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場美國革命

〔美〕大衛·施威卡特/ 田英譯

下一場美國革命

〔美〕大衛·施威卡特/ 田英譯

面對當下的經濟危機，在重新反思馬克思的語境下，當前美國需要一場革命，一場非武裝暴力的革命。阿爾帕諾維茨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四管齊下”的策略：進化的重建、棋牌策略、危機轉換和大危機轉換。這個策略的目的是超越資本主義。本文認同其基本策略，并對其可能存在的盲點給予相應的補充。

危機 美國革命 超越資本主義

對于過去的四十年而言，馬克思主義面臨著一個根本性的理論挑戰。事實變得十分明顯，即蘇聯和東歐先后施行的經濟體制在當時并非富有成效以至于能夠“埋葬”資本主義（正如時任蘇聯總理[1]赫魯曉夫1958年兼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部長會議主席是蘇聯政府首腦的正式稱呼，相當于政府總理?！g者注尼基塔·赫魯曉夫著名地預測那樣），自此之后，對于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而言，“之后你的選擇是什么？”的問題就總是被提出來。在撒切爾——里根時代，或許這并不是一個問題，只是一個生硬的斷言，可以被縮寫為“TINA”[2]取英文“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首字母，縮寫為“TINA”，即“沒有選擇”的意思?！皼]有選擇”經常被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使用，也被英美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使用?！g者注，即“沒有選擇”。

我的大部分學術工作（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我開始了我的論文研究）集中于此挑戰。我提出和捍衛了一種選擇，最開始被稱為“工人主導的社會主義”，后來被稱為“經濟民主”；這是一種市場社會主義，其主要特點是工作場所的民主和集中，以及民主控制下的投資。自從最初構想四十年前被提出，這個模式實施得驚人地好（甚至讓我吃驚）。

但是，即使我們知道一個對資本主義而言經濟上切實可行、道德上令人滿意的選擇是什么樣的，我們也會面臨另一個根本性的挑戰：過渡問題。我們如何到那里[3]即如何到達共產主義?！g者注？經典馬克思主義者的回答當然是“革命”！這是一個理論上正確的回答，因為超越資本主義肯定是革命的。但是這場革命確切而言是什么樣呢？這個詞讓人聯想到了俄國的攻占冬宮或者發生在中國或古巴的農民武裝包圍城市并迫使政府逃亡。但是片刻思考就會讓我們明白，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沒有任何如此的方案是可能的。設想一下我們的人成功攻占白宮，或者奪取華爾街大銀行的司令部——然后是什么？我們隨后將做什么？

當然值得銘記的是1848年寫出宣言的兩位年輕人所提出的一個不同方案。工人階級在本國必須“贏得民主之戰”。他們必須隨后開始進行改革。

這些改革：“在經濟上似乎是不夠充分和沒有效力的，但是在運動進程中它們卻會越出自身，使進一步向舊的社會制度舉行進攻成為必要，成為變革所有生產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盵1]The Communist Manifesto,in Lawrence Simon,ed.Karl Marx:Selected Writings，Hackett Publishing:Indianapolis/ Cambridge,1994.),p.175.作者引用的《共產黨宣言》為英文版，此段引文翻譯直接使用了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本文翻譯使用的是中央編譯局編譯的馬恩全集第二版，下同）第490頁的翻譯和該頁編者注第一條中的翻譯，因為中文版馬恩全集第四卷中的《共產黨宣言》并不是使用的1888年的《共產黨宣言》英文版，編者在注中指出1888年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在“超越自身”后面添了“使進一步向舊的社會制度舉行進攻成為必要”，故結合作者使用版本引文進行相應添加?！g者注

馬克思和恩格斯隨后給出了一列十條改革建議——其中有些已經被社會民主主義社會采用，有些已經過時，有些看起來仍然不錯。但那是1848年。最近——事實上是今年，另一位政治經濟學家舉起了革命的旗幟，并且給出了一個類似的策略以使我們從這里到達我們想去的那里。他的書的名字是“我們隨后必須做什么？對于下一場美國革命實話實說”[2]噶爾·阿爾帕諾維茨：《我們隨后必須做什么》（What Then Must We Do?.White River Junction,Vt.:Chelsea Green, 2013.）。。它值得我們深思熟慮。

