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爐點雪 育才求真

人物名片：周洪宇先生，1958年生，湖北武漢人。歷史學博士，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江教育研究院院長。擔任的主要學術和社會職務有：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教材專家咨詢委員會和教師教育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史分會、全國地方教育史志研究會和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副會長，全國人大代表等。周洪宇教授在教育學理論、教育學史和教育政策問題等研究領域發表了大量的學術著作和論文，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主要學術著作有：《學術新域與范式轉換——教育活動史研究引論》、《不朽的文華》、《周洪宇文化教育史論》、《文化是一種力量》、《陶行知與中國現代文化》、《陶行知生活教育學說》、《教育公平論》、《教師教育論》、《教育的信念與追求》等20余部。在《教育研究》、《歷史研究》、《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美）等中外學術刊物發表論文100余篇。其研究成果10余次榮獲教育部和湖北省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二等獎。作為專家型的人大代表，周教授繼承了中國知識分子“胸懷天下”“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積極履行職責，提出了很多具有針對性的議案，其中有些政策建議如《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全免費》、《改革高等教育助學貸款制度》等，通過全國人大，反映到國務院和教育部、財政部等部門，促成了相關政策的出臺，他本人也先后入選“改革開放30年中國教育風云人物”、“紀念改革開放30年基礎教育影響力人物30人”等榜單。

著名教育學家、教育史學家周洪宇教授是本刊的老作者，一直很關心本刊的發展。由于這樣的關系，本刊開設“名家訪談”欄目，承周教授厚愛，答應接受本刊的采訪。周教授身兼多種學術和社會職務，工作極其繁忙，盡管如此，他還是在百忙之中撥冗接受了本刊特約記者的采訪。在此，我們向他表示真誠的謝意！

劉來兵（以下簡稱劉）：眾所周知，您這一代知識分子走過的路，是十分獨特的，諸如“上山下鄉”、“知青”等字眼深深地烙印在你們的人生道路上，作為其中的一員，您如何看待這段經歷？這段經歷對您后來的求學有著什么樣的影響？

周洪宇教授（以下簡稱周）：的確，“上山下鄉”“知青”等詞語正是我們這代人年輕時候的明顯標志之一，而且對我們以后的人生道路產生了很深刻的影響。我出生在1958年，是“文革”時期的第一屆小學生，當然也第一屆初中生、高中生?！拔母铩睍r期的中學實行五年制，初中三年、高中二年。我是1974年進高中的，1976年10月12日下放到湖北荊門的姚河公社。下放初期，我有點水土不服，但是很快就調整過來，漸漸適應了農村的飲食、勞動生活等。在農村，每天都重復著同樣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時間一久，在這種環境下，就產生了困惑，感到長期這么生活，那未來會是什么樣子的？生活上的不適應，隨之而來的就是精神上的苦悶。我們下鄉的時候，已經處于“文革”后期，因此，我呆在農村的時間實際上不算長。1976年底的時候，滯留在農村的知青達到了800多萬，其實每年都有100多萬的知青通過招工、招兵、招生的形式返城，當然也有一些非正規途徑回城的。我當時的目標也很明確，就是回城。但是不知道能以什么方式回城。忽然有一天，我記得是1977年10月12日，恰好是我下放一周年的那天，村里廣播響了，說中央決定立即恢復高考制度。知青可以報名，沒有“出身”的限制，同等條件下自愿報名、單位審核，只要過了線和體檢、政審合格，就可以讀大學。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正在外面勞動，很激動，覺得機會來了。沒想到我們下放才一年就恢復高考了，整整中斷了11年的高考制度，就這樣恢復了。之后便是白天干活，晚上點著油燈復習備考的日子。應該說，知青生活對我來說是一段不平凡的經歷，所有的生活都是之前不曾體驗過的，在此過程中鍛煉了身心，磨練了意志，學會了與不同的人打交道，也留下了異常深刻的鄉土記憶。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學會了自我管理，尤其是時間管理。下鄉期間，我每天記日記，制定時間記錄表，記錄每天所做的事情及所花費的時間。時刻提醒自己要抓住時間，要善于抓住機遇。因為機遇就是由很多時間構成的。我抓住了時間、利用這個時間做更多的事情，做更多的事情就可能有更多的機會。當年備戰高考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幸運的是自己被華中師范大學歷史系（當時稱為華中師范學院）錄取，成為恢復高考后的首屆大學生，由此走上“知識改變命運”的人生之路。我覺得知青生活對我后來的大學學習最大的影響就是懂得珍惜時間，珍惜現在的機遇，曾經躲著學、偷著學的日子終于過去了。要拼命地把過去錯過的東西都補回來，所以我們這屆大學生都有一種劫后余生的感覺，抱著不把過去損失的歲月奪回來就誓不罷休的勁頭去瘋狂學習。

