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百年來的第三次沖擊及我們的選擇

文｜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編審 孟憲范

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家庭經受了三次沖擊：20世紀初指向家庭制度的批判，1949—1976年間指向家庭情感的政治運動，30年來從結構、制度、價值觀指向家庭的全面侵蝕。在三次沖擊和經濟社會劇變的背景下，家庭問題需要進入國家的視野，需要建立支持家庭的政策體系

“家庭是傳統和現代性之間斗爭的場所?！眲虼髮W教授，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說。

我們在中國就看到了這一斗爭的豐富場景?；仡欉^去的百年，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家庭制度、家庭價值遭到一波又一波的沖擊，家庭功能經歷了逐漸弱化的過程。近30年來，伴隨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轉型，中國家庭又經受著第三次沖擊，發生了從結構、制度到價值觀的全方位的變化。在家庭結構上，表現為規模小型化、穩定性下降；在制度上，以2011年的婚姻法解釋三為標志，推進了家庭財產制度的資本主義化；在價值觀上，自我中心式個人主義發酵，深深腐蝕著家庭的傳統價值支柱。在第三次沖擊的浪潮下，當代家庭在結構、制度、價值觀上呈現出危險的劣質化的苗頭。

對家庭結構的侵蝕

30多年來，我們經濟社會的急劇變化帶來了百年來對家庭的第三次沖擊。這次沖擊首先表現為家庭結構的深刻變化。

家庭結構的變化可以從結構特點和結構穩定性兩方面看。

在家庭結構特點上，第一，家庭規模變小。30多年來，我國家庭的人口規模越來越小。家庭人口規模從1982年的4.41人下降到五普的3.44人，至2010年的六普，這個數據又下降為3.10人。目前，我們家庭的戶均人口規模已經與發達國家的一般戶均人口3人左右沒有什么大的區別了。家庭規模變小，意味著家庭內調整資源配置的彈性減少，功能弱化，抗風險能力降低。

第二，家庭模式多樣化。從負面影響的角度看，家庭模式多樣化問題最大的是流動人口群體，也即戶籍農村人口家庭居住實際形態的多樣化。

多年來，我們實行的人口流動政策是反家庭的。這造成農村人口政策性的家庭空間分離?，F行人口流動的系列政策，包括勞動制度和面對他們的社會保障制度排斥家庭團聚。它只要流動人口在城鎮貢獻出自己的勞動力，而拒斥他們作為人的全面需求，造成了大量的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由此產生了許多社會問題甚至人道悲劇。從根本上說，家庭功能需要其成員廝守在一起方能實現，而家庭成員分離就會產生許多問題。最近接連發生的留守兒童的安全事故，特別是留守女童受到性侵的事件，暴露出我們人口流動政策的反家庭的弊端。因此，現行的流動人口系列政策需要進行徹底的反思。

在家庭結構穩定性的屬性上，30多年來經濟社會的急劇變化對家庭沖擊的另一個表現是家庭結構穩定性的下降。這集中體現在離婚率的上升上。我國的離婚率正在節節攀升。據民政部今年發布的《2012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2年共依法辦理離婚手續的有310.4萬對，增長8.0%，粗離婚率為2.3 ，比上年增加0.2個千分點。2012年離婚率的增幅超過了結婚率的增幅。

婚姻家庭是一種契約，家庭是一個權利義務共同體，家庭這一組織內在地要求具有穩定性。而今，離婚率的上升是家庭穩定性下降的直接表征。誠然，離婚率高表明婦女地位的提高和自主性的增強，但它畢竟會帶來許多負面后果，如對于子女的心理、發展及單親家庭貧困率的上升等。而離婚率的上升，責任意識淡薄，為追求個人快樂而躲避家庭責任義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這里，婚姻家庭價值觀的迷失十分明顯，而這在娛樂明星身上表現尤著。因為明星是被公眾消費的，他們的離婚或事實婚姻關系解除的頻繁發生，是對于婚姻穩定性的解構劑。 最近，歌手王菲離婚引發媒體輪番爆炒，值得注意的是，有位藝人由此評論說：“婚姻不再是傳宗接代的契約！如果一個人決定要離開你了，只有一個簡單的原因，你不能再給予她能量了?！边@話倒讓我想起老黑格爾的名言：“婚姻是法和倫理意義上的愛情?！眱上啾容^，我們在婚姻、家庭的觀念上的確深陷泥沼了。

當然，家庭規模小型化、家庭穩定性下降是現代社會的總趨勢。而我們要做的是致力于增進家庭的穩定性，盡量降低穩定性下降的速度和其負面影響。

對家庭制度的侵蝕

近30年來，家庭制度受到的沖擊，以2011年出臺的婚姻法解釋三最為突出，因為它徹底葬送了我們數千年來“同居共財”的家庭財產制度。

2011年高法出臺的婚姻法解釋三，起到了解構傳統家庭財產制度，進而侵蝕家庭價值觀的負面作用。中國人自古至今一直實行的是“同居共財”的家庭財產制。2001年的《婚姻法》，對“夫妻共有財產”和“夫妻個人財產”采取了列舉式的規定，表明倡揚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開始侵入家庭；2011年高法出臺的婚姻法解釋三，在家庭房產領域按照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建立了個人所有制，從而完成了婚姻法向個人主義的演化史。這還真應了《共產黨宣言》里的那句話：“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而像“解釋三”這樣，通過將家庭大宗財產（尤其是房產）界定為出資者所有的方式，就拋棄“夫妻共同財產”這個家產制僅存的法律概念，被強世功、趙曉力等論者斥為“驅趕中國人集體走向魯濱遜那個孤家寡人的荒島世界?！笨傊?，“解釋三”解構了婚姻的正面價值觀，支持的是個人主義。它已經不具有提升道德、弘揚價值的功能，被稱為“中國家庭資本主義化的號角”。

