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中期我國經濟增長趨勢和宏觀調控思路

余斌　吳振宇　任澤平

摘要：隨著供給和需求條件發生全面而深刻的變化，我國經濟運行進入增長階段轉換期，潛在增速從接近10%的高位向近期7～8%、中長期5～6%的中低位移動。在增長階段轉換期，經濟運行具有超過以往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短期因素與中長期變化相疊加，經濟運行總體比較脆弱。宏觀經濟政策要防止經濟增速出現大的起落，尤其是避免快速下滑突破底線，積極化解系統性風險，并注重短期與中長期政策的有效銜接，深化體制改革，推動發展方式轉變，培育新增長動力和競爭優勢，才能實現增長階段的平穩轉換。

關鍵詞：經濟增長；結構調整；資源配置效率；宏觀調控

中圖分類號：F1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4）01-0014-07

隨著供給和需求條件發生全面而深刻的變化，我國經濟運行進入增長階段轉換期，潛在增速從接近10%的高位向近期7～8%、中長期5～6%的中低位移動。從近期看，增長動力和機制開始轉變，經濟增速將在7～8%之間徘徊；從中長期看，在尋找新動力和新平衡機制的過程中，增速會逐步下降，最終的均衡位置既受供、需條件制約，也取決于應對措施的效力。在增長階段轉換期，經濟運行將面臨防范化解財政金融風險、培育新增長動力和競爭優勢等一系列挑戰，宏觀經濟政策要守住底線，防止經濟增速出現大的起落，并注重短期與中長期政策的有效銜接，深化體制改革，推動發展方式轉變，實現增長階段的平穩轉換。

一、供給條件改變，傳統競爭優勢逐步削弱

1.勞動人口總量和結構發生轉折性變化，低勞動力成本優勢削弱

勞動年齡人口總量減少，勞動力成本優勢總體上逐步削弱。隨著收入水平提高，人們生育意愿逐步降低，加上計劃生育政策的長期效應，我國人口呈現“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特點。2012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比上年凈減少345萬，出現改革開放以來的首次下降，低勞動力成本優勢正在逐步削弱。

勞動力結構發生變化，高素質勞動力的供給優勢未得到充分利用。2004年以來，教育程度較低的初級勞動力供應已經逐年遞減；具有高中以上教育水平的中高級勞動力新增人口在2012年達到峰值后2013年開始下降：具有大專以上教育程度的新增勞動力在2019年之前還會持續增加。勞動力供給結構變化，一方面提高了勞動密集型產業成本，另一方面為技術密集型產業創造了低成本擴張的可能性。然而，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相對緩慢，民工荒與大學生就業難并存，在傳統優勢削弱的同時，人力資本的新優勢未得到充分發揮。

2.投資增速將逐步下降

人口老齡化以及社保、民生支出增加，將降低全社會儲蓄率，進而降低投資增速。2012年，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已達到14.3%。據估計，到本世紀中葉，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將接近30%。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是在收入水平較低的情況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呈現出“未富先老”的特征，對各種資源的分流作用更強。在對一般商品需求增加的同時，居民對公共產品、社會服務的需求大幅上升，進一步降低社會的儲蓄率。FDI流入量增速下降，部分加工類企業轉移至其他國家。隨著我國人口“紅利”的消失，我國出現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趨勢，同時也面臨土地等資源要素價格上升的壓力，導致我國制造業領域尤其是低端制造業產業對外資的吸引力下降。其他發展中國家擁有更為廉價的勞動力、土地等，對外資的分流作用比較明顯“）。另外，在“穩增長”的同時，我國需要兼顧“調結構”，更加注重發展的質量。在這一轉變過程中，流向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低端市場為導向的外國直接投資也在相應進行結構調整，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外資的流入。

3.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難度加大

通過資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空間進一步縮小。同際經驗和中國歷史數據都表明，貿易部門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要快于非貿易部門，投資品和中間投入品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快于消費品制造業。正是由于存在結構性的差異，過去30多年，通過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轉移勞動力和加快發展各類貿易，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提升較快。隨著我舊城市化水平和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從農業部門轉移出來的勞動力數量減少，新轉移勞動力占總勞動力比重降低，農業轉向非農就業帶來的效率增量降低。同時，隨著國內生產要素成本的上升，出口增速大幅度回落、FDI增速下降，對外貿易產生的技術擴散速度也在下降。