劉：我們知道，77、78、79級三屆同學，學習都非?？炭?，留下了許多佳話，您能談談您的大學生活嗎？

周：作為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當時大家都有一種“天之驕子”的感覺，憧憬美好的大學生活，以為進了大學讀書，學習就應該有明亮的教室、滿屋的圖書、眾多滿腹經綸的教授……沒想到我們文科類的歷史、政治、中文系三百多學生，第一個學期是在離武漢桂子山本部三百多公里的京山分院度過的。雖然這里的辦學條件極其簡陋，但是我們每個人的學習積極性都很高，當時算得上學習佳話的可能就是大家都在“比晚”，想法很單純，就是看誰睡得晚，誰睡得最晚誰才算最用功，誰最用功誰將來才最有可能有出息。由于比睡得晚，早上有時就起不來，影響到早操，各個系之間還在比賽，看哪個系做得好。為保證每個人都能按時出操，輔導員張老師晚上到學生宿舍查房。我們知道每天哪個點張老師會來查房，所以大家就按時熄燈睡覺，很安靜。但張老師也有對付我們的辦法，他過來后，站在門口一動不動。過了一會兒我們都以為他走了。大家有的就打開燈看書，有的就在一起開“臥談會”。我是蒙著被窩打著手電筒看書，結果張老師進來后，他們都悄悄的不做聲了，燈也都關了。我在被窩里什么都不知道，完全沒感覺到變化，張老師就把被子一掀，也沒作聲就走了。第二天早上出操列隊時，狠狠地訓了大家一通，實際上主要是說我。到了4月份，天亮得早了，也不需要晚上熬夜打著手電筒看書了，我就改成早起讀書。每天早上五點左右起來，天剛蒙蒙亮，就跑到校園里面的梭羅河畔嘰哩呱啦地讀外語、背單詞、背古文。這個時候大家改換成比誰起得早了，生怕晚起了讀書時，河邊連坐的地方都沒有了。當時確實是一種瘋狂的狀態，每天想的就是學習，爭分奪秒，完全不想別的事情，想學習好就行了，一定要把學習搞好。

我們就這樣在京山分院度過了大學生活的第一個學期，1978年9月回到了武漢桂子山。雖然條件艱苦，但是京山分院這半個學期的學習生活，還是很有收獲的，就像是我們從知青生活向大學生活過渡一樣，仍然身在農村，而且學院有農場。我們還搞過收割比賽，但是這時勞動已經是生活的調劑了，讀書才是生活的常態。當我們從京山分院回到桂子山的時候，每個人都比剛入學的時候成熟了很多。而那些一直在本部讀書的理科學生，他們入學的第一個學期與在學校還未畢業的“工農兵學員”之間相處得并不好，互相都不對眼，反倒是我們這些文史哲的同學在京山分院相處得特別融洽，彼此之間建立了很好的友誼，這也算是一種意外的“補償”吧！

劉：您是史學出身，毋庸諱言，在當前市場經濟的沖擊下，包括教育史研究在內的史學研究被相當一部分人認為“缺乏實用性”，這就導致那些最優秀的人才不愿選擇史學研究作為職業方向，這反過來又制約了歷史科學的發展。在您看來，歷史學研究的最大功用是什么？在當前的社會條件下，如何看待所謂歷史學的“缺乏實用性”？

周：史學研究的功用問題是一個史學研究者常常被問及的問題。我們說“功用”一般包含功能和作用兩個方面，功能是內在結構，而在社會活動當中表現出來的就是作用。前者主要指向學術的功用，后者則指向現實的功用?，F在很多人只看到史學研究的現實功能這一方面，這實際上是一種偏頗的甚至有點功利性的認識。在我看來，史學研究的功用問題跟歷史學“缺乏實用性”不能劃等號，它過度放大了史學研究的現實作用，而沒有看到它內在的學術價值。上述現象的產生，也與我們今天市場經濟高速發展之后，功利主義對學術界所產生的影響有關。我們知道，市場經濟作為一種以市場調節為基礎來發展經濟的現代經濟體系，確立之初即是功利主義誕生之時，這種理性化、制度化、規范化的新經濟體系無論對于個體還是社會的發展都有著積極的作用，尤其是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能始終保持活力。功利主義看到個體的利益滿足必須首先滿足他人或社會的需求，當其利益總是被最大化滿足之后，人們也就習慣用市場需求來衡量一切，史學的功用問題也就淪為在市場中究竟有幾許實用價值的追問。然而，市場經濟是從西方發軔的，我們卻很少看到兩方人文學科在實用性問題上有如此熱烈的討論。即便用功利主義的視角來看，任何學科都是由禮會需要決定的，會隨著社會需要的轉換而有相應的研究重心的轉移。即使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學術研究依然有文化傳承的價值。

我從事教育史研究工作30余年，我理解的教育史研究的實用性就是為現實的教育改革提供歷史借鑒，我的學術信念是“讓歷史之光觀照現實，讓現實之光洞燭歷史”，使歷史與現實相互觀照，在歷史、現實和未來之間架起一座溝通人類理解和啟發的智慧之橋。我時常這樣跟我的學生講史學觀：“歷史是曾經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歷史，研究歷史就是研究現實”；“歷史盡管過去千萬年，但是過去、現在與未來，總是前后連續，割舍不斷，已逝的‘人事代謝和‘古往今來，是留給歷史學家永恒的課題”；“歷史與其說是知識，不如說是力量，、歷史學的任務就在于把過去的一個個人物、思想和事件轉化成推動社會發展的力量，一種生成想象力和創造力的力量”；“歷史學家不應是具有某種技藝的工匠，而應是富有社會責任感、深刻洞察力和強大行動力的學問家、思想家和實踐家。不儀應該描述歷史、反思歷史，更應該參與歷史、創造歷史”：“優秀的歷史學家，不僅要‘立志‘立言，更要‘立功‘立德，具有強大的人格魅力，并推動歷史的發展”。我的學術信念就是“育才求真、經世致用”。

