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嘉祐四友”的進退分合與交游唱和

陳元鋒

（山東師范大學 文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論“嘉祐四友”的進退分合與交游唱和

陳元鋒

（山東師范大學 文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王安石、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號稱“嘉祐四友”，他們在嘉祐中結交游集，熙寧中同時進入朝廷權力中心，因政治立場的對立而產生分化?！八挠选本哂兴貥愫喌?、不慕紛華的文化性格，在科舉改制問題上，均屬取消詩賦一派，但司馬光等人對荊公新學之專斷與駁雜則持批評態度?！八挠选痹谠妷慕挥纬瓿寄┡c其政治上的進退分合軌跡正相吻合，可以清楚地分為嘉祐、熙豐兩個階段。汴京的文學生態因新黨專權而惡化，司馬光、呂公著、韓維及范鎮退居洛陽、潁昌等地，卻獲得了難得的寬松自由的創作環境。他們優游山水園林，詩酒雅集，閑吟代替了諷諭，林泉高致掩蓋了朝堂紛爭，仍曲折透射了政治干預文學的陰影。

“嘉祐四友”；熙寧；元豐；交游唱和

徐度《卻掃編》載：“王荊公、司馬溫公、呂申公、韓公維，仁宗朝同在從班，特相友善，暇日多會于僧坊，往往談燕終日，他人罕得而預，時目為嘉祐四友?！盵1]（卷中，p773）司馬光（1019-1086）與王安石（1021-1086）、呂公著（1018-1089，）、韓維（1017-1098）四人年輩相若，與這一交游圈關系密切的還有范鎮（1009-1088）。他們于嘉祐年間開始嶄露頭角，深相知許，交游甚密。進入熙豐時期，在王安石及其新黨把持熙豐政壇、文壇話語權的情勢下，舊黨人士多被貶退，曾經的“嘉祐四友”也產生隔閡，走向分裂。本文重點關注“四友”熙豐時期重要的政治與文學活動，考察其出處進退、分合聚散的生活軌跡，借以管窺北宋中葉文人群體構成之特點及文學與政治之關系。

一、“四友”之相知與分化

“四友”之間相知甚深。比如司馬光與王安石，兩人同為群牧判官、同修起居注，同為翰林學士，有意思的是，兩人均是五辭而受修注官，司馬光在辭狀中即引王安石為例，他說以前朝廷一有任命，自己便黽勉從事，“及睹王安石前者辭差修起居注，章七八上，然后朝廷許之。臣乃追自悔恨，向者非朝廷不許，由臣請之不堅故也……如臣空疏，何足稱道？比之安石，相去遠甚……乃與之同被選擢，比肩交進，豈不玷朝廷之舉，為士大夫所羞哉？”（司馬光《辭修起居注第四狀》）[2]（卷一七，第三冊，p46）司馬光的道德也為王安石所敬重，陸游曾記載：安石之子王雱熙寧初于京城覓居所時，曾表示愿與司馬光為鄰：“大人之意，乃欲與司馬十二丈卜鄰，以其修身齊家，事事可為子弟法也?！保懹巍栋暇蛹译s儀》）[3]（第223冊，p17）在文學上，司馬光曾參與嘉祐四年（1059）由王安石首創的《明妃曲》唱和，王安石還曾邀司馬光和其《巫山高》詩。同樣，即使在政治上分裂之后，司馬光對王安石的道義文章始終都非常推許，對其變法中舉措失誤與用人不當也深為惋惜。王安石與呂公著素相厚，據《邵氏聞見錄》載：“呂晦叔、王介甫同為館職，當時閣下皆知名士，每評論古今人物治亂，眾人之論必止于介甫，介甫之論又為晦叔止也?！彼缴豕?，曾屢屢表示：“師友之義，實有望于晦叔?！薄皡问蛔飨?，天下不太平?！薄盎奘遄飨?，吾輩可以言仕矣?！盵4]（卷一二，p125）至于司馬光與呂公著及范鎮三人，尤有兄弟之誼，莫逆之交始終如一。韓維既與安石雅相厚善，也與司馬光為平生交。

熙豐時期不同政治力量間的角力與學術思想的交鋒，主要圍繞新法和新學展開，由此劃分為新黨與舊黨兩大陣營。王安石及其新黨主持熙豐朝政，舊黨大臣多被貶退，“四友”進退浮沉的政治命運映現出了新舊黨爭的基本態勢。

“四友”在仁宗朝即為朝廷大臣所看重，巧合的是，他們均于熙寧初進入翰苑，成為神宗朝第一批翰林學士。呂公著治平四年至熙寧二年（1067-1069）為學士，元豐元年曾除翰林學士承旨，懇辭未受。司馬光治平四年至熙寧三年（1067-1070）在學士院。王安石亦于治平四年至熙寧二年拜翰林學士，實際上熙寧元年四月始入京任職，熙寧二年二月即為參知政事。韓維熙寧二年至五年（1069-1072）入院，熙寧七年（1074）復入翰苑為承旨學士。熙寧三年前，與“四友”同為翰苑同僚的還有承旨王珪（治平四年至熙寧三年）、學士馮京（熙寧元年）、范鎮（熙寧元年至三年）、鄭獬（治平四年至熙寧二年）、滕元發（熙寧二年）等人。熙寧翰林學士可以說集中了嘉祐以來最優秀的文章才俊，而以“四友”最為神宗倚重。如司馬光與呂公著，據說神宗曾向時任御史中丞的王陶詢問時政：“會以司馬公光、呂公公著為翰林學士，上問：‘此舉如何？’對：‘二人者，臣常論薦之矣，用人如此，天下何患不治乎？’”（范鎮《王尚書陶墓志銘》）[3]（第40冊，p316）周必大跋司馬光與呂公著同除翰林學士的告詞載：

