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載畜量研究進展：概念、理論和模型

徐敏云，賀金生

（1.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北京100871；2.河北農業大學動物科技學院，河北 保定071000）

全球草地面積3.5×109hm2，約占世界陸地面積的26%，占農業用地面積的70%［1］。草地在畜牧生產、野生動物棲息地、生物多樣性、碳貯存、淡水供應和休閑服務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其中，家畜放牧是天然草地最主要的利用方式。合理放牧，對于草地利用可持續性，以及家畜生產和草地生態系統服務至關重要。雖然全球范圍草地產量呈現下降趨勢，但牧民出于經濟利益等因素，擴大飼養規模［2］，使家畜數量增長迅速［3］。此外，由于大多數草地的自由放牧利用方式，草地利用存在著經濟上的非理性和生態上的破壞性，造成公地悲?。?］。過度放牧造成土壤侵蝕和草地退化［5］，降低了生態系統彈性和系統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草地管理面臨著如何適應降水的不確定性及規避生產風險的挑戰［6］。

草地畜牧業的核心問題是草畜平衡問題［7］。草畜平衡就是在草原上保持合理的載畜量，合理地利用草地［8］。草地放牧管理是草地系統組分的綜合管理，放牧管理應調控草原各生產要素，摒棄傳統的片面追求牲畜數量的粗放型草地畜牧業，確保草地穩定高產、保護草地生態環境和促進草地畜牧業持續發展。草地可持續利用的關鍵是引導牧民成為理性生產者［6］，最優放牧策略必須對不斷變化的草地做出快速反應，科學地確定草地載畜量和放牧率，實現草畜平衡，實現草地的可持續利用［9］。目前，確定載畜量的方法在家畜采食量、牧草產量、關鍵區域選擇、放牧利用率、水源距離調整以及補飼等逐漸趨向標準化［10］。但關于草地載畜量與放牧率研究存在著理論和方法上的缺陷［8，11-15］，理論基礎上存在平衡理論［16-17］、非平衡理論［18］之爭；計算方法上存在產量載畜量和營養載畜量［12，19］之爭；草地產量的年限也不確定［10，20］，也存在生態載畜量［21-22］和經濟載畜量［13，23］上的爭議。新的理論和方法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但由于草地生態系統的復雜性，新的、完整的理論和方法體系尚未形成［24］。依據國內外研究進展，本文綜述了草地載畜量定義、理論依據，以及草地載畜量生態模型，以期為草地放牧管理提供參考和依據。

1 草地載畜量概念

1.1 草地載畜量概念的演變

草地載畜量的概念是由人口承載力衍生而來［13，25］，Malthus［26］在“人口論”中最先提出了人口承載力的概念，1838年Verhulst［27］用Logistic方程首次表達了 Malthus人口論，Pearl和Reed［28］也于1920年獨立提出了Logistic方程，以及Logistic方程的漸近線，即“K”值，指的是有限資源下種群的容納量，但此時并未明確提出承載力這個概念，而以“飽和水平上限”、“最大種群數量”或“S型曲線漸近線”來表示生物在環境約束下的最大種群數量［29］。承載力概念和Logistic方程在生態學研究中也沒有聯系在一起［30］。直到1953年，Odum［31］第1次把承載力的概念和Logistic曲線的理論最大值常數聯系起來，將承載力概念定義為種群數量增長的上限。真正促使承載力概念提出的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美國西部牧區載畜量管理研究［25］。承載力這個詞最早出現在1845年美國國務院向參議院所做的報告中［32］，19世紀70年代應用到生物系統，大約10年后，承載力應用范圍擴大到非生命自然系統［32］。1886年，它首次涉及家畜［33］。1889年，承載力作為衡量生產力的手段開始應用于草地［32］。

1.2 草地產量載畜量

20世紀初，Hadwen和Palmer［34］將“承載力”一詞引入草原管理學，由此衍生載畜量的科學含義，即特定時期內在草地資源不受破壞的條件下，一定面積的草地能夠承載的家畜數量。建立于1903年的Santa Rita Experimental Range（SRER），主要從事草地生態畜牧業研究［35］，推進草地載畜量研究的發展，將草地載畜量界定為：草地實現穩定性盈利所能承載的家畜數量［36］，家畜需求與草地供應保持和諧穩定［37］，草地可持續利用而不造成草地退化［38］，提供相對穩定的畜產品而不嚴重損害草地資源等［35］。

