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作家的外語創作與異域經驗
——以楊剛為什么遺棄《挑戰》為例

倪婷婷

中國現代作家的外語創作與異域經驗
——以楊剛為什么遺棄《挑戰》為例

倪婷婷

楊剛四年的美國體驗影響了她對政治使命、價值立場和自我觀念的理解和表達，致使她的《挑戰》超越了單一的政治畛域之見，凸顯出對人的自由、尊嚴和解放的執著，這一基調決定了楊剛回國前處置這部長篇的謹慎。隨著當今全球性多元文化交匯的日益頻繁，《挑戰》這樣的中國作家的外語創作將越來越多地進入國人視野，它們的價值和地位將獲得理性客觀的評定。

楊剛 《挑戰》 異域經驗 外語創作 中國現代作家

一

除了像胡適的《終身大事》、陳衡哲的《一個年輕中國女孩的自傳》、溫源寧的《不夠知己》、林語堂的英文品甲、乙兩集《The Little Critic:Essay,Satires and Sketches on China》等少數作品外，大部分中國現代作家的外語寫作離不開異域經驗的激發，譬如，盛成在法國用法語寫的《我的母親》、陶晶孫在日本用日語寫的《給日本的遺書》、葉君健在英國用英語寫的《山村》、張愛玲在美國用英語寫的《北地胭脂》等等。雖然中國現代作家似乎少有例外地都喜歡從中國記憶中汲取素材，但這些用外語完成的中國敘事已經無法等同于他們用中文書寫的同類故事。無論這些外語作品在異國他鄉產生過怎樣的影響，一旦回到中文語境，大多不復曾經的光鮮?！傲终Z堂用英文寫的《瞬息京華》名滿歐美，哪怕林語堂是漢語散文大家，這本大作依然讓國人看不到好處。道路的單向性限制，一至于此?！盵1]趙毅衡：《雙單向道——對20世紀中西文化交流的幾點觀察》，〔上?！场稌恰?000年第1期。這種基于文化交流角度的解釋不無道理，但就具體的中國現代作家的外語創作實踐而言，從西方回歸中國的道路阻隔，不僅來自文化交流層面的，也來自意識形態層面的。20世紀以來，中國主導的政治價值立場始終制約并影響著文學的接受，也左右著中國作家對自身作品的評價。不管作家的政治身份如何，只要他們在國外用外文書寫，他們的作品必定很難契合中國式的評價體系，其中有的被漠視或低估，有的則幾乎被徹底遺忘。最極端的事例莫過于楊剛（1905-1957）的《挑戰》，其命運軌跡反映了同類創作的共通性宿命。

二

《挑戰》是楊剛在美期間（1944-1948）用英文創作的長篇小說，中文譯本首次發表于1987年《小說界》第4期，此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了單行本。有關這部小說的情況，楊剛生前從未透露過，直到1982年她女兒從母親的美國朋友那里得到這部書稿。在長達三十余年的時間里，國內對此一無所知。據中文譯本的校對盧豫冬介紹，英文原稿總題相應的位置上只打著一行字：A NOVEL BY YANG GANG，可見在原作完稿時楊剛尚未為小說命名，他推想：“這是個初稿或未定稿。顯然，楊剛還來不及修正定稿，就于這年8月匆匆離美回國了，其后她為革命奔走，已無暇顧及此事了?！盵1]盧豫冬：《〈挑戰〉校譯后記》，楊剛《挑戰》，陳冠商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418頁。盧豫冬所言原稿被長期擱置的客觀原因，似乎很難成為作者對它只字不提的充分理由。相較于同樣在美期間用中文撰寫的那些美國通訊，楊剛在1951年就將它們篩選整理后以《美國札記》為名結集出版，為什么對同樣凝聚了心血的這部英文小說，楊剛卻毅然棄之，其后又表現得那么健忘，除了“為革命奔走無暇顧及”，《挑戰》這部書稿本身的特性是否構成了楊剛“健忘”的深層原因呢？