神宗皇帝天縱將圣，煥乎其有文章。即位之三月，首擢司馬文正、呂正獻為翰林學士……惟二公道德文學冠映本朝，故其進用大同者三：在仁宗時，力辭知制誥，并改次對，入侍幃幄，同乎初也；右文初政，并升翰苑，同乎中也；泰陵嗣服，俱在揆路，同乎終也。追觀前世名公卿同時被遇者固多，至于更歷累朝、名位均一如二公則鮮矣。（周必大《跋司馬溫公呂申公同除內翰告》）[3]（第230冊，p280）

此外，韓維以神宗藩邸舊僚而受寵任，神宗對王安石的信任更超越普通的君臣關系。

正值中年的“四友”于熙寧中同時進入朝廷權力中心，然而，一場空前的政治改革風暴，使“四友”走向了決裂。

熙寧二年三月，王安石以翰林學士越次入對，隨即被任為參知政事，開始全面推行新法，昔日的相知、好友紛紛站到了自己的對立面，構成強大的反對力量，司馬光則被王安石視為“為異論者立赤幟”的人。[5]（卷七八“熙寧三年二月甲戌”，p456）事實確實如此，司馬光利用翰林學士兼侍讀、諫職等身份，連續發出不同的聲音。熙寧三年，司馬光連上《與介甫》三書，全面批評新法和王安石之專斷剛愎，言辭切直，王安石則對司馬光所列“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等罪名給以針鋒相對的回應（《答司馬諫議書》）。[6]（卷三六，p1233-1234）光又上《奏彈王安石表》，奏稱“參知政事王安石，不合妄生奸詐，熒惑圣聰”；“首倡邪術，欲生亂階，違法易常，輕革朝典，學非言偽，王制所誅，非曰良臣，是為民賊。而又牽合衰世，文飾奸言，徒有嗇夫之辨談，拒塞爭臣之議論”；聲稱“臣之與安石，猶冰炭之不可共器，寒暑之不可同時”。[2]（附錄卷二，第六冊，p92-93）兩人的矛盾迅速升級，已不可調和，光遂力求去職，于熙寧三年九月罷翰林學士，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安石則加同平章事。熙寧四年四月，司馬光判西京留司御史臺，自是絕口不論時事，閑居洛陽十五年，遠離汴京政治中心。同一時期，其他反對新法的學士朝臣也相繼出外：熙寧二年，鄭獬因不肯用按問新法，為王安石所惡，出知杭州（《鄭獬傳》）；[7]（卷三二一，p10419）呂公著因論青苗法出知潁州（《呂公著傳》）。[7]（卷三三六，p10774）熙寧三年，范鎮上疏極言三司條例司不可，“介甫大怒，自草制書，極口丑詆，使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司馬光《范景仁傳》）。[2]（卷六七，第五冊，p218）其他如御史中丞呂誨罷知鄧州，張方平除南都留臺，富弼西京養疾，劉恕歸南康，“三舍人”（宋敏求、蘇頌、李大臨）被罷，蘇軾通判杭州。

韓維在“嘉祐四友”中比較特殊，他是嘉祐至元祐四朝名臣，熙寧中兩拜學士并為承旨。神宗因其為藩邸舊臣而知之尤深，屢欲大用，會王安石用事，變更舊法，維議國事始多異同，故被阻。熙寧三年孔文仲試制科對策入等，以直言時事被王安石罷黜，維連上五章，進言：“陛下無以文仲為一賤士爾，黜之何損？臣恐賢俊由此解體，忠良結舌，阿諛茍合之人將窺隙而進，則為禍有不勝言者矣?！保ā俄n維傳》）[8]（卷五八，p364）由是而貶外。元祐元年（1086）為門下侍郎，“司馬光與維平生交，俱以耆德進用，至臨事，未嘗一語附合務為茍同，人服其平”（《韓侍郎維傳》）。[9]（下卷十七，p796）時議欲廢《三經義》，韓維以為安石經義宜與先儒之說并行，不當廢。紹圣中入元祐黨籍。韓維在政治上獨立不倚，持論公平，不愧“嘉祐以來為名臣”的稱譽。他出身于著名的桐木韓氏家族，韓氏三兄弟皆官居高位，《宋史》本傳比較說：“（韓）億有子位公府，而行各有適。絳適于同，維適于正，縝適于嚴。嗚呼，維其賢哉！”（《韓維傳》）[7]（卷三一五，p10313）

由于王安石的政治作風過于強硬專斷，剛愎執拗，為順利推行新法的實施，大力排斥異己，“于是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己者也；富弼、韓琦，用為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王安石傳》）。[7]（卷三二七，p10547）其初入政壇時的座主、僚友、知交，均因不能附合其政治立場而被紛紛貶黜或引退。曾經的青年才俊組合“嘉祐四友”未能成為堅定的政治盟友，而不得不走向解體和絕交。

二、“四友”之科舉觀與文化品格

隨著司馬光、呂公著、范鎮、韓維等人相繼貶退及其與王安石的分裂，舊黨在翰苑、經筵、政府的話語權逐步喪失。但熙寧時期在變法問題上嚴重對立的“嘉祐四友”，其科舉變革思想卻有著高度的一致。熙寧二年，時任參知政事的王安石進《乞改科條制札子》提出改革綱領：

伏以古之取士，皆本于學校，故道德一于上，而習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為于世……今欲追復古制以革其弊，則患于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后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于天下，庶幾可復古矣。[6]（卷五，P154）

