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時期的黑格爾與施萊爾馬赫：一場非思想性的思想論爭

聞 駿

(華中科技大學 哲學系，湖北 武漢 430074)

要弄清楚黑格爾與施萊爾馬赫之間的歷史性爭論，通常都會碰到很大的困難。對于一個黑格爾和施萊爾馬赫的闡釋者來說，所遭遇到的第一個層面的困難就是他們各自思想的復雜性。時至今日，關于二人基本著作的闡釋仍然沒有在學界達成定論。第二個方面的困難是文獻和文本方面的困難。兩位思想家都在相當多的文獻中就某些相關主題表達過自己的思想。黑格爾著作的豐富程度自不必說，施萊爾馬赫著作的數量也不少。這里面既有整部的著作，如黑格爾的《邏輯學》、《精神現象學》，施萊爾馬赫的《論宗教》、《基督教信仰》，也有通過講演、筆記的形式形成的大量著作，比如黑格爾的《宗教哲學講演錄》、施萊爾馬赫的《辯證法》，而且，這些主要著作都有多次修訂和再版，大量文獻和文本的出現無疑為理解和闡釋這兩位大思想家的思想增添了極大的困難，更不用說有關二者的對比性研究了。第三個也是更進一步的困難在于，二者思想所涉及的主題領域有所不同。黑格爾偏重于哲學，而施萊爾馬赫更多關注宗教，盡管二者分別在宗教領域和哲學領域內都有涉足和研究。這一點就導致了對二人間差異、對立和沖突進行具體闡釋和評價的立場和角度上的偏差。從宗教哲學家們的立場來看，無疑會對施萊爾馬赫更抱有同情與好感，然而從哲學家的角度去分析，又會更多偏向于黑格爾，而對施萊爾馬赫持更多的批評意見。例如，通常的看法會認為，黑格爾的哲學缺乏有關宗教體驗和宗教經驗的成分，而施萊爾馬赫則在系統性和辯證邏輯上有所欠缺。因此，這也就導致了在對二人思想進行對比研究、或對二人間的差異性進行闡釋的時候會出現見仁見智的局面。帶著這一系列的困難和困惑，本文試圖還原到歷史時空中所發生的真實境況，來追溯和探尋這兩位偉大思想家之間的差異、對立和沖突發生的歷史真相。

一、早期的相遇以及差異的前兆

作為準同事，黑格爾與施萊爾馬赫都曾卷入德意志理智重估的浪潮中，這一浪潮緊跟著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征服歐洲，其中心問題就是有關宗教信仰的地位問題，以及宗教哲學與傳統基督教信仰之間的關系問題。作為曾經撰寫過青年黑格爾和青年施萊爾馬赫傳記的思想家，威廉·狄爾泰堅持認為，在1800年前后的那段時期中，黑格爾和施萊爾馬赫之間并沒有太大的思想分歧。狄爾泰要求人們關注黑格爾在法蘭克福時期所發表的《1800年的體系片段》。其中黑格爾就認為宗教“并沒有要求成為理性的或者合理性的”。這說明他承認存在有并非是由理性范疇所形成的宗教維度。在這一點上黑格爾似乎與青年施萊爾馬赫相一致。但事實上，黑格爾同時也認為，盡管宗教就其自身而言可能“并沒有要求成為理性的或者合理性的”，但對于哲學來說，站在宗教的立場上作出這種聲明本身就是很愚蠢的。通過論斷“無限者被有限者所感受到的神圣情感，只有通過把反思附加其上并對它加以支配的事實才是完整的”[1]，黑格爾預示了他成熟時期的觀點。通過斷言宗教不僅僅植根于非理性基礎之上，并且為了對其加以最充分的表達，還必須把反思和理性附加其上，黑格爾指向并預示了他后來對施萊爾馬赫的一系列批判。盡管如此，狄爾泰認為這兩位思想家在早期具有許多相一致的地方。例如，他們二人都試圖對宗教、哲學、政治學以及倫理學和藝術之間的關系進行評論和研究，都在給貴族家庭做家庭教師期間度過了相當長的學徒生涯。