Sampson［39］完善了載畜量的定義：在草地牧草被正常采食而不影響下一生長季草地產量條件下，一定面積的草地能夠承載的一種或多種家畜的數量。Dasmann［40］進一步將其修正為：在草地牧草和放牧家畜的生長不受影響、土壤資源不受破壞的條件下，草原能夠負荷的同種家畜的最大數量。1964年美國草原學會規定了載畜量的標準，即每年最長放牧時間內，一定土地面積上存活的最大家畜數量［41］。1985年任繼周［42］給出了載畜量的綜合概念：單位時間內單位面積草地上可以正常養活的家畜數量，并提出了載畜量的準確表示方法，包括時間單位法、面積單位法和家畜單位法。1989年，美國草原學會又修正了載畜量的定義，即以飼草料資源為基礎，一定土地面積上承載的家畜總數［43］。目前，草地載畜量最廣為接受的概念是：在可持續的基礎上，草地最大可能放牧率［44］。載畜量多指牧草產量載畜量，因沒有考慮牧草質量和飼用價值而飽受批評［12］。草地載畜量通常用家畜單位月（animal unit month，AUM）計量，其定義為，體重為454 kg的牛，日食量為11.8 kg干草，1個月攝食牧草的數量［43］。

1.3 草地營養載畜量

草地產量載畜量只考慮了攝食的數量，沒有考慮牧草的質量；在家畜采食量上，沒有區分家畜生長階段的飼養差異［45］。批評者認為，可食干物質產量并不是評價載畜量的可靠指標，牧草營養價值才是影響草地載畜量的決定性因素［19］。由于天然草地牧草營養成分的季節性變化，家畜營養需求法估算的草地載畜量一般低于根據草地產量法估算的草地載畜量［12］。產量載畜量必須和牧草營養價值，特別是粗蛋白含量、能量、礦物質含量結合起來［12，46］。Moen［47］綜述了基于家畜蛋白質和能量需求的載畜量評估，Robbins［48］詳盡論述了家畜營養需求評估載畜量的概念和體系。Hobbs和Swift［49］提出了基于牧草產量和質量為基礎的估算草地載畜量的方法和程序。

Weende分析［45］和Soest等［50］粗飼料靜態分析，以及CNCPS體系［51］動態分析、中性洗滌纖維分析、體外干物質消失法、近紅外分光光度測定法等飼料分析技術的發展，使得測定和分析牧草營養價值成為可能［52］。食管瘺技術的發展［53-56］方便了反芻家畜的營養評估，使估算載畜量從以草地產量為基礎轉向以家畜營養需求為基礎成為可能。目前，主要存在3類營養載畜量評價方法。

1.3.1 標準干草法 采用干草價（hay value）［57］是較為簡便的載畜量營養評估法。Albrecht［57］首次提出了“干草價理論（hay value theory）”，以優良草甸干草（good meadow hay）為標準干草，把其他牧草與標準干草比較，表達飼草的營養價值，這是第一個根據飼草種類和家畜體重變化的草地放牧評價系統。我國草地管理實踐提出了標準干草［58］的概念，也是草地載畜量營養評估法的基礎。劉玉杰等［59］以苜蓿（Medicago sativa）作為標準干草，測得了其能值，概算了牛單位、羊單位的標準干草能量需求。

1.3.2 總可消化養分及可消化粗蛋白評價法 總可消化養分（total digestible nutrients，TDN）法及可消化粗蛋白（digestible crude protein，DCP）法是根據畜營養需求法中主要的2種方法［60-61］。TDN和DCP法主要是基于Weende分析、可消化養分價值分析及Atwater和Bryant［61］生理能值分析，測定牧草總可消化養分，根據家畜單位的TDN和DCP需求，計算草地的TDN、DCP營養載畜量。TDN法應用于載畜量的評估差異較大，Sampson［62］認為1個家畜月等同于300鎊TDN或300 kg干草，而Shultis和Strong［63］認為1個家畜月應為400鎊的TDN或360 kg干草，Harris［64］則提出1個家畜天為16鎊的TDN。

