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人文科學的性質及其價值

歐陽詢

(1.懷化學院 教育科學系，湖南 懷化 418008；2.武漢大學 哲學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人文科學是關于人類價值和精神表現的人文主義傳統的學科。在當今學界，關于人文科學的諸方面，如人文科學概念的合法性、人文科學的研究對象、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本質異同、人文科學涵蓋的學科范圍等，都存在著較大的爭論，有的立論甚至完全相反。凡此諸端，非獨彰顯了人文科學研究呈現出百家齊放、百家爭鳴的景象，以及人文科學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同時也表明了人文科學的研究范式迄今尚未確立，人文科學研究群體仍然缺乏共同的“研究綱領”，這種現象的出現，主要緣于人文科學本身就是歷史科學?！榜R克思將歷史科學規定為唯一的科學，這門科學具有兩個面向，或者說，我們可以從兩個不同的角度去研究歷史科學。第一個角度是自然的角度，其理論表現為自然科學，也就是自然史；第二個角度是社會的角度，其理論表現為人類史”[1]。職是之故，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人文科學研究者對于研究內容、價值與方法等會有不斷的創新和完善，從而決定了人文科學具有較強的動態特征。但從辯證法角度看，人文科學必然具有“變中有?！钡牧硪幻?，比如，在性質方面常表現出科學性與價值性之間的分合，在價值方面常徘徊在內在性與外在功利性之間，等等。

一、人文科學的性質：科學性與價值性的分合

關于人文科學的本質屬性，學術界迄今仍存在較大的爭論，有的學者甚至持相反的立場。比如，馬紅霞認為，人文科學的內容“幾乎與客觀性無關, 完全取決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明的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2]；而余金成則認為，“人文科學以整體社會關系為對象”，“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共同構成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知”[3]，似有混淆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之嫌。進而言之，不僅在中國20世紀50～70年代，“差不多整整三十年，人文學科(即人文科學——筆者注)一詞從我國消失了，人文科學所涵蓋的各學科，全部被納入‘哲學社會科學’中”[4]；而且直至今日，學術界雖然對人文科學的本質屬性展開了熱烈討論，但在國家的正式文件中，以“哲學社會科學”代替“人文科學”如故，2004年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即是顯例。

平心而論，在學術界，直接以人文科學的本質屬性為主題的討論并不多見，反之，學者們往往是圍繞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異同問題而展開的。因為，自哥白尼、開普勒、伽利略、牛頓等人創立了現代自然科學之后，自然科學漸趨成為了“科學”的代名詞，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亦日益被推廣到社會和人生價值的研究領域中。如是，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概念是否具有合法性，歸根結底須以社會或人生價值研究能否運用自然科學方法為檢驗標準。歷史證明，把自然科學方法移用于社會領域研究，可謂是社會科學諸學科得以創立的不二途徑，比如18世紀亞當·斯密通過運用經驗觀察與邏輯推理等方法，創立了現代經濟學；19世紀摩爾根通過運用實地考察等方法，建立了現代人類學；等等。尤其是到了19世紀后半期，馬克思和恩格斯通過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創立了真正意義上的以探索社會規律為己任的社會科學之后，社會科學的“科學性”得到了根本保證。

為了證成人文科學的“科學性”，自20世紀初起，就產生了兩種主要理路：一種以羅素、杜威及其中國信徒胡適、丁文江等人為代表，主張運用邏輯實證主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等自然科學方法，進行哲學、史學、文學等研究，其結果是，他們在取得相關領域的重大成就的同時，也無疑地損毀了人文科學的價值根基。正如張君勱于20世紀30年代所批評道：“如羅素輩之言，以道德隸于知識之下，其結果必流于否認道德，而社會之所以共同生活者，在科學未立為公例以前，舉世且無所適從矣”[5]。另一種以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如陳獨秀、瞿秋白、鄧中夏等人為代表，認為唯物史觀既是社會科學，因為它揭示了貫穿一切歷史階段和一切社會生活方面的根本規律，即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又是人文科學，因為它提出了人是自然和社會的主體，自然史、社會史歸根到底都是人的活動史，是人通過實踐不斷實現人的價值和自由的歷史，并且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6]。