在早期的神學論文中，黑格爾在尋找一種有關宗教的看法，這種看法把宗教看作是群體性生命的內在力量，這種力量能夠在近代把一種政治共同體聯合起來，正如古希臘的城邦受到古希臘神話的塑造一樣。因此，在其第一部哲學著作中，他對《論宗教》的作者給予了評價。盡管施萊爾馬赫的《論宗教》一書是匿名發表的，然而作者的身份實際上廣為人知。黑格爾對《論宗教》一書的看法，簡要地出現在他于1801年在耶拿所撰寫的第一部公開出版的著作《論費希特與謝林哲學體系之間的差別》的序言部分：“諸如《論宗教》之類的現象并不可能與思辨的需要直接相關。然而它們及其被接受表明了對哲學的需要，這種哲學能夠為自然在康德和費希特體系中所遭受到的粗暴對待加以補償，并且使理性自身與自然相和諧，并非是通過理性放棄自我，或者變成自然的一個索然無味的模仿者，而是憑借理性出自其自身的內在力量把自己投射到自然當中?！盵1]83嚴格來說，這種評價其實并不是一種批評，相反，黑格爾把施萊爾馬赫青年時代的作品看作是有關那個時代所追求的對宗教和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一種充分理解、一次重要表達。黑格爾也同樣意識到，施萊爾馬赫公開發表的第一部著作《論宗教》受到同時代人們的廣泛歡迎和接受，然而，黑格爾還是認為《論宗教》確證了他自己的理論觀點，并暗示出他自己的哲學的必要性?？梢?，此時的黑格爾對于施萊爾馬赫并沒有公開的敵意。

然而即便是在這最早的時期，黑格爾與施萊爾馬赫之間仍然有分歧。在接下來的一年中，黑格爾對《論宗教》給予了某種更具批判性的解讀，在1802年的《信仰與知識》中，他對《論宗教》的評論變得更加謹慎。在批判雅可比直觀哲學的一段文字結尾處，對于施萊爾馬赫過分依賴于直觀以及具有這些直觀能力的個體，黑格爾表達了他的擔憂，他認為施萊爾馬赫有關宗教的觀念植根于某種主觀經驗，面臨著永遠不可能獲得一種充分的客觀顯現的危險[2]。在黑格爾看來，宗教如同藝術家一樣擁有自己的靈魂，但卻未能客觀展現在藝術作品當中，而文化不僅僅要求具有靈魂，也同樣要求有作為其客觀化顯現的藝術作品。

從某種程度上講，黑格爾對《論宗教》的闡釋是合理的，并且有某些文本上的依據，然而他卻忽略了一個關鍵點，就是施萊爾馬赫事實上是把講道活動看作是基督教藝術形式的具體體現。對施萊爾馬赫來說，一個好的講道本身就是宗教藝術作品，除此之外，教會也是宗教藝術的一種公共展現。對于《論宗教》中的施萊爾馬赫來說，社會的和公共的維度是第二講演與第五講演之間聯系的橋梁。黑格爾對施萊爾馬赫的批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二人有關宗教團體的看法的深層次差異。對于施萊爾馬赫來說，教會作為真實存在的宗教團體具有其自身作為人類救贖組織的存在理由，并且作為一個原則性問題，教會應該獨立于政府。而與之相對照，黑格爾則更加強調在政府教育和道德生活背景下宗教的公共服務功能。因此，在黑格爾對施萊爾馬赫《論宗教》的早期反饋中，能夠瞥見二者最早的差異和不同，這些差異將會在日后二人的思想發展過程中不斷放大。

二、柏林大學的同事與二人間的政治分歧

1814年在紐倫堡的時候，黑格爾希望他能夠很快獲得一個固定的大學職位，他的朋友，也是他在圖賓根的早期學生海因里?！けｔ斔?，寫信告訴他柏林大學哲學教席的空缺，以及柏林方面在任命費希特的繼任者問題上的分歧。保魯斯同時也向黑格爾報告，施萊爾馬赫的一個很受歡迎的同事，教授解經學和歷史神學的德維特支持他的老師弗萊來擔任這一職位。而除了弗萊，這個哲學教席的其他主要競爭者就是黑格爾。在當時，憑借《精神現象學》和《邏輯學》這兩部著作，黑格爾的學術聲望已經確立。

