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話語霸權與文言話語霸權

曹順慶　李莎

摘要：文言話語霸權與白話話語霸權在中國文學史上交替出現，往往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對中國文學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古代，文言話語霸權統治著文學領域，并且對白話文學的發展進行壓制，極大地阻滯了文學的發展。而在文學的現代轉型后，白話話語霸權反過來取代了文言話語霸權的統治地位，令現當代文學史變成了殘缺的文學史，現當代的文言文學及古體詩詞被打入冷宮，長期不被現當代文學史接納，陷入了生存困境。文學史上的這種話語霸權，對中國文學甚至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傷害，我們應該充分認識話語霸權的危害性，打破一家獨尊的話語霸權，提倡嚴謹求實的學風，反對偏激的話語霸權，促成多元共生的學術話語新格局。

關鍵詞：文學史發展；文言話語霸權；白話話語霸權

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4）01-0124-05

一、文言話語霸權下的古代漢語文學

事實上，文言話語在中國古代是占據統治地位的。換言之，幾千年的中國古代漢語文學，是在文言話語霸權的大背景下存在的。

文言話語霸權的確立大致可以追溯到秦漢時期。自秦統一后，文言作為官方書面用語，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文言話語的霸權地位絕非虛談，而是有極為豐富的文化遺產作為其堅實的后盾。從《詩經》到《楚辭》，從《論語》到《莊子》，從《史記》到《清史稿》的二十五部史書，古人包羅萬象的文化遺產都凝結在了文言文之中。

而文言話語霸權在古代的形成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是儒家思想與統治階層的共謀。具體表現在“宗經”傳統和“依經立義”的意義建構方式的影響?！白诮洝钡乃枷胗衅渖詈竦臍v史淵源，貫穿了整個封建社會。早在《漢書》中便已有“五經圣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之說。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也明確地提出了“宗經”之要旨，并將其作為論文之關鍵?！笆且哉撐谋卣饔谑?，窺圣必宗于經”，“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圣，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指出圣人經典是文章的最高典范，也是后世文章的源頭。儒家話語掌握著中國古代主流的話語權，而儒家話語的主要建構方式就是“依經立義”，“綜觀中國歷代學術的發展，盡管條流紛糅、學派林立，但無論經學、玄學、理學、心學、樸學，其最根本的意義生成方式都是依經立義，就是宗經”。文言話語作為儒家元典的載體，其霸權地位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文言話語霸權的確立和“宗經”、“依經立義”文化規則的確立之間具有內在的一致性。第二，文言系統本身具有較高的穩定性。文言作為書面語，其話語系統的穩定性首先源于其完備的語音、詞匯和語法系統，不隨時間和地域的變化而變化。此外，文言簡練，具有“文約而意豐”的特點。短短數語便能包涵深遠的意蘊，這與中國古代以“道”為核心的意義生成方式有關，因為“強調意義的不可言說性始終是中國文化一個潛在的、深層的文化規則”。再者，在古人眼里，作為書面語的文言文是最為典雅的，是上層階級的話語方式，而白話一類則落人俗流，成為市井之言。這種文言之為“雅”，白話之為“俗”的文學觀念和價值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了文言話語的霸權地位。第三，文言話語作為官方的思想文化形態，儒家文化已經滲透到從古人物質生活到意識形態的方方面面，文言話語傳遞著“文以載道”、“經世致用”等觀念，成為鞏固統治的工具?！段男牡颀垺ぴ馈分杏小肮手姥厥ヒ源刮?，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兑住吩唬骸奶煜轮畡诱?，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闭J為“文”之功用便在于闡明道義、弘揚教化，而這正是統治者順民撫民所需。統治階級將“三綱”、“五?！钡确饨▊惱淼赖峦ㄟ^文言的話語方式深深植人民眾的意識形態中。在教育上，無論是官學還是私學，都以文言的方式，對學生自幼進行封建倫理道德教育；在人事上，以科舉制度作為官員選拔方式，使文言成為進入仕途的“敲門磚”?？傊?，統治階級以多種途徑使得政治權力與文言話語權力捆綁一體，成為文言話語霸權的強大支柱。

此外，幾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很少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和侵擾。西方話語在近現代時期才得以涌入國門，在此之前文言話語的霸主地位極少受到外來因素撼動，自然得以鞏固。