與《美國札記》明顯有別，《挑戰》作為一部用英文創作的長篇小說，它的目的受眾是英語世界的讀者，敘事內容兼具高度個人化的文學及史實性質，這樣的作品出現在楊剛的筆下，不是常態，但其實楊剛在國內時已經有過類似的試筆，譬如自傳《童年》《獄中》、短篇小說《日記拾遺》。與包貴思、斯諾的友情，是楊剛用英語寫作這些自傳性文本的直接原因。而為楊剛保存了數十年《挑戰》書稿的奧爾加·菲爾德夫人，對楊剛這次大規模的自傳性寫作到底發生過怎樣的影響，卻顯得撲朔迷離。只知道楊剛1948年離開美國前將書稿留在菲爾德夫人那里。而區別于《日記拾遺》和兩節英文自傳的重要標記是，《挑戰》直接融入了楊剛的在美經驗，這才是直接決定了楊剛處置這部長篇的關鍵。

三四十年代中國學人前往歐美的通常途徑之一是留學，楊剛1944年夏離開中國也加入了這一行列。楊剛為什么選擇中日戰爭快結束時去美國，內情不很清晰，但從楊剛中共地下黨員的背景以及她后來在美的活動情況看，應該不只是為了學業深造。80年代初胡繩、袁水拍的回憶文章里說，“她根據黨的指示，在國外辛勤工作”[2]胡寒生：《追憶楊剛》，〔北京〕《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2期。，這個說法大約是可信的。其實也不奇怪，1943年在重慶楊剛接受過周恩來、董必武的領導，借助于《大公報》的平臺，周旋于美國駐華使館人員和記者之間，贏得不少人的好感和欽敬，其中一位就是美國戰略情報局當時在重慶的首席代表費正清。與這些美國人建立的友好關系，為楊剛赴美后無論學習還是工作都帶來了便利。

1945年3月起，楊剛在哈佛大學的女子學院萊德克列夫學院就讀。新生活充實而忙碌，為了不占用太多的時間，她甚至決定放棄正選的德語課。她“得給《大公報》寫稿，要看許多報刊，訪問許多人”[3]楊剛1945年2月12日致包貴思的信，引自蕭乾《楊剛與包貴思——異常奇特的中美友誼》，〔北京〕《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2期。。除了這些通常的學習和新聞事務外，她還肩負著宣傳中國抗戰現實的重任，參加“中共在美工作領導小組”（Friday Club）的活動等等。國共內戰爆發后，楊剛主要精力轉移到統戰工作上。楊剛在抗戰結束前后不同的工作目標側重，在她那些為國內報刊撰寫的標明了寫作時間地點的美國通訊里可以清晰地見出。隨著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楊剛的關注中心及觀點立場也在不斷調整。至于楊剛在美四年中，《挑戰》這部長篇具體寫于哪一個階段，現在卻已無法確定。這數百頁的書稿從個人經歷出發，對自我與時代歷史關系層層剝露、探究，使它更像是作者經歷了痛苦漫長的自我反思后的精神結晶。在這一前提下，楊剛發回國內的美國通訊中所透露的社會交往的點滴，其實也同時映現了她寫作《挑戰》時在美體驗的痕跡。1946年6月，楊剛在走訪了明尼蘇達鄉村后感嘆：“直到現在為止，在這個國度，我還是經歷著而且期待著新發現。從紐約到中西部，類似上海到四川。而從底城或明城（Minneapolis）到奧瑪或柳河就如由重慶到四川農村一樣。我一步一步走向大地，和一些被稱為美國農民的大地的兒女們談家常，我覺得溫暖而滿足?！盵1]楊剛：《美國農村生活一角——在明尼梭達》，《美國札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頁。為了便于更加私人性的接近，楊剛所到之處盡可能不住旅館，而選擇在美國朋友家過夜。楊剛知道，她必須最大限度地接觸美國各階層人士，和他們聊天，甚至相互傾懷吐愫，通過自己個人的影響，激發美國人對中國的興趣。在向西方世界如實介紹中國爭取同情這一點上，楊剛和同時期在英國寫作《山村》的葉君健不無相似之處，雖然葉君健并非中共黨員，但作為左翼作家，他們的意圖和立場并沒有什么大的區別。