四月，朝廷詔：“四方執經藝者專于誦數，趨鄉舉者狃于文辭……今下郡國招徠雋賢，其教育之方，課試之格，令兩制、兩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館雜議以聞?！必暸e制度納入變法的議程，其時“議者多謂變法便”（《選舉志》）。[7]（P3616）但當時的討論還是引發了針鋒相對的爭議，大體可分兩派，翰林學士除王珪外基本與王安石保持了一致。司馬光的奏狀認為：“臣竊惟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若近世之甚者也。何以言之？自三代以前，其取士無不以德為本，而未嘗專貴文辭也?！彼u唐代以來以詩賦論策取士的不合理：“進士初但試策，及長安、神龍之際，加試詩賦。于是進士專尚屬辭，不本經術，而明經止于誦書，不識義理，至于德行，則不復誰何矣。自是以來，儒雅之風，日益頹壞?！薄皣覐膩硪栽娰x論策取人，不問德行，故士之求仕進者，日夜孜孜，專以習賦詩論策為事，惟恐不能勝人?！笨婆e舊制造成士風、學風的頹敗，他建議實行保舉之法，由朝臣薦舉“學術節行”優秀者，擇優召試，“進士試經義策三道，子史策三道，時務策三道，更不試賦、詩及論……對策及大義，但取義理優長，不取文辭華巧”（《議學校貢舉狀》）。[2]（卷三九，第三冊，P552-558）呂公著認為取士的根本在學校，現行的教育制度與取士制度都需要變革，但“可以漸去而未可以遽廢”。至于進士科，他指出：“按進士之科，始于隋而盛于唐。初猶專以策試，至唐中宗乃加以詩賦，后世遂不能易。取人以言，固未足見其實，至于詩賦，又不足以觀言。是以昔人以鴻都篇賦比之尚方技巧之作，此有識者皆知其無用于世也。臣以謂自后次科場進士，可罷詩賦而代以經，先試本經大義十道，然后試以論策?！保ā洞鹪t論學校貢舉之法奏》）[3]（第50冊，P 281-284）韓維的建議是“罷詩賦，更令于所習一大經中（原注：“令人通習某經?！保﹩柎罅x十道，但以文辭解釋，不必全記注疏”（《議貢舉狀》）。[3]（第49冊，P154）而學士承旨王珪的建議甚為簡單，仍主張“若乃貢舉以詩賦策論取人，蓋自祖宗以來，收攬天下豪俊，莫不用此，臣不敢輕議”（《議貢舉庠序奏狀》），[10]（卷七，P73頁）略無新意。

當時對貢舉改革持異議的代表是任直史館的蘇軾，他主張保持現狀，“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因為“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蘇軾針對當時司馬光諸人“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的建議，認為詩賦策論之廢存難以從有用無用的角度來判斷，“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他否定了考試內容對培養政事能力的功用，“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于天下，而必欲廢之！”而經義策論，其為文易學，但“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其弊有甚于詩賦者矣”。因此現行的考試制度，已證明其行之有效，不必另行更張（《議學校貢舉狀》）。[11]（卷二五，P723-726）蘇軾的奏狀并非為詩賦辯護，而著眼于取人的角度，從邏輯上看并不比司馬光等人的奏狀缺少說服力，因此一度也打動了神宗，“帝讀軾疏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保ā哆x舉志》）[7]（P3617）但通常話語權并不掌握在少數派手里，更強勢的翰苑學士與執政者的認識達成了高度一致。王安石對蘇軾奏狀的回應直指要害：“若謂進士科詩賦亦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之士，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盵12]（卷九，P243-244）

翰苑詞臣中的“嘉祐四友”（安石新由翰學升任副相）在科舉問題上不約而同地站到了取消詩賦一派，他們的觀點大同小異，其根本目的是建設良好的士風道德，倡導樸實的文風，培養政事型人才，這或許契合了“四友”身上所具有的某種共同的文化性格：四人都曾屢辭館職、修起居注、知制誥等文字清要之職，以恬退著稱，是嘉祐以來朝野推重的士行楷模。另外，其個人生活和性格似都有些“不近人情”之處，如王安石“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 （《王安石傳》）；[7]（卷三二七，P10550）司馬光“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于物澹然無所好”（《司馬光傳》）；[7]（卷三三六，P10757-10769）“于財利紛華，如惡惡臭”（《司馬光傳》）；[8]（卷八七，P566）呂公著“于聲律紛華，泊然無所好”（《呂公著傳》）；[7]（卷三三六，P10776）韓維“好古嗜學，安于靜退”（《韓侍郎維傳》）。[9]（下卷十七，P790）邵伯溫曾比較說：“荊公、溫公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二公除修注，皆辭至六、七，不獲已方受……故二公平生相善，至議新法不合，始著書絕交矣?！盵4]（卷一一，P122）不可否認，“四友”前期之結交，性情氣質的投合顯然是重要因素之一，而他們先德行而后文藝、重應用而輕華辭、崇尚論策經義而摒棄詩賦的文化取向，從某種意義上看，也是基于他們素樸簡淡、不慕紛華而又不甘現狀、銳意變革、進退從容的文化性格的必然選擇。因此，對于熙豐變法時期科舉罷詩賦的文化決策，“四友”因其在翰苑政壇中的顯要地位以及學術德行的崇高聲望，他們的觀點必然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而并非只是神宗與王安石的個人意志。

不過熙寧科舉新制后來的發展確實越來越轉向王安石“一道德”的步驟。熙寧四年（1071），“更定科舉法，從王安石議，罷詩賦及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熙寧八年（1075），王安石上“三經新義”，頒于學官，“一時學者無不傳習，有司純用以取士。安石又為《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自是先儒之傳注悉廢矣”（《學?？婆e之制》）。[12]（卷九，P242-245）荊公新學“多穿鑿附會，其流入于佛、老”，又“黜《春秋》之書，不使列于學官，至戲目為‘斷爛朝報’”（《王安石傳》）。[7]（卷三二七，P10550）至此，在“一道德”的理論框架下，完成了貢舉制度的全面變革，同時也導致了學風的專制和僵化。

因此，王安石新學隨即遭到了司馬光等人的抵制。司馬光與范鎮、呂公著均排斥佛教老莊，司馬光“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保ā端抉R溫公行狀》）[11]（卷一六，P491）其熙寧二年上《論風俗》指出：