劉：正如學界所熟知，您在陶行知研究方面建樹卓越、成就斐然，力倡建立“陶行知學”。請問，您是如何走上陶行知研究的道路的？建立“陶行知學”的基礎和條件都足夠成熟嗎？建立“陶行知學”的意義何在？

周：陶行知是我國近現代偉大的人民教育家、杰出的民主戰士和優秀的大眾詩人，也是我國近現代原創力最強、真正形成自己的教育學說體系、富有世界影響的教育思想家。他創立和踐行的生活教育不僅為人民大眾送去了生活所需的教育，還培養了大批的師范人才，對我國現代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陶行知在教育事業中所做出的重大貢獻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引發了一股研究熱潮，陶行知研究成為教育研究領域中的“顯學”，我也是眾多陶行知研究者中的一員，在陶行知研究領域不間斷地做了一些探索。

當初走上陶行知研究的道路，是一個機緣。1982年1月，我本科畢業后留校工作，但沒留在歷史系，而是被分到了新成立的教育科學研究所工作。當時對沒留在本系，而被分到教育系，我還有點迷惘，就在這時所里接到的一個學術研究工作使我走上了陶研之路。湖南教育出版社聽說我們華巾師大編了一部陶行知紀念文集，就委派曹先捷編輯來商談編撰出版陶行知全集。學?？蒲刑幇堰@個任務交給我們教科所，具體由副所長董寶良教授來負責，由我與同事喻本伐來搜集資料和編輯，后來陸續又有幾位同仁加入編輯隊伍中來。我們編全集第一卷的時候還不是公開的，編輯工作是在離單位很遠的一間車站旅館完成的。全集出版之后社會反響很大，獲得了首屆“國家圖書獎”，這不是說我們的編輯工作有多好，而是陶行知先生本人的思想與實踐具有巨大的價值。應該說，陶行知研究在過去是一個“現象”。至今天儼然成為一門學問，我近來提倡建立“陶行知學”正是覺得其基礎和條件已經基本成熟。陶行知研究如果從1920年北京大學繆金源所寫關于陶行知學生自治思想研究的文章算為正式起點的話，到現在已近百年歷史，陶行知研究的發展為陶行知學提供了很好的學術基礎和隊伍準備。陶行知研究是一門中國本土成長起來的學問，它是對中國近現代教育家陶行知的專門研究之學。既然是本土之學，中國人自己首先要研究好，這樣才能更好地與國外學術界對話與交流，增強我國在國際學術界的話語權。目前陶行知研究已經發展為一門國際性的學問，在美國、歐洲、日本、韓國等國家都有不少學者在進行研究并取得豐碩成果。建立系統、科學的“陶行知學”，加強與西方學術界的對話與交流，進一步擴大我國在國際學術界的影響，已經刻不容緩。

這里所謂的“陶行知學”，類似于一個研究領域，一個專門學問，而不能籠統地將之說成一門學科，陶行知研究是一個開放性的研究領域，誰都可以研究。即使是普通的教育工作者也可以研究，并不只是專家學者的事情。同時，從不同的學科專業和角度，如教育學、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文學、藝術學、新聞學、圖書館學、自然科學等，也可以來研究陶行知，研究他在這些方面的工作與貢獻，而不必畫地為牢，自我設限。作為一種專門的學問，“陶行知學”如何定義，它又包括哪些內容呢？依我之見，所謂“陶行知學”，就是一門以陶行知的家世家庭、個人生平、事業貢獻、思想學說、人格精神、歷史作用、國際影響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問，它涉及到陶行知本人及其所處的時代環境、所經歷的重要活動和重要事件、所交往的重要人物等等，重點是研究陶行知的精神文化世界，對陶行知的歷史價值及其局限進行歷史反思。透過這種研究，來看在當時那種時代環境下，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如何處理中西文化關系，走上一條追求真理、救國救民的歷史道路，我們今天怎樣學習借鑒陶行知，推動當代的社會進步與教育改革。陶行知學的具體內容應該包括歷史研究、文本研究、理論研究、應用研究、比較研究、海外研究和研究史研究等。就其性質而言，它有應用研究的一面，但主要還是基礎研究。換句話說，就是以基礎研究為主、應用研究為輔的一個專門學問。

作為今天的陶行知研究者，有義務、有責任、也有條件在前人的基礎上，繼續前進，并吸引學術界更多的專家學者參與進來，共同研究，協同創新，使之系統化、科學化，以提高陶研水平，在學術界贏得重要的一席之地，為國家教育學術事業的繁榮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建立陶行知學具有重要的學術和現實價值：其一，建立陶行知學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其二，建立陶行知學是當代中國教育改革的迫切要求；其三，建立陶行知學是發展本土學術，加強與西方學術界對話，建設學術強國和文化強國的客觀要求：其四，建立陶行知學是陶行知研究近百年發展的必然結果。

劉：近年來，您大力提倡教育活動史研究，發表了一系列論著，初步構建了這項研究的基本框架。請問，教育活動史研究是一種怎樣的研究？您提出教育活動史研究的動因何在？教育活動史在具體的研究內容上與傳統的教育史研究有何不同？

周：近年來，我們在教育史研究領域做了一些探索，其中之一就是在理論與實踐上進行了教育活動史的研究。它是一種旨在通過回歸歷史現場進而實現對教育歷史活動的原生態研究，以此來真正體現人的活動是教育的中心這一本旨。我們所提倡的教育活動史，是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以各種方式參與教育過程并進行互動的微觀具體活動歷史，是對教育歷史實況的微觀回溯與具體展現。

