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席力圖召古佛殿的正殿屬性研究★

莫日根 孟春榮

(內蒙古工業大學建筑學院，內蒙古呼和浩特 010051)

席力圖召坐落于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區石頭巷北端，是一座坐北向南的藏傳佛教格魯派寺廟，占地面積1.3萬m2，建筑面積達5 000 m2。整個建筑群采用南北為軸、東西相對稱的“伽藍七堂制”漢式寺廟布局形式，但又有所變通，整個建筑群宏偉壯麗，獨具風格，1986年被列為內蒙古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席力圖召又譯為錫熱圖召、席勒圖召，“席力圖”是蒙古語“法座”之意，召是蒙古語“寺”之意，初建于明萬歷年間。清康熙年間被賜漢名“延壽寺”。

1578年蒙古土默特右翼首領阿勒坦汗與西藏格魯派領袖索南嘉措在青海仰華寺進行了會晤，互封封號，阿勒坦汗率眾皈依佛門，并許諾回土默特后建寺供佛，1579年阿勒坦汗在今呼和浩特建造了大召，1582年，阿勒坦汗逝世，其子僧格都棱汗繼承父業，效仿父法，皈依佛教，邀請三世達賴到蒙古傳教，為迎接其到來，于1585年在大召東側不遠處建造了一座寺廟，以供三世達賴駐錫傳教，即是今席力圖召前身。1588年，三世達賴在蒙古逝世，彌留之際要求其隨身高徒希迪圖·噶布楚代其坐床，進行尋找其呼畢勒罕的工作，最終以希迪圖·噶布楚為首的尋訪隊伍認定阿勒坦汗之孫松木兒臺吉之子為三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即未來四世達賴云丹嘉措，此后四世達賴在希迪圖·噶布楚的護持下在席力圖召舉行了坐床典禮并跟隨其學習經典，1604年，希迪圖·噶布楚親自護送四世達賴回西藏坐床，返回呼和浩特后接手主持席力圖召，獲得“席力圖呼圖克圖”的稱號，是為“席力圖一世”。

席力圖召是內蒙古地區早期建造的格魯派寺院之一，歷經明清兩代的建造，但歷史上進行過多次擴建、改建、重建工作，使得寺院中殿堂建筑多有變動，加之遺存的文獻記載較少，所以其早期寺院建筑情況在后人記錄過程中多有出入。

在現存席力圖召中軸線西側院內有一座稱為“古佛殿”的建筑，被普遍記載為席力圖召前身，但在早期對其介紹時卻多一筆帶過，不進行具體描述，有的在記述上存在出入。例如成書于1937年的《綏遠通志稿》中對于席力圖召的歷史追述及其在民國時期的狀態描述較為詳盡。對寺中牌樓、石獅子、佛塔、碑亭、大經堂都有較詳細的描述，但對西院之古佛殿未用一字。再如1976年由內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史編寫的《內蒙古文物古跡簡述》提及席力圖召“原來是一座小喇嘛廟，現寺里西側的一座小殿，俗稱古佛殿的，就是明代原來的一座面闊僅三間、進深僅一間的硬山式建筑物?！边@里對于古佛殿的建筑描述與現存遺跡不符。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關于古佛殿的記述同樣語焉不詳。

對于古佛殿建筑較完整的表述目前為止只見于宿白先生在其所著《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一書中的記錄，1993年宿白先生參觀呼和浩特及附近藏傳佛教寺院，其中包括席力圖召，其中涉及席力圖召前身問題，“該召興建曾得到三世達賴之支持，知其建年亦在萬歷間。初建時規模甚小，即今召西側護法堂院的位置。護法堂院現存前后兩佛殿。后佛殿俗稱“古廟”。傳為席力圖召的最早建筑，“古廟”硬山造，闊五間，深四間，內以厚墻分割作三部分:中間部分為具有前廈的闊、深皆三間的佛堂;佛堂左、右各隔出一長間。佛堂內減中心兩柱，沿左、右、后壁建壇，后壁前壇上正中原奉釋迦，現新塑大威德等護法像。天花、藻井俱舊物。左長間以前奉三世佛，現新塑千手眼十一面觀音。右長間以前奉護法像，現新塑綠度母。此“古廟”布局特殊，非創建時原貌。