與世界技術前沿的距離縮小后，學習型技術進步的速度自然回落。后發國家通過技術引進和模仿可以較快地提高產業的技術進步水平，實現“擠壓式”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通過吸引國外直接投資、引進生產線等多種舉措，不斷提高技術水平，成為制造業大國。當前，我國許多行業的技術水平與全球先進水平差距縮小，一些跨國制造企業在華建設全球樣板工廠，有的將我國作為全球研發基地，國內企業在光伏產品、通信設備、新能源等領域的技術也達到全球先進水平。于是，模仿與技術引進的空間進一步縮小，而依靠自身技術進步與創新的時間和資本成本較高，技術進步的速度相對較低。

4.資源環境約束壓力加大

我國發展所需的各種資源約束趨緊。全國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耕地逼近18億畝紅線，工商業用地指標緊張，土地價格飚升。石油和其他礦產資源對外依存度快速上升的同時，未能獲得與市場地位相當的定價權，采購價格受制于人。發展的環境容量變小，極端環境事件頻發。多年來粗放式的發展模式造成環境污染嚴重，環境狀況總體惡化的趨勢沒有得到根本遏制，重點流域水污染嚴重，部分城市霧霾天氣增多。碳排放約束加強，增加了我國發展成本。我國人口眾多又處在工業化的中后期，化石能源和水泥消耗量大，已成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國。雖然按人均碳排放，特別是按累計人均碳排放計算，我國排放容量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定空間，但為了自身可持續發展和全球減排目標的實現，我國仍選擇主動控制碳排放增長速度。

二、需求空間和結構發生較大變化。難以支撐經濟高增長

1.出口增速出現趨勢性變化，高增長階段已結束

通過融入全球化拓展需求空間，是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當前，我國貿易占世界份額，已經與日本、德國曾經達到的歷史峰值水平相當。隨著我國出口產品進一步升級，與發達國家或跨國公司之問的錯位競爭將演變為同質競爭，搶占國際市場空間的難度增加。由于我國勞動力等要素成本不斷攀升，傳統出口優勢面臨新興國家的競爭壓力。此外，全球經濟進入相對低速增長期，需求放緩的同時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對我國出口增長也將產生影響。我國出口的高增速時代可能已結束，預計出口將從過去10年超過20%的平均增速下降到10%左右，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明顯減弱。

2.房地產市場需求接近峰值。未來增速明顯下降

從1998年啟動住房制度改革以來。中國城鎮住房建設步伐逐步加快，成為帶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紤]到住房需求帶動各行業投資以及相關服務業的發展，過去5年房地產業對經濟增長的綜合貢獻達到23%左右。先行工業化國家的經驗顯示，房地產業發展與城市化率、人口結構和人均GDP均存在密切關系。2012年我國城鎮化率達到52.6%，進一步提高的速度將有所降低，而20～50歲對住房需求量大的年齡人群到2015年將達到峰值。目前，除了一線城市，二、三線城市住房空置率多數處在高位，“鬼城”現象經常在媒體曝光。預計未來10年房地產需求增速較過去10年將明顯下降。

3.綜合效益高的基礎設施投資項目逐步減少

基礎設施建設是拉動我國內需的重要力量，與國際上其他國家相比，我國基礎設施占固定資產存量的水平處于中等，但占比已經從峰值開始下降。高速發展過程中，經濟和社會效益較高的基礎設施項目往往被優先建設，未來10年具有良好投資回報的項目會越來越少。而基礎設施折舊周期長的特點，也決定了其在建設高峰期后的較長時期內增速難以有大的提高。

4.社會消費的重點從物質向服務類轉變。對投資的拉動作用減弱

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費結構升級速度加快。當基本生活物質消費滿足后，社會消費開始更多地向教育、文化、信息和旅游等服務類轉變。政府公共投資項目的重點也從道路、電力、水利等方面逐步向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等方面轉變。服務業更多地依靠人力資本投入，對固定資產投資和中間投人品生產的帶動明顯小于制造業。服務業占比提高，將會降低全社會投資需求的增長。

