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機文的特質*

柳春蕊

(韓國外國語大學 中文學院，韓國 首爾 130-791)

【文學·語言研究】

陸機文的特質*

柳春蕊

(韓國外國語大學 中文學院，韓國 首爾 130-791)

陸機“不能持事”的性格與強烈的事功意志之間的內在矛盾，在其入洛之后的感物念故的題材書寫中，不僅沒有弱化陸文的表現力，而且構成陸文特質的重要方面。陸機奉行兩漢儒家舊貫之精神，在體物觀覽、察時變化、應感觸類上，理在物先，呈現出某種機械反應論特點，而作為個體的主體性并不明顯。陸文的情感抒發不是高揚情志，迥異于魏晉“尚尚文辭”“重智術”一派。陸機是儒門從經術到文章轉變的重要一環，它上承蔡邕、王粲，下開杜甫，在文的情理結構、表達方式及文辭文律等方面，做了有益探索。

陸機；情感類型；文理；感應與通類

余好陸氏兄弟文有年，乘車開會常攜帶以朗誦，間有所得。茲述陸機文特質如下：

一、陸機的情感類型

房玄齡等撰《晉書》謂陸云“性清正，有才理”，文章不及陸機，“而持論過之”?！俺终摗?，與曹丕《典論·論文》篇中評價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的“持論”相類，是說在“事”上不能做出有效性的判斷，尤其在政治斗爭中；并不是說，不擅長做論說一類的文章?！稌x書》陸機本傳記載了很多細節，比如“范陽盧志于眾中問機曰：‘陸遜、陸抗于君近遠？’機曰：‘如君于盧毓、盧珽?！灸?。既起，云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于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1](P1467-1481)

陸機入洛之后，熱衷仕進，高攀權門，卷入“八王之亂”的紛爭之中，做了無謂的犧牲。陸機行事清厲，陳言甚高，負其才望，志匡世難，頻遭同僚嫉妒毀謗，亂世不能自保，就像《莊子·人間世》中的顏回，激情多于洞見，缺少機變。大凡儒門中人，在政治斗爭中似都有此種弊端。陸機祖父陸遜這一支與東吳孫氏政權有著緊密關系，這使其家族帶有強烈的事功色彩而區分于陸氏其他宗脈，如陸績亂世著述以求自保。不過，在政事方面，陸遜、陸抗不純是儒家，其法家思想和兵家思想影響尤多。從陸機《辨亡論》《五等諸侯論》《吊魏武帝文》等文章來看，很難分辨出陸機思想受其祖父輩思想的影響，反倒是接受陸績一派。陸機似乎不適合從事政治，但亂世求取功名，頌揚祖德，強烈的事功主義理想，又與祖父陸遜一脈相承。

《晉書》關于二陸身喪亂世，這段評論令人感慨：“觀機、云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覩其文章之誡，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辟昏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己而難長，死因人而易促。上蔡之在犬，不誡于前；華亭之鶴，方悔于后。卒令覆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為將，釁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后昆。是知西陵結其兇端，河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乎！”[1](P1487-1488)不諳時勢，無識權變，但陸文中又屢屢道及立身禍福、消長損益之義。如《演連珠》中的思想：“臣聞任重于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兇。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而照窮。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其二)”[2](P91-100)這些文辭，在藝術風貌上，確有劉勰《文心雕龍·雜文》“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廣于舊篇”的特點。不過，僅就文辭討論陸機《演連珠》，恐談不上是陸氏的知音。我們要將《演連珠》“義明事圓”的特點置于陸機思想世界中考察。結論是，陸機最擅長從物理(自然天道與東吳儒家舊學關聯較大)、事理和歷史興亡中歸納出“理”。這一“理”的世界，是陸機觀覽萬物、立世束身的一個思想總根基，是陸機摛文遣辭的重要指向，也構成陸機創作時處理“情理”的重要尺度。通讀陸氏現存文字，總能感受到有這樣一個強大的“理”在。讀到的不是陸氏一己的感情，而是一個類型的感情；不是一時的情理，而是共有的儒門情理。