馬里蘭大學萊昂內爾·R·鮑曼，政治經濟學教授噶爾·阿爾帕諾維茨一直是一個左派，但是直到最近他仍然是一名不激進的左派自由主義者。他的第一本書《原子外交：廣島和波茨坦》是對自己博士論文的修訂，現在是對杜魯門總統決定對日本投擲原子彈的經典批判；而他的這篇論文是他于劍橋大學在一個偉大的左派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瓊·羅賓遜指導下完成的。

最近幾年，阿爾帕諾維茨變得更左。他2005年的書《美國超越資本主義》的書名不僅使用了一個在有教養的自由主義者圈子里很少使用的詞匯，即“資本主義”，而且也暗示有比“超越資本主義”更好的東西。這本書的副標題是“要回我們的財富、我們的自由和我們的民主”。

他最新的書走得更遠，副標題如前所述：對于下場美國革命實話實說。我們可以稍想一下。這里有一個（相對）主流的“公共知識分子”在呼吁革命！并且對于可能實現的革命十分樂觀?！拔覀儗@勝，”他說，“這不是簡單的口號，事實上‘即使不是必然的也是可能的’，在長期提前斗爭的結果下?！?/p>

一個非宗派人士、非馬克思主義者并且是一個很受尊重的學者在呼吁革命？主張“超越資本主義”？并且還設計出一個“策略”來實現這個目標。這是我們必須要思考的。

我們現在的“體制”，如阿爾帕諾維茨所說，已經不再起作用。二戰后的幾十年，美國的體制可以被認為是“管理公司資本主義”——公司權力由大的勞動力平衡，矛盾由龐大的政府介入——這從戰爭期間就發展出來。但是從1980年起平衡已經讓步于“相當純粹的企業統治”——并且現在已經失控。這是失控于人民，并且走到了不可持續的路上。公司現在統治政治體制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對于傳統政治的解決路徑——主要是基于國家層面的進步性立法——不再有效。

阿爾帕諾維茨列出了幾十年來許多發生在我們身邊的體制問題，表明了深層的結構性問題，而兩個最緊迫的問題是持續增長的不平等和日益嚴重的環境退化。這些他提出的問題并不會使我們感到吃驚，所以讓我們考慮一下“要做些什么”。

事情必須改變。事情也將會改變?，F在的體制是不可持續的。如果我們想變得更好而不是更壞，我們必須行動。我們現在就必須行動。阿爾帕諾維茨主張一個四管齊下的策略：

*進化的重建；

*棋盤策略；

*危機轉換；

*大危機轉換。

讓我闡述如下：

1.進化的重建

“進化的重建”本質上是此時此地構建選擇性機構的問題。許多這種“重建”已經在進行?！鞍察o的民主化無處不在，”阿爾帕諾維茨告訴我們：

*工人合作社——越來越多出現；全美的一些商學院現在開設關于工人所有權和其他民主化商業結構的課程，這些課程之前是不曾開設的。

*信用社——本質上是一人一票銀行，目前有共計一萬億美元——“它處于一種新的和具有潛在爆炸性運動的核心，以打破阻礙資助非傳統商業模式的傳統壁壘”。

*社區發展公司——公共企業大多充當低收入者住房開發商和小企業孵化器的角色——現在大約存在5000家。

*土地信托——擁有房產和其他財產的非營利性機構以這種方式來防止中產階級化和將開發利潤轉化為對低收入者和中等偏下收入者住房的資助——現在于45個州有255個這樣的機構在操作中。

*B類公司——一種新的公司架構，它允許一家企業追求社會目標并且不受法律約束地實現股東價值最大化；允許這類企業存在的法律已經在12個州頒布。

“仔細注意，”阿爾帕諾維茨說，“我們此時此地談論的是發展‘機構’，而不僅僅是試圖改變政策。我們正在談論的機構直接關乎關鍵的體制問題，即誰擁有（并且如何民主化）生產性財富?！盵1]Gar Acperovitz,What Then Must We Do?White River Junction,Vt:Chelsea Green,2013,p.34,pp.69-70.