中國古代是文言話語霸權的天下，但作為非主流的白話并非不存在。那么在此背景之下，白話文學的勢力又如何呢？胡適曾以《白話文學史》一書專為白話撰史，給予白話文極高的評價，還在《自序》中將其定為中國文學史正宗：“白話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中國文學史若去掉了白話文學的進化史，就不成中國文學史了，只可叫做‘古文傳統史罷了?！惫倘?，這一研究方式未免有失偏頗，但也確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在此僅舉出唐代的白話詩派和明清時期的白話小說為例，說明文言話語霸權下白話文學的成就。

說起唐詩，人們大多知道有邊塞詩派、山水詩派，卻往往不知道還有白話詩派；當今的中國古代文學史，也基本不談白話詩派。其實，白話詩是唐代文學的一個很有成就的詩歌流派。四川大學項楚等著的《唐代白話詩派研究》一書，對研究唐代白話詩派作出了重要貢獻。書中指出，白話詩派“有著自己的淵源和形成發展的過程，有著共同的藝術和思想傳統，并且擁有以王梵志和寒山為代表的數量眾多的詩人。從思想上看，它基本上是一個佛教詩派，與佛教的深刻聯系形成了這個詩派的基本特征”。白話詩派的代表人物王梵志，一生創作了大量白話詩，在民間廣為流傳，尤為受到僧眾的喜愛，而他本人卻身世叵測，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謎。他的白話詩大多從現實生活中取材，描繪了時人的世俗風情，淺顯風趣卻巧含哲理；也有相當一部分詩作以佛教內容為題材，以宣揚佛學教義。如《梵志翻著襪》一詩：“梵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腳?！闭自娬Z言純凈、質樸，以一件再小不過的“翻襪”之事引發思考，從中體現出詩人不趨于世俗之流、放任自然的佛家心性。

雖然以王梵志、寒山等人為代表的白話詩派有相當高的藝術成就，但是，并不代表白話詩派在文學史上具有與其相應的文學地位。王梵志的詩在后世逐漸被遺忘，在以后編寫的《全唐詩》中只字不提，直到敦煌藏經洞發現其詩本才得以被世人再次關注。寒山的詩歌同樣沒有在正統文學中留有席位，中國文學正史上對其毫無記載，實在令人嘆惋。白話詩派不入史、地位低下，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根本在于文言話語霸權的統治和儒家思想的主導，對于白話話語和佛教思想都具有本質上的排他性，因此白話詩派不可能“人流”，注定要被文學史所忽視。

再說明清白話小說。追溯起來，白話小說自宋代便已開始成型，到了明清時期白話小說達到其發展的黃金時期，大受市民階層的歡迎，勢頭已蓋過同時期的文言文學，取得了很大成就。根據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中對明清小說的介紹分類，明朝時期的小說大致可分兩大主潮。一是神魔小說，以《西游記》、《封神榜》等為代表，主要是講神魔之爭的傳奇故事；一是世情小說，以《金瓶梅》最為著名。而清朝時期的小說則分為四個派別，一是擬古派，如《剪燈新話》、《聊齋志異》；二是諷刺派，如《儒林外史》；三是人情派，如《紅樓夢》；四是俠義派，如《三俠五義》。在這些小說類別之中，可見白話小說已占據絕對比例。清朝的擬古派中有文言小說，但卻“并沒有什么好成績，學到的大抵是糟粕，所以擬古派也已經被踏死在它的信徒的腳下了”。從以上列舉的白話小說足以看出明清時期白話文學的成就之高。

明清以來白話文學日趨繁盛，明清白話小說成就很高。逐漸被從上到下的各個階層人士所接受和認可。然而，在文言霸權下，白話文學卻依舊沒有地位。比如《金瓶梅》的作者為了不讓世人得知其真實身份，僅以“蘭陵笑笑生”自稱，由此造成作品雖然傳世，作者卻不敢露面的尷尬境況，令后世之人考證良久。究其緣由，與小說自古以來地位低下，徘徊于文學邊緣，作者不愿意署其真名密切相關。白話小說作為小說雖然創作之風日盛，但依然是“俗”文學，難登大雅之堂。文言話語霸權依然統治著以士大夫之流為主的文壇，并壓制著白話文學的創作，這些都給中國古代文學發展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和損失。