與葉君健相比，楊剛這方面的素質更成熟。有人認為，重慶時期的楊剛即具有第一流的“統戰”技巧：她當時“并不向美國人宣傳延安多么好，而是集中火力攻擊國民黨怎樣踐踏人權——暗殺、摧殘言論自由、逮捕民主人士、剝奪人民游行和罷工的權力等。這些說詞當然句句都震動了美國人的心弦”[2]〔美〕余英時：《費正清與中國》，〔美〕費正清：《費正清自傳》，黎鳴、賈玉文等譯，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7頁。?？梢韵嘈?，在美期間的楊剛采用的套路也不出其外，因為她很明白，在與那些美國人溝通時，怎樣才算是撓到了他們的癢處。楊剛的統戰智慧，并不單純顯現為一種蠱惑人心的說詞，而是發自內心的真誠。在美國，她感同身受美國人的煩惱，她說，“有時候，我常常想像我是一個美國人”，雖然“吃、穿、住不太發愁，也沒有人時常釘在我的腳跟上。即便罵幾句難聽的話，甚至于像說‘杜魯門發臭’之類，我也不至于被認為是共產黨而有性命之憂”，但即便真的是美國人，他們依然不快樂，他們也“有很多的苦痛、憂郁、煩惱、懷疑、摸索、混亂、內疚、無力”[3]楊剛：《煩惱的美國人的煩惱》（紐約通訊），《觀察》第1卷第4期，1946年9月21日。。楊剛深入了解他們的內心，同時也讓他們體會作為中國人的苦痛。1946年1月，楊剛的二哥楊潮（羊棗）被國民黨特務虐殺于杭州獄中，她悲憤地寫了《我知道你沒有死去，哥哥》一詩，表達了對當政者踐踏民主、人權的憤恨。親人被害的慘劇強化了楊剛反抗獨裁政權的意念，迫使她更進一步堅信中共就是為爭取尊嚴自由而斗爭的民族化身，她的經歷和感受會很自然地成為她與身邊的美國友人交流的話題。楊剛統戰意識的自覺，根本取決于她對中共組織的忠誠以及對其實現民主目標之承諾的信任。難怪費正清會斷定像楊剛這樣的人，“她們就是中國自己的傳教士，她們完全有能力使人們改變信仰與她們站在一起?！盵4]〔美〕費正清：《費正清自傳》，黎鳴、賈玉文等譯，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9頁。

不清楚菲爾德夫人是否也是因為被楊剛的個人魅力吸引而走到她身邊的，但可以推測的是，楊剛的政治身份決定了她在美四年的生活重心?！短魬稹返膭撟饕鈭D中很難說不包括任何服務于作者政治使命的因素，而與美國人交流正是行使這一使命的基本途徑。有學者指出：“自傳在作者和讀者間建立起一種新型關系，閱讀變為一種交流現象，文本僅僅是一種人與人之間交流的透明的中介?！盵5]〔法〕菲力普·勒熱訥：《自傳契約》，楊國政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58頁?！短魬稹返淖詡餍蕴攸c決定了它具備了楊剛與美國人傾心交談同樣至真至誠的性質，客觀上可以達成與潛在受眾進行更深刻意義的心靈交流的目的。在《挑戰》里，楊剛以一種罕見的勇敢，借助于女主人公黎品生的成長過程，向美國讀者袒露了真實的自己，一個連自己的同志和同胞也不甚了解的自己。作者從黎品生由私塾入教會學校開始寫起，展現了她在巨變時代的困惑、傷痛和覺醒，她一次次試圖獨立地作出內心的抉擇，一次次反思并清理自己與歷史及現實的關系，與信仰及真理的關系，與父親及戀人的關系，與革命及主義的關系，最終決計離家出走，主動投身到改革的洪流中。盡管整個故事依舊包裝在一個符合社會認可和群體接受的外殼里，但《挑戰》呈現的畢竟是一段十分個人化的生命經歷。楊剛將個體的情緒、感覺和體驗嵌入進中國現代知識者思想發展的邏輯結構中，因而巧妙地引領她的讀者進入中國社會、文化和歷史進程的情境中，從而可以做出自己的評價和判斷。因此，不夸張地說，《挑戰》對中國現實的闡釋是以講述個人經驗的自傳性獲得充沛活力的，在這一點上，無論就政治立場、職業角色，還是創作主體的身份而言，楊剛的赤誠和勇氣都是無可挑剔的。