在爭取這一任命的過程中，德維特寫信給他的老師弗萊，告知他有關他的神學同事菲利普·馬爾海內克試圖邀請黑格爾作為費希特的繼任者的情況。與此同時，施萊爾馬赫的助理教授和未來的繼任者奧古斯特·特溫斯特恩寫信給施萊爾馬赫，抱怨黑格爾的《小邏輯》晦澀難懂。施萊爾馬赫回復說，盡管他還沒有親自讀過這部著作，但是依據相關評論來判斷，他也有類似的印象。1815年在考慮黑格爾是否適合作為未來同事的時候，施萊爾馬赫有充足理由認為，黑格爾的思想對自己的思維模式構成了一種挑戰。盡管有黑格爾對《論宗教》一書的批評在先，盡管在1811年被正式接納進入柏林科學院時施萊爾馬赫在演講中對黑格爾的哲學表示過深深的懷疑，然而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施萊爾馬赫對黑格爾曾產生過徹底的質疑，并希望阻止他進入柏林大學。因此，盡管他們之間存在思想分歧，冒著有可能會得罪他的朋友和同事德維特的危險，施萊爾馬赫還是投票支持黑格爾就任柏林大學哲學教席。學術委員會于1816年1月4日批準黑格爾擔任費希特的繼任者，但是遲至10月這一任命還沒有獲得官方批準。施萊爾馬赫甚至頗有微詞地抱怨說：“只有上帝知道我們的大學將會變成什么，如果它一直缺乏哲學家的話?！盵3]最終這一任命在種種催促和質疑聲中獲得官方批準，黑格爾在1818年應召來到柏林大學，與施萊爾馬赫成為了大學同事。

在當時的柏林，施萊爾馬赫的學術影響很大，但是，隨著1821年《權利哲學》的出版，黑格爾早期有關《論宗教》的看法中所預示出的政治態度和政治觀點上的分歧一下就被擴大化了，政治哲學也因此成為他們之間第一次公開決裂的契機。兩位思想家早年雖然都有相似的經歷，年輕的時候都曾經親眼見證過法國大革命所爆發出的巨大力量，而且他們曾經短暫任教過的大學(1806年的哈勒大學和耶拿大學)都曾由于拿破侖的占領而被迫關閉，也都深知革命給他們那個時代所帶來的種種騷亂，都感受到民族文化和德意志統一的缺乏，并且終其一生都試圖把教學和著述活動同服務德意志文化聯系起來，但是，這種相似的經歷卻并沒有導致二人在政治觀點上的一致。

早在反映其所受虔敬派影響的早期著作中，施萊爾馬赫就認為，宗教信仰和教會生活必須在與國家和政府的關系中具有相對的獨立性。盡管其個人信仰從屬于改革宗，但施萊爾馬赫有關教會與國家關系的教導，有時卻更接近于馬丁·路德有關兩個國家的教義。施萊爾馬赫堅持宗教生活和宗教團體必須具有自己獨立的存在價值，盡管它與國家之間具有緊密的關聯，然而它卻并非從屬于國家。這一論點不僅出現在施萊爾馬赫早期作品中，也貫穿其一生。相比施萊爾馬赫，黑格爾有關政府的權力和權威以及它對宗教生活的影響的看法顯得更加保守。黑格爾認為宗教生活應該與國家和政府之間具有更為緊密的關系，宗教生活實際上從屬于國家的內在教化和精神指導的領域。很顯然，二者之間最大的差別就在于，信仰和教會在施萊爾馬赫那里始終居于中心地位，而在黑格爾看來，這個位置理所當然地應該屬于國家和政府。

