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向型FDI能促進母國的對外貿易嗎？
——基于69個國家和地區樣本的GMM檢驗

董楠

（安徽經濟管理學院財會金融系，安徽合肥230059）

●實務·方法

外向型FDI能促進母國的對外貿易嗎？
——基于69個國家和地區樣本的GMM檢驗

董楠

（安徽經濟管理學院財會金融系，安徽合肥230059）

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經濟的諸多方面有正面的影響。文章選取41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以及28個發達國家和地區2002-2011年的觀測樣本，實證考察外向型FDI對母國對外貿易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不管是在發達國家樣本還是在發展中國家樣本，在控制了外向型FDI的內生性之后，外向國際直接投資存量對母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沒有顯著影響。

外向型FDI；對外貿易；廣義矩估計

一、引言

FDI與東道國的對外貿易存在如下三個方面效應：其一，貿易替代效應。在兩國生產函數相同或相似的情況下，一種商品如果以外商直接投資的方式進入一國市場，則FDI會替代貿易。其二，貿易創造效應。從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來看，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FDI可以創造母國和東道國之間的貿易機會。小島清教授有大量關于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方面的論著，認為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應當從本國處于比較劣勢的邊際產業開始順次進行，同時，投資國能夠集中精力創造、研發新的技術與比較優勢，以加大兩國間的比較成本差距，獲得更大規模的貿易創造機會。其三，貿易補充效應。外商在東道國投資后，常常會有維修、售后等后續支持性活動，這些活動會增加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貿易。

基于貿易補充效應，我們可以預期外向型FDI可能會帶動母國的對外貿易。然而，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貿易之間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一國跨國公司的動機。如果跨國公司的目的是開采東道國的自然資源，對外直接投資很可能會增加采掘資源所需的投入品的出口，如挖掘機等。市場尋求型FDI可能會促進從母國向東道國中間產品和資本品的出口。如果跨國公司的動機是效率或削減成本，正如在一些來自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的FDI案例中那樣，對外直接投資將會增加進口和出口，特別是企業內貿易。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還取決于諸如行業所生產的服務的可貿易性等行業特征。如果可貿易性受到限制或不存在，正如許多服務中的情形，對外直接投資可衡量的直接貿易效應將微乎其微。

來自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和瑞典的實證證據普遍表明FDI和母國出口是互補不是替代關系，兩者之間存在正向關系（Lipsey，2002）［1］。同時，研究還發現在更為細致的行業和產品層次上，兩者之間存在替代關系的證據。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在美國的分支機構的1992年、1997年和2002年的企業內貿易數據表明，在大多數情況下，分支機構從國外母公司的進口大于同期它們向國外母公司的出口。2003年，在日本的358家分支機構中的178家從事批發或零售貿易，它們僅從位于南亞、東亞和東南亞的母公司的進口就達到55億美元，占日本從該地區進口的3%（世界投資報告，2006）［2］。

當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過去的經驗應用到目前新興發展中國家時，需要考慮的是自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發生的重大變化。世界經濟以及全球FDI中已經出現了向服務業的轉移。由于在許多情況下這種投資是服務國外市場的唯一方式，因此在服務業FDI潛在的出口替代或者出口創造是有限的。

二、文獻綜述

現有文獻中不少學者運用不同的方法和樣本考察了FDI與貿易的關系。如Q Zhang（2001）考察了FDI對出口的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直接影響表現為FDI的直接引致的出口，間接影響為FDI的示范效用，垂直分工或資源共享而促使東道國企業的出口增長［3］。Q Zhang（2001）依據FDI的高低，將中國大陸29個省市（除西藏和重慶）分為高密集FDI，中密集FDI，低密集FDI三大區域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研究發現：在高FDI的沿海地區，FDI與出口存在著顯著的雙向因果關系；中FDI地區的出口潛力或出口引致了FDI的進入；而在低密集FDI地區，FDI對于出口數量有顯著影響。

K H Zhang（2000）利用省際面板數據考察了FDI對出口產生的影響，實證分析表明上一期FDI流入增長1%將使該期出口增加0.29%［4］。Liu(2001)基于中國和19個主要貿易伙伴的面板數據，運用Granger因果檢驗研究其投資和外貿關系，結果顯示：進口的增長帶動了FDI的流入，同時FDI的流入又促進了出口的增長［5］。