三

假若《挑戰》絲毫無誤地契合了中共意識形態化的思想尺度和道德規范，想必它的命運絕不至于躺在異國一個地下室塵封數十年，楊剛的健忘或者絕情其實披露了她心理深層的猶疑，甚至恐懼。在50年代初出版的《美國札記》前記里，楊剛一開頭就小心翼翼地解釋，“里面的文章大部分是在不能自由表現的情況之下寫的，比如在美國在香港寫的那些……所暴露美國的深度就不能不受限制”[1]楊剛：《〈美國札記〉前記》，《美國札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頁。，楊剛最擔心的是她的境外寫作不能滿足國內對“暴露美國的深度”的要求。用中文寫的《美國札記》尚且如此，遑論以西方讀者為目的受眾的《挑戰》?！短魬稹酚糜⑽臅鴮懸约按竽懙膫€人經驗敘述，表明作者有意識地要尋求更大限度的自由表達空間，她因此無須時時考慮合不合國內讀者的胃口和眼光，也無須處處提防有沒有冒犯流行或正統的社會規定及集團觀念?！八摺闭Z言的采用，加之美國在場性經驗的強化，讓楊剛暫時從原有的角色中抽離出來，可以像一個“旁觀者”那樣去打量曾經的自我，并審視那個自我與曾經熟悉的世界的聯系。因此，即便《挑戰》通過個人內在自我的表現和精神成長中諸多矛盾的展示，凸顯了改革對于現代中國必要性的宏大命題，但人性視閾的統合，仍然致使小說充滿了張力，具備了多重復雜的內涵，顯現了超越國族、政治和文化的境界。而其中一定程度上對革命消極性因素的反思，尤其成為作者服從個人良心和普世人性法則的證明。

1943年8月，楊剛在給費正清的一封信中談到，中國的現狀可以從幾千年來中國人慣于滿足現狀和庸俗的實際精神中找到答案，“中國人必須掃清所有這些東西，才能成為真正的人，這就是我通常所說的中國的復興，要做到復興，第一步，就是掙斷我們身上的枷鎖?！睏顒偘殉蔀檎嬲娜艘暈橹袊鴱团d的關鍵，也當做她自己矢志不移的理想目標，她的政治信仰其實也正是建立在這一基石之上。費正清感慨地回憶說，“從她那里，我獲知了中國知識分子所扮演的復雜角色：他們對權勢的習慣性依附，他們作為道德批評家的社會職責，他們為保持獨立的人格所做出的掙扎，但他們缺乏為人類犧牲的崇高理想。這一切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精辟的分析，使人耳目一新，這簡直是上帝的恩賜，能有這樣一位朋友真是一件幸事?！盵2]楊剛的信及費正清的分析評價均參見〔美〕《費正清自傳》，黎鳴、賈玉文等譯，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9頁?？梢钥吹?，直到離開中國之前一年，早就決定獻身于集團理想的楊剛依然執迷于“五四”的信條，這之間構成的抵牾甚至分裂必定時常纏繞在楊剛的心底。正因為如此，她為費正清做出的有關中國知識分子多重角色的分析，才無疑更像是對自己的評價和警戒。到美國后，楊剛雖然感知到杰佛遜傳統與美國現實之間存有落差，卻也很難否認，美國的核心價值作為美國人的精神依據，從未有過動搖。美國的“借鏡”幫助她建立起足夠的信心，在多重復雜身份的抗衡中嘗試相對獨立的自我定位，并用自己的眼睛去探尋中國人成為真正的人的可能路徑。在這樣的前提下，以講述作者個人經歷為主線的《挑戰》，其意義自然不只在于記錄或重構個人歷史，同時也在于闡釋并探究作者所屬團體的思想及行為發展過程中的諸種復雜性。