事后論人，事前議事，短于持論者，此儒者之常則。從“理”上說，陸機深悉史書，洞明史跡盛衰，但實際政治運用中，則“行之難矣”。陸機文中關于“理”的論述，或以“事”“情”“思”對舉。明于理而暗于事，明于義而蔽于治，是儒家的常態。愈好論政者，愈偏于事治。陸機的“服膺儒術，非禮不動”，基本應合了這一現象。這一現象非常復雜，因主體的才性差異而有分疏。若主體不長于文，發而為文，以平實為主，極其上者，醇厚淵懿。至于才性豐贍，文思精敏，其發為文辭，則要特殊分析。這一派士人明顯區分于以文才著稱的文士和以經世著稱的法家。文士之文，可以度越“理”之規矩而恣肆放任；經世法家，所論法后王而著眼于事上，其所論“理”，是當下進行的“事”理，刻覈駿利，不為迂闊。討論陸機的詩文，這是首先要交代清楚的。

深于治“理”的傳統儒家，往往不尚文辭。有所注重者，前有蔡邕，后有陸機。近人劉師培《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辨章蔡、陸二人的文學流變，頗有見地。[3](P139)劉氏從文法、文理上論，筆者這里是就文家的情感類型而論。大抵而言，具此類情感者，其為文尚規矩，但隨其才性之高蹈，又有逾規矩而合乎規矩之一面。凡具此類情感者，發為文字，其論事論理，寫物述情，皆以“文”飾之，有光澤，亦有名論。陸機詩文中，由于有從這里滋生出去的思想作鋪墊和依據，一面使得其文氣繁縟而不蹇滯，一面使得其文學帶有某種共性，主體個性不夠鮮明，但若置于長時段的歷史中予以觀照，此一個性又是相當明顯，此儒家貢獻于文學最為珍貴者也。相對于魏晉以來所彰顯的才性與風骨，陸文里的情感反而是落后于同時代的主旋律，迥異于張華、潘岳等西晉作家。

二、陸機文的“理”

陸氏文中的“理”，秉持兩漢舊學之觀念，注重四時萬物變衍。在“天人”觀念上，陸機仍囿于“天”的作育之功，不像魏晉玄學諸賢走出“天”之外，發現“人”的世界。具體而言，“理”有兩層。

一是指史論之理及人事之理。如《豪士賦并序》。其《序》云：“循心以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系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系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枪势垥r啟于天，理盡于民，庸夫可以濟圣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盵2](P8)針對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而作的這篇《豪士賦》，帶有明顯的諷喻色彩。陸賦文，常有序?！兜跷何湮摹沸蛭淖钊唛L，《文心雕龍·哀吊篇》評價陸機“序巧而文繁”。[4](P288)謂之“文繁”，殆有貶意。細審陸機序文，蓋在明理，它們在寫作上有統攝全篇的效用。陸機所要明的“理”，多是在物(“因物以成務者”)與我(“循心以為量者”)的主客之間展開?！堆葸B珠》五十首，用意亦在明理。不過，因其喻象有文學的形象，故有文學的意味。

《豪士賦》揭示的是事功與時勢之理，也是人事之理。陸機寫的兩篇《辨亡論》，總結吳國滅亡的經驗教訓，是他關于歷史興亡之理之集中表達。

陸機又深于情，于生死的大限寄寓人情之理。比如《吊魏武帝文》序文云：“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后悲，睹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繼而論“存亡之理”與“愛惡之情”：“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托人，同乎盡者無余，而得乎亡者無存?！薄巴稣呖梢晕鹎?，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圣人罕言焉。若乃系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2](P115-118)《吊魏武帝文》哀吊的是蓋世英雄“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的亙古不絕的悲劇。