1.3.3 能量需求法 體外產氣技術估測牧草代謝能（metabolic energy，ME）的應用使計算ME載畜量成為可能［60，65］。由于環境條件的復雜性，自由放牧家畜的能量需求估算難度很大［66］。與圈養家畜相比，放牧家畜能量維持需求提高0～100%、牛增加50%～100%、羊的增加25%～100%［67］。能量需求增加主要是由于放牧活動能耗，特別是行走和覓食，使維持能量需求增加，并隨著采食難度和環境壓力而發生變化。還有研究估計，對羊而言，放牧由于環境影響、活動增加，維持能量需求比圈養增加60%～70%［68］。平地上羊的行走能量需求平均為2.47 J／（kg·m），并隨著行走速度的增加而增加，而陡坡上，平均行走能量需求為26.99 J／（kg·m），陡坡行走的能量需求是平地的10倍［69］。

基于養分需求法的草地載畜量評估最早應用于對草地野生動物載畜量的評價上［49］。與牧草產量法確定載畜量相比，家畜營養需求法著重考慮家畜的營養需求，估算時要結合牧草質量和養分產量［12］?；谀敛輸盗亢唾|量的草地載畜量評估，顯然要比僅僅基于牧草數量的評估更為精確［70-71］。

1.4 草地載畜量應用上的爭議

1.4.1 載畜量與承載力 有學者認為，載畜量和承載力的概念效力是等同的，對草地而言，均指實際利用應該確保不對草地造成長期的損害，草地植被具有恢復到頂級群落的能力［32］。但也有學者認為承載力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是應用承載力還是應用載畜量來表達草地的容量存在爭議［72］。Scarnecchia［73］認為，承載力本質上特定管理措施下為了實現特定目標的最優化水平，而不是數量最大化。在最佳承載力之下，系統可以實現最大的盈利能力。因此，最佳承載力表達的是系統所有服務功能和產品最盈利時的水平［74］，而最佳載畜量是指能獲得最大畜產品時的草地放牧率，但也有學者［73］認為不應作此區分。

1.4.2 公共草地及復合生態系統的載畜量 草地載畜率的前提，是家畜放牧有固定的邊界［75］。而世界上廣泛存在的公共放牧地，由于放牧家畜的游弋和不固定性，在公共放牧草地上，計算草地載畜率沒有實際意義，采用載畜量評價草地，受到廣泛質疑［76］。補充精料、放牧制度變化等，進一步加大估算草地載畜量的難度［75］。游牧地區和農牧交錯帶，家畜的飼料來源廣，除了依賴草地放牧以外，農作物秸稈也是家畜的重要飼料來源。作物秸稈在飼料中的比重往往很難確定，也難以計算草地的家畜載畜量［12］?；烊悍拍?，由于家畜的食性差異，確定可食牧草的采食率通常也較為復雜，特別是灌木、枝椏也是重要飼料來源的地區，確定草地載畜量更為困難［12］。

1.4.3 草地產量年限的確定 草地生產具有波動性，如果以1年的產量為基礎來確定草地的載畜量，則應為短期載畜量。如果以多年產量為基礎確定草地載畜量則為長期載畜量。通常所說的載畜量指的是長期載畜量。在計算草地載畜量時，采用多年平均草地產量，年限一般指的是過去10年，理想情況下，最少也應該有過去3年的草地產量。一般情況下，草地載畜能力的確定應該每10年進行更新1次［10］。也有學者認為長期指的是＞30年［20］，尤其是對安全載畜量的估計，由于安全載畜量通常被作為一種草地戰略管理，它是一種長期的平均草地容量，其估算要明確過去一段時間草地實際放牧家畜的數量、草地利用率、草地動態及降水情況［10］，確保其不會導致草地退化和土壤侵蝕。安全載畜量的計算，是基于草地資源長期（＞30年）承載家畜放牧的能力［77-78］，不能和作為響應草地植被動態的放牧率（＜1年）估計相混淆［79］，草地放牧率和草地過去5，10，20年的承載家畜的數量沒有必然的聯系［10］。

2 草地載畜量與放牧策略

被Sampson［80］引入草地管理的植被演替模型［81-82］，以及植被－家畜種群動態模型［83］，是評價草地基況的基礎。草地基況理論長期以來也是評估草地植被動態和放牧管理的主要依據［16］。草地基況理論在傳統草地科學研究和草地管理中占絕對支配地位［17］。平衡理論強調草食家畜和草地資源之間的生物反饋，主張采取保守放牧策略保證草地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基于半干旱草地，主要是非洲熱帶稀樹草地研究，提出的“草地新科學”理論則以非平衡理論為基礎，強調隨機非生物因素對草地產量和家畜數量動態的驅動作用，提倡機會放牧策略保持草地生態系統的靈活性［18］。合理的放牧率是草地生態系統主要動力，基于平衡和非平衡理論放牧策略的選擇，是放牧管理決策的基礎［16］。