國內學者對FDI與對外貿易的關系問題，也有較多研究。梁琦、施小蘇（2004）利用1980年至2001年的省際面板數據探討了FDI和進出口貿易額之間的因果關系，并將進出口細分為初級產品的進出口和制成品的進出口，結果發現，所有的進出口變量和外商直接投資之間都存在長期協整關系［6］。王少平、封福育（2006）對1992年至2003年的省際面板數據，通過動態面板數據模型來探析FDI對中國不同區域進出口貿易的動態效應。實證研究發現，FDI對中國不同區域的影響有顯著差異［7］。FDI對東部地區的出口有顯著的創造效應，而在中、西部地區的貿易創造效應則不顯著。與此相似，對東部地區的進口貿易有較強的替代效應，但這種替代效應在中、西部地區則相對較弱。邵軍、徐康寧（2007）運用1993到2003年間中國的省際面板數據，并結合面板單位根檢驗、面板協整檢驗，結果顯示外資與我國外貿之間存在長期聯系，并進一步證實我國外資與外貿之間存在互補關系［8］。賀勝兵、楊文虎（2008）采用面板平滑轉換模型考察FDI的貿易效應，實證研究發現，工資水平、基礎設施與開放度對FDI的貿易效應有正向影響；在基礎設施最差的地方，FDI以替代效應為主，外資的流入可能會減少這些地方的進出口貿易；而市場規模對FDI貿易效應是非線性的［9］。周靖祥（2009）引入了一個FDI與出口貿易增長的內生性分析框架，使用1990-2005年我國大陸30個省市的出口貿易與FDI流入的統計數據，實證結果表明，我國省區FDI與出口之間存在著正相關，FDI流入形成了內生出口貿易的增長效應，其結果支持“FDI的出口貿易促進論”，出口貿易對FDI流入起到了“示范”效應［10］。李元、楊薇鈺（2010）認為FDI既是一種跨國的資本投放形式,又是一種包括資本、管理、技術和制度等多種要素在內的“打包型復合產品”，它對東道國的經濟影響是多重性質的［11］。李猛、于津平（2011）對2003-2007年74個東道國面板數據，運用GMM檢驗進行估計，結果表明東道國的市場規模與資源稟賦會對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產生顯著影響［12］。蔡冬青、周經（2012）通過實證分析證明，東道國研發投入和人力資本水平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得到逆向技術溢出有顯著正影響［13］。

綜上所述，現有文獻集中于探討FDI對東道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而有關外向型FDI與母國對外貿易方面的研究較少。根據跨國公司理論，發達國家之間的外向直接投資是市場尋求型，而發展中國家的外向直接投資絕大多數是技術尋求型，因此，外向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是不確定的。本文將實證考察外向型FDI對母國對外貿易的影響，這將是對現有文獻的豐富。

三、計量模型、估計方法和數據來源

（一）計量模型和估計方法

本文分別選取41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以及28個發達國家和地區2002-2011年的觀測樣本，來實證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對母國的貿易影響。由于對外貿易具有連續性，而且貿易關系的確定依賴于固定成本，貿易流量的大小取決于可變成本，因此，本文將貿易流量的滯后期作為解釋變量。參考王少平、封福育（2006）等，本文的實證模型如下：

其中，貿易總額（trade），進出口貿易總額，是模型的被解釋變量；母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母國的貿易是其國內生產總值的一部分；世界其他國家的生產總值的總和（othgdp）：代表世界其他國家對投資母國的需求；實際有效匯率（reer）；實際有效匯率會影響一國的進出口價格，進而影響該國的進出口總額；外流直接投資存量（ofdis）：是投資母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量，即在國外的總存量。另外，根據現有理論，國外FDI的存量具有明顯的內生性，因此，本文考慮使用動態面板廣義矩估計（GMM）的方法來對式（1）進行估計。

對動態面板模型的估計可以使用差分GMM和系統GMM。Arellano和Bond（1991）假設殘差項的一階差分△εit與所有Yis，Xis（s≤t-2）都不相關，即可以得到一階差分的矩條件：

其中，t=3，4，…，T；s≥2。（2）式表明，可以用滯后兩階和更高階的內生解釋變量的水平值做（1）式中差分解釋變量的工具變量。這其中的一個隱含假設條件是，所有的內生解釋變量都具有弱外生性，該假設可以由Sargan或Hansen過度識別約束來檢驗。該矩條件的個數為：（T-1）（T-2）/2，即如果水平方程的殘差項不存在二階乃至更高階的序列相關，則該假設條件得到滿足。本文也將進行過度識別檢驗。

