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軍隊政治工作看北伐時期國共關系的決裂

李翔

從軍隊政治工作看北伐時期國共關系的決裂

李翔

斯大林《論中國革命的前途》關于政治工作的指示，成為中共黨人加強在軍隊活動的依據。在托洛茨基等極左派的抨擊下，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策略也日益左傾。在國民黨牢固控制軍事指揮權的背景下，政治工作與民眾運動不僅未給中共帶來福音，反而遭致官兵的怨恨。蔣介石汪精衛先后向共產黨舉起屠刀。鮮血反而洗清了共產黨人的眼睛。痛定思痛，毛澤東得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結論。與國民黨不同的是，中共的建軍，突出政治工作，突出黨的領導、軍隊的階級性質和與底層民眾的血肉聯系。

斯大林 國民黨 共產黨 北伐時期 國共關系

國共關系[1]國共關系起起落落近百年。無論哪一階段，均是學界研究的熱點。而大革命時期的兩黨關系，更是海內外學人重點關注的對象。李云漢的《從容共到清黨》（臺北，1966年初版，1973年和1987年兩次影印再版），可視為臺灣學者在這方面研究的經典之作。大陸方面，楊奎松的《“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李玉貞的《國民黨與共產國際1919-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等書，資料翔實，論證嚴密，給人以很深的啟迪。關于這一階段的政治工作，相關的文字很多。中共對北伐時期國民黨部隊政治工作做出的功績，是大陸學界論述的主要方面。，就其實質而言，焦點是大革命的領導權問題。而領導權問題，主要由軍黨之間主從關系的演變體現出來。決定軍黨主從關系的，又與國民黨引入的俄式政治工作的績效環環相扣。黨代表指導下的軍隊政治工作，則是貫徹以黨領軍的主要憑依。因此，軍隊政治工作的發展和轉變，影響著兩黨關系的走向與命運。從軍隊政治工作入手，能夠清晰地推導出國共關系走向決裂的諸多緣由。

一、中共加強軍事運動

1926年北伐之前，周恩來、毛澤東等人越來越感悟到軍事力量的重要性。1926年2月，毛澤東在第二軍軍官學校講授農民問題[2]《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頁。。他意識到，農民運動要想取得成效，必須得到軍隊的支持。5-7月，周恩來以廣東區委軍事部長身份，主持共產黨員參加北伐的準備工作。周時常約集各軍和黃埔軍校黨組織負責人開會，聽取匯報，檢查工作，布置任務，向帶兵的共產黨員傳達指示。對北伐的預先布設，表明周認識到北伐是中共武力發展的一個良機。

隨著北伐的快速進展，一些軍閥聯絡國民政府，允許國民黨在自己部隊工作。中共利用時機，派遣一批干部進入軍閥隊伍[1]如8月11日，朱德抵達萬縣楊森部，進入軍中作政治宣傳，暗自培育新的力量?！吨醒胫轮貞c信——對四川軍閥之態度及工作方針》（1926年8月23日），《中央政治通訊》第2期，1926年9月8日。。對于新近改編的部隊，中共通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派出大批干部去做部隊將領的工作[2]如總政治部8月派出周逸群到第九軍賀龍的第一師，建立政治機關，并為旅團營連編配政工人員，在連隊建立士兵委員會。周逸群還在營以下官兵中秘密發展黨員，建立黨支部?！顿R龍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59-62頁。。在武力建設方面，中共《軍事運動議決案》決定：如果派人去革命軍隊中做政治工作，便須取“少而好”的主義。如果有人去當軍官，必須使這個軍隊愈漸團結和愈漸革命化，極力避免革命軍隊的過早分化。派去從事政治工作的同志，行動須完全依照當地黨部的指示，應與當地黨的書記發生密切關系，向書記報告工作情形，并和書記商量自己的工作[3]《軍事運動議決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決議案》（1926年9月），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二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27-229頁。。議決案是中共武裝建設的重要指導方案，特別強調黨對軍事工作的絕對領導，說明中共在武力建設初期，即展現出和國民黨明顯不同的建軍路徑。