竊見近歲公卿大夫，好為高奇之論，喜誦老、莊之言，流及科場，亦相習尚。新進后生，未知臧否口誦耳剽，翕然成風……今之舉人，發口秉筆，先論性命，乃至流蕩忘返，遂入老、莊?？v虛無之談，騁荒唐之詞，以此欺惑考官，獵取名第……伏望朝廷特下詔書，以此戒勵內外公卿大夫，仍指揮禮部貢院，豫先曉示進士，將來程式，若有僻經妄說，言涉老、莊者，雖復文辭高妙，亦行黜落，庶幾不至疑誤后學，敗亂風俗。（《論風俗札子》）[2]（卷四五，第四冊，P122-123）

顧棟高《司馬溫公年譜》認為：“所謂‘好為高奇，喜誦老、莊’者，則荊公其人也?！盵2]（附錄卷九，P307）一代文壇宗師歐陽修于熙寧五年（1072）卒后，范鎮、王安石、蘇軾等人均撰文紀念。范鎮《祭歐陽文忠公文》曰：“惟公平生，諒直骨鯁。文章在世，煒煒炳炳。老釋之辟，賁育之猛。拒塞邪說，尊崇元圣。天下四方，學子甫定。邇來此風，勃焉而盛。如醒復醉，如愈再病?！盵3]（第40冊，P322-323）范鎮“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范鎮傳》），[7]（卷三三七，P10790）其排斥“老釋邪說”的思想與歐公一脈相承，而“邇來此風”復熾，顯然直指王安石。呂公著為夷簡之子，與歐陽修為講學之友，亦致力于抵制佛老異端和荊公新學，“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呂公著傳》）[7]（卷三三六，P10774）元祐時期，公著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光薨后，公著獨當國，試圖對科舉制度撥亂反正，糾正王氏新學一統天下的局面，“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上，非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轉上第，故科舉益弊。公著始令禁主司不得出題老、莊書，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呂公著傳》）。[7]（卷三三六，P10775-10776）韓維則以為安石經義宜與先儒之說并行，不當廢。蘇軾一直堅持他對王安石新學的批評立場，他在熙寧二年的《議學校貢舉狀》中指出：王衍好老莊，王縉好佛，均導致天下風俗凌夷，“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為圣人，粥書于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11]（卷二五，P725）洗滌荊公新學之弊，仍是蘇軾在元祐進入翰苑后面臨的重要課題。

三、“四友”嘉祐、熙寧間的汴京唱和

“嘉祐四友”在詩壇的交游酬唱始末與其政治上的進退分合軌跡正相吻合，可以清楚地分為嘉祐、熙豐兩個階段來看。

“四友”都活躍于歐陽修為領袖的嘉祐詩壇，如所周知，在文學上最為歐陽修所欣賞的是王安石，歐公曾以“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相期許。王安石唱和較多的包括歐陽修、梅堯臣、范鎮、韓維、吳充、劉攽、曾鞏及司馬光等人，已充分展示出他作為一個年輕詩人所具有的濃厚的文學熱情和出色才華。王安石對當時幾位詩友的評價令人頗感興趣：“韓侯（維）冰玉人?！?（《韓持國從富并州辟》）[13]（卷十，P247）“清明有沖卿（吳充），奧美如晦叔（呂公著）?！保ā都膮菦_卿》）[13]（卷十，P250）“馮侯（京）天馬壯不羈，韓侯（維）白鷺下清池。劉侯（攽）羽翰秋欲擊，吳侯（充）葩萼春爭披。沈侯（遘）玉雪照人潔，瀟灑已見江湖姿。唯予貌丑駭公等，自鏡亦正如蒙倛。忘形論交喜有得，杯酒邂逅今良時。心親不復異新舊，便脫巾屨相諧嬉?！保ā逗拓暩秆嗉鳌罚13]（卷十，P257）上述詩句對諸人（“四友”中之有呂公著與韓維）的形容均具清華高逸的詩人氣質，可以想見其時詩人游隨雅集時忘形爾汝之興味。安石所詠韓、吳、呂、馮、沈5人，熙寧中均成為翰林學士。又據《卻掃編》載：“劉貢父舊與王荊公游甚款，每相遇必終日?！眲懞笠嗳沃袝崛?。但后來這一唱和群體卻或分或合，安石最服膺和相善的友人如劉攽、呂公著、韓維因對新法的批評而相繼被黜，馮京亦因鄭俠案遭李定、舒亶等陷害。

王安石嘉祐四年（1059）所作《明妃曲》引發的同題唱和是嘉祐詩壇最具詩史意義的一次詩歌活動，“四友”中唯有司馬光參與了唱和。光詩云：

胡雛上馬唱胡歌，錦車已駕白橐駝。明妃揮淚辭漢主，漢主傷心知奈何。宮門銅環雙獸面，回首何時復來見？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鄉縣。萬里寒沙草木稀，居延塞外使人歸。舊來相識更無物，只有云邊秋雁飛。愁坐泠泠調四弦，曲終掩面向胡天。侍兒不解漢家語，指下哀聲猶可傳。傳遍胡人到中土，萬一他年流樂府。妾身生死知不歸，妾意終期寤人主。目前美丑良易知，咫尺掖庭猶可欺。君不見白頭蕭太傅，被讒仰藥更無疑。（《和王介甫明妃曲》）[2]（卷三，第一冊，P183）

與王安石原唱具有“翻案”的史論色彩相比，司馬光之作仍以同情昭君為主調，結尾借題發揮，寄托了讒佞惑主的政治寓意，總體上表現得中規中矩。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文開頭提到的王安石與司馬光的《巫山高》唱和，時間為嘉祐七年（1062）?！段咨礁摺窞闃犯婎}，多渲染巫山神女故事，抒寫遠望思歸之情，王安石原作共兩篇，題《葛蘊作巫山高愛其飄逸因亦作兩篇》，其一曰：

巫山高，十二峰，上有往來飄忽之猿猱，下有出沒瀺灂之蛟龍，中有倚薄縹緲之神宮……陽臺美人多楚語，只有纖腰能楚舞，爭吹鳳管鳴鼉鼓。那知襄王夢時事，但見朝朝暮暮長云雨。[13]（卷九，P230-232）