《挑戰》的主人公黎品生最初進入讀者眼簾時不過是個被嬌寵的富家小姐。在小說一開始，楊剛并未刻意強調黎品生上新學堂的愿望與打破傳統之間的關聯。讀者發現，雖然品生掩飾不住內心的激動和欣喜，卻也要“極力克制由于背棄舊的習以為常的生活而開始新的生活所惹起的極大惶恐”。品生進入林德格倫女校后，望著屬于自己的小床和一大堆行李，她問“有沒有人幫我鋪床”，回應是，“在這里，我們都是自己干的”。15年來習慣的生活方式和尊卑等級觀念瞬間失去了意義，品生真正地陷入困惑。黎品生在新學堂首次遭遇的精神危機，幾乎是近現代中國新知識分子個人意識覺醒的樣本，可這不過是他們所經歷的思想轉型的序幕。相對于稍前或同時期中國同類題材小說中的新女性形象，黎品生似乎缺乏足夠的熱情和果敢，在接下來所面臨的新與舊、中與西、傳統與現代的思想對抗中，黎品生的態度始終溫和而審慎，她常常無法做出非此即彼的明晰判斷。品生理解“每一個人都應當要求有人的權利，并且得到社會的承認”，所以贊同改變現實，但她卻對改革者“把事情設想得太美好”不以為然，更為革命必定伴隨的巨大破壞性深感不安。在擺脫了早期家庭儒文化教養與洋學堂的基督教教育的矛盾糾纏后，品生想追尋更有意義的目標，卻同時又覺得這個目標像萬花筒那樣空泛而虛幻。在大革命潮流的漲落起伏中，她目睹太多的欺詐和混亂，雖然她擁護以消滅舊制度為主旨的革命，卻無法理解“為了要做人，就必須戰斗并且殺人”的邏輯，更無法容忍在革命名義下對“人人都是一樣的”這一基本信念的蔑視和踐踏。

楊剛用品生的三哥德生對自己所度過的歲月的概括，反思了大革命前后那段腥風血雨的歷史：“革命開始之后，最壞的局面也就隨之發生了，任何地方，都絕對沒有法律和社會秩序，人人似乎在戰爭中放縱起來了?！罕娦缘耐罋?，就是在廣州開始的。從那里起，蔣介石一路從一個個城市殺過來，而激進分子則從鄉村殺回來。好的東西，絲毫沒有傳播，美的東西不許存在。情況越變越壞，遠遠離開革命原來的目標?！绻说男皭涸诟锩心苋绱朔趴v，則這一定是革命錯了?！彪m說德生對革命的悲觀感受不等同于作者本人的認知，但楊剛一定也親眼目睹過大革命狂潮中泥沙俱下的景象，否則，楊剛也就不會把黎家荒唐虛榮的兒子偉生描畫成大革命中飛黃騰達的成功者，也更不會去曝露松門縣農民出于報復沖進縣城在大白天放火燒房、搶掠殺人的場面?？梢韵胂?，即便過了差不多20年，身處美國的作者記起那些打著革命旗號卻只為滿足私欲和權利野心的革命家的丑陋面孔，想起那些革命過程中非人道、非理性的血腥殺戮和瘋狂毀滅場景，她仍然還是心有余悸、不寒而栗。

