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良：英語大師 譯界泰斗

甘小蘭

王佐良（1916.2.12—1995.1.19），浙江省上虞縣人。從中學時起，便對英語教學及英語文學產生十分濃厚的興趣。此后，他在英語領域不斷鉆研，最終成為一代杰出英語教育家、翻譯家，是享譽國際的英語文學專家。他將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新中國的英語教育事業，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英語教師及各領域高端英語人才；同時，他堅持不懈地從事翻譯活動，為推動我國英語翻譯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

成就突出 享譽海外

王佐良1916年出生于人杰地靈的浙江省上虞縣，讀中學時便對英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學習認真，成績突出。1935年，他以優異成績考入清華大學。在校期間，表現出非凡的文學才能，曾多次在武漢、昆明等地方期刊上發表散文、小說、詩歌等作品。由于主修英語，王佐良的詩風偏向于西方現代派詩人，引起了國內一些知名作家的關注。

同時，王佐良在英語寫作方面展現出了非凡的才華。在清華期間，他的英語寫作成績總是名列前茅。當時，受英籍教師燕卜蓀的影響，他開始大量閱讀原版英語文學著作，對英國詩歌及戲劇產生了極為濃厚的興趣。這為他今后從事英語研究、英語翻譯等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40年前后，王佐良開始進行翻譯實踐。由于當時的教學工作十分繁重，且生活環境惡劣，他的翻譯活動進展得磕磕絆絆。即便在這樣條件下，王佐良還是完成了被外界認為天書般的喬伊斯《都柏林人》一書的翻譯工作。在從事翻譯工作的同時，他撰寫發表了《詩人與批評家艾里奧特》等作品，開國內艾略特作品研究的先河。

抗日戰爭期間，王佐良先后在北大、南開大學以及西南聯大從事教學活動。由于生活條件艱苦，他不得不兼職數份工作。即便如此，他也從未間斷學習，并積極參與抗日救亡運動，利用自己精湛的英語水平，為盟國的軍援工作提供服務。

1947年秋，王佐良順利考入英國牛津大學莫頓學院，主修17世紀英國文學，師從著名文藝復興學者威爾遜。在牛津讀書期間，他廣泛涉獵英國古典及現代文學，不僅提前獲得副博士學位，并且撰寫了享譽歐洲學術界的論文——《約翰·韋伯斯特的文學聲譽》。在充分掌握韋伯斯特生平業績及作品材料的基礎上，用生動準確的語言論述了其文學成就，并且追溯了英國歷代評論家對于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文學的態度，很好地體現出英國歷代文學的價值取向。

1975年，奧地利薩爾斯堡大學出版社將這篇論文作為專著單行出版，在國際上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有評論稱，王佐良的這部作品，不僅在內容上堪稱一流，并且在寫作手法上表現出高度的技巧和智慧，能將歷來十分枯燥的考據內容，寫得生動感人，著實非常出色。正是憑借這部作品，王佐良奠定了自己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為中國學術界贏得了巨大的榮譽。

投身教研 英語大師

新中國成立前夕，原本打算前往法國繼續深造的王佐良毅然決定歸國。由于當時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了嚴密的交通封鎖，他只能先從英國坐船至香港，后繞道至天津。就這樣，經過數月的坎坷波折，王佐良終于回到了祖國，與家人共同迎接新中國的成立。

新中國成立后，在組織的安排下，王佐良來到北京外國語學院從事英語教學工作。在教學過程中，他大膽采用西方先進的啟發式、討論式等教學法，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效果，深受師生歡迎。在他跟同事們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外國語學院很快成為新中國水平最高的外語教學和研究基地，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高質量的外語人才，在國際上享有盛譽。

為了全面提高英語教學水平，王佐良潛心研究英語語言學，尤其是英語文體及風格。1963年，撰寫了《關于英語的文體、風格研究》一文，開啟了國內相關研究的先河。在這篇文章中，他深刻指出，文體及風格的研究具有非常實際的作用，能夠幫助人們更為深入地理解英語的性能，從而發現英語的長短，以及在學習英語過程中應當注意到的一些文體。同時，在文體研究方面，應當注重實用性，切不能空談，僅僅掌握一些文體的概念，或是修辭格的定義是不夠的，關鍵在于要能夠靈活地應用。該研究具有很大的實踐意義，能夠有效地指導教師的教材選擇和應用。例如，低年級應當選擇具有一定文體性的材料，而不能過于口語化。而中、高年級的教材應當加強文體方面的訓練，培養學生的寫作能力。教師具有文體和風格方面的知識，就能夠更為妥當地選擇教材，編寫教材，從而豐富教學，深化教學。

