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的不平等機制還是不平等的平等機制？
——后T·H·馬歇爾時代自由主義公民身份的理論走向

張 正 瑞

(鄭州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鄭州 450001)

肇始于17世紀新興資產階級追求統治地位過程中的自由主義公民身份理論，承繼了中世紀城市公民的自治傳統，在其概念化過程中，T·H·馬歇爾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以至于20世紀80年代公民身份在西方理論界復興以來，無論是以女性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后現代主義等為代表的新社會運動，還是新自由主義都是以T·H·馬歇爾的權利話語體系展開自己的論爭。反觀馬歇爾自由主義公民身份理論思想的主要內容和后馬歇爾時代自由主義公民身份理論的當代論爭，可以看到自由主義公民身份已由馬歇爾所言的“合法的”平等的不平等機制轉向為不平等的平等機制。

一、T·H·馬歇爾自由主義公民身份思想的主要內容

1949年，倫敦經濟學院社會學家T·H·馬歇爾接受劍橋大學邀請，在為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年度紀念大會發表演講中闡述了自己的自由主義公民身份理論，[1]33—34主要內容如下：

(一)個體權利本位的公民身份觀。馬歇爾生活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相互競爭的時代，戰后社會主義制度對經濟平等的首要關注，使馬歇爾深感不安，并試圖從學理上對經濟平等和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進行回應。首先，馬歇爾將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范疇，簡化為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的工人階級概念。認為，工人階級的典型特征無非是繁重而過量的體力勞動，這種勞動在發達工業社會是可以大為減少的。工人階級“正在逐漸發展自己的獨立性，男子漢的自尊以及對他人彬彬有禮；正在逐步接受一個公民的義務和公共責任；正在逐步加深他們是人而不是工具的理解；正在逐步成為一個紳士”[2]5。阿爾弗雷德·馬歇爾譴責由于職業的不同，而造成的“紳士”與“非紳士”之間實質的不平等和差異，自信技術的進步能消除工人階級的“非紳士”狀況。馬歇爾將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的工人階級概念視為真理，但他不滿意其對公民生活標準的定量評價，當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將公民身份看做熟練工人在成為紳士過程中學會的東西時，馬歇爾評價道，阿爾弗雷德5馬歇爾所提到的僅僅是公民身份的義務，而不是權利，認為應以文化上能否成為社會完全成員而分享社會遺產的公民權利，作為衡量工人階級在社會上是否擁有平等的總體性評價。其次，在他的眼中，社會主義者是一群高尚而幼稚的狂熱之徒，他們身上存在的忘我的美德，是以喪失自由為代價的。即使是在為保證公民平等的過程中，國家也不得不提供范圍更加廣泛的國民教育。實際上這也是國家對個人自由的干涉。第三，其公民身份是一個“個體本位、權利平等”概念。正如他所言：“當你對一個赤貧者說他和一位百萬富翁擁有相同的財產權利，他一定以為你在胡說八道?！盵2]18不過，從公民身份的視野看這位赤貧者是錯的，因為公民身份的財產權不是占有的財產權，而是占有財產的權利。