2.棋盤策略

既然現在有一些城市、州和地區現在比其他地區更適合漸進式的變革，“棋牌戰略”包括在此我們增加收益，在“棋板的不同方格里”逐漸擴大“奪得的領土”。我們應當將注意力集中在“政府”可能和應該在這些地方做些什么之上?！叭绻愀J真思考體制性變革——不只是‘項目’——你最終將必須考慮政府在做什么和如何促進你所認定的視野和模式?！?/p>

當然，州政府和當地政府已經深深被卷入經濟活動中——通常是滿足大公司減稅和補助的要求來吸引他們來自己的區域——而不是其他區域——或避免他們搬走。本質上來說是賄賂和勒索。

今天，這已經不再是一個秘密：美國大多數城市和州陷入財政困難中，并且對最脆弱者削減服務。所以，需要防護性的努力。但是，我們必須做得比這更多。我們需要集中積極努力的支持來重建社區。其中阿爾帕諾維茨的建議如下[2]Gar Acperovitz,What Then Must We Do?White River Junction,Vt:Chelsea Green,2013,p.34,pp.69-70.：

*依據所有權，以集中和民主化的方式利用城市、學校、醫院、大學和其他購買力來幫助穩定就業，和使低收入者社區與小型及中型企業獲利。

*利用公共和準公共土地信托來獲得開發利潤供社區使用。

*接管電力事業，使它們公有化，以提高服務水平和降低支出。

*通過發展本地及公共互聯網和有線電視的服務來改善本地經濟。

3.危機轉換

某些危機可以被用來促進公共議程。阿爾帕諾維茨特別關注兩個危機：正在進行中的衛生保健危機和可能再出現的銀行危機。鑒于國會功能障礙的可憐狀態，現在一個基于國家層面，明智并且普遍的衛生保健項目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國家層面上的未來展望并非如此嚴峻。存在可能性。佛蒙特州已經頒布了一項法案，它最終允許居民搬進一個公共資金資助的保險庫。在加利福尼亞州，一項關于“所有人的醫療保險”的法案在眾議院僅以兩票之差沒有被通過。

對于銀行業，阿爾帕諾維茨敦促到：“我們只是實話實說。在真正的大銀行撞毀體制之前，它們需要被接管——越快越好?！蔽覀円矐撝铝τ跇嫿▽τ诠层y行如何運作的公共理解，這開始于將北達科他銀行公有化的成功，這是一家得到百余年廣泛公共支持的州立銀行。

4.大危機轉換

當阿爾帕諾維茨寫下“大危機轉換”時，他主要在思考將大型公司國產化，正如二戰結束時許多國家所做的那樣。從撒切爾——里根時代起，盡管國有企業的“低效”已經成為傳統保守派和“新民主黨”之間教條的一大問題，但是最近的研究則表明這種關注已經太夸張。一份最近的《哈佛國際評論》的報告總結道，當代許多公有企業已經“高效，甚至是同他們的私有企業同行進行比較”[1]Gar Acperovitz,What Then Must We Do?White River Junction,Vt:Chelsea Green,2013,p.95.。

阿爾帕諾維茨指出：

*世界范圍內，國有企業生產了75%的石油。

*在許多國家，高效的高速鐵路系統由政府運營。

檢測結果表明，空白組的亞硝酸鹽含量最高，亞硝酸鹽降解率僅為22.5%，說明未接種乳酸菌的試驗組的降解能力較弱。接種乳酸菌菌株的培養液中的亞硝酸鹽含量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降解率在59.1%～99.8%。不同乳酸菌降解亞硝酸鹽的能力差別較大，其中活性最強的是Y1、Y4、Q6和Q12，接種這4株乳酸菌的培養液的亞硝酸鹽的降解率分別達到98.7%，99.1%，97.9%，99.8%。這4株乳酸菌的菌落形態和細胞形態見表3，亞硝酸鹽降解過程見圖1。

*歐盟有兩百家公有和半公有銀行控制了所有銀行資產的五分之一。

*在世界上的大多數地區公有電信公司是普遍的。

列出的這些應該持續下去。如果另一場大危機爆發，那就讓我們重新將國有化提上日程。事實上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我們對通用汽車和保險巨頭AIG[2]AIG，即“美國國際集團”（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美國著名跨國保險和金融公司。通用汽車，即GM，美國著名汽車生產商。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對兩家公司進行了國有化改造?！g者注有效地進行了國有化，但是當它們重新盈利后我們隨后又將它們重新私有化。下一次——我們不會讓它們回來。將它們民主化。