教育活動史研究的形成是學科內外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催生的結果。首先，是歷史學理論對教育史研究的影響。20世紀40年代，法國年鑒學派創始人費弗爾和布洛克主張，應將歷史看作人的歷史，將研究的視線轉向群體、下移民間，并倡導從世界文化史的角度去體認歷史發展的規律。到60年代，又提出了要將政治史研究的重心下移到民間，將研究精英人物轉向民眾與基層。之后，受年鑒學派的影響，歐美各國的眾多社會科學領域，如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紛紛將研究重心從精英人物和官方層面轉向廣大民眾和下層社會。在我看來，歷史學所流行的“視野下移”或“眼光向下”的研究重心轉移，是教育史研究從精英向民眾、從高層向基層、從經典向世俗、從中心向邊緣轉移的重要影響因素。

其次，是教育史學自身發展的結果。其實早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國第一代教育史學家群體中有不少人已認識到研究教育活動史的重要性，或直接倡導研究教育活動史。王鳳喈在其被教育部列為統編大學教材的《中國教育史》“緒論”中明確指出“教育史為記載教育活動之歷史”，研究教育史，不能孤立地研究歷史上的教育活動，而是應與政治制度、社會思想乃至社會之全部相聯系、比照來進行，應將教育史放到廣闊的社會背景中去研究。陳青之在《中國教育史》中也寫道：教育史之內容，包括實際與理論兩方面，教育制度、教育實施狀況及教育者生活等屬于實際方面，政府的教育宗旨、學者的教育學說及時代的教育思潮等屬于理論方面。雷通群在其《西洋教育史》中也強調，教育事實“包有兩種要素，其一為教育理論方面，其二為教育實際方面。前者是關于教育理想或方案的一種思想學說，此乃構成教育事實之奧柢者，后者是根據上述的思想或學說而使其具體化者，如實地教學、教材、設備、制度等均是?！说壤碚摶驅嶋H，若為某教育家所倡導或實施時，須將其人的生活、人格、事跡等，與教育事實一并考究?！笔智宄?，陳青之、雷通群所講的“教育實際”，不僅包括教育制度，而且包括教育實施狀況與教育生活，以及人的生活、人格、事跡等，而這些正是典型的人的教育活動。對其作歷史的研究，正是教育活動史研究。

再次，從教育學研究來看，最能充分體現教育本質的是人的“教育活動”。究其原因主要有：第一，教育活動是教育現象得以存在的基本形式。正如前蘇聯學者休金娜所說：“人的活動是社會及其全部價值存在與發展的本原，是人的生命以及作為個性的發展與形成的源泉。教育學離開了活動問題就不可能解決任何一項教育、教學、發展的任務?！钡诙?，教育活動是影響人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教育是培養人的活動，人是教育的最基本的出發點和歸宿，培養人是教育所指向的最高目標。人的活動是教育的中心問題，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是教育的最高鵠的。人的發展是主、客體相互作用即活動的結果。個體的活動是個體發展的決定性因素。確定教育活動是影響人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不僅不排斥教育在人的發展中所起的主導作用。而且為教育在人的發展中的主導作用的發揮指明了努力方向。任何國家的教育學研究，都把人們教育活動的研究放在極為重要的地位。

基于以上所述，教育活動史理應成為教育史學研究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內容。從某種意義上說，教育活動史既是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的起源，又是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存在的前提和基礎，還是連接教育思想史與教育制度史的中介和橋梁。教育活動史與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構成一種倒三角關系，教育活動史是起源、前提和基礎，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是派生物和結果?？梢哉f，教育活動史、教育思想史與教育制度史，三者相輔相成，三足鼎立，缺一不可。如同教育學不研究人們的教育活動，就無法進行一樣，教育史學不研究人們的教育活動史，僅研究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將會缺失其前提和基礎，只能是一門“見事不見人”、“見人不見行”的教育史學。因此，開展教育活動史研究十分必要且非常重要。只有教育活動史、教育思想史與教育制度史三者并存，才有可能構筑完整意義上的教育史學。

教育活動史以往為什么沒引起學界的注意并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部分開展研究？估計這主要與人們對教育事實和教育現象的認識片面化、籠統化有關。人們以為教育活動史包容在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之中，研究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就是研究教育活動史。久而久之，沿襲下來，以至于習焉不察、司空見慣。應該看到，教育活動史是與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并列的一個方面，與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共同構成教育史學的研究對象。以往將教育活動史融化在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中的理解和做法，是不妥當的。那不是重視教育活動史，而是忽視教育活動史、消解教育活動史。對于教育活動史的研究，在今后的研究中，應該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內容來予以重視和強調。