為維持統一戰線的局面，中共中央9月24日再次強調，不僅在國民革命軍中不公開發展黨的組織，不便有黨支部，對于其它軍隊，甚至在反動軍隊或土匪隊伍中亦不能，且不必有黨的支部組織[4]《中央通告第二十號——對于軍事組織系統及其與黨的關系的新決定》（1926年9月24日），同上書，第360-361頁。。盡管不準許在部隊中發展黨員，中共政工干部一般都大膽突破，如黃克誠到第八軍后，不多久還是發展了幾名黨員[5]《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頁。。肖勁光所在的師也設有秘密支部，開會過組織生活，研究一些黨內事情，傳達黨的指示，保持一定的獨立性，黨員實際上也發展了，這些都是秘密的[6]《蕭勁光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頁。。中共政工人員在軍隊中的黨團活動，很容易引起與軍事長官的沖突。即使在比較親共的部隊，政工人員的活動也必須遵循一定的限度，不能完全依據黨代表條例，過分干預軍隊事務。如第六軍副黨代表林伯渠為設法培育中共自己的一部分勢力，對軍長程潛經濟分配不均及師團長吞肥過于干涉，引起一些團長等人的不滿，導致林與程不能相安[7]《湘區政治報告》（1926年9月7日），《中央政治通訊》第5號，1926年9月28日出版，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二冊，第367頁。。9月，中共中央通過《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系問題議決案》后[8]《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系問題議決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議決案》（1926年9月），同上書，第174-175頁。，蘇俄顧問與中共更注意隱蔽在幕后，以國民黨左派在前面沖鋒陷陣，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就是代表人物。

10月14日，周恩來在黃埔軍校第四期政治隊講《武力與民眾》，強調依靠群眾進行武裝斗爭[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頁。。他對政工人員的講演，與毛澤東在第二軍的講演類似，冀望首先轉化政工人員對群眾運動的認識，再借助政治教育，使更多的官兵理解并接受群眾運動。

11月22日-12月16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討論了中國問題[10]《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第二次會議·布哈林的報告》（1926年11月2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譯：《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第一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52-158頁。。11月30日，斯大林在會議上作《論中國革命的前途》的演說，聲明中國革命既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又是民族解放革命，而民族解放運動就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這將是中國走向非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政權。中共必須留在國民黨內，參與未來革命政權的管理。斯大林特別告知中共：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中共應當特別注意軍隊工作，盡力加強軍隊中的政治教育，竭力使軍隊成為中國革命思想的真正和模范的體現者。不這樣做，軍隊就會陷于極困難的境地。共產黨人應著手深入研究軍事，不應把軍事看作次要事情，以便逐漸前進并在革命軍隊中擔任某些領導職務。共產黨員應采取一切辦法，使軍隊中反農民的分子不發生壞影響，使軍隊幫助農民，喚起農民參加革命反對地主。斯大林認為，現在談蘇維埃就是往前跑得太遠，應該提出的不是蘇維埃的問題，而是成立農民委員會的問題。他反駁國民黨認為不能在農村掀起革命，害怕農民卷入革命以后破壞反帝統一戰線。相反，農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徹底，反帝戰線就愈有力愈強大[1]《斯大林論中國革命的前途》（1926年11月30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中國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說），同前頁[10]，第263-271頁。。

由于斯大林在莫斯科的最高地位，使得《論中國革命的前途》成為中共黨人活動的指針。斯大林關于政治工作的指示，更成為共產黨人加強在軍隊活動的依據。以斯大林演說為界標，中共對軍事運動逐漸加大力度。12月，周恩來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兼中央軍委委員。吳佩孚敗逃豫南后，周多次約見中共豫區負責人，要他們利用北伐軍準備進攻河南的有利時機組織農民暴動，發展黨的組織，建立黨的武裝[2]以后中共豫區執行委員會根據上述指示，發動確山農民暴動，建立河南第一個縣級中共政府。見《周恩來年譜》，第99-100頁。。國民政府遷往武漢后，許多工農身份的中共黨員進入部隊，轉而從事軍事運動。這突出說明，到1927年初，中共已經改變以往工農運動干部不準進入軍隊的慣例。工農黨員進入軍隊，還意味著中共的階級意識已經伸入建軍領域[3]到該年9月9日秋收起義，毛澤東特別注意新型軍隊中的階級成份。。階級出身與階級意識成為日后中共組建軍隊的又一關鍵要素和突出特征。