盡管馬克思主義早已證成了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辯證統一，亦即人文科學的價值性與科學性的辯證統一，但迄今為止，仍有不少學者因忽視或輕視唯物史觀的立場、觀點與方法，只是先驗地、形而上學地站在所謂的“人道主義”(即抽象的人道主義)立場，宣揚和鼓吹人文科學的“價值性”，即衛護人生的價值和意義、構建人類的精神家園以及對社會現實展開批判等。例如，毛丹在論述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兩種價值立場的分歧時說道：“在學科氣質上，人文學科直到今天，一樣可以認同乃至于提倡不屈從非正義現象——事實的批判精神， 可以直接表達理想主義與烏托邦(雖然不見得所有人文學者都能做到)”[7]。再如，王忠武認為：“人文科學是對現實的某種批判、拓展和超越，它同一定社會的生產力水平和物質文明程度并無必然的因果聯系”[8]。誠然，從他們的旨趣或出發點來看，力反人文科學淪為社會現實的附庸，猶之西方中世紀時哲學淪為神學的婢女，主張人文科學應具有獨立性、批判性與前瞻性，借用中國古代哲學名詞來說，就是人文科學要有“道尊于勢”的高貴品格。但同時不可否認的是，這種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結果無疑會重蹈顏習齋所批判的“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之覆轍。

二、人文科學的價值：內在價值與功利價值的分合

所謂人文科學的內在價值，是指人文科學對于人(主體)的自由全面發展之價值。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又是建立在“人是什么”這一命題的基礎之上，惟有符合人的本質的發展，方可謂是自由全面的發展。正因此故，西方自古希臘蘇格拉底的“認識你(實指人——引者注)自己”，到基督教的“原罪說”，再至霍布斯的“人與人的關系是狼與狼的關系”，就未嘗停止過對人的本質的追問與反思。中國亦是如此，從孟子的“人之異于禽獸者幾?！?，到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再至王夫之的“性日生日成”、“習與性成”，構成了一部豐富多彩的人性論史。要之，無論是古代西方還是古代中國，關于人的本質或者說人生的價值幾乎都是從道德價值的角度立論的。

雖然內心的修養和精神的提撕是一個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以及克服諸種“異化”的解毒劑，但可惜的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卻對其置若罔聞、熟視無睹，以致在大學的人文科學教學中，學生們時常會提出“哲學有什么用”、“學歷史能干什么”等疑問，而老師們或以“哲學乃無用之大用”與“讀史可以明智”曉之以理，或以泰勒斯利用哲學知識投機橄欖油生意發財致富、王陽明與曾國藩等人憑借心性之學建立豐功偉績等事例動之以情，此外別無他途。由是觀之，在競爭日益激烈、生活壓力漸趨沉重的現代社會，人文專業和人文學科的生存處境是多么地尷尬，以及青年學子對于實用價值和功利價值是多么地渴望。面對此情此景，黨和政府于20世紀90年代開始實施素質教育工程、更新教育觀念、創新教學內容與方式、改革考試招生制度等。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更是提出：“要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堅持育人為本、德育為先，實施素質教育，提高教育現代化水平，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9]。所有這些方針與政策，目的就是為了還原教育乃“人”的教育之本真，而這里所謂的“人”是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正如有學者所言，“人文科學的價值，從根上說，是一個歷史的范疇?！x開歷史的實際、歷史的變遷、歷史的環境，抽象地講人文科學的價值，是不能真正說明人文科學的價值的”[10]。綜觀人類思想文化史，盡管對“人是什么”的理解言人人殊，但以人文科學來提高人生修養和豐富完善精神生活的核心訴求卻是一貫的、穩定的。反之，人文科學的外在功利價值則會隨著社會生活和文化氛圍的變化，而表現出較大的變動性和多樣性。如是，在人文科學的發展中，一些原有的外在價值會在發展中消失，而另一些新的外在價值又會在發展中產生出來。在當今社會，人文科學的外在價值，主要是指人文科學對于外部的物質和社會生活的間接性的作用，比如經濟發展、政治生活以及環境保護等。

在人文科學的外在價值中，政治價值在歷史上存在的時間最長，并且也最為引人注目。無論是統治階級及其思想代言人利用人文科學為政治服務，還是被統治階級以人文科學為“批判的武器”，一定程度上都會導致人文科學的政治化傾向，因此，對于人文科學的政治化傾向，既要有歷史主義的態度，深入分析其出現的社會政治背景，又要有正確的階級立場，審慎辨別思想本身的是非曲直。歷史表明，在社會矛盾十分尖銳的時期或社會大變動的時期，人文科學的政治化傾向尤為強烈，社會思潮的分化與交鋒尤其顯著，因為此時政治生活正直接而有力地決定著歷史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成為人們生活的中心和關注的焦點。比如，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當時的諸子百家幾乎皆有鮮明的政治化傾向，非但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學說，墨子的“兼相愛、交相利”理論，韓非子的“世異則事異”歷史觀等彰明較著，即便是貌似遠離政治喧囂的道家哲學、名家哲學等，亦不外“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11]。再如，1923～1924年的“科學與玄學論戰”，丁文江代表的“科學派”、張君勱代表的 “玄學派”與陳獨秀代表的“唯物史觀派”三派論爭，雖然涉及人生觀問題、哲學的作用問題、心理學問題以及漢學與宋學之爭等，但歸根結底，其要旨是“現時代的中國人(特別是青年一代)應該有什么樣的人生觀才有助于國家富強社會穩定？這場看來是科學與哲學的關系等純學術問題的論戰，從根本上卻是兩種社會思想的對立”[12]。