葛蘊原作已不存，曾鞏有《答葛蘊》五言詩云：“得子百篇作，讀之為忻忻。大章已逸發，小章更清新。遠去筆墨畦，徒識斧鑿痕。想當經營初，落紙有如神。勉哉不自止，直可窺靈均?！苯o予很高的評價。司馬光應約和安石詩一篇，云：

巫山高，巫山之高高不極。寒江西來曳練長，群峰森羅十二戟。清狖悲號裂翠崖，老蛟怒斗摧丹壁。輕生重利三巴客，一葉直沖高浪白。船頭吟嘯坐自如，仰視長天不盈尺。叢祠像設儼山椒，巫祝紛紛非一朝。云是高唐神女之所處，至今暮雨常蕭蕭。我聞神理明且直，興亡唯觀惡與德。安肯來從楚國君，憑依夢寐為淫昏。襄王之心自荒惑，引領日望陽臺云。獨不思懷王西行不復返，甲光照地屯秦軍。蠶食黔中下荊門，陵園宗廟皆燒焚。社稷飄零不復存！嗟嗟若敖蚡冒將，篳路藍縷皆辛勤。（《介甫作巫山高命光屬和勉率成篇真不知量》）[2]（卷四，第一冊，P220）

和作包含自然與政治兩層主題，前半描寫巫山險要地理與崇巫風俗，轉向巫山神女傳說；后半則批判襄王之荒淫無德，導致楚國覆亡，亦具有翻案意味，全詩立意命篇及語言風格都可看出李白《蜀道難》之痕跡。

《巫山高》唱和值得注意之處是與歐陽修皇祐三年（1051）所作七言歌行《廬山高》之間的潛在脈絡，劉辰翁即評點安石《巫山高》：“公此詩體制，頗類歐公《廬山高》，皆一代之杰作?！盵13]（卷九，P232）歐公曾自許說：“吾《廬山高》，今人莫能為，惟李太白能之?！保ā稄]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14]（《居士集》卷五，P142）安石主動邀請司馬光唱和，已經具有在藝術上“爭勝”的意味，而二人的唱和與歐公賦《廬山高》前后相距12年，如果說歐公《廬山高》有向李白《蜀道難》“致敬”的詩學意義的話；那么，在歐陽修主盟的嘉祐詩壇，王安石與司馬光所作怪奇飄逸的七言古題樂府《巫山高》，與歐公“氣象壯偉”的七言古體《廬山高》，乃至嘉祐四年諸公的《明妃曲》唱和，均具體反映了仁宗朝詩人群體自覺追蹤李杜、韓愈乃至歐陽修，古體詩寫作興盛的實績。

嘉祐八年，范鎮以翰林學士知貢舉，王安石與司馬光同知，三人閱卷后互有唱和，范鎮有《夜讀試卷》詩，已佚，司馬光和范鎮詩云：

案前官燭墮花頻，滿目高文妙入神。勇氣先登勢無敵，巧心后發語尤新。好賢何啻三薰貴，求寶方知百汰真。愚魯自非憑驥尾，昆山千里到無因。（《和景仁〈夜讀試卷〉》）[2]（卷一0，第二冊，P231）

安石作《夜讀試卷呈君實待制景仁內翰》：

篝燈時見語驚人，更覺揮毫捷有神。學問比來多可喜，文章非特巧爭新。蕉中得鹿初疑夢，自牖窺龍稍眩真。邂逅兩賢時所服，坐令孤朽得相因。[13]（卷二九，P714）

王安石早期試院詩多次表達了對隋唐以來詩賦取士制度的看法，是他熙寧中實行以經義策論代替詩賦的貢舉新制的前奏。如《讀進士試卷》：“文章始隋唐，進取歸一律。安知鴻都事，竟用程人物。變今嗟未能，于己空自咄。流波亦已漫，高論常見屈。故令俶儻士，往往棄堙郁?！盵13]（卷一五，P372）《詳定試卷》其二：“童子?？渥髻x工，暮年羞悔有揚雄。當時賜帛倡優等，今日論才將相中。細甚客卿因筆墨，卑于爾雅注魚蟲。漢家故事真當改，新詠知君勝弱翁?！盵13]（卷二九，P711）嘉佑八年的《夜讀試卷呈君實待制景仁內翰詩》既表達了與范鎮、司馬光同知貢舉的榮幸之感，同時對崇尚“學問”而不求“文章”新巧的取向給予贊許的評價，故李璧注“學問”二句云：“介甫常嫉舉人學術之陋，屢見于文字，今稍與之?！?/p>

英宗、神宗兩朝的詩壇中心漸漸形成汴京與地方的分離，詩人群體出現新黨與舊黨的分化。時間節點上可分為治平至熙寧前期與熙寧中期至元豐詩壇。

治平、熙寧之際，作為汴京文化中心的館閣翰苑仍保留著正常、熱烈的文學氣氛。比如“四友”與王珪的唱和，王珪作為仁、英、神宗三朝學士及學士承旨，久歷詞職，與臺閣學士文臣唱和尤多。王安石《題中書壁》詩作于任參知政事的次年即熙寧三年：

夜開金鑰詔詞臣，對御抽毫草帝綸。須信朝家重儒術，一時同榜用三人。[13]（卷四四，P1161）

是記慶歷二年（1041）同榜三進士同膺朝廷重命的恩榮。據李璧注：熙寧三年，王安石與韓絳同拜相，王岐公為翰林學士，被召草麻。按安石已于熙寧二年拜參政，次年王珪與韓絳同拜參知政事，末句應指此。

熙寧三年王珪知貢舉，司馬光之子司馬康與王珪、范鎮、宋敏求之子同時登科，諸人于瓊林苑聞喜宴上作詩相賀，范鎮原唱，其詩已佚，今存光詩《和景仁瓊林席上偶成》：

念昔瓊林賜宴歸，彩衣綠綬正相宜。將雛雖復慰心喜，負米翻成觸目悲。殿角花猶紅勝火，樽前發自白如絲。桂林衰朽何須恨，幸有新枝續舊枝。[2]（卷一一，第二冊，P294）