三、增長階段轉換期的潛在增長率和新增長點

1.增長階段轉換期潛在增速的測算

增長階段轉換過程中有些變化是確定的，比如增速受制于供需條件的變化會出現一定程度的下降，有些變化則具有不確定性，比如增速會以什么樣的方式下降？下降的幅度有多大？這種不確定性，一方面是我們對其變化規律的認識不夠深入，另一方面是由于許多制約因素本身是動態變化的。利用已有確定信息和相關理論，我們可最大程度地縮小不確定性的范圍，勾勒出未來經濟增長的圖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長期增長”課題組近年來一直嘗試用各種方法推算未來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從估算結果看一致性較高。

一是通過國際比較，估算潛在增長速度。課題組利用三種國際比較方法，測算了中國經濟下臺階時對應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年份。第一種方法是把中國作為一個整體并比照成功追趕型經濟體經驗進行測算；第二種方法是將各省參照不同國際經驗進行測算：第三種方法是根據大宗工業產品產量或消費量變化規律進行測算（如表1所示）。雖然不同方法估算的結果略有差異，但國際比較顯示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可能在“十二五”末期放緩，“十三五”時期將明顯下一個臺階。平均來看，從現在到“十二五”期潛在經濟增速為9.1%，“十三五”時期潛在增速將降為7.1%。

二是利用省際歷史數據構建計量模型估算潛在增速。國際比較的基本原理是利用國際上先進國家的經驗對我國未來發展進行預測。按照同樣的思路，國內經濟發達地區的增長經驗對后發地區和全國增長也有借鑒意義。通過構建包含31個省市歷史發展數據的時間序列一橫截面模型，估算了未來10年我國潛在GDP增速。結果顯示，發達省份達到接近的發展水平后，都進入增速下降的階段。未來增速進入轉折的省份不是平穩增加的，所以潛在增速下降可能是臺階式的。從表2的結果看。未來5年我國潛在增長率在7～8%之間，未來10年我國潛在增長率將在5～6%之間。

三是利用CGE（可計算的一般均衡）模型估算的潛在增速。利用CGE模型可將供給側和需求側變化的效應綜合在一起，從而更加全面地估算潛在增長率的變動情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長期增長”課題組在詳細分析供給和需求要素變化的基礎上，利用CGE模型測算出未來10年潛在增長率。結果顯示，近期潛在增長率在7.7%左右，未來10年會下降到6.5%左右。

從幾種方法測算的結果看，近中期潛在增長率都會有明顯下降，只是下降的時間和幅度有一定的差異。對近期潛在增長率的估算，國際比較值最高，省際數據測算的值次之，CGE模型的值最低?？紤]到當前經濟運行的表現和不同方法的特點，我們認為2015年之前，我國潛在增長率在7-8%之間。對中長期的估算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綜合幾種方法的結果，我們認為10年后我國潛在增長率將會降到5～6%。

2.我國增長階段轉換的特點

從國際經驗看，追趕性經濟體在經過一定時期的高增長后，會出現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增速回落。一種是成功實現工業化、基本完成追趕任務后的增長減速。發生時點一般在人均GDP達到11000～12000國際元，增速降幅達到30%以上。日本、韓國等都是二戰后實現成功追趕的國家，基本符合這一規律。另一種則是在追趕任務沒有完成、增長潛力尚未得到充分釋放時，因體制、戰略、政策調整滯后或出現失誤，經濟增長陷入長期停滯甚至倒退。發生時點往往在人均GDP4000～6500國際元問，經濟增速回落幅度更大，多數超過5個百分點或者50%。

2012年，我國人均GDP達到9100國際元，低于成功追趕型經濟體經濟增速自然回落的時點，又高于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經濟體的收入水平?，F階段我國經濟增速下降，用典型的國際經驗難以充分解釋。這一方面說明一個擁有十多億人口的大國快速崛起，歷史上沒有先例，當今世界也不同于以往，國際比較存在一定局限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國經濟運行機制更加復雜，增速回落具有一定特殊性。我國人均GDP超越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期，但經濟社會發展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落入陷阱的風險因素。例如，城鄉、區域、行業間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基尼系數持續高位，2012年為0.474：腐敗、司法不公等問題比較突出，社會不滿情緒有所上升：個人成長和發展對家庭地位和社會關系網的依賴程度提高，社會階層的流動性下降等。這些問題的存在，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形成了經濟社會發展的若干瓶頸，導致經濟增長在追趕進程尚未結束時出現回落。