三、柏林科學院事件

相比二者在政治觀點上的分歧而言，在把黑格爾從柏林科學院排除出去的過程中，施萊爾馬赫所扮演的角色更加激起了黑格爾對他的敵意。把黑格爾從這一組織中除名并不只是一個暫時性的事件，它的影響非常深遠，并且進一步冷凍了黑格爾與施萊爾馬赫之間早已充滿問題的關系。早在1811年施萊爾馬赫在他被接納為柏林科學院成員的演講中，已經正式把自己與思辨哲學劃清界線，并且建議，只有那種通過歷史批判的方法所得到的哲學，才是唯一適合在科學院中提交的哲學，當黑格爾到達柏林的時候，這一敏感話題又進一步尖銳化。施萊爾馬赫在傳統文學領域內有影響的同事奧古斯特·博克，明確提出了反對思辨哲學的兩條根據：①思辨哲學的性質相比于其他學科更具自我封閉性，而不需要集體性的研究工作，而培養集體協作研究的精神正是成立科學院的基本宗旨和主要目的；②凡思辨哲學應該加以表述的地方，在文學和歷史學領域內都已經表述過了[4]。

在有關柏林科學院歷史事件的記載中，阿道夫·馮·哈那克堅持認為，黑格爾與施萊爾馬赫之間的敵對直到黑格爾來到柏林之后才發生。哈那克相信，施萊爾馬赫之所以反對黑格爾成為柏林科學院成員，更多地是基于有關科學院成員資格先前已頒布的政策規定，而不是出于個人的敵意。為了堅持自己的原則，施萊爾馬赫同時也終止了自己在哲學分部的成員資格，而只在歷史和文學分部提交自己的論文。依照哈那克的說法，“施萊爾馬赫擔憂黑格爾哲學的獨裁專制，起碼能夠使科學院擺脫它的控制”[4]735。從黑格爾對大學的影響力以及他接下來在學生中的影響來看，這一事件對黑格爾本人來說并沒有產生任何實質影響。在接下來的十年當中，他自己創立了一個學術團體，并出版了專門的學術期刊，大有與柏林科學院分庭抗禮之勢。這個新的學術團體與柏林科學院有兩個方面的區別。首先，它是在文化部而不是在大學的領導之下；其次，它試圖在推進有關重要學術問題的學術性研究方面比科學院更加積極。到1828年1月的時候，這個學術團體的成員已經包括了威爾海姆·馮·洪堡、A.W.施萊格爾、歌德以及黑格爾以前在海德堡大學的同事——神話學家F.W.科洪策。由于這個學術團體與大學并不相關，因此，其團體成員并不僅限于柏林。當施萊爾馬赫被提名為該學術團體成員的時候，黑格爾威脅，如果施萊爾馬赫被獲準加入的話，他將主動退出該團體?；谑┤R爾馬赫先前堅決要將黑格爾排除出柏林科學院的做法，黑格爾的這一回應并不出人意料。這兩個相互競爭的學術團體就這樣構成了兩位思想家之間的學術壁壘。

四、余論

作為柏林大學的同事，施萊爾馬赫與黑格爾之間的沖突和爭論無疑為理解兩個人的學術處境和思想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參考線索，至少添加了不少饒有興味的思想佐料。然而，其中讓人感到些許遺憾的是，從這兩位舉世矚目的柏林大學同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沖突中，人們似乎并沒有感受到更多純粹思想的爭鳴與碰撞，從表面上看，它反而揭示出某些人性的狹隘和局限。其實歸根結底，兩人之間思想抵牾的最根本原因并非性格上的沖突，而在于二者作為當時在各自領域內極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他們都把自己看成是正統學術觀點的捍衛者，并且承擔著那個時代所必需的對傳統基督宗教進行合理闡釋的歷史使命。正是在這一歷史定位下，黑格爾與施萊爾馬赫之間才會產生這種既愛又恨的論爭與沖突。

[1] Hegel.The difference between Fichte’s and Schelling’s system of philosoph[M].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77: 423.

[2] Hegel.Faith and knowledge[M].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77: 150-152.

[3] Wilhelm Dilthey.Aus schleiermacher Leben in Briefen：Vol. IV. [M]. Berlin: Reimer，1863: 191.

[4] Adolf von Harnack.Geschichte der K?niglich preus-s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M].Berlin: Reichsdruckerei，1900: 692-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