自注云：“時康與禹玉、景仁、次道之子同時登科，在席?！彪m然父子同登科第，一同出席天子的瓊林盛宴，足為家族榮耀，但欣慰中仍流露出生活的衰憊之感。王珪的和詩《依韻和景仁聞喜席上作兼呈司馬君實內翰》：

奉詔華林事最榮，門前幾度放門生。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傳家有姓名。（自注：“自太平興國以來，四世凡十榜登科?！保┍毯ｓ刺液吐吨?，丹山雛鳳入云清。詩書教子終須立，篋里黃金一顧輕。[10]（卷四，P39）

通篇渲染了翰林學士作為舉子座主的清貴尊榮，表現了宋人普遍的以詩書傳家博取功名的文化觀念。

熙寧初，王安石在翰苑時間既短，在由翰苑逐步進入政治權力中心以后，“四友”在政治上分道揚鑣，曾經的雅集唱和難以繼續。但“四友”中司馬光、呂公著、韓維及范鎮之間始終保持著頻繁的交往，與“熙寧三舍人”亦氣類相投，諸人唱和亦多。只是呂公著沒有與“四友”唱和的作品留存。

司馬光《早朝書事》與范鎮《奉和君實早朝書事》均寫早朝及翰苑當直事，光詩感嘆自己“素餐無小補，俯仰愧金鰲”，[2]（卷一一，第二冊，P295）其時司馬光與王安石的矛盾已不可調和，詩語中不無牢騷。鎮詩則寫因司馬光請假而自己連續當直：“近來君在告，連直幾番鰲?！盵15]（第6冊，P4260）熙寧初，范鎮與司馬光及“三舍人”等人屢為“東園”之游，司馬光《景仁召飲東園呈陳彥升（薦）宋次道（敏求）李才元（大臨）蘇子容（頌）》詩寫道：

去冬辱嘉招，寒風方赑屃。今秋侍高宴，晴日正澄麗。雖無花蘤繁，且有丘樊思。雖無山泉樂，暫遠塵土氣。仆休散城邑，馬縱脫羈轡。歡呼笑言適，散誕冠帶棄。殊勝禁掖嚴，進止有常地。[2]（卷四，第一冊，P226）*東園為范鎮之私園，“去年辱佳招”云云，指熙寧二年東園之游，司馬光《景仁招游東園馬上口占》詩：“適野自可愛，況逢佳主人?！薄端抉R溫公集編年箋注》卷一一，第二冊，第274頁。韓維亦有《載酒過景仁東園》詩，有句云：“顧慚文俗吏，游步躡仙蹤?！薄度卧姟返?冊，第5217頁。

熙寧二年，司馬光曾薦陳薦、蘇軾等4人為諫官；三年，“三舍人”封還李定任命詞頭，司馬光對他們的做法表示了支持，他上疏說：“朝廷知大臨等既累次封還詞頭，今復草之，則為反覆，必難奉詔，因欲以違命之罪罪之，使今后凡朝廷所行政令，群下無敢立異者。若果如此，則百執事之人，自非偷合茍容者，皆不得立于朝?！保ā墩摾疃ㄔ印罚2]（卷四三，第四冊，P80）正所謂人以類聚。從這首游宴詩中，則可看出兩制詞臣在暫時脫離與外界隔絕的“禁掖”深嚴生活和京華的“塵土氣”之后，難得的散誕縱狂的丘樊之思，山泉之樂?，F存蘇頌和詩：“鑾禁限沉深，鰲頭雄赑屃。主人出休沐，秋色正明麗。偶為東園游，便有中林意?？v言得造適，覽物增意氣。風清濯煩襟，日永忘歸轡。朝野本無間，簪組何用棄。未必幽棲人，識茲真樂地?！保ā洞雾嵕龑崈群餐畏毒叭蕱|園》）[16]（卷五，P47）“主人”正是對司馬內翰的尊稱，“朝野本無間，簪組何用棄”，詮釋了白居易所奉行的“中隱”思想，回應了司馬光詩中“進止有常地”之意。如何在無法預測的政治風波中優游進退，消解仕與隱的矛盾，確實是宋人詩中思考較多的問題。

四、“四友”熙豐間的洛陽等地唱和

熙寧九年（1076），王安石被再度罷相退居金陵以后，回歸到一位詩人的身份，其詩風亦逐漸脫離了熙寧時期以意氣自許的政治色彩，而創造出詩律精嚴、詩意含蓄的“荊公體”。其舊友司馬光等人則因屬舊黨陣營而退居洛陽附近，以在野的姿態，開展他們的學術與文學寫作活動?！八挠选敝g，因政治分歧而造成的友誼裂痕已無法彌合，昔日王安石與司馬光等詩友游集唱和的場景不復再現。故本節重點考察“四友”中另外三位退居后的詩歌唱和活動。