教育活動史主要以歷史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日常的、微觀的、感性的、實在的、具體的教育活動的發展及演變歷史為研究對象，重點研究人類歷史上各種直接以促進人的有價值發展為目的的具體活動以及教育者與受教育者參與教育過程，進行互動的各種方式的發展、演變的歷史。具體包括：分析教育史上教師、學生、教育行政管理人員等在教育過程中的內外部活動及其表現形式和特征，探索這些活動發生、發展的規律及作用；分析研究家庭教育活動、社會教育活動的內容、形式的演變歷史及其規律等等。主要研究各類教育行為史、教育生活史、學校辦學史、教學活動史、教師活動史、校長活動史、家庭教育活動史、民間教育活動史、教育社團活動史、科技教育活動史、宗教教育活動史、文化教育傳播史，等等。教育制度史則主要是研究有組織的教育和教學機構體系，包括學校教育制度和教育行政制度的歷史發展與變遷，也包括對教育政策和法規產生、發展及演變歷史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學校教育制度史、教育行政制度史、教育宗旨史、教育政策史、教育法規史、教育立法史等等。而教育思想史主要以教育歷史上的教育理論思維為對象，研究教育思想形成、發展的歷史過程及其主要內容，同時也兼及對教育歷史人物評價以及對社會階層、學術流派、社會團體的教育主張和思想進行研究，并在此基礎上，把握教育思想、教育思潮、教育流派發展的特點和規律。主要研究教育概念史、教育范疇史、教育主張史、教育思潮史、教育流派史等等。

劉：先哲曾言：人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梢?，公平是人類的一個基本訴求，教育公平也是如此。教育公平在整個教育體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又是最難實現平衡的一環。近年來您一直致力于我國教育公平問題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推動，當前一些大城市集中了過多的高等院校資源，而有些地區又很少有國家層面的較好的院校，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有學者建議要適度調整高等院校布局，從教育公平的角度來看，您覺得這種院校布局是否有適當的調整必要呢？

周：教育公平是近些年教育領域甚至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我也一直在關注這個問題，從2003年至今，每年我都向全國人大提交建議案，核心就是如何在我國實現教育公平。我認為教育公平應當指每個社會成員在享受公共教育資源時受到公正和平等的對待，它包括教育機會公平、教育過程公平和教育質量公平三個方面，只有做到這三個公平，才可能有教育結果的公平。教育公平是世界各國共同追求的發展目標，20世紀80年代美國知名學者庫姆斯（Philip H.coombs）指出，世界范圍內的教育不平等一般是指由于差別而造成所受正規教育的不平等，首要表現為地區的不平等。正如你所問及的當前我國高等院校布局的現狀就表現為一種地區的不平等，但我對于當前的高等院校布局調整，尤其是簡單地高校從一個地區搬到另一個地區的提法是持謹慎態度的，高等教育的發展有自身的規律性與獨立性，它與地區的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綜合發展緊密相關。就拿近代高?！拔鬟w”那段歷史來說，確實產生了像“西南聯合大學”這樣好的辦學實例，但是絕大部分西遷高校的辦學水平是大大降低了的，最終這些“西遷”的高校也都回到了原來的所在地。我認為實現高等教育的公平，不是剛性的將某些地區的高校遷移到另一個地區，而是要通過柔性的政策調控來實現，我的建議是：

一是增強政府的高等教育宏觀調控能力，協調各地區高等教育發展。通過國家教育行政部門參考不同地區的人口總額和教育水平差異，合理分配招生指標，促進招生及在校生的跨域、跨校流動，適當向高等教育不發達的西部地區及人口大省傾斜，推動東部地區或大城市高校加大對西部或中部人口大省的招生力度，尤其要鼓勵經濟發達地區的高職院校擴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招生數量，在推進人口轉移中提高西部接受高等教育和就業的機會。也可以試行“支援中西部地區協作計劃”，每年從全國普通高校招生計劃增量中專門拿出一定比例，安排給東部和高等教育資源豐富的省份，由其所屬高校定向到中西部高等教育資源缺乏、升學壓力大的省份招生，以縮小區域差距，促進教育公平。

二是加大中央財政對西部地區高等教育發展的專項及轉移支付力度，大力支持西部地區高校圍繞當地經濟與社會發展。尤其是圍繞資源開發特色和產業發展特點，辦出具有特色的高?；驅W科專業，形成一批培養實用能力的實訓基地。通過開展特色人才培養和產學研結合的科技開發研究來推進畢業生就業和特色產業發展。繼續實施好“對口支援西部地區高等學校計劃”，進一步提高對口支援的強度，并將以人員、科研等“硬支持”為主進一步擴展到管理、擴大社會服務等“軟支持”領域。同時，鼓勵和推動東部發達地區、大城市發揮自身高等教育資源優勢，通過對對口支援地區提供師資、儀器設備、信息支持以及通過合作辦校、合作科研、合作建設實訓基地、聯合招生、委托培養等途徑，促進西部地區不斷提高高校的辦學水平和人才培養質量，增強對當地資源開發和產業發展的推動力。在發展中不斷縮小各地受教育機會以及教育質量、教育水平的差距，努力使各地錄取率的差距進一步縮小。

三是合理投放高考指標，促進省際入學機會均衡。要調整高校招生分配計劃，向高校入學機會少的地區增加名額。高校招生計劃向高等教育不發達的西部地區及人口大省傾斜。將新增招生指標全部用于高校入學機會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省份，推動東部地區或大城市高校擴大對高教資源少的西部省區和人口大省的招生名額。設立促進高教入學機會公平基金，鼓勵對高教資源大省省屬高校計劃內招收欠發達地區的學生，促進省際高校入學機會的平衡。規定部屬高校屬地招生上限，部屬高校屬地招生不得超過現有比例，并適當降低比例，壓縮的比例和新增招生計劃全部用于優質教育資源分布較少的地區，使中西部學生可享受到更多的優質高等教育資源。