前佛殿俗稱“古佛殿”，殿前設三間前廊，廊后為闊、深俱五間的經堂，經堂后接闊、深皆三間的佛堂，佛堂外左、右、后三面設廊。經堂前部減四柱，最后一排中心兩柱前置高座。佛堂正中減兩柱，堂內沿左、右、后壁設壇。后壁前壇上奉三世佛，左右壁舊繪十八羅漢、四天王，天花、藻井亦是舊物。此“古佛殿”建筑布局大體與大召大殿相似，但經堂不與佛殿外左、右、后廊相通，使佛堂外三面廊形同虛設，此蓋晚近重修后的情況。這是目前看到的對古佛殿建筑方面最詳盡的描述，更為重要的是宿白先生提到此古佛殿與大召大殿相似，不免會使人將二者聯系起來，從前文可知，大召與后來稱之為席力圖召的寺廟從建造時間上相差不遠，建造者分別為阿勒坦汗及其子僧格都棱汗，由于大召在當時蒙古地區宗教、政治、文化上的特殊地位，可以推斷其寺院的建造規模及建筑形制是當時后建寺廟爭相仿效的對象，其中最有說服力的事件是1586年，在漠北鄂爾坤河中游右岸建立額爾德尼召時，喀爾喀封建主們一致同意采用大召的圖紙?？梢哉f，大召的建筑形制對明末蒙古地區早期的格魯派寺院建造產生了重要影響。作為在這一時期建造的席力圖召，理論上應該也延續大召的建筑形制，不可免俗。

進入清代，大召由于被封為康熙皇帝“家廟”，歷史上雖有修繕，但對寺院中建筑形制少有改變，文革時期大召被呼和浩特市友誼服裝廠無償占用，多處建筑被毀，但正殿免于破壞，得以原始狀態的保存，這為后人研究蒙古地區的寺廟建筑藝術的源流發展提供了寶貴的樣本。

將大召正殿與席力圖召古佛殿比較，會發現二者有很大相似之處。

大召正殿、古佛殿皆面南背北，前堂后殿，由門廊、經堂、佛殿三部分組成。整體為漢藏混合式，經堂外立面具有明顯藏式建筑特征。大召門廊、經堂、佛殿屋頂為漢式歇山頂，其中佛殿為重檐歇山，三頂依次升高，形成序列。古佛殿由于占地面積較小，門廊只設一小頂，未有如大召門廊的歇山頂氣派，使得門廊、經堂、佛殿屋頂三者關系較突兀，不如大召正殿屋頂關系舒展。大召正殿門廊面闊三間，經堂面闊七間，深八間，殿內采用減柱法，緊接的佛殿闊、深俱五間，殿內亦采用減柱法，殿內柱子皆為圓柱。佛殿外側繞建圍廊一匝，南面圍廊與經堂后壁連建，并于東、西隅辟小門，通向外邊圍廊，用以轉經之用。古佛殿門廊面闊三間，經堂闊、深俱五間，殿內采用減柱法，緊接的佛堂闊、深俱三間，殿內柱子皆為圓柱。佛殿外側繞建圍廊一匝，南面圍廊與經堂后壁連建，但并未在東、西隅辟小門，通向外邊圍廊，圍廊無實際用途。這種做法不符合格魯派的正殿形制，疑為后期封堵，宿白先生也覺是晚近重修后的情況。大召正殿經堂頂部采用平棋頂，每單元繪蓮花圖樣，內寫吉言，經堂頂部中央位置設八角藻井。西壁從北向南依次繪有彌勒菩薩、降六師神變圖、明王護法神像金剛手，東壁從北向南依次繪有文殊菩薩、降六師神變圖、馬頭明王。南墻繪四大天王，北墻東、西兩側主尊各繪十一面八臂觀世音菩薩立像，顏色上西白東紅，殿內圓柱無彩繪。佛殿頂部亦采用平棋頂，每單元繪佛教人物，比經堂頂部繪制逾加精美。頂部中央位置設八角藻井，緊鄰藻井東西兩側分繪曼荼羅一幅。佛殿東西南北四壁繪有壁畫，北壁繪有五佛圖，東西壁繪十六羅漢。南壁左面繪十六羅漢的侍者居士羯摩扎拉，右面繪布袋和尚，東南西三壁加之共十八羅漢。殿內圓柱上有龍紋或山水彩繪。古佛殿經堂頂部未有平棋頂、藻井裝飾，四壁應為后繪的佛陀故事壁畫。佛殿頂部采用平棋頂，應是明時舊物，每單元繪佛教人物，頂部中央位置設八角藻井，佛堂東西壁繪十八羅漢和四大天王，四大天王兩兩繪于東西壁最南端下方。大召正殿佛殿內沿東、北、西三面設高臺，北壁前壇正中奉三世佛，其中釋迦牟尼像為銀質包金，頭戴花冠。三世佛兩端各一宗喀巴像，東西高臺奉兩大度母、八大菩薩、兩大護法，其中八大菩薩皆為立像，頭梳高髻戴花冠。東側從北向南依次奉綠度母、四菩薩、馬頭明王，西側從北向南依次奉白度母、四菩薩、金剛手，釋迦佛前有兩根龍柱，龍形為升龍，兩條盤龍騰空盤繞，雕刻精細，龍雕高達10 m，外面用金粉涂抹，內部是黃泥紙漿鑄成。古佛殿佛殿內沿東、北、西三面設高臺，正中供三世佛，三佛皆金身，藍色肉髻。東西兩側供奉八大藥師佛和護法，東側為藥師佛和騎羊護法，西側為藥師佛和事業王，但每側有兩藥師佛置于北側，整體呈倒“L”布局，且八大藥師佛均為坐像。佛殿四根柱皆為龍柱，工藝與大召相同，但在制作水平上遠遠遜于大召佛殿的龍雕，其南側龍柱的盤龍為升龍，盤曲升騰，呈二龍奪珠之勢。北側釋迦佛前龍柱的盤龍為降龍，龍頭兩兩相望。

