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大遷徙與家庭變革

文｜《小康》雜志 曹偉 北京報道

人如何進城，是“新型城鎮化”繞不開的問題。當中國流動人口從個體勞動力流動向家庭化遷移轉變時，意味著我們必須重新研究人口遷移規律，調整我們的國家家庭政策

7年時間，北京市常住人口增加了530多萬！

2013年的中秋節前夕，北京市統計局公布的信息顯示，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達到了2069萬人，而在2005年，這一數據則是1538萬。

不僅是北京，上海在去年的人口達2347.46萬。以此人口增長的速度進行推算，也許經過十幾年之后，分別代表中國政治、文化、經濟等領域最高發展水平的京滬雙城，常住人口將分別突破3000萬。

據國家衛生計生委剛剛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3》顯示，我國流動人口多半為 “80后”。這些新生代流動人口更加注重體面就業和發展機會，逐步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

人口流動方式也由個體勞動力流動向家庭化遷移轉變。與上一代相比，新生代流動人口的外出年齡更輕，流動距離更長，流動原因更趨多元，也更青睞大城市。他們在20歲之前就已經外出的比例達到75%，在有意愿落戶城市的新生代流動人口中超過七成希望落戶大城市。

在《小康》記者調查走訪中就發現，流動人口作為城市發展的主力，由于某些客觀因素的制約，他們和他們的家庭構造要素之中卻很難實現真正的城鎮化。雖然長期生活在城市，但是這部分外來群體很難與戶籍人口實現真正的公共服務資源的共享，甚至是意識、文化上的共融。

相關研究結果顯示，如果我國人口流動遷移政策沒有大的變化，預計到2050年流動人口規?？蓮默F在的2.36億人達到3.5億人左右，絕大多數流動人口的流入地無疑是城鎮地區。

“以上這些態勢決定了城市和城鎮區域必須要相應地吸納一定數量的流入人口?！敝袊嗣翊髮W副教授張耀軍向記者指出，否則不僅城鎮地區不可能健康發展，全社會的穩定也將受到影響。

作為傳統的農業大國，農業、農民和農村一直是中國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核心?，F如今有著龐大數量的流動人口伴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一次又一次變革也進行著一次又一次大規模的遷徙。

這種變化，也使構建社會的重要細胞——家庭模式發生了重構。

在此背景之下，《小康》雜志特邀請來自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張秀蘭、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和人口學院副教授張耀軍以及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陳午晴三位專家學者，分別從社會轉型、人口地理經濟分布、政策管理以及家庭倫理變遷等角度進行了研討。

“人的城鎮化”與金字塔戰略

《小康》：目前我國“城鎮空間擴展與人口數量增長失衡”已經成為學界的共識，這是不是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以往的城鎮化忽視了人的因素。

張耀軍：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國城鎮建設用地迅速增加，城市建成區面積快速增長，城鎮空間擴展速度遠遠高于人口的增長速度，這與“一個人的發展只注重身體外形而忽視氣質內涵”無異，是不完全的城鎮化，其后果是城鎮化的發展對人口的合理吸納及分布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

不完全的城鎮化道路還導致農村人口不能分享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的成果，二元經濟結構難以改變，收入差距無法縮小，這與國家提出的和諧的城鎮化目標相悖，影響全社會的和諧穩定。

《小康》：也就是說通過大規?！叭Φ亍?，我國城鎮在空間上基本上只是“攤餅式”的快速擴張。

張耀軍：我這里有一組數據，1990—2008年，中國城鎮建設用地由1.3萬平方公里擴大到近3.6萬平方公里，城鎮用地規模彈性系數（城鎮用地增長率/城鎮人口增長率，或人口城鎮化土地節約度）從1986年的2.13增加到1991年的2.28；1995～2004年，中國城市用地規模增長彈性系數平均為1.78，其中2002年城市用地規模增長彈性系數最高達到2.89，已大大高于1.12的合理水平。

《小康》：對于目前走“新型城鎮化”有什么樣的建議？

張耀軍：前幾年提出小城鎮可以就地城鎮化，老百姓不用離鄉背井。其實，大中小體系不要強調哪一端。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要能承擔起大城市的功能，就像金字塔一樣，大城市數量最多，中等城市在中間。要讓小城市數量增多，這樣結構會比較穩固。我研究京津冀目前城鎮體系極為不合理。京津兩個超大城市在一起，是非常特殊，有利就有弊，導致大城市就比較少，“腰力軟”，金字塔結構不穩固。我認為應該達到大、中、小城市體系合理，功能有機和互補。我建議目前經濟著力點就是要發展大城市。