(二)公民身份權利三要素及其歷史進化論。T·H·馬歇爾認為，公民身份權利蘊涵了公民的、政治的和社會的三種要素。[2]7公民的要素由個人自由所需的人身、思想、言論和信仰自由的權利，以及訂立契約和擁有財產的權利及司法權利構成；政治的要素是指公民作為政治實體成員所應擁有的行使政治權力的權利；社會的要素指享有分享社會遺產而過上一種文明生活標準的權利。與此三種要素相對應的社會機構分別是法院、議會、教育機構和社會公共服務體系。從英國歷史上看，早先這三種要素是混合在一起的，其因緣是因為各種社會機構也是混合在一起的。梅蘭特的研究為T·H·馬歇爾提供了佐證：“我們越是向前追溯歷史，就越是不可能在國家的各種職能部門之間劃出一條嚴格的界線，同一個機構可能既是立法議會，又是政府委員會和法院?！盵2]812世紀英國王室司法體系的建立，確保了個人的公民權利；隨后議會的產生，其關注點是中央政府的政治權力，社會機構開始了分化與整合，其結果是，公民身份的三要素分屬于各自不同的原則來指導。馬歇爾認為，18世紀之前的《人身保護狀》、《寬容法》和出版檢查制度的廢除，之后的《天主教徒解脫法》、《結社條例》的撤銷，以及爭取新聞運動的成功，公民權利已經擴展到財產權，并在基本方面誕生了當代輪廓，法院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2]9盡管17世紀包括奴隸和農民在內的英國人已經成為自由人，雖然存在限制完全平等的復數投票制直到20世紀中葉才被廢除，但19世紀理智和守法的公民不再因為個人地位而被禁止參加選舉，政治權利被授予了范圍更大的人。雖然民主需要時間來讓公民體驗并轉換為對國家共同體的新意識，但公民參與的目的還是實現了。此外，經濟的變遷，《濟貧法》的出現，使根植于鄉村社區、城鎮和行會的傳統社會權利蕩然無存。但在20世紀之后，資本主義的發展雖越來越需要受過教育的公民，強制性的教育才不被視為未成年公民的義務，而只能視為成年公民接受教育的權利。與教育相似，《工資管理條例》、集體協商制度，以及因年老、疾病、競爭失敗等所需的社會服務體系，都不能視為弱勢群體喪失共同體成員資格而降為二等公民所接受的慈善，而應是公民因共同體成員身份分享社會遺產而擁有的福利權利。公民身份所承載的公民權利、政治權利、社會權利三要素，與保障此三要素的法院、議會、社會福利體系三機構，是18—20世紀社會機構分化與整合的歷史結果。

二、T·H·馬歇爾自由主義公民身份的理論旨趣

公民身份在古希臘，是一個政治哲學概念，意指擁有城市共同體成員資格，在城邦中“統治又接受被統治的人”。在希臘城邦小國寡民的社會里，為抵御外敵入侵，維護城邦安全與秩序，公民需平時參與公共治理，戰時保家衛國直至獻出自己的生命而取得榮譽和財產獎勵。公民身份具有積極的屬性，貢獻城邦不是公民義務而是公民美德。公民身份同時是一個排斥性制度，沒有閑暇參與共同體事務的奴隸、婦女，只關注私人利益的商人和沒有共同體身份的外邦人是不享有公民資格的。共同體優先于個體是公民身份的理念，使亞里士多德感嘆道：“凡隔離而自外于城邦的人，他如果不是野獸，那就是一位神祇?！盵3]9公民身份是居住于帝國疆域范圍之內，受帝國庇護，而向國家繳納稅負責的人的概念。在漫長的中世紀，個體深受封建領主與教會的雙重壓迫，要么是領主的臣民，要么是上帝的子民，個體與共同體之間權利和義務的分配，依據的是等級森嚴的出生和血緣身份。直到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人民主權的確立，形成了以權利為主要內容的自由主義公民身份制度。