事實證明，王佐良對于英語文體及風格的關注是具有相當遠見和洞見的。作為當代英語研究領域內的熱點，英語文體及風格對于當代英語教學的重要性已經越來越明顯。此后，他又從語言學角度研究英語，先后發表了《現代英語的簡練》《英語文體學研究及其他》等論文，并且出版了《英語文體學論文集》等重要著作。

與此同時，王佐良將理論成果運用于英語教材的編寫工作之中，取得了十分豐碩的成果，為新中國英語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1961年，他參與了由教育部牽頭的大學英語專業參考教材的編訂工作。1980年起，又帶領一批青年教師在北京外國語學院積極從事歐洲文化方面的課程研發，并且率先采用比較學的方法，從事教學活動。1987年，王佐良主編的《英語文體學引論》正式出版，這部作品的立意、論述以及結構都堪稱精品，受到了教育界的一致好評，并且榮獲了第二屆國家高校優秀教材優秀獎等多個國家級重要獎項。1992年，《歐洲文化入門》一書出版，深受全國各外語院校的歡迎和關注。該書從側面反映了王佐良的教學理念，那就是從文化中學語言。

王佐良在英語教材方面的探索和實踐，對于豐富我國英語教學內容，以及深化英語教學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貢獻。

潛心翻譯 譯界泰斗

王佐良不僅在英語教學上有著極為突出的貢獻，同時充分利用業余時間，潛心翻譯，先后主編了《美國短篇小說選》《英美文學活頁文選》《英國文學名篇選注》等膾炙人口的翻譯作品集，堪稱譯界泰斗。

20世紀80年代后期，他先后翻譯和主編了《蘇格蘭詩選》《英國詩選》《并非舞文弄墨——英國散文名篇新選》等作品。這些作品在恢復英語文學翻譯、樹立英語翻譯典范方面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

王佐良不僅在文學翻譯方面具有非常豐富的經驗，在翻譯理論上也頗有建樹。20世紀90年代起，他先后發表了一系列重要的翻譯理論文章，例如《翻譯：思考和試筆》《論新開端：文學與翻譯研究集》《論詩的翻譯》等文章及著作。

王佐良認為，所有的作品最終都是靠讀者來完成的。因此，作為一個譯者應當面向讀者，從讀者的接受出發來選擇翻譯策略。他謙虛地將自己的翻譯稱為“試筆”，稱翻譯者應當做一個永恒的學生。同時，翻譯理論應當不斷地發展，而不僅僅停留在所謂的“信”“達”“雅”之上。

在實踐的基礎上，他提出了自己的翻譯觀點，認為翻譯首先要辯證地選擇翻譯策略，應當盡可能地順譯，必要時可以直譯。也就是說，并不存在順譯優于直譯，或是直譯優于順譯的說法，而是要從讀者的接受出發。應雅俗共賞，無論是深淺、口氣還是文體都不能過分地脫離原作。

在詩歌翻譯方面，王佐良更是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在他看來，無論是外國詩歌，還是中國詩歌，都既要在形式上、音韻上接近原作，又應當忠實于原作的風格和意境。按照他的話來說，就是要“傳達原詩的新鮮和氣勢”。此外，王佐良強調，譯者必須注重全文和細節之間的關系，正所謂細節決定成敗。譯者如果只是在細節上出彩，而忽略了整部作品的整體風格，那么整部作品的翻譯，實際上是失敗的。因此，細節和整體必須統一和協調，如果在翻譯的過程中發現某些細節與整體不協調，或是不能夠促成總體上的效果，那么就必須做一些變通，“翻譯是一種創造性的活動。作為一個譯者應當具有創新的精神和勇氣”。

與此同時，王佐良先生積極從事西方文學理論及翻譯理論的翻譯工作。20世紀80年代后期，王佐良先后主編出版了《英國文學論文集》《中外文學之間》《論契合——比較文學研究》《照瀾集》《風格和風格的背后》《莎士比亞緒論》《英詩的境界》等著作，從多個角度介紹了當時英國文學研究領域內的最新成果，以及西方文學的各個方面。這些作品無一例外地包含了王佐良數年從事英語研究的心得，對于豐富我國的翻譯理論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

王佐良畢生投入英語事業，積極探索，不斷創新，為我國英語教育及翻譯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留下了寶貴的知識財富，理應為廣大學人所銘記、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