四是應采取有力措施改善薄弱高校的辦學條件。按照教育部制定的各類高校辦學條件標準，通過各地采取專項支持、調整地區內高校招生數量等推進措施，改善薄弱高校辦學條件。在教師隊伍建設、辦學條件配置方面消除不合格高校，以保證辦學質量的不斷提高。對于地方財力不足的省和自治區，需要中央財政通過轉移支付加以解決。

五是應健全高校家庭貧困生資助體系，加大貧困生資助力度。國家要加大財政投入，改革和完善高校貧困家庭學生資助政策體系，結合目前我國高校貧困家庭學生的實際情況，進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國目前高校貧困家庭學生的資助政策體系，建立以國家助學貸款為主體，國家助學金、國家獎學金和基本生活補助為主渠道，輔之以學校其他多種形式的獎學金、勤工助學、特殊困難補助和學費減免等資助措施，建立和完善高職高專院校學生半工半讀制度的政策體系。各級政府從財政安排的社保經費中安排一定比例的經費用于高校貧困家庭學生資助工作。在穩定目前高校收費標準的基礎上，降低高職院校收費標準。研究制定民辦高校貧困家庭學生的資助政策。進一步推進國家助學貸款工作，從地區、行業人才需要實際出發，積極探索國家助學貸款代償機制，獲得國家助學貸款資助的畢業生到艱苦地區或艱苦行業工作，只要服務期達到一定年限，就可以獎學金方式代償其貸款的本息。

六是應加大對各地各校招生計劃和生源計劃安排、招生錄取工作等環節的監管，加強對招生計劃安排和執行全過程的督查。對普通高校招生計劃的執行情況、超計劃招生、體制外招生和亂收費問題置于社會監督之下，完善高校自主招生。著眼于進一步促進入學機會公平，加強對部屬高校生源計劃安排科學合理性的研究，指導高等學校正確處理選拔優秀人才與促進教育公平的關系。適度加大部屬高校對中西部地區招生計劃的傾斜，使中西部學生可享受到更多的優質高等教育資源。

劉：有人說，我國的社會科學研究，在研究理論和方法上處于“殖民地化”的境遇，換句話說，我們的研究和分析框架基本上都是“舶來品”，而少有自己本土的東西。我認為這種說法是很有道理的，比如我們的階級分析法、社會階段論、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理論，等等，無一不是“舶來品”。請問，您是否同意此種看法？如果這種說法成立的話，那么，我國的社會科學研究為何不能產生具有中國特色的本土的理論和研究范式？請您以教育史研究為例，說明我國的社會科學研究究竟應該怎樣進行理論或范式創新？

周：中國是有著數千年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文明古國。自古以來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明體系包括學術話語體系，并曾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影響了世界文明特別是東亞文明的發展。近代以來，隨著帝國主義列強武力的入侵，西方文明也強勢進入中國社會并對中國社會與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在學術上，伴隨著近代西方各種學科知識體系的引進與建立，西方各種學術思想、學術思潮、學術理論與方法，都在中國進行介紹、傳播與實驗，跑馬圈地，各領風騷。這一方面推動了中國思想學術的現代化和社會的現代化，另一方面也使中國學術界嚴重依賴于西方學術界，很難產生自己的學術思想，逐步淪為西方學術思想的實驗場與殖民地。

對此現象，早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一批清醒的中國學者就非常敏銳地覺察到，并發出了自己的聲音，提出建立本土化中國學術思想與理論體系的訴求。在哲學界，有馮友蘭、金岳霖、賀麟、張岱年等人的探索。在社會學界，有陶孟和、孫本文、李景漢、陳翰笙、陳達、吳景超、吳澤霖、吳文藻、費孝通、林耀華等人的探索。而在教育界，陶行知、莊澤宣、梁漱溟、舒新城、陳鶴琴、邰爽秋等人更是積極開展探討，大膽試驗，試圖建立中國的教育思想理論體系，并形成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論”、陳鶴琴的“活教育論”和邰爽秋的“民生教育論”等?？上У氖?，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圍建國以后，在國際國內政治局勢異常嚴峻的情勢下，由于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原因，這種有益的探索一度中斷，直到20世紀80年代，這種探索才重新賡續。但從總體上來說，中國特色的教育思想理論體系尚未真正建立起來，能夠毫無愧色的與西方學術界開展平等對話并對西方學術界產生重大影響的中國教育學術話語體系還在形成之中。時至今日，構建中國教育學術話語體系包括教育史學學術話語體系已成刻不容緩之事。

關于學術話語體系的內涵及構建路徑，北京師范大學瞿林東教授認為：“學術話語體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個時代的學術面貌及其走向，而學術話語體系的建構既有內在的歷史聯系與新的創造，又有內在和外在的溝通與借鑒。準此，則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當代建構，似亦應循著這一路徑前行?！弊鳛橹袊軐W社會科學組成部分的教育史學，如何遵循這一路徑。站在國際學術的制高點，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理論自信構建自身的學術話語體系，進而從世界學術邊陲走向中心舞臺？這不僅是學術之問，更是歷史之間、未來之間、學科生命之問。我認為，教育史學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構建，似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是立足時代場域，關注教育現實。學術的邏輯和時代的邏輯從來都是同步的。教育史學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構建并非為重返故紙堆里去找尋那些我們曾引以為傲的歷史注腳，也不是空洞的文字游戲的把玩，它的使命在于從中國當前亟待解決的教育現實問題出發，從教育現實問題發現與之有著內在邏輯關系、值得深入研究的教育歷史問題，形成中國教育史學特有的問題域，進而解決中國當前面臨的教育問題，服務于中國教育的未來發展。因此，教育史學中國學術話語體系必須立足于清晰的時代場域，致力于時代精神的中國表達。