從建筑形制，殿堂內裝飾、供奉佛像比較二者，發現古佛殿與大召正殿非常接近，尤其佛殿中的盤龍柱，在后期的寺院建筑中少有見到，應該是較忠實效仿大召正殿的產物，具有正殿特征。喬吉先生在其1994年編寫的《內蒙古寺廟》一書中關于席力圖召的記述中強調了席力圖召的法座早期設在古佛殿，希迪圖·噶布楚代替三世達賴坐床的地點就在古佛殿，成為席力圖一世后，其駐錫的古佛殿香火旺盛，蒙古右翼三萬戶譯經師聚集在其門下，間接表達了古佛殿即早期席力圖召正殿的意思，只是沒有從建筑方面詳細闡述。德勒格在1998年編寫的《內蒙古喇嘛教史》中提及“古佛殿又稱甘珠爾廟，建于明朝萬歷年間，是席力圖召的前身?！薄案手闋枏R”稱呼的由來應是1602年～1607年希迪圖·噶布楚領導右翼三萬戶譯經師將《甘珠爾》全部翻譯成蒙文一事。這里“廟”即指“殿”，“甘珠爾廟”即“甘珠爾殿”。

在藏傳佛教寺廟中，其中心建筑正殿在藏語中稱蘇克沁殿，意為聚會的大殿。西藏地區佛教建筑的發展從吐蕃時期佛教的傳入開始，從建筑形式上經歷了最初的模仿印度、尼泊爾和中原佛寺，逐漸融合吸收當地本土建筑的特征形成了漢藏混合的主要殿堂建筑形式，并且這類建筑形式在格魯派得勢時期得以基本定型，成為明末藏傳佛教第二次傳入當時蒙古地區的主要建筑類型。

在蒙古地區早期的格魯派寺院中，主要殿堂皆為漢藏混合式，正殿建筑更是如此，更多應用和強調藏式“都綱法式”空間和漢式建筑形制中的歇山頂以及廊柱環繞的副階周匝形式。在未與索南嘉措會晤之前，阿勒坦汗就已在陰山下的土默川上建立了“大明金國”，都城即設在今天的美岱召，1556年在原城堡的四角及城門建起五座塔樓，形成帝制。1572年“建寺大青山”，其寺為靈覺寺，即美岱召的西萬佛殿，但是一座漢式建筑。直到1581年～1606年間，阿勒坦汗孫媳婦五蘭妣吉在美岱召建造了正殿和麥達里活佛寢宮，前者為漢藏混合式，后者為較純粹的藏式建筑。從時間上看，可以看出明末蒙古人對于漢藏混合建筑形式的熱衷效仿正源于大召建立后的時間段。