盡管《挑戰》的結尾讓黎品生決計做出走的娜拉顯得生硬而勉強，但黎品生的形象還是為讀者提供了可貴的執著于個人主體品格的精神價值。更值得關注的是，越軌的筆觸在《挑戰》中屢見不鮮：對生命的敬畏，對背叛的恐懼，對窮人道德優越感的懷疑，對無關貧富貴賤的女人困境及命運的同情，對政治黨派玩弄陰謀爭權奪利的鄙夷，對美好的事物哪怕是一朵鮮花被丟棄、被踐踏的惋惜，對每個人享有自由選擇人生及信仰權利的尊重，對“企圖擁抱住未來”卻“不知道從今以后將何往”的迷惘……，凡此種種，都在表明《挑戰》的作者是在向“每個人都是創造的新中心”的理想致敬，是在為擺脫了權力依附和情感羈絆的獨立人格喝彩。既然楊剛無意于充當歷史的審判官，無意于為讀者昭示從落后變為先進、從黑暗走向光明的行動指南，那么，她以一己的體驗和良知為中國人成為真正的人的目標艱辛探索的啟示，包括那些賦予個人敘事以深刻意義的歷史真相、改革教訓的揭示，很有可能對她所在的行動集團構成思想僭越的嫌疑，而這應該就是離開美國后的楊剛不得不忘卻《挑戰》的原因之一吧。

四

楊剛來美之時，正值二次大戰即將結束，一些對中國抱有同情的美國人產生了了解中國的興趣。當時已經返美定居的賽珍珠就感受到美國人的這種期待，她希望中國作家可以滿足這樣的需求。在一封發往中國的書信里，她表示：“現在的美國人民之間存在著一種真摯的熱望，想欲多多知道一些有關中國的事物”；“一個能夠深深地發掘一個真正的中國人的思想和心靈，而且能不夸張，不粉飾地表現出其中主要的人性的作家，是一定能為美國的讀者們所歡迎的?！盵1]〔美〕賽珍珠：《中國作家與美國讀者》（通訊），《時與潮文藝》第5卷第4期，1946年1月15日。賽珍珠的建議，當然主要是為那些西方讀者著想，但從賽珍珠與中國的感情關系看，其中也不排除她是站在中國立場上，希望中國在世界范圍內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40年代旅居美國的中國人，比如楊剛，應該比賽珍珠更敏感地覺察到美國人的反應，而身為寫作者，也會和賽珍珠一樣注意到如何向美國人介紹或解釋中國的問題。對美國讀者來說，中國人的自傳性敘事無疑是他們張望現代中國的窗口，同時也是他們審視自我、認識世界的途徑。

40年代中后期，受美國友人鼓勵寫下自傳性文本的中國作家不一而足，楊步偉的《一個中國女人的自傳》[1]此書由楊步偉用中文撰寫，再由其丈夫趙元任譯成英文。而出版的推動者則為賽珍珠及其丈夫理查·沃爾什，他們承諾只要完稿就給付印。該書于1947年在紐約約翰·戴公司出版（The John Day Co.）。參見楊步偉、趙元任《英譯本“書前”》，楊步偉《一個女人的自傳》，〔長沙〕岳麓書社1987年版。和王瑩的《寶姑》算得上是對賽珍珠呼吁的積極回應，而王瑩撰寫長篇自傳性小說的背景，更是可直接作為了解楊剛創作《挑戰》的參照。王瑩從一個童養媳成長為一個左翼戲劇電影明星，1942年7月接受中共南方局派遣，以國民黨政府“選派留學生”的名義赴美，致力于中國的抗日宣傳，并協助謝和賡從事情報和統戰工作。她在耶魯大學、鄧肯舞蹈學校學習過，常去各地演講，曾應美國政府邀請在白宮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王瑩的政治使命與楊剛類似，只不過王瑩的活動較之楊剛更為張揚而惹人眼目；王瑩的在美身份也和楊剛相像，都在美國大學里修課，卻都不以獲得學位為目的。王瑩交往的美國同行有賽珍珠、浦愛德、史沫特萊、布萊希特等，其中如史沫特萊也是楊剛的老友。和當年斯諾、包貴思對楊剛豪門家世和革命經歷的好奇一樣，賽珍珠、浦愛德等人對王瑩“不平凡的、富有色彩的生活經歷”也有極大的興趣，所以急切地催促她寫下來，以便讓美國讀者從她“動人的自傳式小說”里了解動蕩的現代中國環境下真實的人性和情感。這些朋友不僅是動筆于1946年的《寶姑》的促動者，其實也是這個長篇實際寫作過程的參與者[2]謝和賡：《撰寫〈寶姑〉的前前后后》，王瑩《寶姑》，〔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第441頁。。相比較而言，楊剛身世經歷更為生動，楊剛對現代中國變革的認識和思考也更為敏銳而有深度，對楊剛有所了解的朋友如史沫特萊，還有菲爾德夫人，她們會不會也像賽珍珠、浦愛德支持王瑩寫《寶姑》一那，鼓勵楊剛寫下她的個人經歷以饗美國讀者呢？應該不是沒有這種可能性。