在蘇俄顧問與中共的布置下，到1927年長江流域克復后，軍隊中共產黨人的勢力很大，黨代表幾乎全是中共人員。凡作戰計劃、人事命令、賬目報銷，都須經黨代表蓋章副署才生效?？傉尾恐魅梧囇葸_，副主任郭沫若都是親共人士，政工人員在部隊中無不宣傳世界革命和唯物史觀，若有人讀三民主義，便被認為是右派、落伍分子、反動分子[4]《白崇禧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頁。。白崇禧的上述回憶，過分夸大中共政工人員在軍隊中的影響力度，目的是為國民黨全面清共尋找被逼發動的借口。中共黨員黃埔四期生王世英的回憶則與白崇禧完全相反：“事實上政權和軍隊的實際領導權都掌握在人家手里，在后期，左右派斗爭日益尖銳以后，黨代表根本不起作用。人家諷刺黨代表是小老婆，是花瓶，是擺著看的、玩的?！盵5]王世英：《共產黨人在黃埔軍?！?，《黃埔軍?；貞涗洝?，〔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5頁。

二、蔣介石對蘇俄顧問轉變態度

1926年7月5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北伐軍將要出發，各軍黨務指導與黨代表任免事項，及軍隊中政治工作等關系至為重大，議決中央黨部增設軍人部，任命蔣介石為部長，有任免所轄革命軍及軍事機關黨代表之權[6]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史編纂委員會：《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史稿》第六冊，1936年版，第74頁。。各軍黨代表起初由政訓部提出，呈請國民黨中央委派。軍人部成立后，規定各軍黨代表一律由該部任命，從前由中央委派者也須由該部加委[7]《中央執行委員會軍人部組織大綱》(1926年7月2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錄》第2冊，〔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76頁。。軍人部設置后，黨代表、政治部主任的副署權大打折扣。如中共人員主辦的戰時政治訓練班，畢業后幾乎全部分配到第八軍工作，擔任師團營連的政治指導員。指導員比黨代表職權縮小很多，僅限于政治教育與督促作戰，不管行政事務，并受同級主官的指導[1]《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4頁。。

表面上看，國民黨高層胡汪蔣都曾經提出：共產國際是世界革命的大本營，是世界革命的總司令部，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2]《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第一次會議·胡漢民致詞》（1926年2月17日晚），《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第一輯，第115-116頁。。隨著北伐的順利進展，這一提法慢慢發生著轉變。11月7日，蔣致電鮑羅廷，轉斯大林等蘇俄領導人，祝賀十月革命第九周年紀念。蔣并致電孫文大學學生，代賀蘇俄革命紀念。蔣還通過他的私人代表邵力子，轉達斯大林：“貴國革命第九周年紀念節，中正遠在南昌陣中，不克躬予慶祝，謹特代表中國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以至誠恭祝我最友愛同志蘇俄革命成功萬歲，并祝中俄兩國革命精神之團結，與年年紀念革命而益增長，深望兩國同志共同奮斗，以完成世界革命之責任也?！盵3]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781-782頁，第786-787頁。

在電賀蘇俄革命紀念日的第5日，即12日下午，蔣主持總理誕辰紀念大會。高調宣稱孫中山不單是東方民族革命的領袖，并且是世界革命的領導者。號召革命軍人：“遵照總理定下的遺訓，時時在精神上紀念他，使總理四十年的奮斗精神，不至于因為無人繼續而汩沒下去。我們要使總理的主義普遍全球，使我們革命早日成功?！盵4]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781-782頁，第786-787頁?？纯串敃r的戰況，11月8日，南昌城被攻破。9日，蔣進入南昌，孫傳芳的主力部隊基本被消滅，南京上海的占領已經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所以，蔣12日的言談較之7日對斯大林及蘇俄革命的恭維，已經有明顯的轉變。蔣把孫中山塑造為世界革命的領導者，把三民主義作為普照全球的另一革命真理，而且特意號召軍人，遵循總理遺訓。這已經有在宣傳上與列寧、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分庭抗禮的意味了，這是蔣對蘇俄態度轉變的重要表征。