還沒有結婚就想著散伙，這一單為方便法官判決的解釋三，對人們家庭觀念的弱化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對家庭價值觀的侵蝕

在家庭價值觀方面，第三次沖擊帶來的經濟理性進入家庭，動搖了家庭倫理的基石。如所周知，家庭與市場的邏輯完全不同。家庭是福利單位，有撫養、照料的功能，它是人類生產、再生產的處所，是關愛、互惠、利他等美德成長的沃土；市場則要追求利益最大化，有著與家庭完全不同的邏輯。顯然，二者的邏輯不能混淆，否則，就會發生災難性后果。

我們看到，30多年來，“經濟理性的入侵——自我中心式個人主義的發酵——侵蝕家庭根本價值”的鏈條，正在作用著我們的城鄉家庭，帶來一系列后果。

經濟理性越界進入家庭，在城市，突出表現為城市家庭贍養糾紛和房產糾紛增多、造成親人反目，人性悲劇頻發。此類糾紛的增加，原因復雜，與計劃經濟和傳統保障體系的解體、住房制度改革中的問題、新的權利義務規范缺位直接相關，但自我中心式個人主義的滋生則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經濟理性進入農村家庭， 損害了家庭的根本價值，使得農村老人的養老問題異常尖銳。

這一過程集中體現在農村青年身上。他們中的相當部分把經濟理性帶入家庭，只想謀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 破壞了傳統上代際間的社會契約和權利義務鏈條，造成農村家庭的代際關系緊張和養老困境，傳統養老文化迅速流失，以致農村老人喊出：“這代年輕人對不起我們”的令人痛心的話。毫不夸張地說，當前農村老年人的困難處境是人道災難降臨的先聲。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四：第一，年輕人的教育水平和收入高于父母，這提高了他們的話語權。第二，市場化帶來年輕人權利意識的成長。但是，這是有缺陷的個體意識，因為他們只知道強調自己的權利，而不知道尊重他人的權利，不知道自己應當承擔的義務。第三，年輕人越來越重視橫向的夫妻感情，這也是縱向親情弱化的一個因素。第四，在文化上，是農村家庭的世俗化。

農村道德領域荒漠化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重視家庭的國際經驗

國際經驗中，支持家庭、保護婚姻以提高社會質量是國家政策的明顯取向。他們認為，家庭功能的有效發揮不僅有助于勞動力素質的提高，還可以減少未來的社會成本。

在美國，家庭因其作為預防和解決經濟和社會問題的基石而受到政界和理論界的重視。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時期，社會問題的凸顯使美國政界和理論界出現了重視家庭的明顯趨勢。沃爾特·蒙代爾議員曾舉行了家庭問題聽證會，旨在了解美國家庭面臨的問題，并討論可能的應對措施。之后，1980年代，卡特總統召開了白宮家庭會議，會議將關心家庭的政治家、學者和社會團體聚集在一起，討論家庭面臨的問題和政府社會政策如何減少這些問題。1996年，國會發表決議,明確指出，婚姻是一個成功社會的基礎；婚姻是一個成功的社會中促進兒童利益的重要機構。同年，聯邦的婚姻保護法案獲得通過 。

本世紀初，面對家庭問題，德國制定了系列的親家庭政策。他們的聯邦家庭、老人、婦女和青少年部設計并推出了可持續的家庭政策，包括為家庭所進行的基礎設施改善、資金投入、觀念倡導等。這一系列政策的目標包括七個方面：1.經濟和社會融合；2.兒童早期支持；3.促進工作和生活的平衡；4.增加婦女就業；5.提高生育率；6.扶助不同類型的弱勢家庭；7.改善代際關系。 在實施方面，他們還形成一個由聯邦政府主導，地方當局、企業、社區、工會、慈善團體、教會等各方主體通力合作、各顯其能的家庭支持網絡。

支持家庭需要進入國家政策的視野

在中國，在我們追求實現中國夢的征途中，支持家庭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提高國民基本素質是國家立于不敗之地、提高國家競爭力的根本，而這些只有在良好的家庭功能的基礎上方能得以實現。因此，支持家庭需要進入國家政策的視野。

——需要重新為家庭的戰略地位定位。我們的國情決定了，在坐視家庭劣質化、放任家庭能力削弱還是支持家庭的問題上，除去支持家庭，我們別無選擇。

——需要在價值觀上維護家庭的核心價值:關愛、互惠、利他。

家庭應當是人類美好情操的圣地，不容踐踏。而另一方面，在嗜血的資本面前，這一價值又是極易受到損害的。正因為如此，基督教國家的牧師會不厭其煩地進行道德說教；我們的儒學傳統有上至哲學教義，下至榜樣宣示、操作規范的道德教誨。當今，市場邏輯的坦克車正在隆隆作響中大踏步開拓其新領地。在這種形勢下，我們特別需要有清醒的認識：家庭的領域拒絕市場邏輯。猶如行政邏輯不能主宰企業運行，市場邏輯不能進入政府一樣，經濟理性不能進入家庭的核心價值領域。

——需要在政策上建構一個制度化的對家庭的支持體系。

例如，我們正在推行養老服務體系的“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補充”的政策。那么，對于實行居家養老的家庭，就需要有具體的支持性政策，包括就業、稅收、補貼等。再如，在正在實施的新型城鎮化過程中，需要摒棄反家庭的人口流動政策，構建支持家庭團聚的系列政策。

總之，一個世紀的弱化家庭功能的過程應當結束了。支持家庭不僅應當是意識形態領域的任務，還應當成為國家的政策。 我們需要對弱化家庭功能的過程進行必要的反思，汲取國外的有益經驗，重新建構自己的家庭政策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