2.1 平衡理論與保守放牧策略

平衡理論認為植被對放牧壓力的反應是線性的、可逆的，草地植被動態對放牧強度的反應是可預測的。放牧率長期超過草地承載能力，將會引起草地生產力的下降，進而威脅到草地生產的可持續性［84-86］，同時也增加了干旱時期草地面臨的風險［84］。草地放牧應采取保守放牧策略，放牧率保持相對恒定且不超過干旱年份草地的載畜能力，避免干旱年份過牧的家畜損失和植被退化［87］。保守放牧策略主張采用輕度和中度放牧強度［88］，實際放牧率一般固定在67%，即2／3的生態載畜量水平上，對可食牧草不造成損害，或有利于提高可食牧草的生產能力［89］。

草地放牧管理的目標是維持家畜牧草需求量和草地飼料供應量的平衡，獲取最大的經濟效益。采用保守放牧策略，雖然降水和牧草生長發生時空變化，草地不同季節和年際間的承載能力也發生了改變，但草地放牧家畜的數量沒有變化［90］。保守放牧策略采用固定放牧率，造成濕潤年份的草地得不到充分的利用［91］，但超過干旱年份的草地承載能力，對牧民來說通常并不適宜［92］。Dunn等［93］利用美國南達科他州雜類草草地34年（1969－2002年）的放牧試驗數據，比較了不同放牧率下草地畜牧業生產效益的結果表明，采取保守放牧策略能維持良好的草地基況，但缺乏經濟效益，而且還需要付出很多機會成本。在非洲草地上進行的試驗也表明，傳統草地科學的理論基礎可能存在缺陷［75］，草地頂級演替理論并不適應于草地管理［94-95］。

2.2 非平衡理論與機會放牧策略

干旱、半干旱草地，受氣候因素，尤其是降水的控制，而不受生物因素的制約，家畜放牧對草地植被沒有影響，表現為明顯的非平衡特征［94，96-97］。平衡理論面臨著多個非均衡理論的挑戰，包括狀態－過渡理論［94］、閾值理論［98］、災難理論［99］及草地非均衡動態理論［96，100］。平衡、非平衡理論的爭議最早出現于20世紀80年代［101］。20世紀90年代，基于非平衡生態動力學理論提出的“新草地生態學”［101］，使爭議達到高峰［100］。大量的文獻［102］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Westoby等［94］提出的草地狀態－過渡假說開啟了非平衡草地管理研究的新篇，被廣泛用于評價草地生態系統動態。該假說認為不確定性在草地演替中具有重要作用［9］，草地沿著一系列穩定態轉換，一個放牧強度對應一個群落穩定態，群落的穩定態之間存在一系列過渡態，環境對過渡態有選擇作用，草地管理就是在放牧壓力與演替趨勢之間尋求長期穩定平衡，以獲得持續最大的畜產品產量［94］。

新草地科學認為由于干旱、半干旱草地生長季短，干旱頻繁，降水的年內、年際變幅大，可利用牧草的年際波動較大，家畜種群數量的調整無法適應草地產量的劇烈波動，草地產量和家畜數量大部分時間存在系統相悖［18］，家畜數量主要受環境波動調控，放牧對策應適應環境的變化［87，96］，尤其是可利用牧草的時空變化［97］。而平衡草地理論沒有充分考慮半干旱地區草地的空間異質性和氣候變異［18］。半干旱草地應根據草地產量變化波動調整家畜數量［102］，采用機會放牧策略。機會放牧，也稱為追蹤放牧策略，機會放牧策略通過出售或購進家畜，放牧率隨牧草產量的變化而調整，草地承載能力保持在生態載畜量的水平，能夠充分利用濕潤年份較高的草地產量，也可以在干旱年份通過出售或屠宰家畜，有效避免草地產量降低引起的家畜死亡和產量下降［87］。根據非平衡理論，降水不確定的情況下，保守放牧策略的經濟回報較低［103］。但機會放牧策略也面臨著風險，尤其是畜群規?；痉€定，而季節性條件惡化草地產量下降的情況下，需要及時降低畜群數量達到安全放牧率［90］。