考慮到這是蔣在總理誕辰紀念大會上對軍人的講演，因此它比邵力子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第十二次會議上的發言[5]11月30日，邵力子在共產國際會議上表態：“國民黨宣言中已經指明，改善工人狀況，實行土地改革是國民黨的主要任務之一?！Y介石同志在他對國民黨黨員的講話中指出，如果不能正確地解決農民土地問題，那中國革命是不可想象的?！仨氉⒁?，任何有關土地改革問題的建議，都應符合當前的實際情況?！绻r民的實際要求得不到滿足，如果不象孫中山所說的那樣，武裝力量為人民而戰，要成為人民的力量，即由人民來掌握軍隊，那么，要保持這些勝利也是不可能的?！覀兇蠹叶紩钚?，在共產國際的各國共產黨領導下，國民黨一定能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币姟肮伯a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第十二次會議·邵力子關于中國革命道路問題的報告”（1926年11月30日），《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第一輯，第243-245頁。，更能展示蔣的真實心理。蔣的講演與邵的發言相對照，兩次環境不同、時間相隔較近、觀點迥異的表白，可以發現蔣的矛盾心理：蔣希望北伐繼續得到蘇俄武裝與物質的支援，希望莫斯科仍舊以他為國民革命的中心人物；但又擔憂蘇俄利用汪精衛、唐生智等人，限制他的發展；更憂慮蘇俄培植中共，分裂國民黨與國民革命軍，取代國民黨的統治地位。因此在宣傳場合，蔣依然恭維蘇俄革命模式，尊重蘇俄顧問，展現自己親蘇的感情；而在較為私人的場合，蔣又告誡軍人，以三民主義為國民革命的惟一真理，注意維護國民黨的統治地位。

對于蔣的矛盾心理，蘇俄顧問一向就很警覺。與蔣及其他軍事長官友善的加倫，因為國共信仰根本不同，不太相信蔣的激烈革命話語，認為不能使蔣的實力無限制發展。為此，到達武漢后，蘇俄顧問力圖從多個方面加大對蔣權勢的限制。1926年12月13日，在鮑羅廷的作用下，國民黨臨時聯席會議組建，以國民政府司法部長徐謙為主席，執行最高職權。代理中常會主席張靜江則被排除在外，而張是蔣的圈中人。這一人事布置使蔣與鮑羅廷之間矛盾陡然升級。

圍繞遷都之爭發生的權力較量，使蔣鮑二人在1927年1月12日幾乎徹底攤牌。鮑羅廷在這天歡迎蔣的宴會上，直言不諱地批評軍隊將領摧殘黨權、欺壓中共和妨礙工農運動的發展。鮑羅廷進而指名道姓地對蔣說：“蔣介石同志，我們三年以來共事在患難之中，所做事情，你應該曉得，如果有壓迫農工，反對CP的這種事情，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子來打倒他的?！盵1]蔣介石：《在黃埔同學會員會大會訓詞》（1927年4月20日在黃埔同學會會員訓話），黃埔中央軍事特別黨部、黃埔政治學校特別黨部編：《蔣胡最近言論集》，黃埔中央軍事特別黨部1927年版，第123-124頁。鮑羅廷當面的訓誡，比季山嘉背后的小動作更令蔣感到難堪、憤恨與恥辱。鮑既刺傷了蔣的自尊心理，更等于要拿掉蔣身上的所有權力。這會逼迫蔣鋌而走險。

