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民國舊體詩話的入世情懷

彭繼媛

試論民國舊體詩話的入世情懷

彭繼媛

民國舊體詩話在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抗日戰爭及國內戰爭期間均有創作，其中南社詩話的革命傾向，滑稽詩話對社會人生的嘲諷、批判，其他較為突出的舊體詩話強烈的現實關注，彰顯了民國舊體詩話的入世情懷，相對于此前的舊體詩話顯示出了可貴的現代性思想質素。

民國舊體詩話 入世情懷 現代性思想質素

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詩話自北宋時代崛起以來，一直以中國古代詩歌評論的專著形式而躋身于文苑詩壇，作為傳統詩學的一種著述形式，它的存在是與傳統舊體詩的寫作和研究密切聯系在一起的。走過宋的崛起、金元的衰落、明代的復興、清代的鼎盛，時至“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中國詩話發生了歷史性的創新和變革，出現了“舊體詩話和新體詩話”[1]“現代詩話”是指以普通話為語言形式又含有新內容的“新體詩話”，“舊體詩話”是指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仍然以文言為語言形式、以復古崇古為創作旨歸的詩話。新舊詩話的區分參見蔡鎮楚：《詩話學》，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64-165頁。并存的局面。而舊體詩話作為與中國現代文論著作并存于現代語境中的傳統文化的一支，一直因單線性的現代文學史研究弊端備受冷落，加之1912-1917年間舊體詩話數量頗豐，因此本文所指的“民國舊體詩話”當是指1912年至1949年間用文言寫作、沿襲了中國傳統詩話體式的詩學批評論著。而民國舊體詩話作為新舊知識、中西文化并存的社會產物，必然地表現出傳統性與現代性共存的復雜品格。以此角度來觀照民國舊體詩話，一部分詩話因批評主體知識結構、文化思想的現代嬗變導致了詩話文本作為批評客體從詩話批評對象、題材內容、詩論、批評形式、批評思維等一系列相應的現代嬗變。而就詩話題材內容來說，傳統詩話主要集中在探究詩歌源流、論得失、述本事、談詩法之類，因為詩話之起源本來是詩界同好記敘詩林軼事、共賞名篇佳句、交換寫詩心得的一種隨興而作的批評體式。在這樣的情勢下，歷代詩話批評家幾乎與世隔絕，毋需有深切的社會關懷，也不必有那種集體政治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因此具有強烈積極的政治介入欲望的詩話在傳統詩話中是極為罕見的。直到清末，詩話這種批評文體才開始全面系統地反映現實社會人生中的重大歷史事件，如清林昌彝《射鷹樓詩話》專論鴉片戰爭時代之詩，《飲冰室詩話》專論戊戌變法過程中的詩人詩歌，但這樣的詩話畢竟是少數。而到了民國時期，數量高達幾百種[1]蔡鎮楚《石竹山房詩話論稿》（湖南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422-445頁）列舉的近兩百條現代詩話書目，其中有一部分舊體詩話；張寅彭《新訂清人詩學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頁）所附1912-1949年一百六十六條舊體詩詩學著作書目；蔣寅《清詩話考》（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651-690頁）附錄收45條舊體詩話書目；李德強《中國近代報刊詩話的流變》（《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指出，自1905至1919年十四年間，近代報刊共刊載出二百九十九種詩話作品。而據筆者的收輯，粗略估計目前自1912至1949年三十七年間散見于各報刊雜志的民國報刊詩話高達四百余種。的舊體詩話中關心時事政治、社會人生、歷史變故以及凸顯時代特征的內容逐漸增多。本文選取民國舊體詩話中的南社詩話、滑稽詩話及其他較為突出的舊體詩話作為考察對象，深入分析民國舊體詩話作家們的入世情懷，并通過這種入世情懷折射出民國舊體詩話中所蘊涵的現代性思想質素。