從另一個角度看，成功追趕型經濟體在經濟增速自然回落時，往往都建立起了相對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技術創新和生產效率的提高。目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不完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不順，體制、機制障礙較多。我國在人均GDP相對較低時出現增速下降，也說明深化改革、創新體制機制是現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最大的紅利所在。

3.增長階段轉換期的增長動力和新增長點

增長階段轉換期是新舊動力轉換和新增長點不斷涌現的過程。我國潛在增速回落實際上也蘊藏著很大的潛力，只要我們能夠根據供求條件的變化，調整政策、匹配資源，在增速下行的過程中仍然可能保持相對較高的增長速度。一是改革仍是未來經濟增長最大的紅利。我國政府資源配置權過大，國有企業占有資源過多，資源價格扭曲，壟斷者影響市場規則等問題嚴重影響了市場運行的效率。只要能凝聚共識，加快推進市場化改革。就能釋放出新的活力和動力。二是傳統競爭優勢仍將持續發揮作用。在低成本優勢削弱后，產業配套、基礎設施、高素質人才隊伍、內部市場規模等優勢沒有改變。人口數量紅利向質量紅利轉變，復雜程度較高、人力資本密集的行業可能孕育著新優勢。三是城鎮化潛力依然巨大。我國城市化率偏低，特別是質量偏低。大量已經進城的農村人口并沒有轉變為市民，城鄉之間和城市內部的二元結構仍蘊藏著巨大需求潛力。城市化與信息化、綠色、低碳等新趨勢相結合，能釋放出產業升級的新動力。四是居民消費升級方興未艾。伴隨城市化、信息化進程，住、行主導的居民消費升級將持續推進，信息、教育、醫療、培訓等服務消費升級潛力巨大。五是全球化可能為我國發展提供新的動力。與那些成功實現追趕的國家不同，我國處在一個全球化程度明顯深化、趨勢不可逆轉的時代，全球需求的增長空間和分工的專業化程度等大幅提升。一批人口眾多的國家，如印度、印尼、巴西等，正在積極推進工業化，為我國提供了新的機遇。

四、正確認識和把握增長階段轉換期經濟運行的底線

所謂經濟運行的底線，就是特定階段經濟穩定運行的下行臨界點，如果超過臨界點，將會引發系統性風險或危機。我國經濟正處在增長階段轉換和尋求新平衡的關鍵期。增長階段轉換實質是增長動力的轉換，是原有競爭優勢逐漸削弱、新競爭優勢逐漸形成的過程，也是原有平衡被打破、重新尋找并建立新平衡的過程，經濟穩定運行的區間收窄，脆弱性增大。因此，在這一時期，底線思維比以往更為重要。

1.增長階段轉換期“守底線”的關鍵是控風險

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時，確定宏觀調控目標增速的重要依據是保就業，經濟增速太低就難以創造充足的新增崗位以滿足就業需求，就可能導致社會動蕩。保增長就是保就業，保就業就是保穩定。成為當時宏觀調控的基本邏輯。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時形成對比的是，這一輪增長放緩并未伴隨大的就業壓力，部分原因是我國人口結構和勞動力供求關系的轉變，或者說，勞動力供給放緩本身就成為經濟增長放緩的解釋變量。就增長與就業的關系而言，對增長放緩的“容忍度”已明顯提高。

在增長階段轉換期，由于我國“速度效益型”增長模式尚未改變，如果經濟增速短期內過快下滑，將會出現中央、地方財政收入大幅下降，企業贏利能力和水平滑坡，虧損面持續擴大，財政金融風險將可能集中爆發。底線守不住，將會成為系統性財政金融風險的觸發器。因此，當前守底線，要以防止短期內經濟增長大幅度滑坡為重點，穩定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益。有效控制和化解財政、金融、產業等方面的風險，把矛盾和問題控制在社會可承受的范圍內，為微觀主體調整和增強對新增長階段的適應性爭取必要的時間和空間，促使增長階段平穩轉換。