熙寧三年，范鎮致仕，先居洛陽，后遷許昌，司馬光曾描述其蕭散閑居的生活狀態：“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驎r乘興出游，則無遠近皆往?！保ā斗毒叭蕚鳌罚2]（卷六七，第五冊，P215-219）四年，司馬光退歸洛陽，呂公著出知潁州。五年，韓維亦因與王安石議論不合而出知襄州，改知許州（即許昌），七年，知河陽，逾年，復知許州。其間，各地相距不遠，諸友或詩箋相寄，“把燭題詩寄驛郵”；或命駕相訪，“命駕幸無千里遠，春湖艤楫待君游”（韓維《去冬蒙君實示嘉篇懶拙不即修謝臨書走筆深愧浼瀆》）。[15]（第8冊，P5227）范鎮自許州寄詩韓氏昆仲——韓絳、韓維、韓縝：“四十年來作往還，如今那怪鬢毛斑……相將嵩少深深處，更共眠云紫翠間?！保ā舵偛肪釉S下雖未有涯先作五十六言奉寄子華相公持國端明玉汝待制》）[15]（第6冊，P4261-4262）司馬光從洛陽寄詩奉和說：“壯齒相知約歲寒，索居今日鬢俱斑。拂衣已解虞卿印，筑室何須謝傅山。許下田園雖有素，洛中花卉足供閑。它年決意歸何處，便見交情厚薄間?！鳖}下原注云：“景仁頃見許居洛，今而倍之，故詩中頗致其怨?！保ā逗途叭什肪釉S下》）[2]（卷一二，第二冊，P349）對范鎮遷許表達了惋惜之意。又寄詩慰問云：“許昌昔名都，于今亦雄藩。先賢雖已遠，風跡凜猶存。況復多巨公，分義素所敦。丞相辭黃閣，學士乘朱轓。青云同禁省，白首會山樊?！保ā堵劸叭蔬w居許昌為詩寄之》）[2]（卷五，第一冊，P288）韓維和光詩：“蜀公有高志，謝事久杜門。擾擾世俗務，不復掛口論。群經雜圖史，擁坐如周垣。上談千載故，蓮若水注盆?？蛠肀孛?，左右拱諸孫?！保ā洞雾嵑途龑嵓木叭省罚15]（第8冊，P5181）潁昌、洛陽均成為退居官員匯聚的中心，兩地官員更多過從游集，良辰高會，如元豐七年時司馬光作《景仁將歸潁昌輒為詩二十韻紀贈》：“秀發西南美，挺生河岳靈。雕龍蔚文采，老鶴瑩儀形。落筆高時雋，飛緌侍帝庭。英聲軼云漢，遠勢擊滄溟?？喙潓n國，嘉謀每據經。溫雖比圭璧，直不避雷霆。道勝軒裳薄，神和氣體寧。忠誠懷畎畝，樂事寄林坰……賤子叨流輩，高風仰典刑。巨川容滴水，余景借流螢。久別眉俱白，重來眼更青。淹留弦與晦，游集醉還醒……異日期同傳，窮泉約互銘。古今難得事，交分保頹齡?！保ā毒叭蕦w潁昌輒為詩二十韻紀贈》）[2]（卷一五，第二冊，P499）高度贊揚范鎮秀發英挺的文章學術，忠直憂國的政治品節，描寫兩人久別重逢、詩酒游集的情景。范鎮與司馬光相得甚歡，出處交游四十余年如一日，議論如出一口，二人曾相約：“生而互為之傳，后死者當作銘?！保ǚ舵偂端抉R文正公墓志銘》）[3]（第40冊，P317-318）結尾數句即寫此約定。

司馬光與范鎮皇祐二年（1050）開始關于樂律問題的論辯，直到熙寧中兩人分別居于許昌與洛陽時，仍時相過從，詩書往還，各執己見，齟齬難決。韓維時作詩記述：

紅薇花拆萱草丹，萬鈴嘉菊重臺蓮。問公此時胡不飲，樂有至理須鉆研。后夔已遠師曠死，寂寞千載無其傳。公窮天數索圣作，坐使綠鬢成華顛。屠龍絕藝豈世用，儀鳳至業非公專。洛陽有客金石堅，持議不屈難镵鐫。園收獨樂會真率，以勞校逸寧非偏。古稱兩忘化于道，此理豈不曠且然。折花持酒待公醉，樂至無聲方得全。（《招景仁飲》）[15]（第8冊，P5179）

少年議樂至顛華，作得文章載滿車。律合鳳鳴猶是末，尺非天降豈無差。勞心未免為詩刺，聚訟須防似禮家。一曲銀簧一杯酒，且于閑處避風沙。（《覽景仁君實議樂以詩戲呈景仁》）[15]（第8冊，P5226）

詩中說司馬光在遠離汴京是非之地的洛陽創獨樂園，舉辦真率會，與范鎮繼續著兩人長達二十余年的樂理爭論，純粹而癡迷的學術研討成為暫時逃避政治的精神寄托和一處“避風沙”的閑靜園地。

宋人筆記描述的幾個雅集場景也頗能反映其時退居學士的生活狀態與心態：

初，歐陽文忠公與趙少師槩同在中書，嘗約還政后再相會。及告老，趙自南京訪文忠公于潁上，文忠公所居之西堂曰會老，仍賦詩以志一時盛事。時翰林呂學士公著方牧潁，職兼侍讀及龍圖，特置酒于堂，宴二公，文忠公親作口號，有“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之句，天下傳之。[17]（卷四，P48）

此則所記是嘉祐中學士歐陽修、趙槩與熙寧初學士呂公著兩代學士的潁州雅集，歐陽修于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居潁上，公著則罷翰林學士出知潁州，其實公著此時何嘗不是被逐出政治中心的“閑人”？熙寧十年，呂公著移知河陽，于是司馬光與范鎮命駕往訪。

正獻公（呂公著）守河陽，范蜀公（范鎮）、司馬溫公往訪，公具燕設口號，有云：“玉堂金馬，三朝侍從之臣；清洛洪河，千古圖書之奧?！盵18]（P370）

呂申公知河陽，司馬溫公、范蜀公并駕訪之。此其臨岐倡和詞也。既去，申公榜其所館為“禮賢堂”云。方三公同時法從，光華臺閣，然名未卓然暴白。會王安石紛更法度，莫不極力爭之。溫公除樞密副使，以言不見聽，迄不受命。蜀公年六十三矣，亦請致仕而歸。安石大怒，既落職，又自為制詞丑詆之。申公自御史中丞出知潁州，安石亦改制詞加之罪，而天下更以為榮焉。于是翕然仰望之，如泰山北斗矣。元祐初，溫公、申公對秉鈞軸，而天下復安。（汪應辰《題申溫蜀三公倡和詞》）[3]（第215冊，P189）