一、南社詩話的革命傾向

南社是1909年柳亞子與陳去病、高天梅等同盟會員成立的民主革命的文學團體。南社詩話從一出現就承載著革命的使命，即集中體現南社詩人呼喚國魂、宣傳民主革命的思想。

南社詩話作為革命詩話，多愛國之情，慷慨之音，詩話注重詩品和氣節，欣賞雄渾寄托之作。周實《無盡庵詩話》所表現出來的革命傾向是很突出的。他辛辣批評叛變棄國、無節操之人，如批評吳梅村“名士作貳臣，氣節掃地”[2]周實：《無盡庵詩話》，刊于《無盡庵遺集》，中華民國元年十月初出版，上海國光印刷所代制，第1卷第1頁，第1卷第1頁，第1卷第5頁，第2卷第9頁。，批評作亡國之臣趙孟頫及模仿其書畫之后人“恬不知恥，甚至作為此語甘受千秋唾罵……吾不知其心肝何在”[3]周實：《無盡庵詩話》，刊于《無盡庵遺集》，中華民國元年十月初出版，上海國光印刷所代制，第1卷第1頁，第1卷第1頁，第1卷第5頁，第2卷第9頁。。同樣他熱情推崇革命斗志之人及其能喚起愛國情懷的詩歌，如他認為民主革命志士秋瑾，多感世之詩，其《黃河舟中感賦》和《長崎曉發口占》所表現出來的“女俠之思想襟抱足使吾輩須眉愧死無地，即以末枝詩論亦足以上抗老杜，況馀子哉”[4]周實：《無盡庵詩話》，刊于《無盡庵遺集》，中華民國元年十月初出版，上海國光印刷所代制，第1卷第1頁，第1卷第1頁，第1卷第5頁，第2卷第9頁。。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周實對陶淵明的贊賞，與世人對陶淵明作詩“胸有元氣，自然流出，讀之覺與《三百篇》，去人不遠”的崇拜不同的是，周實以為陶淵明“名臣之后，處易代之時，惓懷君國，奮欲圖報。洎乎大運已傾倒，無可無力，乃退而以詩酒，桑麻自隱，然慷慨激昂，艱苦卓絕之語，時時溢于楮墨。今略記于此，以見先生乃當知仁人志士，未可以巖棲石隱之流目之?；蛑^先生謙和恬淡，鈍任自然，豈知先生之心者哉”[5]周實：《無盡庵詩話》，刊于《無盡庵遺集》，中華民國元年十月初出版，上海國光印刷所代制，第1卷第1頁，第1卷第1頁，第1卷第5頁，第2卷第9頁。。陶淵明看似恬淡，但實是報國無望之后的退隱，其詩作中時時有慷慨激昂、艱苦卓絕之語。曼昭《南社詩話》、胡樸安《南社詩話》、朱劍芒《南社詩話》均為南社詩人的專門詩話。曼昭《南社詩話》涉及到了于佑任、方君瑛、朱執信、汪精衛、沈藎、何克夫、林天羽等三十余位南社革命黨人的革命歷程及詩事、詩作。輯錄黃摩西“沉著痛快，回腸蕩氣，令人激昂不能自已”之《調寄洞仙歌》“神州沉矣，問天公何苦，做盡傷心賺今古。剩青山一片，收拾英魂，算配得江左梅花閣部。瘴江風浪惡，慘綠愁紅，欲采芙蓉已暮秋。破碎舊山河，青骨紅顏，總付與無憑氣數。正此際重看劫灰然，有壯士耨鋤，美人桴鼓”[6]曼昭：《南社詩話》，《南社詩話兩種》，〔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頁。，可略見南社詩人之深沉憂國情思。胡樸安《南社詩話》輯錄了高旭、陳去病、周實、寧調元、傅熊湘、宋教仁、蘇曼殊、李叔同、潘飛聲、諸貞壯、馬君武、胡寄塵等數十位南社革命志士之詩和事跡來激發世人的革命斗志，其中宋教仁、周實、寧調元等為國捐軀的南社詩人的作品尤能發揮詩歌的社會功能。朱劍芒《南社詩話》輯錄了南社有關史實和南社詩人慷慨激烈之作。其中大覺“未溺死灰仍帝制，難將熱血換民權”、“大錯已成添國恥，寶刀未試為余羞”、“披龍探虎知無我，投筆荷戈更有誰”等詩句，以及大覺與作者針對袁世凱盜國之秋的唱和之辭“不信江山終破碎，奈無人物定安危！讀書萬卷寧甘隱，磨劍十年大有為。天意蒼茫我獨醒，頭顱一撫一心悲”[1]朱劍芒：《南社詩話》，馬以君主編《南社研究第六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34頁。等詩句，尤能體現南社詩話的革命傾向。