在文獻記錄中席力圖召的前身之所以被稱為小廟，其“小”應來自與大召的寺院規模比較，席力圖召初建時的寺廟規?，F已不得而知。如果將古佛殿認為其當初正殿，其門廊面闊三間，經堂闊、深俱五間，佛堂闊、深皆三間的建筑體量與大召正殿門廊面闊三間，經堂面闊七間，深八間，佛堂闊、深俱五間的建筑體量相比較遠遠遜于大召，故謂之“小”的原因。

這里還需要提及另一座寺廟，這座寺廟即小召，據《內齊托因呼圖克圖一世傳》記載，小召建于阿勒坦汗之孫俄木布洪臺吉時期，約1621年～1627年或在此之前建造，在清代有過輝煌的發展時期，與大召、席力圖召并列于歸化城“八大召”之列，可惜毀于文革時期，今只剩一座牌樓標示其地點，其建筑信息只能通過遺存影像獲知。在日本人長尾雅人著的《蒙古學問寺》一書中，提供了1943年對內蒙古地區一部分藏傳佛教寺院的考察情況，其中繪有小召的正殿平面、東立面圖紙，并標注了殿內所供佛像情況，從中可以看出其與大召正殿的相似性。

比較大召、席力圖召、小召，會發現三座寺院均為阿勒坦汗及其家庭成員所建，三廟在空間距離上皆百步之遙，自大召由西向東一字排開，且依次向北后移。大召正殿、席力圖召的古佛殿、遺存影像上的小召正殿皆為漢藏混合形式，這是明末格魯派寺院形制早期進入蒙古地區的明確標記，由于此三寺為阿勒坦汗家族建廟，可以認為是蒙古封建主認可的殿式建筑標準，在藏傳佛教傳播過程中具有范本效應;另一方面可以視作是阿勒坦汗及其后裔為加強阿勒坦汗及其家系神圣化的一種物化體現。

如上述推斷成立，席力圖召與現存其他內蒙古地區格魯派寺院有較大的區別，即有兩座正殿，一座建于明代，一座建于清代。1694年～1696年，時任席力圖召主持的席力圖四世呼圖克圖用兩年時間修繕擴建廟宇，修繕后的寺院規模面貌在蒙文版的《托音二世傳》中有記載:“修十二丈見方之二層主廟。外面彩漆精畫，其美麗殆非人工所能為。前面修可容一千喇嘛念經法會之大都綱，其西南修釋迦牟尼廟，兩側為二十一位達拉哈佛廟。主廟東南修渡佛母廟，兩側為四位護法廟。主廟之北修十四丈長之天堂樓房，其西修一釋迦牟尼廟，其東與之對稱修三位長壽佛廟?！毙≌俸魣D克圖內齊托音二世與席力圖四世呼圖克圖處同一時代，其對當時席力圖召的描述不應有錯，雖然其所描述的寺院景象為光緒十三年(1887年)火災之前的景象，但其在寺院建筑布置上如文中所說主廟西側的釋迦牟尼廟應該就是現在的古佛殿?，F在我們看到的席力圖召正殿應為火災后光緒年間重建，由于正殿是寺院中主體中心建筑，所以新建正殿仍沿襲前堂后殿的建筑法則，建筑風格為漢藏混合式，這個時期由于席力圖召在內蒙古地區的強大宗教地位，加之內蒙古地區漢藏混合式的建筑形式已經發展成熟，因此整個正殿較初建時的古佛殿在氣勢規模上更加宏大，裝飾級別也更加華麗，整個寺院的軸線位置向東偏移，使古佛殿居于西側。

古佛殿屬明代舊物，但推斷后期應遭較大破壞，從現存調研情況看，佛殿保存較好，但佛像可能早期受損，疑為某些后補。經堂受破壞較為嚴重，壁畫皆為后期繪制，粗糙缺乏神韻，殿內有漏水現象，多處出現浸泡。作為席力圖召初建寺院時的中心建筑，古佛殿應更好的予以保護，對于研究明末蒙古地區格魯派寺院初建建筑形制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不應隨著寺院軸線位置的偏移而被忽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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