三、工農運動的過激與官兵對中共主導的政治工作的擔憂

由于各軍在軍事行動中都獲得中共主導下的農工運動的幫助，因而至1926年11月份，各級將領對農工運動基本持肯定態度。11月14日晚，蔣在公開場合評論，江西戰場勝利的最大原因還是孫中山定下的兩個政策：第一，喚起民眾，實行扶助農工的政策，使得他們一同站在革命的戰線上。第二，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國家，共同奮斗，打倒帝國主義，所以能夠得到今天的結果[2]《蔣介石年譜初稿》，第791頁。。在各級將領的支持下，農民運動伴隨軍事進展而空前高漲，湖南幾乎每一個縣都組織起農民協會，地方當局被迫容許農民發展組織，此時軍隊同農民協會還沒有發生過沖突[3]〔蘇〕巴庫林：《中國大革命武漢時期見聞錄》，鄭厚安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頁，第19-20頁。。包括蔣在內的各級官兵可以保護并推動農工運動，但其根本前提與活動范圍是不能損害自身的經濟、政治利益。隨著兩湖和江西戰場戰事的勝利結束，軍事局勢已經非常有利于革命軍隊。在一些軍事長官的眼里，中共及其主導的民眾運動的利用價值大為降低，故對中共政工人員開始采取各種防范措施。

與中共的利用價值降低的同時，官兵的經濟利益開始受到民眾運動的強力沖擊。到1926年12月，部分將領被農民運動搞得心神不定。這些人作為土地的占有者，本能地覺察到農民運動的矛頭所向，對民眾運動表示越來越多的不同看法。第八、二、七軍的將領率先反對農民奪地，他們顯然注意到各地發生的事件，嗅出了農民運動的味道[4]〔蘇〕巴庫林：《中國大革命武漢時期見聞錄》，鄭厚安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頁，第19-20頁。。經濟方面的考慮，是此時官兵反對民眾運動的重要原因。當時軍中官員的收入相當高，南京中學教師一般每月收入不到20元[5]劉健群：《銀河憶往》，〔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6年版，第56頁。，而上尉每月70多元，中尉可能50多元，少校130元，中校170元，上校240元，少將270元，中將320元，上將360元，生活過得很好[6]《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版，第167頁。。在士兵方面，北伐前平均每月收入在10-11元之間，除去伙食6元左右，所剩不多。盡管如此，一個士兵如果收入每月8元，等于耕種100畝地的一個四川自耕農一家五口人的收入，只有50畝到100畝左右的小地主的收入才比他的收入好一些[7]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北京〕三聯書店1980年版，第73頁。。有些家庭因為有子弟當軍官，一下子從村中的貧困戶變為富裕戶。買地是中國傳統的投資方式，許多官兵家中都占有較多的田地。維護土地的私有，是許多官兵反對政治工作及中共的重要原因。

除了農民運動過于激進，到1926年12月份，武漢的罷工似乎也瘋狂起來。據總工會初步統計，自從國民革命軍到達武漢以來，工人罷工達150-160起，幾乎每月罷工50起，參加罷工總人數達20萬，大部分罷工發生在半手工式的小企業里，已有2000萬到3000萬銀元流往上海，導致國民政府財政窘迫。一些軍隊缺餉4-5個月，冬裝沒有著落，南方軍人又對兩湖和江西等地的冬季特別敏感。南昌有些士兵撕毀傳單，他們叫嚷著說：“有錢花在傳單上，卻沒有錢發軍餉！”[1]〔蘇〕巴庫林：《中國大革命武漢時期見聞錄》，鄭厚安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2頁，第53、64、74頁，第86頁。這表明，大約在1926年12月份，而不是在此之前，軍隊對民眾運動開始產生不好的看法，對民眾運動的惡感很容易導致對中共的惡感。

