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聯系實際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運用
——以抗戰時期中共干部理論教育為例

洪 鑒，張立輝

（西南民族大學，四川成都 610041）

理論聯系實際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運用
——以抗戰時期中共干部理論教育為例

洪 鑒，張立輝

（西南民族大學，四川成都 610041）

本文通過對抗戰時期中共干部教育工作中理論聯系實際原則運用的歷史考察，意在說明：理論聯系實際作為黨踐行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要途徑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然要求，不僅是黨領導中國革命與建設事業凱歌行進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優良傳統作風，在干部理論教育等黨的思想政治工作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對當前我們在新形勢下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不乏歷史經驗的啟鑒意義。

理論聯系實際；思想政治工作；抗戰時期；中共干部教育

理論聯系實際，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與建設事業凱歌行進中摸索總結出來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方法，貫徹實行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要途徑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然要求。從抗戰時期中共干部教育的歷史經驗看，思想政治工作踐行理論聯系實際，就不能僅依靠書本上的教條做長篇大論或空泛的理論說教，而必須從實際出發，針對受教育者的實際情況及所關心的問題，有的放矢地開展思想教育，才能對癥下藥，取得預期實效。這也是民主革命時期中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功之道。從大革命時期起，中共就十分強調宣傳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必須理論聯系實際，要求“切實了解”廣大基層黨員干部和工農群眾“識字不多”、“不善聽純粹理論的議論”等“客觀所具有的條件”，“注意目前切身的實際問題”，“從實際問題中灌輸簡明的理論智識”。[1]并強調要求黨的宣傳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不僅要懂得黨和革命斗爭“總的戰術和策略”，也必須“把握著群眾脈息的跳動”，“明確了解工人、農民的生活與心理，充分搜求群眾普遍及特殊”關心的問題及要求，并將其“變成簡明的口號”，使黨的“每張宣言，每張傳單，都要能夠在廣大勞苦群眾的心坎中，燃燒起革命的熱情和造成極度的興奮”，“使群眾漸漸在這些口號之下團結起來，活躍起來”。[2]抗戰時期，中共中央又強調，宣傳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必須從基層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自身的政治經驗出發，根據他們“今天所切身懂得的東西”、“今天的覺悟程度和文化水平”來進行有針對性的宣傳教育，使他們在“自身的政治經驗上來認識我們黨的理論、政策、主張、口號的正確”，使黨的宣傳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能引起群眾的興趣與行動”。[3]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則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發表了《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我們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反對教條主義、本本主義的文章，并就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及因時因地制宜、因人因材施教、因勢利導開展黨員干部教育工作提出精辟見解，指導和推動全黨以干部教育為中心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

一 “學貴致用”、“為用而學”是理論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

毛澤東對此曾強調指出：“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應用”。[4]他認為，如果“我們要把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國來，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只有一般的理論，不用于中國的實際，打不得敵人。但如果把理論用到實際上去，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創造些新的東西，這樣就用得了”。[5]同樣，黨開展理論宣傳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號召和組織廣大黨員干部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也“不是為著好看”，而是“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4]因此應確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以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的學習教育方針，決不能將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即“本本”上的一些詞句當作“現成的靈丹妙藥”和“宗教教條”來看待，更不要僅滿足于“只能記誦馬克思主義書本上的個別的結論和個別的原理”，[4]而必須要學會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分析和解決中國革命及本地區本部門的實際問題，達到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情況有機結合起來，提高廣大黨員干部的政治思想理論水平，增強其工作能力的目的。

中共中央也強調，按照“全黨干部都應當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的理論及其在中國的具體運用”這一原則要求，[6]黨員干部學習馬列主義理論，應以不妨礙他們現在所擔任的實際工作并應有助于提高其實際工作能力為原則，“只有當這種學習（能夠）提高他們實際工作的興趣與能力時，才有意義”。[6]