張秀蘭：現在的城市化不是一年、兩年的事，是未來幾十年的事。要從更宏觀的角度去看城市化或城鎮化的主體是誰。

《小康》：如果根據城鎮化發展“產業發展→拉升就業→人口集中→城鎮發展→再回到產業”的邏輯，人口與城市的無限擴張看似是個大循環。對于未來城鎮化的發展重心放在二三線城市 ，張院長怎么看？

張秀蘭：目前農村建設已經提出土地流轉的問題，未來城市的建設要放在地級市，這叫作城市化的“塔體”戰略?！八w”戰略中，塔尖是大城市。我調研的很多“塔底”也就是鄉鎮、農村甚至包括很多縣城，因為沒有足夠的產業，起不了支撐作用。

而塔體就是指二級、三級城市?！八w”戰略做好了，不僅可以把下面的就業鏈條拉起來，同時也可以緩解上面鏈條的壓力。

我認為應當兩步走，第一步是在本省內的，因為本省的財政是一致的，第二就是將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與財政對接起來。一個組織機構最好的模式就是矩陣式發展，橫向縱向網絡是最好的，這樣產業會有一個自然形成的鏈條。

大遷徙下的家庭功能嬗變

《小康》：由此可見，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占勞動力主要部分的流動人口，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國家衛計委此前也發布了一個變化報告。張耀軍老師能不能從“人口經濟地理”的角度，將經濟、社會、人口三者的關系闡述一下？

張耀軍：占全社會勞動力總量約1/3的流動人口，今后城鎮化發展過程中，人口流動將呈現規模繼續增加的態勢。首先如果我國人口流動遷移政策沒有大的變化，預計到2050年流動人口規?？蛇_3.5億人左右，絕大多數流動人口的流入地無疑是城鎮地區。其次，流動人口的分布逐步從以東部沿海城鎮帶為中心，轉為以內陸城鎮群為中軸，以西部中心城鎮為集聚點的三重人口流動分布格局。三是人口流動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流動人口逐步年輕化，受教育程度增高，在流入地長期居住傾向明顯，對生存與發展權利的訴求也將愈加強烈。

《小康》：這樣就不難發現，大規模的人口遷徙隨之帶動并影響的是家庭這個社會單體細胞。

張耀軍：現在越來越多的是舉家遷移，但大部分農民工還是獨自或帶孩子在城市，配偶、老人依然在農村。我認為這是中國城市化最應該做的事情。這造成夫妻分居，從以人為本的角度講是不夠的。這些人在大城市里沒有歸屬感，回老家也不會落腳，就是“懸在半空中”的群體。

張秀蘭：現在比較認可的模式是鏈式遷移，是指一個男的先走，女的跟，孩子帶過來的三階段。大概四分之一的家庭基本上已經舉家遷移，三分之一有“移民”性質，最大的特點是跨省。還一種是舉家遷移，就地城市化是一種比較有效的措施。從子女隨父母到父母隨子女，現在的遷移和1993年前相比，結構變了，很多家庭都是兩代皆為打工者，如果城里沒有工作了，老一代人就會回村里。

我們調研就發現，2009年金融危機之后，他們卻會選擇回到縣城，因為他們已經不是村里人了。這就使整個家庭的版圖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些年有很多問題，比如說“三留守”（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的問題，可能是一個幾十年都不能消除的負面影響，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社會隱患。

《小康》：歷史的進程必然影響社會中每個個體的變化，如果反映到家庭這個層面，有什么樣的規律可循？

陳午晴：城鎮化對家庭影響巨大，家庭結構的變化更明顯地體現在家庭形式的多樣化上，核心家庭越來越多。目前的城鎮化進程中，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單親家庭、空巢家庭、臨時家庭等各種家庭形式都出現了。

從傳統到現代的變遷過程中，家庭的生產功能在不斷地減弱，從城鎮化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新中國成立、改革開放之前逐步取消了家庭生產功能，每個人都是以個人的方式參加集體勞動。改革開放之后，家庭聯產承包制，家庭的生產功能被加強了，把家庭看作一個生產單位了，生產方式更加多樣化。

城鎮化的發展重新減弱了家庭的生產功能。農村的生產力出現了很大的剩余，這也是城鎮化的基礎之一。家庭參與生產的方式也發生了多樣化的變化，總體上使得家庭生產功能逐漸削減。

《小康》：從目前來看，影響最大的還是5800萬留守兒童這個龐大群體。

張秀蘭：的確，孩子成長有不可等待性，家庭也是不能等的，但政策從制定到實施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可能在等的過程中就會出現問題了。在政策上，先開個口子試試，比如說先讓父母去照顧孩子，廉租房就可以考慮。我們總是在研究政策的障礙，卻沒有研究政策的通道。