晚清以來，隨著中國文明優勢在西學東漸的風暴中漸漸喪失，知識界向西方學習以挽救民族危亡的呼聲越來越強烈。梁啟超提出的“詩界”、“文界”、“小說界”等系列革命，就是在這種文化焦慮直接導致的文化信仰危機中產生的。在他的號召和倡導下，戲曲、小說等通俗文學的社會功用受到追捧，并有志于取代詩文的正宗地位，傳統文學的格局也發生了相應改變。南社詩人高旭、馬君武、于佑任等早年均有游學日本、反清革命的共同經歷，他們是梁啟超革命主張熱心響應者和積極實踐者。例如“高旭這一時期僅發表于《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上的詩作就達近百首之多，大都具備新派詩的特征”[2]龔喜平：《南社詩人與中國詩歌近代化》，〔蘭州〕《西北師范大學》2002年第2期。。因此在激情的革命年代，傳達進步知識分子的心聲，為革命吶喊很自然就成了南社詩話的重要內容。南社詩話本身所具有的諸多功能突破了詩歌的理論化形態，帶有了更為復雜的社會和文學功能。在內憂外患中徘徊的南社知識階層對詩話的復雜心態已經超出了詩話本身。

二、滑稽詩話的世俗嘲諷

晚清隨著“詩界革命”的倡導，20世紀第一個文學社團“南社”社員大量激昂慷慨的熱血詩文現于報端。但辛亥革命勝而無果，曾經高漲過的社會政治熱情迅速減退，文學表現出對政治的徹底失望和自行疏離?！皧蕵废病钡奈膶W觀迅速替代了“開啟民智”的載道觀[3]詳見黃軼：《“開啟民智”與20世紀初小說的變革——從“政治小說”到“鴛鴦蝴蝶派”》，《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其實文學成為娛樂的工具，并非自民初始，但大張旗鼓、理直氣壯地宣揚文學的娛樂性質，確實是20世紀初期文壇一大特色，而鴛鴦蝴蝶派作品的流傳更是推波助瀾，使娛樂性形成了一股潮流。民國時期大量的滑稽詩話就是這場娛樂性文學潮流中的產物，即使到抗戰后期、抗戰勝利后，報刊上仍連載著馮大光主編的蟄存《滑稽詩話》[4]蟄存：《滑稽詩話》，馮大光主編《立言畫刊》1939年第41期，1939年第42期，1939年第43期，1939年第53期，1939年第55期，1940年第71期，1940年第91期。，龍（輯）《解頤詩話》[5]龍（輯）：《解頤詩話》，《交通部平津區鐵路管理局公報》1947年第2卷第40期。。這些滑稽詩話一反正統詩話正經危坐的嚴肅面孔，在輕松愉快的筆調中表現出生活的情趣，在嬉笑怒罵之間實現其諷喻意義。

晚清之際，以李伯元《莊諧詩話》為代表的滑稽詩話以詼諧有趣、嘲笑諷刺的筆觸記錄詩壇趣聞，嘲時諷世，尤其對變態的社會和變態的人生進行無情的揭露和有力的嘲諷[6]蔡鎮楚：《中國詩話史》，〔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第340頁。。20世紀諸多滑稽幽默詩話延續了晚清滑稽詩話對政治層面的關注，但更多的是把關注的目光投向社會各個層面，這是與前代不一樣的地方。例如蔣箸超在《蔽廬非詩話》中說：“余著非詩話，有一極純正之宗旨，不可不為閱者告者，則借詼諧以警世是也。本此宗旨，故搜羅極難，即以平生所作，亦多無理取鬧，悉擯不錄。僅擇其尤關世道者錄之?！盵7]蔣箸超：《蔽廬非詩話》，海上蔽廬出版社民國四年（1915）年版，卷2第13頁。詩話中有諷抽大煙者、風流病者、狗仗人勢者、為競選丑態百露的議員等滑稽詩作，在幽默詼諧之間傳達是對當前社會的關注隱憂。如錄吳雙熱《嘲選舉人》八絕、維衰十絕以嘲諷為選舉而奔走鉆營者。再如作者為其鄉開口閉口言“嗚呼”的詩派作詩云：“意謂改良是嗚呼，嗚呼惟我獨嗚呼，嗚呼鄉薦嗚呼貢，及第嗚呼落嗚呼?！盵1]蔣箸超：《蔽廬非詩話》，海上蔽廬出版社民國四年（1915）年版，卷1第17頁。既幽默風趣又針對時弊。