二 糾正“學院式教育”弊端，反對“讀死書，死讀書”的教學傾向

堅持從實際出發，反對盲目迷信書本和教條，是中國共產黨自民主革命時期起就養成的優良學風。1930年，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針對那種“以為上了書的就是對的”，“開口閉口‘拿本本來’”，“一味盲目執行”而不顧實際情況的教條主義思想傾向而旗幟鮮明地提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拔覀冋f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斗爭中，證明了是對的。我們的斗爭需要馬克思主義。我們歡迎這個理論，絲毫不存什么‘先哲’一類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頭在里面”。[7]抗戰期間，毛澤東又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批評那種理論脫離實際的思想傾向和不良學風時說：“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的不引導學生研究適合中國特點的戰略和戰術”，甚至在學員中造成“一心向往”“從先生那里學來的據說是萬古不變的教條”卻“對中國問題反而無興趣”，“對黨的指示反而不重視”的反常心理與教條主義學風，結果是“在延安學了，到富縣就不能應用”，“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邊幣和法幣”。并指出，這種本本主義、教條主義的思想傾向和不良學風，“為害相當地大，不可等閑視之”。[4]

為了糾正這種“學院式教育”不注重馬列主義的精神實質，而只滿足于對作其膚淺了解和表面的形式主義的解釋，不注重理論在實際工作中的靈活運用，而只是強調“死讀書、讀死書”的本本主義的死記硬背的錯誤傾向，引導廣大黨員干部真正學會正確地應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去解決中國革命與自己工作中的實際問題，真正做到對馬列主義“不是望文生義、而是心知其意”。中共中央規定：在黨員干部教育中堅持理論聯系實際，首先就必須使廣大黨員干部學會真正的讀書，學習區別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字句與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的精神實質；其次必須使干部通過理論學習教育，學會自覺聯系中國革命與自身工作的實際情況，真正領會馬列主義的精神實質；其三，必須使干部拋開一切形式空洞、內容教條主義的學習，堅持把馬列主義作為自己工作的科學指南，學會自覺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妥善地應用于中國革命及其所工作的具體環境。因此，像陜北公學的教育方針就明確提出：“我們的理論教育，密切聯系抗戰形勢，聯系邊區的各項基本政策，我們的教育內容與根據地斗爭的需要息息相關。我們的干部和同學經常參加邊區的實際斗爭和進行調查研究。理論聯系實際，是我們的優良傳統”。[8]

三 從受教育者的實際出發，合理安排教學內容和設置課程

抗戰時期，中共黨員干部隊伍按照思想政治覺悟、理論水平和文化程度大體上可分為四種情況：一是大革命、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參加革命或入黨的知識分子老干部，這些人經過長期革命斗爭的鍛煉和考驗，政治信仰和革命立場堅定，具有較高的思想覺悟、理論修養和文化水平，大多數已成長為黨的中高級干部；二是大革命、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參加革命或入黨的工農老干部，政治信仰和革命立場堅定，思想覺悟較高，大多數已成為黨及中國革命事業的骨干，但政治理論水平和文化程度均較低，急需通過學習教育得到提高；三是抗戰時期入黨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干部，文化程度和革命熱情高，但尚需通過馬列主義理論教育以提高其思想覺悟和政治水平；四是抗戰時期入黨參加革命的工農干部，文化程度和政治理論水平均較低。

針對黨員干部隊伍的實際情況，中共中央將干部教育的內容分為政治教育、業務教育、理論教育和文化教育四大板塊。其中，政治教育主要有時事教育和一般政策教育兩項內容：時事教育，主要是督促干部看報，作時事報告等，目的是幫助干部及時了解國內外形勢和重大時事政治問題；一般政策教育，主要有督促干部閱讀中央及上級黨委對時局的宣傳文件和中央關于增強黨性、開展調查研究等決定，以及邊區（根據地）黨委、政府的施政綱領等政策性文件，并適當加以解釋和組織研究討論，目的在于使干部除掌握其工作部門及業務的局部情況與局部政策外，也能通曉一般情況與黨的大政方針及一般政策，開闊干部的政治視野，避免因偏激、狹隘而不懂大局、不能服從和顧全大局等弊端。文化教育主要針對文化程度較低的工農干部進行，主要是通過文化補習學校（班）組織和幫助他們學習國文、歷史、地理、算術、自然、社會、政治等課程，提高其文化水平。理論教育主要針對中高級干部進行，學習內容有政治、思想、經濟、歷史等學科的理論知識，學習方法上則強調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如政治課以馬列主義論戰略策略的著作為理論材料，以黨的20年奮斗史為實際材料；思想課以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論為理論材料，以近百年中國思想發展史為實際材料；歷史課則學習研究世界革命史和中國革命史。[8]