2.保持GDP增長6.5%是現階段經濟運行的底線

歷史經驗顯示，高經濟增速階段經濟運行的底線可能在7%。我國企業利潤、財政收入、稅收收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增速，相對于GDP增速的彈性系數分別為4.6、3.2、3.4、1.3和3。在1996年以來的69個季度中，GDP增速連續兩個季度大幅下滑的情況出現過2次，分別對應著兩次經濟危機。平均而言，當經濟增速為6.9%時，財政收入增長2.4%，稅收收入零增長，工業企業利潤增長-38.6%，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8.3%，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增長6.6%。如果增速低于7%，并持續兩個季度以上，就可能超過各行業、系統的承受能力，觸及經濟社會穩定底線，并引發系統性財政金融風險。參見表4、表5所示。

隨著發展環境和經濟結構的變化，經濟運行底線也會變化。與歷史情況相比，近年我國潛在經濟增速有所下降、企業風險意識加強、低增速下的盈利能力正逐步提高，地方融資平臺過快擴張的勢頭得到遏制，經濟運行底線可能已向下調整。綜合考慮潛在增長率和風險積累程度。GDP增速不低于6.5%可能是現階段的底線。

3.緊守底線的關鍵是主動釋放已積累的風險

堅守底線并不僅僅是穩增長或保增長，當前要把重點放在調結構、去杠桿上，有序釋放已經積累的風險。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房地產泡沫、嚴重產能過剩和影子銀行，是當前經濟運行中最突出的風險。這四大風險相互影響、相互轉化，共同推高了資金杠桿和經濟運行的脆弱性。地方融資平臺依托政府的顯性和隱形擔保，在GDP增長和基礎設施建設需求的推動下，往往不計成本融資。由于房價過高，存在暴利，且受到融資限制，房企總是存在資金饑渴癥。這二者一起推高了整體資金邊際價格，使大多數實體經濟無力負擔。制造業嚴重產能過剩和融資平臺資金效率偏低，使得利潤水平遠低于融資成本的現象相當普遍，降低了整個社會的基礎資產質量。而銀行等金融機構在追求利潤和規避監管的驅動下，開始尋求通過表外業務和同業業務擴張資產，在推高杠桿的同時也使融資鏈條不斷拉長，資金在金融系統內的自我擴張過快，并與實體經濟相脫節，高成本的資金最終又流向房地產和地方融資平臺。

五、近中期宏觀調控的基本思路

增長階段轉換期，經濟運行具有超過以往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短期因素與中長期變化相疊加，經濟運行總體比較脆弱。宏觀經濟政策要防止經濟增速出現大的起落，尤其是避免快速下滑突破底線，積極化解系統性風險，并注重短期與中長期政策的有效銜接，深化體制改革，推動發展方式轉變，培育新增長動力和競爭優勢，才能實現增長階段的平穩轉換。

1.避免“過度刺激”和“放任下滑”兩種傾向

充分認識到增長階段已經開始轉換、宏觀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的客觀事實，是進行宏觀政策選擇的前提。從近中期看，有兩種易于出現、需要著力防止的傾向。一種是“過度刺激”，試圖重回以往高增長軌道。長期以來，政府、企業、市場和社會已經適應了高增長的宏觀環境，也存在高增長的訴求。增速一旦回落，容易出現不顧潛在增長率下降的事實，政策刺激過度，結果不但不能恢復高增長，反而可能引發通脹和資產泡沫風險。2012年第四季度，經濟增長出現短期回升，由此形成對2013年過度樂觀的預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種傾向。另一種傾向是“放任下滑”，引發系統性風險。增長階段轉換期，由于預期不穩、前景不明，容易出現短期快速下滑或劇烈波動。經濟大幅下滑突破底線，導致一系列經濟社會連鎖反應。如果對此認識和重視不夠，忽視市場主體對經濟減速需要逐步調整和適應的事實，政策應對不力，就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