相關研究認為，在降水量小于400 mm或在300～400 mm，年降水變率≥33%的地區，適用非平衡理論管理草地［83，97，104］，在這種情況下，頻繁干旱常導致家畜高達50%死亡率［96］。干旱常使密度制約型家畜種群保持較低數量，避免對牧草資源的競爭［100］。年際降水變率33%是非洲草地畜牧業2種放牧策略的邊界，如果降水變率低于20%，則家畜數量將保持相對穩定，草食家畜和牧草之間存在正反饋［97］。

2.3 放牧策略的爭議

平衡理論強調生態系統的內部調節和穩定，低估了氣候變化及偶發事件對生態系統的影響［96］。非平衡理論強調外部干擾對生態系統的影響［96］。對保守放牧策略而言，放牧率是個常數，放牧壓力干旱年份較高，濕潤年份較低；機會放牧策略的放牧壓力是穩定的，放牧率則會發生變化［101］。

作為干旱、半干旱草地生態系統放牧管理的理論基礎，非平衡理論有取代平衡生態學的趨勢［105］。但非平衡理論也受到質疑，因為植被波動并不是干旱、半干旱草地畜牧業生產的本質特征，家畜種群決定因子（通常是牧草休眠時期保育率）才是干旱、半干旱地區畜群密度制約的主要因素［106-107］。非平衡理論中，關于環境變化如何調整家畜數量的過程和機制并不清楚。與此同時，如果植被波動是半干旱草地的一種常態，很難區分草地植被波動在草地長期退化中的作用［108］。

機會放牧策略經濟效益高于保守放牧策略的觀點也受到學者［102］的質疑，基于津巴布韋南部的草地試驗，模擬機會放牧（只考慮降水）、緊密追蹤放牧（考慮產量）、保守追蹤放牧（考慮產量和波動）、保守放牧（固定放牧率）等4種放牧方式的試驗結果表明，機會放牧策略由于在家畜調整，包括縮減載家畜和補充家畜的成本較高，經濟回報反而要低于保守放牧策略［109］。此外，除非牧民具備確定牧草產量的經驗和技能，機會放牧策略才不會導致草地的退化，因為牧民不愿意及時縮減飼養規模、調整存欄，往往造成干旱年份收入損失，并使得合理利用草地累積的紅利消失殆盡。

究竟采用何種放牧策略更為恰當，在科學家和牧民之間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爭議［110］。Campbell等［101］指出，草地放牧策略沒有萬能模式，究竟采用保守或機會放牧策略取決于各種條件，包括環境因素、草地基況及其閾值、草地產權制度、政府貼現及市場穩定性。密度制約型草地生態系統更適合采用保守放牧策略，而非密度制約型草地生態系統更適合采取機會放牧策略。在降水量大、降水變率小的草地，由于牧民可以提前規劃家畜存欄和出欄，采用保守放牧策略就較為適當；機會放牧策略則更適合降水量少、變率大的草地［101］。研究者也發現，在不同時間和草地的不同地段，保守放牧策略和機會放牧策略在草地管理上其實是共存的［16］。

3 草地載畜量模擬模型

3.1 生態模型

生態模型，是草地研究和管理的基礎，生態模型通過模擬草地對放牧的響應，及為達到預期目標應采取的策略，有利于放牧管理決策［111］。

1965年構建的生態系統等級模型（the ecosystem level model，ELM）［112］是后續草地生態模型基礎。其后，主要有以下草地載畜量模擬模型：1）以放牧率為水平變量，家畜數量和放牧密度作為響應變量的牧草－家畜供需（supply／demand）模型［113］，是載畜量估算應用最為廣泛的模型［73］。2）1987年，草地生產利用仿真模型（simulation of produ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angelands，SPUR）［114］最初被用作研究和開發的工具，其改進版本SPUR2具備模擬草地對全球變暖和氣候變化的響應，以及干旱、半干旱草地對CO2濃度增加的響應功能；另一個修訂版本SPUR-91模型，用以評估管理措施對草地的影響；SPUR的改進版本SPUR-91、SPUR2和SPUR2.4都具有小范圍內評估草地管理策略和措施的功能。3）植物生長模型（phytomass growth model，PHYGROW）［115］能夠模擬出欄和存欄各種等級的決策風險。4）GRASP模型［79］用以模擬大范圍天然草地和栽培草地產量年際動態，并用于模擬特定草地降水與草地產量關系，進而計算草地載畜量。5）作為Aussie-GRASS模型一部分，Aussie-GRASP模型，把模擬范圍縮小到5 km×5 km空間，采用多參數，改進了單純以降水量預測草地載畜量精度［20］。6）狀態－過渡模型（state-and-transition models，STMs）［94］集成了歷史放牧經驗資料和科學數據，更便于草地管理者確定放牧率。7）隨機動態規劃模型（stochastic dynamic programming，SDP）利用草地現存量數據和隨機降水資料［103］確定草地最佳載畜率，提高草地畜牧業生產效益［116］。8）馬爾可夫鏈動態規劃模型，是基于馬爾可夫方程和高階依賴理論的漸近決策規則，為草地管理提供了數字化的解決方案［117］。9）依據貝爾曼最優化原則，把不確定性引入動態方程建立的隨機化動態規劃模型［118］，考慮了時間和風險的共同作用，該模型不但采用當前的植被狀態（載畜容量），也采用當年的實際降水量，建立了干旱、半干旱草地放牧優化管理的經驗法則［110］。與馬爾可夫鏈動態規劃模型相比，隨機化動態規劃模型在確定最優草地利用頻率和放牧率，采取的是線性規劃方法［118］。