范左青《古今滑稽詩話》選取的滑稽詩作既有趣味性，也有警世醒人的功用。例如昔人謂知縣衙門種種人物有十二生肖之分，某君戲作十二詩稱少爺屬鼠、封翁屬牛、小姐屬兔、門告屬虎、賬房屬龍、刑錢屬蛇、姨太太屬羊、官太太屬馬、本官屬猴、書辦屬雞、差役屬狗、官親屬豬?？勺鳌芭９砩呱?，一時并現，可作一舊時代官場之現形記讀”[2]范左青：《古今滑稽詩話》，民國十年上海會文堂書局刊本，第32-33頁。。如《本官屬猴》：“坐衙啊喝性方嚴，參兒夫人便殺威。移步隨行頃刻換，真堪絕倒沐猴冠”，借生肖動物本性之特征對所述其人極盡諷喻之本領。聞見《游戲詩話》借滑稽之詩對丑惡社會現狀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如“蜀中狂生”條云：“蜀中有自號狂生者，暇中戲擬唐人詩為數不少。茲錄數章于此，借以見數年中四川之現象。其仿王維《鹿柴》云：通身不像人，吹的牛皮響。轉瞬入公門，儼作公庭上?！狈屡岬稀端痛蘧拧吩疲骸暗梦魇站?，須盡包袱美。莫怕控告人，鬧到上官里?！盵3]聞見：《游戲詩話》，《娛閑錄》1915年第23期。令人發笑的詩作在幽默諷刺的筆觸中寄托著作者對社會現實的深深失望和不滿。巖巖在《還自笑廬滑稽詩話》中指出自己喜好滑稽詩，在于滑稽詩不但可以娛人心目，也是詩家之別調，即詩歌具有諷喻暗指性。如諷刺唯唯諾諾之外交官、長相怪異欠債不還同里某孝廉等。韋父《嘻嘻哈哈室詩話》錄其友竹枝詞：“十條議案九條捐，不愛聲名只愛錢。土木瓦泥齊列舉，浴茶柴草更居先。二成好處甘嘗糞（因公所議有糞捐，以捐之八成入公，二層則各人分肥。）。一半沾光在禁煙，更有兩般堪發噱，教他僧道淚漣漣”[4]韋父：《詩話：嘻嘻哈哈室詩話》，《余興》1917年第30期，第97-98頁。，以諷某鄉自治公所為搜刮民財制定的種種征稅制度，具有很強的現實針砭性。胡延齡《滑稽詩話》中某人竹枝詞：“監學皤皤大度容，齋夫提著小燈籠。檢鞋掀帳人無有，十室居然九室空”[5]胡延齡：《滑稽詩話》，《滑稽雜志》1913年第1期，第80頁。，嘲諷寧屬師范學校世風日下的讀書風氣。喋喋江湖漢者《滑稽詩話》以輯錄俗世生活中可笑之人之事為主，但也通過《嘲教書先生》、《嘲醫生》以揭示世界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之罪惡現狀。錄仲復頗解頤詩作：“幾輩時髦新少年，金絲眼鏡雪茄煙。誰知好個繡花枕，笑煞旁邊一丐仙。七尺昂藏意態狂，可見風貌乞兒裝。阮郎豈效窮途哭，為痛斯文吾道亡。文章空有生花筆，節氣常流一竹竿?？上Ы诸^勢利狗，見人只咬破衣衫”[6]喋喋江湖漢者：《滑稽詩話》，《滑稽雜志》1913年第1期。，以嘲諷表面上趨新但不學無術之少年。孫懼齋和俞稷卿之《戒洋煙》“原非有意吃洋煙，朋友同淘不出錢。那曉癮頭真個上，翻云窮富聽憑天”，“買土燒煙當正經，朝朝暮暮不會停。床中宛像靈臺樣，常點洋燈一盞靑”[7]喋喋江湖漢者：《滑稽詩話》，《滑稽雜志》1913年第1期。等，幽默詼諧又有懲戒之意。以上滑稽詩話在滑稽之筆中流露出嚴肅的社會思考，有著重要的時代意義。這正如李德強說：“滑稽詩話背后的這種嚴肅人文思考，正是傳統詩學‘刺政’傳統在近代社會文明的延續，它帶來的不僅是戲謔和玩世的放誕不羈，其中更重要的是作者深沉的反思?！盵8]李德強：《近代報刊詩話的娛樂性新變》，〔廣州〕《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因此民國諸多滑稽詩話在幽默曲筆的書寫中嘲笑社會上各色病態人生和丑陋現象，是諷世詩話，有著很強的入世精神。