直到科舉制度被廢除，文言話語霸權才壽終正寢，五四運動高舉反文言霸權的大旗，白話文運動開始興起，文言話語不可避免地衰微，文言顯然已經走到了歷史的盡頭，將被呼之欲出的白話話語所取代。而中國文學也隨著話語霸權的改變而進入新的歷史紀元。

二、白話話語霸權下的現代漢語文學

應當說，以白話為基礎的現代漢語文學是由以文言為基礎的古代漢語文學發展而來的，與其應該是一脈相承的關系。然而翻開各類現當代文學史，卻發現事實并非如此，具有幾千年歷史的文言文學被各類文學史掃地出門，淡出人們的視野。各類現當代文學史將當代人創作的文言文學、傳統舊體詩詞通通拒之門外。從此，中國文學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從文言話語霸權轉變為白話話語霸權。這種現象是意味深長的，值得學術界認真研究。

1980年代之前，如王瑤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唐弢、嚴家炎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等主要以政治為敘述維度的文學史中，現代文言文學因其政治身份上的“不合時宜”，不得被收錄其中。而到了1985年，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在《文學評論》上聯名發表《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一文，提出文學史編寫的新構思，要把文學史從政治的維度中獨立出來，要編寫“走向‘世界文學的中國文學：以‘改造民族的靈魂為總主題的文學：以‘悲涼為基本核心的現代美感特征；由文學語言結構表現出來的藝術思維的現代化進程”。以這篇文章為開端，學界掀起了“重寫文學史”的熱潮，并編寫出一批具有影響力的文學史作品，如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洪子誠著作《中國當代文學史》，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等，但在卷軼浩繁的現當代文學史著中，卻無一例外地鮮見文言文學的身影。如《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就以“文學的現代化”作為敘述的門檻，將文言文學擋在了文學史的門外，在整本書的三編二十九章中幾乎不作講述。誠然，現代文言文學是否具有“現代性”，這是個值得商榷的問題，但文言文學在現當代文學視野中被遮蔽、被忽略卻是一個不爭的現實。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是白話話語霸權存在的結果。

白話話語霸權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確立新思想文化統治地位的需要。語言與思想具有內在一致性。一方面，人創造了語言，并運用語言來認識事物、進行思考：另一方面，語言也是一種系統，具有其思想體系，人只能在這種思想體系的框架內進行思維活動。因此，語言的變革，新的話語方式的建立，對于思想文化的轉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與此同時，在“打倒孔家店”、“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口號聲中，儒家思想、中國傳統文化被置于水深火熱之中。激進的改革者認為：“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庇谑菑U文言、立白話的話語霸權爭奪戰便成為了這場變革的重中之重。

其次，現代白話本身具有較大優勢。第一，白話來源于民間，通俗易懂，交流起來更為親近，容易被大眾所接受。第二，“文”、“言”一致。中國自古以來“文”與“言”使用分離，導致表意上的不便。而白話話語霸權確立后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這個問題，通過現代白話將“文”、“言”合二為一，真正達到了黃遵憲所言“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的境界。第三，對新生事物的表現力強。文言文使用古語說新事，難免有會意上的隔閡，而現代白話則是用今語說今事，避免了文言文在新時期使用上的弊病。如在翻譯文學的問題上，林紓用文言翻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和《黑奴吁天錄》成就雖高，但對于普通民眾而言難免有理解障礙，而包天笑用白話翻譯的《天方夜譚》等作品，則更易贏得廣泛關注。

再次，是西方話語霸權侵入的結果。五四的革命先鋒們極力主張向西方學習，“全盤西化”，把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作為無法調和的二元對立。白話文變革后形成的現代白話與傳統白話有根本上的區別，現代白話引入了大量的西方術語、概念和話語方式，在語言系統上深受西方語言影響，在思想上更是從兩方大量攫取營養。白話話語霸權在現當代文學確立的過程，也是西方話語侵入中國、確立霸權地位的過程。傳統文化受到的壓制表面上是來自白話話語霸權，實際上，西方話語霸權才是隱于其后的“黑手”。