同樣是賦生死，《吊魏武帝》是英雄與英雄的相惜，《大暮賦》是陸機對儒家六親姻族辭世的悲慟?！洞竽嘿x》序文云：“夫死生是得失之大者，故樂莫甚焉，哀莫甚焉。使死而有知乎，安知其不如生？如遂無知耶？又何生之足戀？故極言其哀，而終之以達，庶以開夫近俗云?！盵2](P26)“大暮”，本《莊子·齊物論》死生旦暮之說。但后文寫道：“于是六親云起，姻族如林，爭途掩淚，望門舉音。敷幄席以悠想，陳備物而虞靈。仰寂廓而無見，俯寂寞而無聲。肴蒙蒙其不毀，酒湛湛而每盈。屯送客于山足，伏埏道而哭之。扃幽戶以大畢，訴玄闕而長辭?！边@些語句是闡釋儒家死喪諸義，異乎莊老之說。但陸機將這一情感置于“夫何天地之遼闊，而人生之不可久長。日引月而并隕，時維歲而俱喪。諒歲月之揮霍，豈人生之可量。知自壯而得老，體自老而得亡”這樣的不為人們意志所改變的自然規律的“理”背景下抒寫，情以理“感”。正因為陸機的情感，是以歷史興亡和宇宙人事之“理”進行觀照，所以陸文情感的抒發不像建安七子那樣高蹈發揚，更談不上“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氣”為“理”所取代?！洞竽嘿x》文末云：“歸無途兮往不反，年彌去兮逝彌遠。彌遠兮日隔，無途兮曷因？庭樹兮葉落，暮草兮根陳?！盵2](P27)縱覽陸文，善于敷陳“理言”是陸文的一大特點。

此“理”一旦進入文學世界中，則自有一種“理”味，自有“情韻不匱”的風味。不過，這要在儒家語境中予以討論。陸機文中的理，并不是魏晉玄學的理，也少有阮籍《達莊論》等老莊之言，而是兩漢陰陽五行的物感說和三綱五常的儒家倫理。漢儒的這種“理”，不具有文學性，難以賦予獨特的文學形象。但陸機以其“才如?！钡牟判?，使得“述思”“嘆逝”之類表現素材和人生境遇在儒學倫理中具有文學性。無論是陸機的賦文，還是詩作，在“述思”“嘆逝”“辨亡”等方面有集中表述。陸機的情感，是籠罩在這一強大“理感”之下，或者說是挾“理感”以行的。不能清楚認識這一點，我們就難以把握他與同時代的潘岳、張華在思想形態和情感抒發上的不同。

二是文理。今以陸機《文賦》做分析，條列其次。

《文賦》自“佇中區以玄覽”至“郁云起乎翰林”，為前一部分。自“體有萬殊”至“流管弦而日新”，為后一部分。前一部分，本可單獨成文，所述“作文之利害”的文事已畢。后一部分述文事更為豐贍。前后兩部分，意有復疊。劉勰謂“巧而碎亂”、孫綽“陸文深而蕪”(《世說新語·文學》)，用之檢討《文賦》，也不無道理。不過，可以不這樣看，而這恰恰是陸機才高的體現。

《文賦》第一段是《文賦》寫作緣起。論者揭橥“意不稱物，文不逮意”這八個字，作為陸機文論的一個重要方面，筆者認為這不合陸氏原意?！段馁x》所要表述的主要是“文能逮意，意能稱物”之處，即討論的是言說的能動性、寫作的歡樂和文章的價值，而非老莊或玄學對言說的態度。這與陸機銳于進取、建功立業的儒家價值觀相一致。像“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在有無而僶俛，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遁圓，期窮形而盡相，故夫夸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是說言辭的效用，要求作者充分調動寫作技巧，挖掘內在潛力，使表達對象充分而深入，語詞精確而豐贍?！翱淠空摺钡人膫€“者”，當與前四句合看，指所陳摹之物、事、理的特點?！把曰种鴱洀V，思按之而愈深”二句，是“狀文膽”，寫作要力破馀境，既要“當仁不讓”，更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是儒家的寫作態度。如果所描摹的對象是“夸目”“愜心”“言窮”“論達”(“窮”是“窮形”之“窮”，非“窮民無告”之“窮”?！斑_”是“達詁”之“達”，非“達人知命”之“達”；均指文詞之充沛，無關情志之郁悒或高朗。此依錢鍾書先生《管錐篇》之說)，那么就要努力做到“奢”“當”“無隘”“唯曠”?！案F形盡相”，鋪張繁縟，即“奢”?！吧荨逼湓~，要求其“當”于事，否則徒炫目而不能厭心?！皭苄摹闭?，適如所“期”?！拔〞纭迸c“無隘”同義，均申說“奢”。不迫促而“窮”盡其詞，酣放以暢“達”其旨，體“奢”用“當”，心“期”則庶幾做到“愜”。