民國時期諸多滑稽詩話或純粹為娛樂、游戲、消遣，或在輕松諧趣之間傳達著警世的諷喻目的，延續著中國傳統文學以消遣愉悅為主要功能、以勸誡為目的創作的觀念，是中國現代俗文學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被文壇戲稱為“鴛鴦蝴蝶派”的作家最初多為南社革命家，可以說對政治的失望，使得他們由“開啟民智”轉向對現代平民日常生活的關注。而民國時期滑稽詩話作家將關注的視野轉向民眾特別是市民的日常生存現狀，是否恰恰也反應了滑稽詩話作家在新舊交替時期別樣的人文關懷？而這種轉變終究改變了歷代詩話對正統“雅文學”一貫的關注，實現了詩話雅俗一體的現代性。因此盡管民國時期滑稽詩話多刊登在報刊雜志，篇幅極其短小，但它的出現卻仍有不可忽略的歷史意義，這正如有學者說滑稽詩話的產生“不僅豐富了詩話的內容，也對詩學藝術和文風的轉變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1]李德強：《近代報刊詩話的娛樂性新變》，〔廣州〕《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

三、其他民國舊體詩話的現實關注

民國舊體詩話中除了南社詩話、滑稽詩話以其很明顯的革命傾向、世俗關注表現出與歷代詩話的不同，表現出對現實的關注，另一些舊體詩話也以其獨特的視角和獨特的表達方式顯示出對國家命運的關懷。

郭則澐《庚子詩鑒》專述庚子（1900）義和團抵抗八國聯軍入侵北京詩事；王熙《方家園雜詠紀事》專述慈禧、隆裕二后母家詩事，不異于一部清代王室興衰史；陳作霖《可園詩話》述道、咸、同、光時期民生國計之變故；童遜組《薿薿室詩話》記述袁枚、阮元、林則徐等風云人物的詩事；《惜陰軒詩話初編》作者張昇三身處清亡民興國體變更之際，意以國事為重，編輯詩話為“借人酒杯，澆我塊壘”之舉。而以下詩話大多出版于民族解放戰爭如火如荼的斗爭年代，在當時號召民眾，鼓舞斗志，團結抗敵的革命斗爭發揮了巨大的精神作用，如寧調元《民族詩話》專述明季抗清人生之詩，多慷慨之作。梁乙真《民族英雄詩話》專錄近代著名民族英雄的生平和創作。祝嘉《軍國民詩話》專述我國自古以來大詩人及奇男子的有“刺激性”的詩歌。王遽?！秶鴲u詩話》專錄自鴉片戰爭起至淞滬之戰之國恥國痛詩事。呂光錫《桃花源詩話》多述武陵之地慷慨激昂且立志恢復故土之詩事等等，無不與時代的號召遙相呼應。

在此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吳宓、楊香池詩話對國民劣根性的憂思和批判。吳宓直言不諱地批判中華民族的劣根性：“國于天地，惟恃民德，無之則雖富亦貧，雖強亦弱。而道德者無分公私，無間中外，首在重義輕利。近見某君引顧亭林之言，謂治黃河必先使人嚴義利之辨，否則徒糜巨款而河不治。嗚呼！豈特治河之事，吾中國人素乏宗教、美術，而重利祿，好貨財。所謂處世，實即自私。偶或好名，實亦圖利。海通以后，未能窺知西洋文化生活之精深本源，但慕其物質經濟之強盛，采其重功逐利之學說，于是增長惡風，變本加厲。試觀報紙中所載社會新聞，或則假借禮教道德之美名，以為爭財奪利之緣飾（如因家務或婚姻名分，涉訟法庭，皆為爭遺產。），或則巧用救國益群之標語，以為投機營業之手段（如商店競銷之廣告），甚至如最近破滅漢字，斫喪國魂之種種所謂文字改革運動，亦以‘國難’為根據，為理由，豈不可憤可傷哉！”[2]吳宓：《空軒詩話》，《民國詩話叢編（六）》，張寅彭主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頁。（以下選自《民國詩話叢編》的詩話，均出自本版本）