但問題是，T·H·馬歇爾也承認，資本主義是一種不平等的經濟制度。[2]17面對自由主義自由平等的價值訴求在現實社會中的落空，特別是經濟領域兩極分化引起的社會分裂，社會主義制度的出現而可能導致資產階級統治秩序面臨喪失的條件下，改善無產階級生活狀況的各項資本主義社會政策才得以出現。T·H·馬歇爾作為自由主義的代言人，使用公民身份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是其自由主義公民身份理論的主要旨趣，即“平等的不平等”的合法性?！捌降鹊牟黄降取敝跃哂泻戏ㄐ?，在他看來，首先是因為經濟地位的不平等是必要的，即社會分層是激發公民勤勞智慧以實現向上層社會流動，社會上層要保持自己的地位也必須以同樣的態度迎接社會分層，這是促進經濟不斷發展的不竭動力，也是權力規劃原則的依據。其次，自由主義的公民權利、政治權利、社會權利三要素，雖然也存在“司法成本市場價格”所產生的公民權利救濟缺失，以及民主政治導致的“政治精英監督公民投票，而不是公民監督政治精英”、“教育本身便是社會分層的工具、社會保障產生的非共同體成員身份”等事實上的不平等。但自由主義公民身份的不平等，不是始自于傳統社會不平等的身份、血緣等等因世襲所導致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本身賦予文明以目的和意義；自由主義公民身份所導致的不平等不是制度的不平等，而是平等制度的副產品，且階級之間的文化差異減少到了最低限度。[4]16正如其所說的，“假設存在著一種與共同體完全成員身份觀念——或者像我所說的公民身份觀念——聯系在一起的基本人類平等，而他與社會中借以區分各個經濟階層并不是不相容的。換句話說，只要公民身份的平等得到認可，社會階級體系的不平等也許就是可以接受的?！盵5]6

三、后T·H·馬歇爾時代自由主義公民身份的理論走向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公民身份復興之后的話語體系，遠非T·H·馬歇爾當年所樂見的由公民權利、政治權利到社會權利平等地賦予每一位公民后所實現的公民自由與平等。對自由主義公民身份理論社會實踐后果首先進行警醒的是占人口總量半數的女性。早在18世紀，女性受自由主義思想啟蒙，同男性一道爭取自由和平等，但革命勝利后，女性卻被拒絕給予和男性同等的權利。當時女性將自己受壓迫的根源歸咎于沒有被社會視為與男性一樣是一個理性的、獨立的個體。奧倫比古日指出，婦女生來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權利。[6]33但20世紀受教育權和其他公民身份權利獲得之后，女性并沒有感受到形式上與男性同等的公民身份權利給婦女帶來的自由與平等。

首先，女性參加工作的事實表明，在家庭和事業之間很難兼顧。要么，被視為女強人；要么，在家庭和事業之間疲于奔命。其次，女性個性的發展和經濟的獨立使之更容易離婚。單親家庭、未婚母親、離婚率的上升，促使社會重新思考女性問題，導致保守主義的回潮。[7]此外，福利國家的公民社會權利，只有“工作者”的公民才能獲得政府提供的各種保障，過多從事家務勞動，不能全職的婦女，則處于這種保障的邊緣，已婚婦女往往要依附在丈夫的名下才能獲得某些保險和扶助。[8]81更為重要的是，自由主義基于理性自主的公民身份理念認為，個體必須自行決定要成為何種公民，放棄一切政治活動，退避到一個僅僅由家人、朋友、市場交易以及自娛自樂的活動所構成的完全私人的世界，也不妨礙其保護私人利益和個人自由的根本目的。自由主義者往往會把女性群體在公共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低下的參與水平看作個人的自主選擇，而忽視了女性在現實中的境遇和社會觀念及體制對女性造成的壓迫。當代女性的共同目標是建立一種兼顧“差異的普遍主義”的制度，以賦予兩性平等的多樣的地位。