結論/評價

所以，在美國革命可能被提上議程嗎？對于體制變革而言，阿爾帕諾維茨的四管齊下策略是一個合理策略嗎？是否有一些重要的東西遺失？這里面是否有你認為是錯誤的東西？我個人從阿爾帕諾維茨的主張中幾乎找不到任何錯誤。如果我們要談論我們必須要做的，即超越資本主義，假使我們的種群有一個人類的未來——選擇變得日益殘酷，更加非民主化的資本主義形式會將我們永遠推下生態懸崖——我們必須有一個改革策略以使我們到達那里。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曾經帶給俄國、中國、越南和古巴（那時它們都是貧窮和欠發達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暴力革命已經不再是一個可行性選擇。

那么，這樣一個由阿爾帕諾維茨所建議的非暴力的努力可能成功嗎？美國可能“超越資本主義”嗎？在不遠的將來，可能有另一種“美國革命”嗎？

當然，不可能有把握地說。但是，讓我來提兩個阿爾帕諾維茨并沒有討論的事情，如果我是資產階級一員的話，我會對此感到擔憂：

第一件事情是：所有外面的學生背負著債務——現在總計一萬億美元，比這個國家所有未償還的信用卡債務還多。他們被告知通過借錢來資助自己的教育。隨著他們“人力資本”的增值，他們將從自己的“投資”之上賺取健康回報，既然有好的并且是高收入的工作在等著他們。但是這些工作是不存在的。他們感受到了背叛。阿爾帕諾維茨指出，近幾年三項民調顯示，在年輕人中間對社會主義的同情日益增長。比如說，一項2011年的皮尤民調[1]皮尤民調是美國獨立民調機構皮尤民調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進行的民調?！g者注發現，30歲以下的美國人中有49%對“社會主義”持喜歡態度，而相反地，對“資本主義”持喜歡態度的只有46%。（195，N10）

第二件事情關注到民族主義。有人認為馬克思大大低估了民族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的一個反面的訴求，在我看來，這是正確的。1914年，世界上的工人并沒有聯合起來推翻他們本國的資產階級，卻踴躍投入到戰爭中（至少在歐洲），彼此屠殺。當然在冷戰期間，美國工人們（聯合與否并沒有區別）團結起來保衛“美國道路”免受國際共產主義的威脅，在1959年他們建立起一個“在‘我們’后院”的灘頭陣地。

但是，現在十分明顯的是，資本主義公司對他們的社區已經不再忠誠，甚至對他們整個國家也是如此。他們使一個城市或者一個州對抗另一個；他們使美國的就業機會離開美國本土；他們玩弄會計游戲以逃稅。另一個很明顯的情況是，作為一個整體的資產階級對于解決現在任何已經出現的深層次問題沒有“宏偉的方案”——不僅是在世界上的貧困地區，而且在資本主義的心臟地帶：美國和西歐。

我認為，資產階級曾經有過“理性”的一個階段，這個階段有重大的政治影響，資本家關注自身和整個國家的所有福利——為了給美國工人們接種預防共產主義“病毒”的疫苗；如果不采取足夠的照料，美國工人中可能有人被“病毒”感染。那個理性的階段已經不存在了，或者無論如何，已經減少到微不足道的地步。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的話說就是，統治階級正在表明出它已經“不適合統治”。他們不再有“一個宏偉的方案”。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描述今天又一次成真：“‘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這就是每個資本家和每個資本家國家的口號?！盵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9頁。

那么，我們的未來是什么？最后讓我以兩首詩的幾句話來結束。第一個來自卡洛琳·弗徹一首詩的一行，我很久之前就將之貼到我辦公室布告欄的頂端：

它是世界的開始或者結束。選擇就是我們自己——或者什么也不是。[3]卡洛琳·弗徹這首詩的結語“我們自己或者什么也不是”收錄于《我們之間的國家》（The Country Between Us. New York:Harper&Row,1981.）

第二個是剛去世的愛爾蘭詩人謝默斯·希尼的一首短詩，很有趣地被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在他最新的書《正義的觀念》中引用：

歷史說，不要期望

于此墳墓邊緣，

但之后，一旦一生中

渴望正義的潮汐之浪

最終涌起，

就伴著希望和歷史之韻。[4]The Cure at Troy:A Version of Sophocles’Philoctetes,quoted by Amartya Sen,The Idea of Justice.Cambridge,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7.

〔責任編輯：曾逸文〕

大衛·施威卡特（David Schweickart），芝加哥洛約拉大學

田英，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 10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