眾所周知，有關“國民性”或“民族性”思考是“五四”啟蒙運動中最主要的話題之一?！皣裥浴钡奶岢鰬厮莸酵砬?，曾有學者指出：“有關國民性的概念最初是由梁啟超等晚清知識分子從日本引入中國，是用來發展中國的現代民族國家理論的?！盵3]〔美〕劉禾：《跨語際實踐》，宋偉杰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76頁。梁啟超在《新民議》、《論中國國民之品格》、《論中國人種之將來》等多個文本中，批評了中國國民精神的種種“腐敗墮落”之處，并表明自己倡言“新民說”，“欲以探求國民腐敗墮落之根源，而以他國所以發達進步者比較之，使國民之受病之所在，以自警自厲自策進……”[1]梁啟超：《新民議》，《飲冰室合集》第1冊，飲冰室文集之七，〔北京〕中華書局1936年版，第105頁。這以后有關國民性的討論就在與西方的對比中熱烈展開。到了五四前后，東西方民族性思想的、文化的及“種性”的差異（優劣），即國民性問題，幾乎是廣為人知的話題。五四運動期間，陳獨秀、魯迅則將“國民性批判”發展為對“傳統文化”的全面批判。在這個聲勢浩大的“國民性批判”和“傳統文化批判”思潮中，中國現代的知識精英幾乎全都聲氣相投。李大釗、胡適、錢玄同、蔡元培、梁漱溟、林語堂等等，競相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毫不留情地批評國人的弱點，最后達成一個共識，大家順理成章地將“國民劣根性”看作中國不能及時實現現代化的最主要障礙[2]引自摩羅：《“國民性批判”是否可以終結？》，〔北京〕《中華讀書報》2011年3月14日。。而吳宓等作為傾心于傳統文化精髓的詩論家，他們同樣在這場國民性思考的宏大潮流中，沉痛地思慮，強烈地批判。

楊香池《偷閑廬詩話》憂國憂民的情懷在民國舊體詩話中是很突出的。他不僅表達對現世境況無限的憂慮，還進一步思考治國的方法，他說：“天下之事理，未有一成不變者，亦未有變而可保其無鄙陋者?！盵3]楊香池：《偷閑廬詩話》，《民國詩話叢編（三）》，第715頁，第715-716頁。作者認為善變與不善變都有各自的利弊，治理國家政事應注意變通：“是善變與不善變，皆互有利弊之潛伏。故在識者之主張，治國之道，不能因噎廢食。取長舍短，存善去惡，是大智慧。持此而論，治事為政，改革變通，皆宜有所斟酌損益?！盵4]楊香池：《偷閑廬詩話》，《民國詩話叢編（三）》，第715頁，第715-716頁。作為文化人，楊香池在詩話中關注治理國家之道顯示了其殷切的愛國熱忱。而作者從中西精神文明、物質文明的差異引出治理國家的變通之道，凸顯了舊體詩話的現代性。其實，將中國的變革放在“文明”發展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的大視野中去考慮，乃是戊戌維新思想家在戊戌變法全面啟動之前就已基本形成的重大思路。中國雖是一個舉世聞名的文明古國，現代意義的文明卻是通過日本從西方引進的。1910年，留日學生主辦的《國民報》首次出現了“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這兩個集合概念。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秉承“物質、精神（或道德）”二分的“文明”概念觀來判定中西文明或文化之特點和優劣的議論更加流行了。楊香池在1934年出版的《偷閑廬詩話》中將文明分為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就是對當時二分“文明”概念認識的反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楊香池強調的中國精神文明其實是指以儒家正統的思想觀念及其倫理道德為中心的中國傳統文化，與新文化運動中包含著自由、平等、民主等質素的精神文明概念是相去甚遠的。這與20世紀20年代由張君勱、梁漱溟、梁啟超等提倡的東方精神文明有一脈傳承性。然而盡管如此，楊香池作為一個傳統詩論家能借用“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外來概念思索政事之變通，其對家國、民族之振興等問題的考察和思考無疑也接受了現代精神的影響。