2.以局部風險的有序釋放贏得全局穩定

積極化解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房地產泡沫、嚴重產能過剩和影子銀行四大風險，基本思路是強化約束、落實責任，以局部風險的有序釋放贏得全局穩定。其一，建立有效退出機制，并減少政府的保護和干預，讓僵尸企業有序退出，促使實體經濟逐步恢復盈利能力。其二，切實降低房價和改變市場預期，促進存量房地產進入交易，進而壓低金融邊際資金成本。最直接有效的措施是加快全國房地產聯網、實名登記，并明確全面開征房產稅的過渡時間。這既有利于增加住房有效供給和地方財政收入，又可以改變房價預期。其三，通過發行特別國債、成立地方資產管理公司等措施，對地方融資平臺進行分類清理，隔離不良資產。建立明確的懲戒機制，規范和重建地方政府融資能力。其四，積極盤活存量貨幣，在維護金融正常功能的同時，加強對同業業務和表外業務監管，引導銀行等金融機構降低杠桿，重點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促進房地產和地方融資平臺優先去杠桿，然后金融業跟進，不能僅從金融業單邊推動去杠桿。這里涉及一些緊迫的改革，能否守住底線，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場推動改革與控制風險的賽跑。

3.保持物價總水平的基本穩定

新世紀以來，一些新興國家進入快速工業化階段。中國、印度、巴西、印尼、南非、越南等國家，人口規模相當于已經實現工業化國家的兩倍多，其工業化進程已經并將繼續改變全球重要能源資源的供求格局。美、歐債務危機爆發后，發達經濟體財政狀況捉襟見肘，被迫實施緊財政、寬貨幣的政策組合，由此引發新一輪為防止本幣升值的全球性貨幣寬松競賽，對短期資本流動和物價上漲都將產生影響。上述兩方面的情況，為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上漲提供了需求基礎和貨幣條件。一旦全球經濟形勢有所好轉，大宗商品價格可能會迅速反彈。

從國內看，隨著資源環境約束增加、要素市場化推進和人口結構變化，能源資源、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價格進入較快上升階段。供給能力缺少足夠彈性，不能適應需求增長，這正是目前需求回調而資源、要素價格高企的重要原因。同時，我國貨幣存量規模龐大。2012年末，廣義貨幣（M₂）余額97.4萬億元。相當于GDP的188%。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最高。在增長階段轉換期，企業贏利能力下降，擴張動力不足。實體經濟的貨幣吸納能力下降，也為通脹和資產泡沫埋下隱患。

近中期，保持物價總水平的基本穩定，需要調節貨幣供應，有效管理流動性；夯實農業基礎，降低農產品等的流通費用；增強我國企業整合全球資源的能力，提升大宗商品價格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完善住房限購和金融政策，引導房地產市場穩定發展。

4.深化改革。釋放新的制度紅利

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政府出臺了住房分配貨幣化、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有效促進了房地產業、民營經濟等的快速發展，為過去10年經濟高速增長奠定了制度基礎。當前經濟增速趨勢下行，一定程度上也是在現有體制機制框架內，資源優化配置受到限制，增長潛力難以有效釋放的結果。因此，在穩增長的過程中，短期政策應與中長期政策有效銜接，著力深化體制改革，釋放新的制度紅利，激活增長潛力。

我國市場化改革進展并不平衡，部分基礎行業和要素領域價格不順、放開不夠、競爭不足的問題比較突出。市場機制難以發揮基礎性作用。例如，有的地方發電能力利用不足，有的地方卻嚴重缺電；有的行業債務負擔沉重，投融資能力下降，而大量行業外資金難以進入；在金融領域，銀行資金充裕，難以有效配置到實體經濟領域，影子銀行、民間借貸在金融壓抑下盲目發展。這些問題的存在，在微觀上導致資源錯配和低效利用，在宏觀上則出現了產品或能力供給不足與投資需求不足并存、能源資源和要素價格不合理上漲等現象。要推動這些領域的改革，緩解供給不足，促進新興企業發展。增加投資需求，并通過強化競爭、降低成本和資源消耗，在減輕通脹壓力的同時，有效提高國民經濟運行效率。建立擴大消費的長效機制，促進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現從成本優勢向創新優勢的轉變，既是增長階段平穩轉換的關鍵所在，也決定了發展方式轉變能否取得實質性進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因此，培育新增長動力和競爭優勢面臨的體制機制障礙。應成為近中期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

（責任編輯 陳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