當前，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就開始成為西方史學主流的“自下而上的歷史學”仍方興未艾，史家的目光已從精英轉向大眾、從中心移向邊緣、從國家轉到社會，其影響所及，造成政治史、軍事史不再為學者所青睞，社會史、文化史、婦女史、心態史、口述史等逐漸成為顯學。這些“源自西方、反映了西方文化焦慮甚至危機的史學潮流”（王晴佳語）已開始為中國史學界所接受，并出現朝氣蓬勃、日新月異之勢。這一研究趨勢本身沒錯，甚至具有重大而長遠的學術意義，但我們必須對其產生根源和推行原因有一個清醒的洞察與反思，不能因此而盲目排斥和低估中國和世界其他民族源遠流長的史學傳統，忽視我們自身的現當代史學研究成果。從中國教育史學研究來看，自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在返本與開新的學術實踐中，依據當今教育實踐過程中所提出的時代命題，逐漸開拓出“回歸經典史學”、“現代化史學”、“敘事史學”、“活動史學”、“整體史學”、“全球史學”等學術研究范式，呈現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良好研究態勢，這些學術結晶不僅為教育史學研究積累了寶貴的經驗與財富，還為學科理論創新和學術進步提供了廣闊天地與時代場域，也是我們構建學術話語體系的重要理論依據。

二是立足中國實踐，著眼學科未來。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構建總是指向當今的“中國問題”、“中國經驗”，即指向當代中國的歷史性實踐中所形成的問題和經驗。因此，立足中國實踐解答中國問題，是構建教育史學中國話語體系的根本出發點。實踐是認識的動力和源泉，問題是時代的格言與呼聲。中國教育史學的發展是與中國的教育改革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密切相關的，它一方面為當今中國教育改革實踐提供反思和借鑒，另一方面也從中國教育實踐中探求教育發展的歷史規律，達到鑒往知來的目的。

中國教育史學是伴隨著中國教育百年改革實踐而產生和發展的，我曾在《20世紀中國教育改革的回顧與反思》一文中指出：縱觀從晚清開始的中國教育百年改革實踐，其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四點：一是教育觀念的變革。主要包括新思想的傳播、新觀念的形成、新理論的產生與新宗旨的提出。這也是中國教育改革的首要內容；二是教育制度改革。主要包括學制、行政制度、辦學制度和招生制度改革等，教育制度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與重點：三是教學內容和方法的改革。學校教育是教育工作的主陣地和主渠道，而學校教育中的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改革是教育改革的基本內容；四是師資培養改革。教師的教育和培訓是我國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基礎教育的師資來源和教育質量的重要保證。這些教育改革實踐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為中國教育史學提供了豐富的研究內容和時代命題。

當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偉大的實踐呼喚著學術和理論的創新，中國教育史學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但我們的教育史學研究和學術創新還明顯滯后于實踐和時代的要求。中國教育史學在百年的發展歷程中積累了一批優秀學術成果，并在改革開放后的學術實踐中逐漸形成多種研究范式，但從實踐的角度來看，教育史學研究者僅滿足于此還遠遠不夠。還需要對當今波瀾壯闊的教育改革實踐有更為深刻的把握，并緊跟實踐的步伐，傾聽時代的呼聲。當然，實踐是不斷發展的，因此，教育史學中國學術話語體系也應是一個開放和發展的學術體系，并在實踐這一源頭活水的推動下逐漸發展、完善，進而永葆青春活力。

三是立足本土資源，放開學術胸襟。中華民族擁有幾千年綿延不絕的優良學術傳統。這些學術傳統蘊含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思想追求，是中華民族特有智慧的集中體現，優良學術傳統的繼承是中國教育史學乃至整個教育學科擺脫盲目照搬西方模式，實現教育學科本土化的根本途徑，這既是一種策略，也關涉學科長遠發展的方向和道路問題。因此，教育史學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構建，必須牢牢根植于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土壤里，把富有民族學術傳統和創新精神的教育史學研究成果呈獻給世界，讓國際學術界了解和認同中國教育史學所蘊含的文化精神，從而樹立高度的文化自覺與自信。