進入1927年，軍隊與民眾運動之間的矛盾迅速升級。1月13日，長沙軍人因欠餉問題而嘩變。2月初，軍隊對欠發軍餉更是不滿，士兵常常議論：“工人增加了工資?！覀儎t毫無改善?！覀円矐撀摵掀饋矸磳姽俸凸と?，因為是他們使我們的生活狀況惡化的，工人要求過火，這才使生活費用上漲?！盵2]〔蘇〕巴庫林：《中國大革命武漢時期見聞錄》，鄭厚安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2頁，第53、64、74頁，第86頁。士兵的政治頭腦還不夠敏銳，還沒有將火熱的工人運動與中共的推動聯結在一起，憤怒暫時聚集在工人身上。

到2月底，新歸順的第十五軍軍長、前吳佩孚的部將劉佐龍，在一個旅里就欠餉釀成的騷亂發表訓話：“如果你們服從我指揮，那就有希望得到改善。如果你們想靠攏蘇聯，靠攏共產黨，那將是一條邪路?！婈犂锔菊劜坏阶杂善降?，我們軍人的唯一天職是絕對服從一個總司令——蔣介石?！绻麑碚尾坑腥松⒉ス伯a主義思想，我們應該把他們一網打盡?！盵3]〔蘇〕巴庫林：《中國大革命武漢時期見聞錄》，鄭厚安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2頁，第53、64、74頁，第86頁。劉的強硬言論表明，高層將領已經把因工農運動過于極端而造成的兵餉困難，歸結于中共。劉對底層士兵的講演，無異于讓士兵仇恨共產黨，跟定蔣和國民黨。

隨著南昌、武昌斗法的升級，是選擇蔣還是選擇鮑羅廷？李宗仁與鄧演達的談話最能說明軍事將領對蘇俄顧問、中共黨人和民眾運動的看法。李告訴鄧，群眾運動幼稚過火，鬧得市面蕭條人民居處不安。他質問鄧：“你說工人罷工就叫做革命，為什么同志們不到敵人的后方去策動罷工呢？為什么偏要在我們革命軍后方越軌鬧事，鬧得我們菜也沒得吃呢？”[4]《李宗仁回憶錄》，〔上?！橙A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21-325頁。鄧演達、唐生智、張發奎是鮑羅廷手中牽制蔣的關鍵人物。在鮑羅廷主導下，武漢政府除充實總政治部的權限外，對于唐也極盡拉攏[5]《萬耀煌先生訪問紀錄》，〔北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第174頁，第185-186頁。。到1927年2月底，武漢攻擊蔣和打倒張靜江的標語更多，徐謙和鄧演達正積極設法透過黨代表及政治部主任掌握軍隊，徐并兼任革命軍事裁判所長。駐扎宜昌的夏斗寅親蔣，宜昌黨部雖制有“打倒反革命的蔣介石”、“打倒不革命的夏斗寅”的標語，但夏的部屬萬耀煌警告政工人員，誰貼這樣的標語，他就抓誰[6]《萬耀煌先生訪問紀錄》，〔北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第174頁，第185-186頁。。

四、中共利用政治工作掌控軍權的挫折與汪精衛分共

進入3月后，南昌、武漢已成水火之勢。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蔣成為眾矢之的。4月12日，蔣及其同盟者掀起腥風血雨，大肆屠殺中共黨人。剛回國的汪精衛不同意蔣武力清共，離開上海前往武漢。汪此時仍想以蘇俄為后盾，利用唐生智、張發奎的武裝力量，維護其在國民黨中的正統地位。

4月19日，武漢政府舉行二期北伐誓師典禮。鄧演達認為國民革命要真能成功，必須得到中國最大多數的農民擁護，為此要切實解決土地問題，確定實行分給土地與農民的步驟，推翻社會的封建制度，才能最終打倒個人專政和軍事獨裁[7]《中國國民黨中執會第二屆常委會第五次擴大會議速記錄》(1927年4月2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15頁。。武漢政府推舉鄧演達、毛澤東等5人組成土地委員會，在最初的兩次土地擴大會上，都有人提出士兵與土地的關系問題。唐生智表示：“對士兵必須有個辦法?！瓱o辦法，則兵士必感極大不安?！盵8]《土地委員會第一次擴大會議記錄》（1927年4月19日），中國革命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現代革命史資料叢刊·湖南農民運動資料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85頁。譚延闿說：“軍人多來自田間，他們必念及他們本身的利害，長官縱如何鼓勵他們，如事實上他們失了利益，亦實無效?！焙捂I聲稱：“沒收士兵的土地可動搖兵士作戰的精神，因兵士及官長有許多是有土地的，本軍便有這種情形，此種實在情形是應注意的?！盵1]《中國國民黨土地委員會審查委員會會議記錄》（1927年4月23日），同前頁[8]，第697頁?；诖?，委員會起草《保障革命軍人土地條例》，規定政府對于軍人現有土地應予以特別保障；其無土地者，于革命戰爭終了時由政府給以土地，資其耕作[2]陳克文：《土地委員會開會經過》（1927年5月），《中國農民》第2卷第1期，1927年6月出版。。