動態面板差分模型的好處有：第一，對諸如水平方程（1）去差分后，能夠消除掉某些非時變的變量和一些個體非觀測效應，如一個國家的制度、地理位置等，進而可以部分地解決遺漏變量問題；第二，取差分后的變量增量能夠消除反向因果關系。Blundell和Bond（1998）研究發現，一階差分廣義矩估計（GMM）的有限樣本特性較差，必須對水平方程施加額外的約束，故采用系統廣義矩估計（GMM）進行有效的估計。額外的約束為：

其中，t=3，4，…，T；uit=εit+ηi。式（3）的額外約束說明，我們可選用式（1）中變量的一階差分滯后項作為水平變量的工具變量。系統GMM估計的優點：第一，（1）式中若存在非時變的遺漏變量問題，由于系統GMM中有一個差分方程，因此該估計將不再會產生遺漏變量偏誤；第二，由于工具變量的使用，使得式（1）中存在內生變量情況下的系數的估計是一致的；第三，Bond等人（2001）研究表明，即便存在測量誤差，工具變量估計法也會得到一致性的估計。

（二）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的41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為：中國大陸和臺灣、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韓國、泰國、越南、保加利亞、捷克、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羅馬尼亞、俄羅斯、斯洛伐克、土耳其、烏克蘭、阿根廷、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牙買加、墨西哥、秘魯、委內瑞拉、埃及、摩洛哥、印度、博茨瓦納、喀麥隆、加蓬、利比亞、尼日利亞、南非、阿爾及利亞、巴拿馬。28個發達國家和地區為：中國香港、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比利時、奧地利、盧森堡、加拿大、法國、德國、丹麥、芬蘭、希臘、冰島、愛爾蘭、意大利、新西蘭、荷蘭、挪威、西班牙、葡萄牙、瑞士、瑞典、英國、美國、以色列、馬耳他和塞浦路斯。發達國家分組的選取綜合考慮人均收入和對外直接投資數量，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屬于離岸金融市場，其國際投資并非直接投資，因而未考慮在內。

進口和出口額、國內生產總值、世界生產總值、GDP平減指數的數據來自世界銀行的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數據庫，進出口額加總等于貿易總額，國內生產總值和世界生產總值為2000年的不變價格變量。貿易額用GDP平減指數調整。實際有效匯率來自于IMF的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數據庫，部分國家和地區的缺失實際有效匯率來自于BIS（國際清算銀行）的月報。FDI外流存量數據來自于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的數據庫FDI On-line，計算FDI的存量時，折舊率取δ=10%。

（三）實證結果及分析

1．對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實證分析

從表1的實證結果可以看到，模型（1）中，滯后一期的貿易額、投資母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和實際有效匯率的系數值是顯著的；然后，在存在因變量的滯后項時，OLS及GLS的估計都將是有偏的。這里選用Arellano和Bover（1995），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的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該方法可以有效控制某些解釋變量的內生性問題，通過將弱外生變量的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納入估計方程，從而獲得一致性估計。通過對比可以看出，用系統廣義矩估計得出的結果，滯后一期貿易額的系數增大，并且顯著性也提高了。在控制不同變量和不同之后階數的情況下，外向型國際直接投資存量的系數相比固定效應模型下的估計都變小了，并且也都是不顯著的，這說明在發達國家中，外向型國際直接投資存量對母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沒有顯著的影響。

表1 對發達國家和地區樣本實證分析結果

2．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實證分析

對發展中國家樣本的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在模型（1）中，用固定效應模型估計得到外向型國際直接投資存量對貿易總額有正向顯著影響。但是，當運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后，滯后一期的貿易額系數變大，同時顯著度提高。相同的是：在控制不同變量和不同之后階數的情況下，外向型國際直接投資存量的系數相比固定效應模型下的估計都變小了，并且也都是不顯著的。這說明在發展中國家，在控制了外向型FDI的內生性之后，外向型國際直接投資存量對母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沒有顯著的影響。