《小康》：或許一些政策制定者考慮更多的是成本問題。

張秀蘭：我們沒有算社會的經濟賬，而換算的都是城市、建筑業和制造業的經濟賬，算的都是中國人每年平均給世界每個人做四雙鞋的經濟賬。

舉家遷移其實是照顧子女，養老的賬也沒有算進去，等于說把經濟成本給丟了。所以現在在整個發展過程中，三分之一的返鄉人是因為父母生病需要他們照顧，便產生了逆城市化?，F在進城的人口中，兄弟姐妹很少，所以人口結構也不同于以前了?，F在想搞新農村發展，但沒有勞動力怎么發展？現在做低保瞄準率，以前瞄不準需要的人，就是浪費，而這種經濟成本也沒有算，其他政策所造成的成本全都沒有算進去，這就很可怕。所以社會成本，有些納入到GDP，有些沒有納入到GDP，我認為現在這種經濟維度是政策的一種缺陷。

《小康》：，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生存問題解決后我們看到更多的是試圖脫離之前的鄉村生活，對于城市生活方式的模仿。但是也發生一些例如臨時夫妻等現象，作為研究家庭婚姻問題專家，陳老師，你怎么看？

進城難 物理上的進城只需要走路即可完成，但是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進城，卻有著遠超過肩上擔子的重負。農民進城也需要減負。圖為農民挑著行李進城打工。

陳午晴：家庭的離散化是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比如夫妻兩地分居、留守兒童的問題。從宏觀上講，可以說是家庭結構的變化，是城市化發展當中的一種暫時現象。留守婦女的概念不確切，因為很多農村婦女也進城打工。

夫妻兩地分居已成為一種常見的現象，會影響到夫妻生活質量、夫妻關系，并不是直接導致婚外情的直接原因，但確實為其提供了一定的平臺，久而久之會帶來觀念的變化，比如說年輕人會認為夫妻兩地分居就是一種正常的生活方式。不同的領域、不同的階層、不同的家庭背景都出現了。

張秀蘭：沒錯，一些國外的移民政策中就有一個“家庭團聚權”。

張耀軍：我過去在美國華盛頓大學做訪問學者期間，學校的導師就很支持帶孩子一同前往，以避免長時間的兩地分居，這和中國是截然不同。

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離婚、家庭倫理的沖擊、家庭和諧就會影響整個國家的和諧與安定。政府應在夫妻分居問題上有所作為，哪怕是向前推動一步，那么對于家庭、社會的和諧穩定都是有巨大幫助的。一個離婚率高的社會是不會穩定的。

正視“非正規渠道”的解決能力

《小康》：但是從目前來看，勞動力的遷徙更多的是一種自發行為，雖然流動會造成一些社會問題，而農民工們則是自身問題的解決者，張院長怎么看？

張秀蘭：從社會政策的角度來講，社會政策和其他政策不太一樣，因為它是以人為導向的，就是說政策一定要與實施的對象相連，不是公共政策從上到下的過程。

我想特別要強調的是，農民工也應成為問題的解決者之一，不應只由政府解決，問題應該大家一起解決，但應明確問題的定義到底是什么。

農民工實際上是一個差異化非常明顯的群體，他們雖然有一些共同的問題，但不應把這些問題集中到一塊兒一起解決，而是要用“減法戰略”一點一點地解決。所以選擇哪個切入點是非常重要的。

要保護人，保護家庭，保護現在一代人和下一代人。

我們要相信農民工的創造性，他是怎么來的？怎么走的？怎么解決問題的？中國的發展一定學會相信人的自主性和創新能力，所以非正規就業的融合率最強。鼓勵政策上，不要說政府干不成的事。社區服務，服務是點對點的，社區服務好的地方，往往融合得強。做了很多但都不是農民工想要的，服務與之是相脫節的。流動人口在北京、上海這種特大城市中最難解決。解決問題的成本非常的高，我們是讓問題就這樣下去，還是解決它們？另外，是關注現在的人，還是關注一代一代的人。

陳午晴：很多有關于農民工的定量分析都是有問題的，因為抽樣很困難。我主張對于農民工問題要以案例研究為主，對一個村、一個農貿市場、一條街的研究可能研究意義會更大一些。

《小康》：未來國家走新型城鎮化道路是有目共睹的，重視人、家庭與社會三者的融合度無疑是重中之重。

張耀軍：城鎮化，來源于文明，civilization。無論任何國家，城鎮化都是不可阻擋的趨勢，人類社會的發展要走向更高層次的文明，而城鎮化正是高度文明的載體和表現形式。如何從土地城鎮化轉變為人的城鎮化，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候就是要考慮把人吸引進來，還要留得住，并創造城市的文明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