陸機貴繁縟，是“言能盡意”思想的體現。陸氏才多而意廣，詞藻豐贍，“不隘”“惟曠”均著眼于文之繁者。文之簡而能“當”、寡詞約言而“窮形盡相”者，非所思存?！翱淠空摺边@四句，承“物無一量”而言，言人之材質，雖優拙不同，要當其作文時，無不苦心構思，愜其命意所在，不肯尺寸讓人。這里有陸機的創作體會，有其獨特的個性，我們能讀到陸機寫作的得意之處。倘若這樣的判斷可以成立，那么《文賦》的主旨就不是或不全是在客觀論述文章寫作，即文論史所說的文學理論，而是有呈現陸機創作自鳴得意之處，即“觀古今之須臾，撫四海于一瞬”“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嘆”“思風發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齒”“伊茲事之可樂，固圣賢之所欽”“途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弗綸”這些語句。結合陸機自負好勝的個性，《文賦》寫于入洛之后，起緣于與中原文壇諸子的爭衡較量，也不是沒有可能。

“選義按部，考辭就班?！甭撓店懺啤杜c兄平原書》所說“往日論文，先辭而后情，尚絜而不取悅澤。嘗憶兄道張公父子論文，實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5](P143)來看，陸機寫作當是“先辭而后情”，崇尚規矩。盡管陸氏在《文賦》中有“在有無而僶俛，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遁圓，期窮形而盡相”的論述，此處則是從“辭程才而效績”這個層面說過來的，即言辭的表現可以“窮相盡相”。但在“意”的方面，則須“意司契而為匠”。故而有“因枝以振葉”八種情況，有后文“或仰偪于先條，或俯侵于后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等文章寫作中的具體文“理”。

“理扶質以立干，文垂條而結繁”“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為匠”“茍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眾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茍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或遺理而存異，徒尋虛以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伊茲文之為用，固眾理之所因”“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等，這些都是陸氏所論的文律和文理。文律和文理，一如儒門之立身之謹嚴，存有許多戒律和準則，需要一一安排和交代，而在有著老莊道家思想的古代作家中，則較少注意文律，更不可能大談文理?？疾於鸥?、黃庭堅的詩法及其提出，這一現象便很顯明。陸機寫作《文賦》的動機，是不是在他入洛之后，看到中原寫作渺無章法的現象，或不甚謹嚴，認為有必要加以討論糾正的緣故呢？于此，筆者另有文章述之。

此外，像“放言遣辭，良多變矣”的論述，狀文理之精微者，如“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蜓宰径髑?，或理樸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才富如海的陸機“每自屬文，尤見其情”，其中的甘苦得失，恐怕是精于評論的劉勰氏難能企及的。

三、陸機文情理的展開

能否按照自己的個性和立身信仰創造出一種獨特的言說方式，且它為后世提供某種寫作范式，這是考察作家其貢獻大小的重要方面。陸機“服膺儒術，非禮不動”，但他找到了儒門文學言說的范式。我們在上文所得出的情以理感、情在理中的文學思想，便是陸機文學的重要成就。以下，分四點述其情理展開的特點。

首先，聲色相喻。

陸文善遣聲色，其聲色(或形聲)相喻者，終中古時期，陸機乃最顯著也最自覺。比如： “佇鳴條以招風，聆哀音其如玉”(《應嘉賦》)、“熙朗日以熠耀，扇和風其如波”(《瓜賦》)、“排虛房而永念，想遺塵其如玉”“甘堇荼于飴芘，緯蕭艾其如蘭”(《懷土賦》)、“啟石門而東縈，沿汴渠其如帶”(《行思賦》)、“揮清波以濯羽，藏綠葉而弄音”(《行思賦》)、“羨歸鴻以矯首，挹谷風而如蘭”(《思歸賦》)、“經終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嘆逝賦》)、“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文賦》)、“仰寥廓而無見，俯寂寞而無聲”(《大暮賦》)、“蔚彼高藻，如玉如蘭”(《答賈謐并序》)、“芳氣隨風結，哀響馥若蘭”(《擬西北有高樓》)、“郁烈之芳，生于委灰；繁會之音，生于絕弦”(《演連珠》其十四)等。此外，陸機有《鼓吹賦》《漏刻賦》。史傳陸機“聲若洪鐘”?！段馁x》論文之音樂者，有“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茍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又以音樂設喻，論述“應”“和”“悲”“雅”“艷”的審美理想。這些都能看出陸機對音樂有相當深的理解，而且音樂在陸機文學創作中有很深的影響。

