些以名山秀水為名的學者，黃河學者、泰山學者、天山學者、閩江學者、贛江學者、珠江學者，名號有38個之多。用名山秀水命名學者，改變了實質沒有？沒有，他們還是原來的學者?！?/p>

各類名目繁多的學者計劃，按官方的說法，是重視高校人才、創造條件讓青年才俊脫穎而出的改革創新?？蛇@些計劃都已經變味了，于地方而言，這類計劃首先展示的是自己重視人才建設的政績；其次，這些計劃將某些行政指令下達到高校，有可能形成新的權力尋租空間。這些計劃往往意味著專項資助，同時又能帶來名聲——對學校來說，入選人才計劃的人數，是重要辦學成果之一；對學者本人來說，一旦入選計劃，即便拿了錢什么事也不干，也可名利雙收。對于這種人才計劃，有多少大學以及教授能把持住呢？

滋生學術腐敗的土壤

圍繞著各種計劃，近年來，造假丑聞頻出。很典型的就是人才“假引進”，高校在人才引進中特別注重引進兩種人，一種是有顯赫學術頭銜的人；另一種是有廣泛人脈資源的人。在一般人理解中，大學引進人才應該努力提高學校的辦學質量和學術研究水平，因此，應該要求被引進的人才能為本科生、研究生上課，與他們共同開展研究，進而要規定引進人才在學校里的工作時間。但是，高校這類人才引進，醉翁之意卻不在此：一為增加教師隊伍中有各類頭銜者的數量，高校爭相聘請院士、長江學者，這是首要目的；二為快速提高學校的論文發表數量，引進人才來不來工作無所謂，只要論文署上學校大名，就可計為學校的成果；三為在各種評審、評估與社會交往中，通過人脈資源獲得社會資源、學術資源，有一定官方背景、在各種評審委員會中擔任職務、社會交際廣泛的學者，尤令大學青睞。

還有就是高校直接參與人才造假。成為某山某水學者，這是學者的個體行為，但由于這些計劃由政府部門主導，實則成為人才政績工程。于政府部門來說，如果通過計劃，能引進大批高素質人才，具體來說，有海外學歷，比如名校博士學位，有海外學術頭銜，比如教授，這就能證明計劃取得了成果；于高校來說，本校有多少教授入選國家、地方人才計劃，不但可以做大科研經費盤子，也表明人才隊伍建設的業績；于學者本人來說，拿到了政府部門的資助，也獲得了顯赫的“學術頭銜”。這樣一來，政府部門、學校和學者個體，就成了“利益共同體”。而圍繞利益，各種手段都用上了。大家所見的是，有高校直接參與申請者的申請簡歷造假（或對明顯的造假行為不聞不問），有高校和申請者共同運作，把頭銜搞到手，各取所需。不客氣地說，各種人才計劃已成為滋生學術造假、學術腐敗的土壤，也成為學術急功近利、浮躁的推手。

按照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的宗旨，“通過特聘教授崗位制度的實施，對于推動我國高等學校的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打破人才單位所有制、職務終身制，改變分配中存在的平均主義等弊端將起到有力的促進作用”，再看當前高校教授貧富不均，制造出富翁學者的現實，不由感嘆，這一計劃（以及之后推出的各種計劃）沒有提高我國高校的學術競爭力，可卻在我國高校成功地讓部分人富裕起來——國家的經費通過政策進入了這些人的腰包。這已成為當前制約高校發展的重要因素，很多年青教師面對由各種學術頭銜編織起來的學術利益網，失去了對學術的理想和追求，“逃離科研”，已成為一些本有學術潛力者的無奈選擇。

值得注意的是，長江學者是有聘期的，這表明結束聘期就不再是長江學者，可是，很多學者一直用著長江學者的頭銜，高校也把累計有多少長江學者作為師資力量雄厚的指標，這對該計劃倡導的“打破職務終身制”，是多么的諷刺。用來推進學術發展的長江計劃，成功地變異為謀求學術利益的工具，雖然主事者不承認，但現實卻不容否認。

發展學術根本在于去行政化

從本質上看，行政主導的“人才計劃”，就是對人才進行行政管理和行政評價，這將導致學術管理和評價嚴重行政化、功利化。不管宗旨多好，都無法逃脫這一“宿命”。長江學者計劃以及此后的林林總總計劃，都性質相同，出現變異是完全在意料之中的。即便主事者再怎么宣布其取得豐碩成果，卻無法改變這些計劃加劇學術功利化、行政化的現實，這對我國學術的長遠發展來說，有著致命的傷害。

對此，我國政府其實已有清醒的認識，在2010年6月頒布的《國家人才發展規劃綱要》中指出，要“按照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總體部署，完善人才管理運行機制。規范行政行為，推動人才管理部門進一步簡政放權，減少和規范人才評價、流動等環節中的行政審批和收費事項。分類推進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逐步建立起權責清晰、分類科學、機制靈活、監管有力的事業單位人事管理制度?？朔瞬殴芾碇写嬖诘男姓?、‘官本位’傾向”。

現在的問題是，在現實中，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傾向還在進一步發展，各級政府還熱衷于搞人才計劃。為此，一方面要加強對各類計劃執行的監督，嚴懲其中的腐敗行為。除了處罰當事人，還應該調查參與審查的機構和專家，是否“合謀造假”，并按照調查結果進行嚴肅處理。另一方面，要按照《國家人才發展規劃綱要》的精神，切實轉變政府管理人才的傳統做法，在對人才的評價中，引入社會評價和專業評價，推進學術共同體建設，這是讓學術回歸常識、規范，這才是提高我國學術水平，恢復學術生態的根本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