與政治價值不同，人們關注和研究人文科學的經濟發展價值，是肇始于西方的文藝復興時期。彼時，詩歌、藝術和哲學等通過認肯和高揚人的俗世生活，進而批駁“為了使上帝富有，人就必須赤貧；為了使上帝成為一切，人就成了無”[13]的神本主義意識形態，為商業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注入了強勁的精神動力。更有甚者，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指出，新教的入世禁欲主義倫理，使得市民把精于職業和精于賺錢視為“天職”，并且合理科學地計算收支和安排生產，無疑成為了現代資本主義產生的重要條件。當歷史進至19～20世紀之交時，資本主義由于過度地崇尚科學主義和物質文明，不僅導致了慘絕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且直接引起了世界范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在這種情勢下，柏格森、倭伊鏗等哲學家高舉“生命哲學”、“精神生活哲學”等，力圖以人本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為西方的現代化重新貞定方向。要之，人文科學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既能提供一種精神動力和價值觀念，又能針砭和匡正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弊病。

應該說，人文科學的外在價值是由其內在價值派生出來的，內在價值是第一位的，外在價值是第二位的。因之，人文科學首先追求的應是人的自由發展和人生的修養，然后再考慮轉化為外在的功利價值，明乎此，方可謂是“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如若反其道而行之，把人的自由發展和人生的修養作為手段，而視經濟的發展和政治的斗爭為目的，只會致使經濟和政治的發展走入歧途，變成一個吞噬一切文明的漩渦，人格、尊嚴與價值將統統化為烏有。例如，中國時下流行的地方經濟發展口號“文化搭臺，經濟唱戲”，非但不能拯救和復興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反而是用“GDP至上”觀念綁架和作踐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以致于近些年不斷傳出關于炎帝、舜帝、諸葛亮、曹雪芹等名人故鄉之爭的鬧劇。

三、結語

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通過運用唯物史觀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實現了人文科學的價值性與科學性之統一，以及人文科學的內在價值與外在功利價值之統一，但恩格斯本人亦曾深刻地指出：“我們所研究的領域越是遠離經濟，越是接近于純粹抽象的意識形態，我們就越是發現它在自己的發展中表現為偶然現象，它的曲線就越是曲折。如果您劃出曲線的中軸線，您就會發現，所考察的時期越長，所考察的范圍越廣，這個軸線就越同經濟發展的軸線接近于平行”[14]。惟其然也，我們可以斷言：不僅在一切私有制社會，人文科學的價值屬性與科學屬性、人文科學的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因為缺乏相應的社會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基礎，而長期處于分裂和錯位狀態，即便在社會主義社會，也會因發展階段或生活領域的不同，而導致對于人文科學的價值屬性與科學屬性、人文科學的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之側重點各異。比如，在建國后很長一段時間，“曾經認為只有對于一個事物或一種現象能從社會的角度去考察才算有了‘高度’，尤其只有從‘社會政治’的角度去看才被稱為提高到了‘高度’。另一方面，則很少或者干脆就沒有從人的角度去考察, 更不認為從人的角度看問題才算達到了一定‘高度’”[15]。但進入新世紀后，2003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16]；2007年黨的十七大則進一步將科學發展觀寫入黨章，這無疑為社會主義人文科學的大發展大繁榮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強大動力。

[1] 孫云龍.“生活”的發現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形成[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189.

[2] 馬紅霞.淺析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本質差異[J].廣東社會科學,2006(6).

[3] 余金成.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統一——兼與汪信硯教授商榷[N].光明日報(學術版)，2010-02-23.

[4] 姜義華.中國人文科學五十年[J].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9).

[5] 張君勱.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29.

[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

[7] 毛丹.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分合[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7(1).

[8] 王忠武.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三位一體關系[J].科學學研究,1999(3).

[9]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EB/OL]．[2014-02-26].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8568.htm.

[10] 李維武.人文科學概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76.

[11]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交流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華人文精神的呼喚[M].北京:九州圖書出版社,1998:24.

[12]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54.

[13] 費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M].榮震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4：58.

[1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3.

[15] 張楚廷.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差異性[J].學園,2011(4).

[16] 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EB/OL].[2014-02-28].http://jingji.cntv.cn/2012/11/05/ARTI135208736070318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