四、結論

本文選取41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以及28個發達國家和地區2002-2011年的觀測樣本，實證考察外向型FDI對母國對外貿易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不管是發達國家樣本還是發展中國家樣本，在控制了外向型FDI的內生性之后，外向國際直接投資存量對母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沒有顯著影響。本文將樣本國家劃分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個子樣本，關于實證結果的合理解釋是：發達國家的外向型FDI是市場尋求型，而發展中國家的外向型FDI是技術尋求型。發展中國家應充分利用外向型FDI，加大母國研發資本投入，提高自主研發與創新能力，以實現母國技術顯著進步。

表2 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樣本實證分析結果

關于貿易和跨國公司行為的垂直型模型假設要素豐裕度的相對差異是跨國公司行為形成的驅動因素，出口和外向型FDI是互補性的結果來源于要素豐裕度的相對差異。該理論成功地解釋了北—南模型中跨國公司的形成，即來自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因為追求發展中國家相對低成本的勞動力，會運用FDI的形式在發展中國家投資，形成跨國公司的活動。因此由FDI引致的跨國公司活動并不會增加母國的出口。拉爾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很大程度上屬技術尋求型，即以在發達國家投資的方式，汲取發達國家企業的生產、管理和營銷等技術，所以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同樣不能引致母國的出口增加。

本文嘗試用經驗分析去考察外向國際直接投資對母國（地區）對外貿易的影響，由于所選的因變量是投資流出國的進出口貿易額，因此，可能并沒有考慮到投資促進貿易的因素。比如，臺灣地區在大陸投資主要是從事加工貿易，臺灣的代工工廠生產了全世界80%的筆記本電腦。在大陸生產的這些筆記本電腦并沒有全部返銷到臺灣，而是在大陸地區組裝后出口到歐美及世界各地，這些并不體現為臺灣地區的對外貿易量。因此，這種尋求成本節約型的國際直接投資將會增加國際貿易，即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是互補的，但是，這種結果并不能在我們的經驗分析中表現出來?？傊?，尋找更好的變量和模型去實證檢驗外向型FDI對母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是未來該領域的一個研究方向。

［1］Robert E Lipsey.Home and Host Country Effects of FDI［R］．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2002．

［2］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2006世界投資報告：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對發展的影響［M］.冼國明，譯.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7．

［3］Zhang Q，Felmingham B.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ward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rade in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1（12）：82-89．

［4］Zhang K H，Song S F.Promoting Exports：the Role of Inward FDI in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0（11）：385-396．

［5］Liu X M，Wang C G，Wei Y Q.Causal Links betwe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rade in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1（12）：190-202．

［6］梁琦，施曉蘇.中國對外貿易和FDI相互關系的研究［J］.經濟學（季刊），2004（3）：125-131．

［7］王少平，封福育.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貿易的效應與區域差異：基于動態面板數據模型的分析［J］.世界經濟，2006（8）：23-30．

［8］邵軍，徐康寧.基于面板協整方法的外資與外貿關系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7（10）：91-99．

［9］賀勝兵，楊文虎.FDI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非線性效應研究——基于面板平滑轉換模型［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8（10）：44-55．

［10］周靖祥.中國FDI流入的“內生性”出口貿易增長效應研究［J］.南方經濟，2009（5）：45-57．

［11］李元，楊薇鈺.東道國外資規制政策互動與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J］.華東經濟管理，2010（1）：73-78．

［12］李猛，于津平.東道國區位優勢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相關性研究——基于動態面板數據廣義矩估計分析［J］.世界經濟研究，2011（6）：63-67．

［13］蔡冬青，周經.東道國人力資本、研發投入與我國OFDI的反向技術溢出［J］.世界經濟研究，2012（4）：76-80．

［責任編輯：歐世平］

Can Outward FDI Promote Foreign Trade of Home Country?—Based on GMM Test of Samples from 69 Countries and Regions

DONG Nan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Anhui Economic Management Institute,Hefei 230059,China)

Outward FDI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many aspects of the home country’s economy.The paper,by selecting sam?ples of 41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28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from the year of 2002 to 2011,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outward FDI on foreign trade of home countries.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ock of outward FDI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foreign trade of home countries after the control on the endogeneity of outward FDI,whether the samples are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or developing countries.

outward FDI；foreign trade；GMM

F73

A

1007-5097（2014）06-0163-04

10.3969/j.issn.1007-5097.2014.06.030

2014-02-23

2013安徽省領導圈定課題“培育和發展新型消費業態研究”；安徽省省級特色專業建設項目（20102003）

董楠（1973-），女，安徽天長人，副教授，注冊會計師，管理學碩士，研究方向：應用統計，會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