課程設置方面，中央根據“提高全黨政治理論的水準，思想上鞏固黨的隊伍，培養掌握馬列主義的能獨立解決問題的工作干部”這一教學目的，規定“黨內教育的內容，應當集中在幾門主要的課程上：（1）馬列主義；（2）中國共產黨的建設；（3）中國革命運動的經驗教訓，黨在各個革命時期的政治路線與具體政策；（4）中國歷史；（5）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知識”。[3]并規定干部教育的課程設置應依據由淺入深、由中國到外國的原則，分為初級、中級和高級三類課程。其中，初級課程為：黨的建設、中國問題（包括中國革命史、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三民主義）、游擊戰爭（包括軍事常識）和社會科學常識（主要是社會發展史）；中級課程為：近代世界革命史、聯共黨史、馬列主義、軍隊政治工作；高級課程為：政治經濟學、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聯共（布）黨史與共產國際綱領、軍事理論等。[6]從干部政治理論水平和文化程度參差不齊的實際情況和因人因材施教出發，還規定：文化程度和理論水平較高的老干部，直接學聯共（布）黨史、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哲學等理論強且較高深的高級課程；理論水平和文化程度較低的老干部，先學文化課和中國問題等初級課程，待其文化水平達到能自由閱讀書報的程度時，便轉入高級課程深造；文化水平較高、理論水平較低的新干部，先學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黨建），中國問題等初中級課程，待其政治理論水平提高后再轉入高級課程深造；工農出身的新干部，主要學文化、黨建、中國問題等基礎課，其中文化課要求必須達到“識字一千”，“能看普通文件或普通信件”的水平。[6]教學形式上，實行因時因地制宜的原則，自主而靈活地選用學校教育、在職教育、小組學習、專家報告、集中討論、結合整風運動及通過日常黨內組織生活開展教育以及自學、輔導、個別幫助等多種形式，強調啟發式教學，鼓勵受教育者大膽提出問題，進行尖銳質疑，注重把自學和集體討論有機結合起來，以突出和達到教育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總之，抗戰時期，中共在包括干部教育在內的

思想政治宣傳教育方面成績突出，影響深遠。據不完全統計，僅陜甘寧邊區黨校這個負責訓練和提高縣區干部的干部學校，從1938年到1940年間即辦學5期，訓練干部1千余人；負責軍事干部教育的“抗大”，八年抗戰期間，共培訓中高級軍政干部10萬余人；陜北公學，僅1937—1939年間，即培養干部6千多人，吸收3千多人入黨；馬列學院，1938年5月—1941年7月間，培訓高級干部900多人，等等。對此，毛澤東于1939年6月總結抗戰初期黨的干部教育工作時說，抗戰兩年來，在黨中央直接領導下建立了抗大、陜公、黨校等17所學校，幾千個干部在從事教育工作，教育出來及尚未畢業出校的學生在3萬人以上。因此“這是一個很大的成績”，是我們黨“18年來未有過的現象”。[5]它不僅為黨在抗戰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并爭取抗戰乃至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提供了堅強有力的干部隊伍保障，而且其中蘊含的歷史經驗，對于今天我們在新形勢下進一步加強理論宣傳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也頗具重要的啟鑒意義。

[1]中共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376—378.

[2]劉少奇.論口號的轉變[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2.

[3]中共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129.

[4]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5, 799-802,818-822,798-799.

[5]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07 -408,223.

[6]中共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227,527,301,333-334.

[7]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2.

[8]肖東波.中國共產黨理論建設史綱(1921—1949)[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314,293-295.

[責任編輯魯海菊]

The Application of Theory with Practic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aking CCP’s Theoretical Education of Cadres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as an Example

HONG Jian, ZHANG Lihui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Sichuan, 610041)

Through a historical review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ory with Practice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CP) education of cadres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indicate that the Principle of Theory with Practice, as an important way for the Party’s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lin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method of thinking as well as an excellent traditional work sty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Party’s leading of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in China, but also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rty’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cluding theoretical education of cadres, which doubtlessly has a guiding significanc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in our present enhanc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situation.

link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CCP’s cadres education

G413

：A

：1008-9128（2014）01-0107-03

2013-08-03

洪鑒（1955—），男，四川成都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