楊剛在哈佛大學萊得克列夫學院旁聽的課程中包含了一門英文作文，雖然沒有更詳細的材料說明《挑戰》的寫作與這門課程之間的聯系，但至少可以證實那時的楊剛延續了在燕京讀書時期培養出的英語寫作興趣。除此之外，《挑戰》的寫作活動發生在中國以外的異域，這一因素深刻地影響到小說自傳性特征及其意義的生成。通常而言，一個人一旦與自己曾經歸屬的故國或熟悉的環境分離，“會使他敏感地意識到過去的自己和現在的自己之間，已產生了差異”，這個差異來自因人生境遇變遷導致的內在自我的變化。時空的轉移令個體不知不覺地對不同時空下的新舊自我做出比較，有些作家就是由于“感到自己過去與現在的不同，從而觸發了自傳性作品執筆的意向”[3]〔日〕川合康三：《中國的自傳文學》，蔡毅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頁。。當楊剛坐在美國大學的教室里或草坪上，如果她的腦海里偶爾浮現起之前在中國近40年的生活情境，她一定油然升起今非昔比的感覺。盡管楊剛非常清楚自己在美國不過是一匆匆過客，她必將還會回到中國和從前的環境中，但是，客觀上的過去與現在的時間距離，中國與美國之間的空間距離，對楊剛來說，還是會構成對原先司空見慣的生活方式的隔斷，從而讓楊剛對那種曾經熟悉的生活產生出暫時的陌生感。這種陌生感不僅會激發此時的楊剛返顧彼時的楊剛的沖動，并誘使她以一個新的角度，審視從前的言行和社會關系。當然，和通常的流亡作家不同，楊剛赴美的原因和目的決定了她對自己角色位置有著較為清醒的自覺，可是，她即便不至于因為既有生活程序的中斷而產生個體生存的危機感，產生過去“永不再來”的幻覺，但她恐怕卻同樣難免那種“昔我往矣”和“離我遠去”的心理錯覺。作為感覺敏銳內心細膩的作家，楊剛難道不會從那些自己親歷的美國場景，包括課堂、會場、宿舍、車廂日常發生的大小事件中，從交往的美國朋友那里，包括菲爾德夫人那里，發現一些從前沒有自覺意識到的自我的意義嗎？

寫作《挑戰》時的楊剛反復地追問“我是誰”，卻似乎不再為自己是否已成為“切斷自己變了黑色的胞衣的人”而過分糾結[1]楊剛：《一個知識分子的自白——〈永恒的北斗〉代序》，《中原》，1943年6月創刊號。；她焦灼地思索生活的目標和意義，而不再像一個“夢游人”，滿足于“我沒有自己的方向，只有夢的方向”[2]楊剛：《沸騰的夢·序》，《楊剛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頁。。楊剛塑造了黎品生，同時再構了自我。在小說中，黎品生不計成敗地要為“土豪劣紳”的父親“重建值得尊敬的有希望的生活”，與其說這種努力是源于主人公身為女兒的責任意識，不如說是來自楊剛走出了出身原罪的陰影而顯現出的個體存在的自信。而對于異性的感情，黎品生陶醉于戀人和他的軀體所帶來的那種神秘感的品味，卻不奢求愛的平靜和圓滿，這在深層意義上折射出經歷了情感滄桑的楊剛潛在的焦慮，同時探索了個體“往何處去”的根本問題。