白話話語霸權在內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經過漫長的發展階段，在新文學變革后最終確立。此后，白話文學迅速在各個方面擴散開來，小說、新詩、散文、戲曲等領域，無一不成為了白話的天下，取得了豐碩的文學成果。而白話話語霸權帶來的新的思維方式、新的文化形態也滲透在現當代中國的方方面面，南內至外鞏固了白話話語的霸權地位。

那么，在白話話語霸權的統治下，有著幾千年歷史的文言文寫作是否就此應該完全退出歷史舞臺呢？答案是否定的。文言文書寫在現當代文學中依然存在，并且有其獨特的價值魅力。

白話文運動中高舉改革大旗的新文學家們，大都具有深厚的傳統文化素養，擅長文言文寫作。例如胡適的綱領性文章《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氣勢磅礴，洋洋灑灑，都是用現代文言文寫成的。魯迅在1924年出版的《中國小說史略》和1926年出版的《漢文學史綱要》也是用文言義撰寫的?！吨袊≌f史略》后記部分三百零七寧文言不加標點，更是顯示了其深厚的文言文功底。魯迅的文言文名作還有《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破惡聲論》、《人之歷史》等。

另外，現代舊體詩詞創作更是一個鮮活的例子。五四以來新詩興起，但仍然有很多舊體詩詞寫作的情況，并且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就詩人而言，新巾國成立之前，就已有大批文人、學者創作舊體詩詞。如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學衡派”詩人，以吳宓主編的《學衡》雜志為主要陣地，極力捍衛舊體詩詞，與新詩陣營展開持久的對峙。另一方面，魯迅、郁達夫、胡適等一大批新文學家在白話寫作之余，也同樣創作了大量的舊體詩詞，并且具有很高的藝術水平。在后來的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李大釗、瞿秋白等革命家也有大量的舊體詩詞創作，尤其是毛澤東的舊體詩詞創作，堪稱現代舊體詩詞史上的一座高峰。新中國成立之后，舊體詩詞繼續得到發展，在50年代到70年代，毛澤東的重視為舊體詩詞營造了一個良好的創作環境，郭沫若、茅盾、聶紺弩等文學家紛紛進行舊體詩詞創作。在1976年的天安門“四五”詩歌運動中，更是掀起了舊體詩詞民間創作的高潮，與當時的社會政治變革之聲相呼應，有很多當時創作的舊體詩詞被收錄在《天安門詩抄》中。此外，民間還有大量的舊體詩社、團體和刊物出現。

現代舊體詩詞之所以能在白話話語霸權下生存，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它繼承了文言文優美、簡練的特點，具有較高的審美性和藝術性；二是舊體詩詞比較含蓄、私密，成為詩人表達自己真實情感的首選；三是傳統文化作為舊體詩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詩人通過舊體詩詞寫作實則是向內尋求一種民族身份認同，是一種文化上的“尋根”。

然而，雖然舊體詩詞擁有大量的創作群體以及很高的文學價值，卻不能避免其在現當代文學中的尷尬處境。舊體詩詞因為其“非現代性”。始終被排擠在文學史的敘述視野之外。雖然陳友康等人認為應該承認舊體詩詞的合法性和現代性，但持反對態度的呼聲還是占了上風。如王富仁曾明確表示：“作為個人的研究活動，把它（舊詩詞）作為研究對象本無不可，但我不同意寫入中國現代文學史，不同意給它們與現代白話文學同等的文學地位。這里有一種文化壓迫的意味。這種壓迫是中國新文學為自己的發展所不能不采取的文化戰略?！焙螢槲幕瘔浩?？筆者看來，這是白話話語霸權在文化觀念、意識形態上的體現。