3.2 計算機決策支持系統

單獨使用模擬模型，或和計算機決策支持系統（computerized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DSS）聯合使用，在草地生態系統管理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112］。衛星影像、航空照片在確定載畜量的廣泛應用，使得計算機模擬技術在草地管理中的作用不斷增加［75］。

放牧地應用程序（grazing lands applications，GLA）［119-120］，作為決策輔助軟件，根據草地植被對放牧預期響應和牧戶調查做出專業判斷，對草畜平衡決策發揮著重要作用?；烊悍拍谅视嬎愠绦颍╩ultiple species stocking calculator，MSSC）［112］通過模擬野生動物及不同家畜混群放牧條件下的食性選擇，確定草地載畜量。養分均衡分析程序（nutritional balance analyzer，NUTBAL）［119］彌補了放牧地應用程序的不足，為準確確定載畜量提供了養分管理模塊。放牧地替代分析工具（grazing-lands alternative analysis tool，GAAT）［121］包含經濟動態模型，用于模擬復雜條件下，如何應對草地生態和經濟條件變化。RANGETEK是決策輔助軟件，根據蒸散發／潛在蒸散發估計作物產量峰值，根據在生長季初期的土壤水分含量估計草地產量［122］。中國草業開發與生態建設專家系統［123］為計算載畜量提供了詳細的草地利用率數據。草畜平衡計算系統（livestock-feed balance calculation system）［124］，縮短了計算時段，解決載畜量計算中飼草供給與家畜需求的時差問題，提高了預測的準確性。環境資源評估管理系統（environmental resource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system，ERAMS），廣泛應用于確定半干旱草地載畜量［125］，這個系統的方法學基礎是半干旱地區的草地產量和有效水分的強相關性。作為全球家畜協作研究支持項目（global livestock collaborative research support program，GL－CRSP）的一部分，家畜預警系統（livestock early warning systems，LEWS）［126］的主要任務是作為畜牧業生產的信號器，自動搜集和傳遞牧草供應信息，通過對家畜體況和草地產量的估計，及時應對氣候干旱，為牧民及時調整家畜存欄提供信息。

4 小結

草地退化直接的原因主要有過牧、砍伐薪柴、采礦、草地開墾，而氣候、社會經濟形態以及政府管理政策才是關鍵因素［127］。草地放牧管理應結合氣候條件、草地類型等因素，確定采用保守放牧策略或機會放牧策略，實現草地畜牧業生產的生態和經濟效益。Behnke和Kerven［128］關于草地管理政策有了新的思考，提出應當建立追蹤（根據可利用牧草的波動調整畜群）和緩沖機制（為應對氣候或植被的惡劣變化，建立牧民收入和生活保障機制）。草地彈性（恢復力）理論［129］，或稱為 “生態系統管家”［1］，強調草地的社會生態性，能夠更好地應對草地迅速變化及不確定性。

草地產量法和家畜營養需求法估算草地載畜量通常并不一致，應采用2種方法相結合估算草地載畜量，確保草地的可持續利用。生態模型通過模擬草地對放牧的響應及放牧對草地的影響，是草地管理的基礎，雖然導致生態系統改變的閾值尚不清楚［127］，生態過程對人類決策的反饋最終決定生態系統彈性。草地載畜量計算，采用地面數據結合模型模擬，有利于放牧管理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