在英語這個想象的他鄉，在美國這個實在的異域，楊剛長久被遮蔽的個人意識得以復蘇。異域經驗成為楊剛回溯過往、尋找未來的借鑒資源。在《挑戰》里，她不只是講述了自己的故事，也還原了“本真”面目，同時找尋到“理想”的自我。這是一個精神探索者的故事，而正因為如此，無論是詳盡的身世背景、私密的情感體驗、成長的困惑和恐懼，還是靈魂自白、思想探險，都注定了《挑戰》難以符合生活在封閉環境里的楊剛的同胞們對中國敘事的想象和期待。

自20年代起，中國作家滲入了異域體驗的中國敘事，尤其是自傳性寫作，或多或少隱含了跨越國族、政治、信仰、文化、語言的訴求。盛成1928年在巴黎出版的《我的母親》，以一位中國母親來做“人曲”的主宰，生動詮釋了作者“人類為一體，人道無二用”[3]盛成：《我的母親敘言》，《我的母親》，〔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1頁。的理念。蔣彝1940年在倫敦出版的《兒時瑣憶》，是身處寧靜的異邦斗室的作者與紛爭沖突的世界進行和平對話的嘗試，借助于故國童真歲月的重構，印證了“作為人類，我們都是平等的”[4]蔣彝著，宋景超、宋卉之譯：《兒時瑣憶》，〔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頁。這一主旨。無論是盛成還是蔣彝，他們的自傳性寫作整體上彰顯了中國人的生活態度和情感反應，卻同時又超越了本土正統或傳統的單一價值規約，它們是將整個人類的文明進步當做了思想基準和觀念主導。與《我的母親》和《兒時瑣憶》不同的是，《挑戰》的英文稿因從未付梓，它的異域反響尚無從談起，而楊剛和盛成、蔣彝的政治立場也有著明顯的區分；但他們的外語寫作仍然呈現出十分類似的價值取向，顯示了異域經驗對他們自傳性敘事共同的引導作用。有人從楊剛寫的美國通訊判定她“已完全以中共黨員的身份認同和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來看待美國”，認為其中“處處閃現的自覺的身份意識和意識形態立場”[5]張濟順：《中國知識分子的美國觀》（1943-1953），〔上?！硰偷┐髮W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頁。，但事實上，對那些用中文寫的美國通訊以“完全”、“處處”為修飾的鑒定難免絕對化之嫌，而同時期用英文創作的《挑戰》更是無法對應這種偏狹的政治尺度。美國體驗實實在在地影響了楊剛對政治使命、價值立場和自我觀念的理解和表達，使得《挑戰》對中國人生存和命運的思考擁有了開闊的視野和高遠的境界。對人的自由、尊嚴和解放的執著最終成就了《挑戰》恒定而普遍的品質，這為數十年后《挑戰》中文版的面世提供了關鍵的依據。

《挑戰》棄嬰般命運的告終，意味著中國主導的政治意識形態與文學關系的松動，中國文學開始步入以揭橥普世人性為價值基準的進程。隨著21世紀全球性多元文化交匯的日益頻繁，中國文學必將進一步擺脫僵硬閉鎖的單一化觀念的羈絆。雖然中國作家的異域創作真正回歸故土的道路依舊漫長，但起碼楊剛的后輩們不至于再為一次個性的放飛和精神的探險而恐懼，而類似盛成《我的母親》、林語堂《瞬息京華》、葉君健《山村》這樣的外語文本，在開放包容的中國文學觀照視野下，其地位和價值也將獲得客觀理性的認定。

〔責任編輯：平嘯〕

倪婷婷，南京大學新文學研究中心教授 210046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現當代作家外語創作論》（項目批準號13JJD750009）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