兩湖地區的軍隊，很多是唐生智第八軍系統派生出來，另外還有第二、六軍的一部。上述唐譚何等人的意見，反映著軍人整體對土地問題的態度。兩湖地區激烈的民眾運動，影響著北伐軍心。與此同時，中共政工人員力圖通過軍隊政治工作，淘汰一些反對民眾運動的軍事將領。將領們在得知自己有可能被整肅出局時，決定先采取行動[3]左仲文：《馬日事變是何鍵策動的》（1963年），《馬日事變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9頁。。

在何健的軍部和其它一些集會場所，經常有人議論兩湖的農民運動，傳播種種誣蔑和丑化農運的謠言，如說“官兵寄回家的薪餉被農會沒收分配了”；“某人的父親被農會抓著戴高帽子游壟了”；乃至“湖南要實行共產、公妻了”等。在種種閑談和議論中，有些人毫不掩飾地流露出對農民運動的仇恨，有的拍桌大罵共產黨“革命革到老子頭上來了！”有的提出要求將農民運動“糟得很”的情況報告唐總司令和政府速予“糾正”[4]魏鎮：《馬日事變親歷記》（1963年），同上書，第81-82頁。。

各地共產黨扯起農協的大旗沒收土地，許多國民黨左派夾雜中間，左派以為國民黨要勝過共產黨，應該更要比共產黨來的兇。沒收土地的風潮到處蔓延，政府和社會都覺得岌岌不可終日?！皼]收土地，那些土財主是沒有力量反抗，惡劣影響倒先及于軍隊，一般軍官自然大不贊成?！盵5]陳公博：《苦笑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75-76頁。

4月下旬，由南京統治區域陸續回到武漢的政工人員達到1000人。驟添這么多人，工作、經費兩方面都發生問題，總政治部想把他們派到西北及四川去工作[6]《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速記錄》(1927年4月25日)；《中國國民黨中執會第二屆常委會第十次擴大會議決議錄》(1927年5月6日)，《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下，第1086、946頁。。但這只是總政治部的一廂情愿。至4月9日，曾經競相歸入北伐軍麾下的四川軍閥都亮出反共旗幟，這就使武漢一地云集了更多的中共黨人。到了5月，武漢的局面更形混亂，有所謂三多：政府多、官多、鈔票多[7]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頁。。情形越混亂，國民黨左派越激進。在武漢分校，左派盡貼的是“共產黨萬歲”、“第三國際萬歲”的標語。說話稍一不慎，就要被他們捉住關起來。國民黨左派甚至還罵共產黨有妥協性，汪精衛批評左派比共產黨還要兇[8]《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速記錄》(1927年5月12日)，《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下，第1154-1155頁。。

5月5日，川軍楊森部進攻湖北。13日，夏斗寅發表《討共通電》。夏同楊一樣，提出的口號是“反對共產黨，反對農民協會”[9]〔蘇〕巴庫林：《中國大革命武漢時期見聞錄》，第165-167頁。。夏部剛被擊潰，長沙就發生馬日事變。24日，武漢政府發文解釋正設法改良士兵生活，許諾戰爭勝利后，解決窮苦軍人的土地問題[10]《國民政府令》（1927年5月24日），《漢口民國日報》1927年5月25日。。但各地依然出現擾害軍人家屬的行為，前方士兵寄到家的錢被農協扣去2/3，軍人財產和土地也被剝奪，祖宗牌位被毀壞，以致引起汪精衛的極度反感[11]汪精衛：《對湖南事件應有的認識－第五次大局討論會中之報告》（1927年5月），《農民運動的新策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農民部印行，1927年6月。。