如何批判繼承中國優秀學術傳統，并在此基礎上構建具有本土特色的教育史學中國學術話語體系？我認為，以下五個方面應是研究者今后努力的方向：一是批判地繼承中國學術傳統價值取向的合理因素。從古代文以載道、格物致知、經世致用，到近現代的學以致用、實事求是、求真務實，我們可以清晰分辨出中國學術傳統價值取向的演變與發展軌跡，研究者應學會繼承和發展這些優秀傳統，學會從國情出發，力求古今貫通，學以致用：二是批判地繼承中國傳統史學的思維方式。中國傳統史學一貫注重從宏觀的、整體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歷史發展的脈絡，總是透過歷史上繁蕪的細枝末節之處，尋找歷史的內核和本質聯系。不過，傳統史學也有忽略微觀研究的不足，因此，新世紀的中國教育史學研究，也要善于從整體去思考中國教育發展的整個歷程，從宏觀上體認和把握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活動之間內在的必然聯系，并學會對各種細微的、日常的教育史料和教育現象進行整理和分析，以微知著，從具體人物的思想和活動去窺見整個社會大眾和社會潮流的動向；三是批判地繼承中國傳統學術理論范疇。近年來，史學界和教育史界廣泛引入與借鑒西方史學理論與方法，這本無可厚非，也是學術發展的必由之路，但一些學者習慣于從西方社會科學中搬運現成的理論方法，熱衷于用抽象的理論、晦澀的術語來剪裁原本生動活潑的教育歷史，使教育史學脫離了豐厚的沃土，失去了堅實的根基，偏離了學術健康發展的軌道。教育史學在未來的學科構建中，應努力挖掘中國傳統教育中具有生命力的理論范疇，如啟發誘導、因材施教、循序漸進、教學相長、長善救失、博精兼顧、知行合一等，這些均是流傳千古的教育理論范疇，在中國教育史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四是批判地繼承中國史學研究方法。傳統史家在研究歷史時，形成了一些專門的學問，如版本學、目錄學、?？睂W等，總結出了許多至今仍煥發活力的研究方法和技能，如輯佚、?？?、辨偽、考證等，這些學問和方法對教育史研究尤其是史料的辨偽考證方面具有永恒的使用價值。五是批判地繼承中國史學編撰體裁。章節體自西方引入后為中國學術包括史學編撰提供了一種較好的編撰體例，但若一味用這一種形式來呈現學術研究成果，則難免有單調之嫌。因此，今后教育史學編撰體裁還應從諸如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學案體等中國傳統史學的編撰形式中汲取營養，力求學術表達多元化。當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提倡立足本土資源，并不是一味抱殘守缺，而是放開學術胸襟，廣納世界學術成果，建立一種既具有中國特色、又融入世界學術主流的教育史學。王晴佳在談及西方新史學時曾指出：“我們了解西方新學術的原因，是為了‘知己知彼，而了解的目的乃至手段，就在于如何找出其弱點并加以批評和克服。而持這樣的態度所獲得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也許更能辯證地體現當今全球化的特點。因為全球化的開展，通常以其‘在地化為前提、并與之互為表里的?！边@一觀點同樣適用教育史學。中國教育史學只有放開學術胸襟，積極吸收和借鑒世界上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教育史學學術話語體系的優點，堅持海納百川、融會貫通的構建理念，以人類創造的全部文化財富為基礎，充分利用國內外已有的學術資源，才能把教育史學研究推向學術前沿，才能真正在世界學術舞臺上有更大的作為。

四是聯合兩岸四地，共建學術家園。中國學術話語體系是中華學人共同的學術家園，是兩岸四地學人的文化紐帶。構建教育史學中國學術話語體系，是兩岸四地教育史學工作者共同的歷史使命，僅僅靠大陸學者是絕對難以完成的，需要海峽兩岸四地教育史學同人共同努力。

如何構建學術家園？我有幾點設想：其一，建立“中華教育史學研究共同體”，共展“繁榮教育史學、共造教育中國”之愿景，充分發揮兩岸四地教育史學研究者在推動中國學術發展與社會進步中的積極作用；其二，共同制定學術交流規劃，積極促進兩岸四地教育史學研究者學術交流與合作，開展重大學術課題研究，推出反映與體現兩岸四地學者研究水準的系列學術成果。尤其是共同加強對教育史學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研究，形成可以與西方學術界開展平等對話并對西方學術界產生重大影響的中國教育學術話語體系：其三，完善學術交流機制與平臺，定期輪流舉辦“兩岸四地教育史學研討會”，由目前北京師大、華東師大、臺灣師大、澳門大學、浙江大學、廈門大學六所高校擴大到兩岸四地更多的學校，爭取吸引更多的學者和年輕人參與討論交流，共同分享學術心得，促進學術發展。其四，聯合定期舉辦“中華教育史學高級講習班”，選聘兩岸四地教育史學資深學者，編輯相關培訓教材，大力培養年輕學人，著眼于教育史學隊伍的長遠建設與發展，使教育史學研究后繼有人，源源不斷，生生不息；其五，聯合設立“中華教育史學學術原創獎”，組織專家評委，通過公開公正公平的方式，定期表彰潛心治學、作出重大原創性研究的優秀學者，鼓勵學者安心治學，繁榮學術文化，為學術文化積累做貢獻。其六，聯合設立“中華教育史學經世致用獎”，定期表彰運用教育史學研究成果，推動兩岸四地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優秀學者，鼓勵學者發揚中國學術經世致用優良傳統，充分履行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

我相信，不同高等院校和科研部門的教育史學研究者有許多寶貴經驗可資借鑒。相互交流，就能取長補短，共同進步。世界上沒有無能的學科，只有無能的學者。在急劇變化的社會轉型期，怨天尤人無濟于事，苦干實干才會成功。只要全國教育史學界同人齊心協力，攜手并進，教育史學研究就一定會在我們這一代手上另開新局寫新篇。

劉：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惠予我們這個珍貴的采訪機會！希望您的學術研究取得更加豐碩的成果！同時也希望您繼續關心幫助本刊的發展！

周：謝謝！今后我會繼續關注貴刊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注：本文系本刊特約記者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劉來兵博士參照周洪字教授的相關研究成果整理而成，本刊記者張衛東對本文亦有貢獻，文章經過周教授的審定。）

（責任編輯 張衛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