以T·H·馬歇爾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公民身份理論還受到多元文化主義思想的詰問。公民身份制度演進到T·H·馬歇爾時代，那種排斥性的古典共和主義公民身份早已式微，平等成為自由主義公民身份理論最讓人向往的一種道德理想。馬歇爾曾無不自豪地宣稱，公民身份是一種地位，一種共同體的所有成員都享有的地位，所有擁有這種地位的人，在這一地位所賦予的權利和義務上都是平等的。但這種平等是以每個人都擁有平等的道德地位和價值觀為前提的，具有明顯的文化同質化特征。為應對現實中共同體成員的文化差異困境，無論是T·H·馬歇爾還是當代新自由主義者都宣稱，國家在文化上是中立的。羅爾斯為論證自由主義的中立性，甚至設置了“無知之幕”的自由主義選擇模式，在此模式下，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在社會中的地位，階級地位還是社會出身，也沒有人知道他在自然資產、能力、智力、體力以及類似的因素在分配方面的運氣。也不知道他們的善觀念或他們的特殊的心理傾向。[5]12但在威爾金里卡看來，文化同質國家在世界上是罕見的，他說，如今大部分國家都是文化多元的，世界上184個獨立國家中至少包含600多種語言群體和5000個族裔群體，只有極少數國家共享同一種語言或屬于同一個族群。[9]1另外，自由主義政府的“善意忽視”和“中立性”也是虛假的。當代主要自由民主國家，在各族群之間遠非“中立”，在其構建民族國家的歷史中，鼓勵甚至強迫生活在國家領土上的公民融入到使用一種共同語言的共同公共體制中，而這種共同語言是多數群體的主流語言，少數族裔只能處于有限的選擇，要么接受同化，融入主流群體；要么簡單地在自愿的孤立中生活，被徹底邊緣化。國家通過教育、法院和政府部門的語言，公共假日的選擇、內部邊界與權力劃分、移民等各種政策給予多數民族以特權，大大降低了少數民族的政治權力和文化活力。[9]75為此，金里卡認為，自由主義公民身份要真正實現自由與平等的價值潛能，需發展一種以差異為原則的少數族裔多元文化主義公民身份。[10]在“不平等中尋求平等”再次成為自由主義公民身份理論的主題。

此外，當代全球化也使自由主義公民身份理論的平等的不平等成為不可能。T·H·馬歇爾英國語境下自由主義公民身份的平等的不平等機制，是以政治權力在民族國家疆域內充分有效、公民基于民族國家成員資格為前提的。帕特里·夏休伊特認為：T·H·馬歇爾所闡述的公民身份有效運行的社會背景條件已經改變，不穩定的和明顯難以控制的世界資本市場以及跨國公司對最低成本區域的無休止追逐，已經摧毀了一國政府實施旨在調節需求和充分就業的凱恩斯政策的能力。其結果是，底層群體不得不面對更高的失業率，上層群體的真實收入和機會得到實質性的增長，無論是繳納更高的賦稅還是居住在同一條街上，上層群體越來越不愿和其公民同胞共命運了。[11]249—268人口老齡化、新自由主義的崛起，使福利國家制度的經濟基礎受到沖擊，公民社會權利實現舉步維艱。與此同時，戰后就業方面不斷增長的國際化，德國勞工、歐共體內合法居住的外國人等長期居住的移民，使民族國家公民身份的場所限度成為問題。哈曼認為，盡管發達國家戰后對非民族共同體成員的進入和遷入進行了嚴格限制，但在歐洲大陸，一個“特權性非公民”群體的數量還是不斷增加了。他們有權利在一個國家工作、居住并獲得社會救濟，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可以參與投票。[12]31形式公民身份與實質公民身份并存，成為常態。在此語境下，T·H·馬歇爾自由主義公民身份理論是否提供了一個最有用的概念框架？為此，湯姆·巴特摩爾提出了一個使在任何共同體生活或工作的個體都享有普遍人權，而不必考慮與民族來源相伴生的形式公民身份的實質公民身份構架。[13]55—93在形式公民與實質公民之間，在富裕國家與貧窮國家之間，在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之間，如何平衡以取得實質的公民身份權利，不是取決于T·H·馬歇爾式的自由主義公民身份權利，而是取決于社會政策和社會性政策，要解決人類社會現階段的平等問題，需在普遍人權的框架下討論公民權利、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而不是公民身份的框架。如果以T·H馬歇爾的話語思維表述就是：應通過社會政策和社會性政策調整，在不平等的形式公民身份基礎上，實現平等的實質公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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