唐生智一直有取蔣代之的想法，為此積極靠攏蘇俄顧問與中共，希圖獲取蘇俄援助。唐與國民黨較晚才建立起聯系，軍中資歷和黨內資歷都不高，許多軍人在唐蔣之間寧愿選擇蔣[1]白崇禧：《在中央黨部第一次總理紀念周報告》（1927年10月24日），黃嘉謨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196頁。。1927年5月底，雖然唐對中共還抱有期望，但其他幾支軍隊已著手遣返中共黨人。江西朱培德第三軍遍貼“請共產黨同志回武漢”的標語，朱下令所有政工人員和共產黨員都撤離他的部隊，給錢派船打發300多人去武漢，工會和農會“暫時停止活動”。6月初，從河南北伐前線回來的軍官說，幾乎全部高級將領包括團長在內，都對作戰抱消極態度，一心想要調轉槍口去對付農民運動[2]〔蘇〕巴庫林：《中國大革命武漢時期見聞錄》，第182-183頁。。何鍵在前線對部屬訓詞，為馬日事變辯解：“官兵家中幾畝田已有被沒收者，甚有父兄被殺與流離失所者，影響所及，軍心不安?！娙穗x不開社會，社會安軍人自安，社會不安軍人亦自不安?！锩鸵鉀Q土地問題，土地不解決，還說什么革命。在理論上我是很表同情的。惟事實上恐不易辦，且作法亦須改變方法?！盵3]《何軍長因馬夜事變后在前線對部屬訓詞》（1927年6月），《湖南省政府公報》第46期，1927年7月3日。

6月上旬，中共原計劃依靠汪打擊蔣反共政變的想法破滅了。馮玉祥也倒向蔣，他把暴露身份的政工人員全部禮送出境。中共中央向高層干部傳達國際指示，提出中國革命的非資本主義前途，并要干部利用各種途徑抓住武裝，組織一支5萬人的隊伍。這一指示被國際代表羅易拿去給汪精衛過目[4]陳公博：《苦笑錄》，第87頁；《聶榮臻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59-60頁。。7月9日，武漢國民黨舉行中執委擴大會議，決議限制中共在國民黨內的活動，取締共產黨在國民革命軍中宣傳共產主義。15日，汪精衛舉行分共會議，國共關系全面決裂。

結語

1926-1927年，正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人權力之爭最后的決戰階段。托洛茨基等極左派反對國共統一戰線，主張中共獨自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在和托洛茨基等人的辯論中，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策略也日益趨向左傾。共產黨人的勢力與國民黨相比處于明顯的弱勢。在廣大官兵和底層民眾還沒有覺悟之時，一旦中共黨人的政策過于激進，很容易使自己遭致各方敵視。

不幸的是,在斯大林手把手地指導下，中共曾想通過國民黨軍隊的政治工作和社會的民眾運動，自下而上地變國民革命為階級革命。但在國民黨牢固控制軍事指揮權的背景下，政治工作與民眾運動不僅未給中共帶來福音，反而遭到軍隊官兵的怨恨。最終，決定經濟利益博弈與政治權力紛爭勝負結局的，還是軍隊。

在民國殘酷的政治生存的土壤中，鮮血反而洗清了中共黨人的眼睛。痛定思痛，毛澤東終于得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結論。但是，與國民黨不同的是，中共的建軍之路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它不僅強調“黨指揮槍”，而且突出軍隊的階級性質和與底層民眾的血肉聯系。毛澤東領導的三灣改編，有效地解決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確立了新型的官兵關系。以后的實踐證明，中共的建軍模式矯正了中國軍隊自近代以來的多種弊端。

〔責任編輯：肖波〕

李翔，南方醫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51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