民國初始，國內政治依然是軍閥割據，弊端叢生，國際形勢也是強敵環伺，尤其是日本侵吞中國之心日益顯露。國家始終處在內憂外患之中，這不能不使具有民族氣節的知識分子，無論新舊，無論保守與激進，都以感懷民瘼、憂心國事為己任。當然，對于國家命運的關懷，各類知識分子都會有自己獨特的角度，都會有自己獨特的表達方式。民國舊體詩話的作者大多持文化保守主義，他們在這個多災多難的時代里對家國興亡的關注也多少體現出自己的文化特點。

民國舊體詩話在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抗日戰爭及國內戰爭期間均有創作，其入世精神是可想而知的。其實民國舊體詩話的入世情懷要追溯到民國前夕的晚清時代。自晚清1840年的鴉片戰爭起，中國歷時幾千年的封建帝國開始土崩瓦解，帝國主義侵略者的鐵蹄使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處在乾坤之變、陷于歷史漩渦之中的中國詩壇文苑，亦隨之發生史無前例的巨大變革。梁啟超等一大批立志改革的仁人志士，率先提出“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和“戲劇改良”口號，最先用詩話形式如《飲冰室詩話》舉起文藝創作與文學理論批評的戰斗旗幟。而民國舊體詩話作家在這歷經將近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里，感受著中西文化大碰撞、大融合的歷史潮流。作為在主體意識上承繼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思想和憂患意識的民國舊體詩話作家，事實上他們也無法在國難當頭之時只作個人風花雪月的吟誦和純詩學的批判。民國時期南社詩話、滑稽詩話以及其他重要舊體詩話所體現的革命傾向、對現實的嘲諷、對國家命運前途的關注就是他們深沉的憂患意識的集中體現。

眾所周知，從1840年開始中國知識分子就把眼睛聚焦西方，現實的原因就是要強國強種。一敗再敗的現實導致現代性的啟蒙與救亡主題愈來愈突出，從辛亥革命的爆發到五四運動的產生，最終造成整個中國知識分子階層試圖通過文化變革來達到政治救亡的目的，而這種使命意識在“五四”達到了高潮。因此當“五四”時期現代知識分子在救亡圖存的宏偉大業下，將西方文化無論是進化論、泛神論、性心理學、基督教，還是科學主義、人道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等，都各取所需地拿來，成為批判中國傳統文化，追求個人自由的精神武器之時，一些民國舊體詩話用傳統的詩學批評樣式熔鑄進時代啟蒙、救亡的內涵無疑與現代詩學的現實關注有著非同尋常的一致性，表現出與歷代詩話的極大的差異，也同時獲得了不一般的現代性。雖然民國舊體詩話作者大多因文化保守主義者身份，對現實的關注與新文學運動中蘊蓄的啟蒙、救亡的愛國思想有較遠距離，例如王熙《方家園雜詠記事》、青心居士《藕船詩話》、魏元曠《蕉庵詩話》、陳作霖《可園詩話》、楊鐘羲《雪橋詩話》、夏敬觀《學山詩話》、孫雄《詩史閣詩話》等流溢著遺民感傷情緒，即便是當時思想已很開明的《偷閑廬詩話》作者楊香池其從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的現代角度思考治理國家的變通之道仍無法突破傳統思想的拘囿，表現出保守與現代共存的復雜局面。然而盡管如此，以上民國舊體詩話尤其是南社詩話所表現出的革命傾向，滑稽詩話在嬉笑怒罵中對社會對人生的嘲諷、批判，這種強烈的入世情懷仍顯示出了民國舊體詩話作家在主體上已經初具現代公民意識，已經荷負起現代社會的批判責任，從而使得民國舊體詩話相對于此前的舊體詩話而言，顯示出了可貴的現代性思想質素。

〔責任編輯：平嘯〕

On the Active mood in the Old-Style Poet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Peng Jiyuan

There were productions of the old-style poet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roughout the 1911 Revolution,the May 4th Movement,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and the Civil War.The revolutionary inclination of the poems,the satire and criticism on society and life in comic poems,as well as the deep concern with reality,reveal an active mood,which shows a valuable ideological quality of modernity compared to previous old-style poetry.

the old-style poet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1912-1949);an active mood;an ideological quality of modernity

彭繼媛，湖南省吉首大學師范學院副教授 416000

本文系2013年國家教育部人文科學研究一般項目《民國詩話的文獻整理及其現代性研究》（項目批準號：13YJA751038）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