三、對話語霸權的思考

文言話語霸權和白話話語霸權在中國文學史上交替存在。從歷史的橫截面上看，無論是古代的文言話語霸權，還是現當代的白話話語霸權，在其統治的時期，都因為話語背后極其復雜而強大的合力，對另一種話語具有排他性，造成了主流與邊緣之別。從縱向發展上來看，白話話語霸權取代文言話語霸權，也是歷史的必然選擇。話語霸權的盛衰更替也是意識形態、社會情勢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是我們更應該看到，話語霸權的二元對立和交替壟斷對文學，乃至文化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首先，就文學而言，文言文與白話文在審美、藝術等方面各有長短，而話語霸權的“一刀切妨礙了文言文學和白話文學的相互借鑒和吸收，這也是文言話語霸權走向滅亡的內部動因。比如古文青文雖有很高的審美、藝術價值，長期獨占書面語的鰲頭，但它脫離口語，動輒之乎者也、子曰詩云，對知識層次的要求比較高，在經年累月之后也沉淀了不少舊時代的糟粕。如在南北朝時盛行一時的“宮體詩”，堆砌詞藻、比附聲韻，卻通篇只是風花雪月的靡靡之音，實為“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而最為典型的則是臭名昭著的“八股文”，集文言文的弊端為一體，為后人所詬病。在面對這些缺陷時，文言文卻固守其“雅”，拒絕吸收白話文通俗曉暢、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成分，從而加速了自身滅亡。白話話語霸權建立之后，則對舊的、文言的東西一并打擊，完全忽視了文言文值得借鑒和吸收的閃光之處。當今會文言、懂文言、用文言之人已是越來越少，文言被逐漸束之高閣，步步推入歷史的博物館。吳宓曾就文言的衰亡而疾呼：“是故舊詩之不作，文言之剁廢，尤其漢文文字系統之全部毀滅，乃吾儕所認為國家民族全體永久最不幸之事，亦宓個人情志中最悲痛最痛苦之事！”現代白話雖然為新生事物，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但也難免會逐漸產生缺陷。若為了發展白話話語，就反過來對文言話語進行打壓，將其邊緣化，并且拒絕吸收其優點，則又是重蹈文言霸權的歷史覆轍。

其次，就文化而言。話語霸權的存在對文化的傳承與多元化發展造成了巨大的傷害，這主要是針對白話話語霸權而言的。一是關于傳統文化的傳承，白話話語霸權的存在，造成了文言話語與白話話語的“斷層”，也是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之間的“斷層”，其后果是不堪設想的。即使要有“通變”，也是建立在對傳統文化的積累和傳承的基礎之上，否則失去了民族文化的根基，一切都是架空之談。文言和白話本是共同根植于中華文化土壤之上的，具有本質上的“同根性”。我們幾千年寶貴的民族文化財富。也是通過“文言”與“白話”兩條并行之路而源遠流長的。難以想象，折斷文言文的經脈，我們如何按圖索驥地去拾起老祖宗的思想、去呵護傳統文化的巨大財富。俗話說，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文言話語和白話話語進行權利角斗的結果，不僅是兩敗俱傷，且還損傷了二者共有的文化根基，是斷然不可取的。二是在吸收西方文化方面，受“全盤西化”、“唯科學主義”等極端思想的影響，白話話語霸權在建立過程中，甩開了自身的傳統話語，而一味從西方“拿來”，而不看所“拿來”之物——西方話語規則是否符合中華民族文化的自身發展規律。西方話語霸權在中國的確立極大地傷害了傳統文化的話語方式，導致“失語癥”的嚴重后果?！啊дZ癥的‘語指的是‘話語。所謂話語，并非指一般意義上的語言或談話，而是專指文化意義建構的法則……‘失語指的是失去了意義生成和話語言說的固有文化規則”。當下，外來事物如潮水般涌入，幾乎令人應接不暇，我們若在西方話語霸權的強力作用下逐漸失掉屬于自己的話語方式，失掉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如此下去，后果是不堪設想的。

當今社會，文化的多樣化是不可抵擋的發展趨勢，固守霸權主義只能自取文化滅亡。打破話語霸權，拆除潛在的話語偏見，提倡多元共生的話語局面，才是文化可持續發展的長久之計。我們必須看到，白話話語霸權依然存在，在其無形的壓迫之下，文言話語的脈搏日漸衰弱，這將是傳統文化無法挽回的一大損失！誠然。這當中所蘊涵的歷史必然因素是我們所無法控制的，但我們應該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在肯定現代文言文的存在價值之后，更要通過各方途經維護其生存領域，保護這條與傳統文化緊密相連的血脈。防止白話話語霸權的勢力擴張對其造成更大的不可挽回的傷害，這是時代賦予我們的重任。中國要走文化強國之路，必須糾正偏執的話語霸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