其次，感應與通類。

情有所緣，物有所觸，感于人心，發而為言?！抖Y記》所討論的心物問題經過漢儒天人感應、陰陽五行之說的發揮，成為文學理論中的“物感”說。陸機雖為魏晉時人，然其思想觀念較少受到洛陽新思想(玄學)之影響，仍是東吳漢儒的舊學。如《策問秀才紀瞻等六首》其五云：“夫五行迭代，陰陽相須，二儀所以陶育，四時所以化生?！兑住贩Q‘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藨硫?，不偏之明證也?！盵2](P172)通檢陸文，“感應與觸類”的思想非常多。這一思想表現在創作中：一是如《文賦》“或托言于短韻”章所說，是言句類之不應而為單薄之??；“或寄辭于瘁音”，明句類與句類(層層、段章之間不諧調)雜而不和。前者是一類事物之間的“應”，后者是不同事類之間的“和”?！皯?，同聲相應，屬同一問題；“和”，異聲相從，屬異質問題?！皯敝妇渥诱諔?，“文小而事寡”，說的是賦文寫作的取類問題*參見拙文《陸機〈文賦〉“短韻”辨析》，《云夢學刊》2006年第1期。。一韻兩句為單元，賜一韻可足章，極兩句以為“應”?！耙┻B類”，即“類”，將此一事物的特性寫足。陸機寫作受此“類”的思維影響甚深。錢鍾書先生《管錐篇》解此條時，重點闡釋詩歌一聯的上下句，恐非陸氏原意。二是如《文賦》所說的“理扶質以立干”“意司契而為匠”。從感應與觸類來看，理與意，源于“通”與“會”、“性適”與“情和”?！笆且越浿伪叵绕渫?，圖物恒審其會”(《演連珠》三十六)陸文明理處，多能通會，這樣文有通會之妙，言理不為理障，空靈而不蹇澀。

再次，連珠體的寫作思維。

陸氏論說類長篇，不妨說是一篇大“連珠”?！段馁x》序文從“變”與“不變”(可得)兩邊分說，而歸于“所能言者”。又如《與趙王倫箋薦戴淵》篇首云：“蓋聞繁弱登御，然后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后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遠邇之器，蘊櫝之才思托大音之和?！盵2](P172-173)這一思維直接啟發了對偶的自覺。辭藻精嚴，段落整齊，結構規矩，此《文賦》所論與“選義按部，考辭就班”一致，可謂是理性的寫作。這與陸氏性情矜重、非禮不動的個性一致。因其整齊，難免存在表達的錯綜復沓之弊。這樣的雙邊立論、復沓前行的表述方式，在杜甫的五律和五律寫作中廣為效法。

最后，清新相接。

劉師培在《漢魏專家文研究》(“論陸機文”)中指出：“大抵陸文之特色，一在煉句，一在提空”“陸文最平實而能生動者，即由有警策語為之提空也?！盵3](P123)很有見地，為劉勰氏所未及。從文的德象上看，劉師培所說的“提空”，即是陸云所謂“清新相接”*陸云《與兄平原書》云：“兄文章之高遠絕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為病耳?！?。劉師培將陸機《文賦》所說的“立片言而居要”的“警策”理解成“提空”，且置于陸氏討論長篇巨制寫作安排上面，是內行人說內行話，確實是有力的創見。陸機《嘆逝賦》篇中，像“川閱水而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這幾句即警句。再如《吊魏武帝文》，“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這兩句即警句。

若進一步考察，陸氏所謂的“警策”，大抵以明理之精要為主。同樣，此“理”亦是從東漢儒學舊傳統觀念中出來的。在這種“理”的觀照下，陸文有善狀時空之理的特質。時空與歷史的事實、家世命運和人生諸相的結合，使得陸機在抒發人生之離苦、事功之不濟這樣的感情既強烈又淡宕，為理性而終乎自然，這是陸文思想情感的特質。陸氏善于賦音，知類會通，以無照有，以虛運實，以音之寂而可感，以曲之奏而可度，使陸文有一種清新感。

史學家陳寅恪先生在《崔浩與寇謙之》一文論云：“東漢以后學術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方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門乃為學術文化之所寄托?！盵6](P147)陸機繼承的是漢末儒家之舊理想，其《五等諸侯論》《辨亡論》《演連珠》等，均同斯旨。漢魏之際，“文”得到普遍重視，文的德象和功用受到普遍稱贊，這是中國文學史上關于“文”的一次重要發現。作為不以“文學”著稱于世的傳統儒學，隨著時代變遷，文學之播衍，儒門也漸漸由“經術”發展到“文章”，這一道路自漢代蔡邕，中經曹植、王粲，至晉之陸機而始備。儒學關于“文”的思考，從理論上加以集中闡發的是陸機。其《文賦》關于文的認識，不僅糾正時弊，迥異于魏晉“尚文辭”“重智術”，高揚主體情志一派；更在為儒門文章一途開啟途轍，在文章的情理、表達方式、辭條文律等方面做了規定。此后唐之杜甫、宋之黃庭堅、清之張惠言、曾國藩、現代馬一浮的文學創作，皆洞明此源流正變。錢基博《中國文學史》論陸機，謂“其為藻麗縟密者，則開謝靈運之偶對；而有清刻疏爽者，亦導謝玄暉之警秀，如《招隱》《挽歌》是也。要之，詩之由古體開律意，文之由建安為永明，不得不推機為風氣轉變之樞焉”。[7](P134)錢先生是就陸機文學的近期影響，筆者是就陸機為儒門文章的歷史貢獻而言。

我們從陸氏情感類型、陸文的理及陸文情理之展開三方面論述陸文的特質，又引劉師培、錢基博、陳寅恪、錢鍾書前賢之說，補充其所未論及者，以明儒門文學之價值。清代經學家戴震認為謀篇章句，先識字而后文辭。洵文辭之正法，儒門之舊貫，此啟章太炎之文學觀，惜乎今之文學史于此闕如。附記于此，以明章學誠“辨彰學術，考鏡源流”之旨。新文學之寫作，我手寫我口，主見獨立，個性揚厲，排傳統而任私意，其不明正變不亦久乎？而網絡寫作，又毋論次焉。吾國文化之精義，其要端在文學，誦讀古圣賢之文學，明漢語之優長，辨文學之正變，匡學術之弊病，此陸機《文賦》有發之。茲申陸氏之論，案以己意，意在斯乎！

[1]房玄齡，等.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2]陸機著，金濤聲點校.陸機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2.

[3]劉師培.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4]劉勰著，周振甫注釋.文心雕龍注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5]陸云著，黃葵點校.陸云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8.

[6]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M].北京：三聯書店，2001.

[7]錢基博.中國文學史[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TheFeaturesofLuJi’sEssays

LIU Chunrui

(College of Chinese,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Seoul 130-791, Korea)

The inner contradiction between Lu Ji’s character of “incapable of making a judgment on the validity of affairs” and his strong desire for success, which prevented himself from great social achievements, did not weaken the expressiveness of his essays after he moved to Luoyang. And it in turn constituted as one important feature of his essays. Those essays were often created with the themes of chanting old things and recollecting past memories. Lu Ji pursued the spirit of Confucianism of Han dynasty. When observing things and enjoying the scenery, feeling the times and interacting with the outside, he put the spirit first and reacted in a stereotyped manner. Consequently, his own personality became obscure. In Lu Ji’s works, he did not express his feelings and ambitions openly, which is greatly different from the prevailing literature groups that highly regarded rhetoric and wisdom in Wei-Jin period. Lu Ji’s writing practice served as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transition from Confucian classics into new writing styles after Lu’s time. He connected Cai Yong and Wang Can with Du Fu and Huang Tingjian. He made useful exploration in the sense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text, presentation and diction law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text.

Lu Ji; the emotional type; style of writing; induction and relating with other objects

2014-10-24

柳春蕊(1976-)，男，江西都昌人，文學博士，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現任教韓國外國語大學(2014.3-2015.3)，主要從事中國文學批評史和思想史研究。

I207.22

A

1008-469X(2014)06-0053-05

*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Research Fund of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