兩則所記是熙寧三學士的河陽燕集，呂公著的燕設致語贊揚了司馬光的“侍從”經歷與博學素養，與歐公和趙槩的潁州聚會一樣，都不約而同地強調自己“玉堂金馬”的侍從身份，其中既有對這一職位的高度認同，也暗含著此刻投閑置散的自嘲。汪應辰所收藏的申（公著）、溫（光）、蜀（鎮）三公在河陽所作告別倡和詞今均不存，司馬光有詩追述了河陽之會：

蓬飛匏系十余年，并蔭華榱出偶然。郭隗金臺雖見禮，華歆龍尾豈能賢。浮云世味閑尤薄，寒柏交情老更堅。明日河梁即分手，人生樂事信難全。（《去春與景仁同至河陽謁晦叔……》）[2]（卷一四，第二冊，P426）

流露了浮沉飄轉的身世之感，抒寫了處逆境而彌堅的深厚友誼。

總之，熙豐時期的洛陽儼然已成為汴京之外與朝廷分庭抗禮的又一政治文化重心，[19]以洛陽為中心，潁昌、河陽等地共同構成退居官員、隱士、學者組成的交游圈，司馬光則無疑是這一在野舊黨群體的領袖，他“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司馬光傳》）。[7]（卷三三六，P10767）故蘇軾當時也曾寄詩詠嘆道：“洛陽古多士，風俗猶爾雅。先生臥不出，冠蓋傾洛社。雖云與眾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保ā端抉R君實獨樂園》）[20]（卷一五，P715）他們一方面優游山水園林，詩酒雅集，一方面以道義自尊，以學術相高，靜觀時局，失勢而不失意，退居而不頹喪，是熙寧前期洛陽等地退居學士詩人群的典型心態。值得慶幸的是，當熙豐間蘇軾因作詩涉嫌諷刺新法而被新黨殘酷地逮治入獄，汴京的文學創作已無法正常進行時，洛陽等地退居官員們卻獲得了難得的寬松自由的創作環境，因此，文彥博、司馬光等發起組織的耆英會、真率會之類詩社活動才得以頻頻舉行。雖然閑吟取代了諷諭，林泉高致掩蓋了朝堂紛爭，但仍曲折地透射出政治干預文學的陰影，只是這樣特殊政治格局下的文學景象，在元豐以后的貶謫文臣中也很難重現了。

相同的文化品格和性情氣質促使司馬光、王安石等人在青年時期結為交往密切的“四友”，對立的政治立場促使“四友”在進入中年后最終分裂，這反映了特定政治背景下人才分化的必然趨勢。非常巧合的是，元祐元年（1086）四月，退休的宰相、荊國公王安石薨，九月，復出主政的宰相司馬光薨——“四友”中的兩位重要人物同時離開政壇、文壇。此年，另一件引人矚目的大事是蘇軾的任命：正月，除中書舍人，十月，除翰林學士，十一月除侍讀。人事的更替代謝，預示著一個時代的新舊交替，同時也是新一輪新舊黨爭的延續?！八挠选狈至训挠绊懺谠v以后政壇仍余波未已，南宋理學家張九成為劉安世《盡言集》作序說：

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恥，孝友文章，為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趣，則大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安世），再傳而得陳瑩中（瓘）；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介甫學行，使二圣北狩，夷狄亂華。嗚呼！悲夫，器之在諫垣，專攻王氏黨，其扶持正道，亦云切矣。[3]（第184冊，P39-40）

劉安世出司馬光門下，與陳瓘先后在元祐、元符中任諫職，都曾極論蔡卞、章惇、蔡京等罪。不過，張九成將呂惠卿、蔡確、章惇、蔡京、王黼均劃入安石一派，尤其將靖康之難歸罪于安石學行，顯然是武斷粗暴、不符合歷史實際的結論。其實“四友”間并未因政治紛爭而轉向個人恩怨與意氣之爭，他們的政治品格始終坦蕩磊落，道德文章均堪垂范后世，但若論文學建樹與深遠影響，則王安石在“四友”中未遑多讓。

[1]徐 度.卻掃編[M].文淵閣四庫全書[Z].（第86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司馬光.司馬溫公集編年箋注[M].李之亮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09.

[3]曾棗莊，劉 琳.全宋文[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4]邵伯溫.邵氏聞見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3.

[5]徐乾學.資治通鑒后編[M].文淵閣四庫全書[Z]（第34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王安石.王荊公文集箋注[M].李之亮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05.

[7]脫 脫，等.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

[8]王 稱.東都事略[M].文淵閣四庫全書[Z]（第38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9]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M].文淵閣四庫全書[Z]（第45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0]王 珪.華陽集[M].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11]蘇 軾.蘇軾文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6.

[12]馮 琦.宋史紀事本末[M].陳邦瞻增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05.

[13]王安石.王荊文公詩箋注[M].李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4]歐陽修.歐陽修詩文集校箋[M].洪本健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5]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16]蘇 頌.蘇魏公文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8.

[17]王辟之.澠水燕談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1.

[18]呂本中.紫薇詩話[A].何文煥輯.歷代詩話[M].中華書局，1981.

[19]葛兆光.洛陽與汴梁：文化重心與政治重心的分離——關于11世紀80年代理學歷史與思想的考察[J].歷史研究，2000，（5）.

[20]蘇 軾.蘇軾詩集合注[M].馮應榴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責任編輯：張立榮）

OnJiayouFourFriends’AdvanceandRetreat，DepartureandUnion，andKeepingCompanytoWriteRespondingPoetry

CHEN Yuanfeng

（Scholl of Liberal Arts，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Shandong 250014 China）

WANG Anshi，SIMA Guang，Lü Gongzhu，HAN Wei were known as “Jiayou Four Friends”.They made friends，toured，partied in Jianyou，and then entered the royal power Centrum simultaneously in Xining，but divided because their political stands were opposite.The cultural characters of “Jiayou Four Friends” were simple，plain and elegant，they all belonged to the School of cancelling Poetry and Fu on the issue of reform of imperial examination，but SIMA Guang and two others criticized WANG Anshi’s neodoxy，which was arbitrary and heterogeneous.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making friends and writing responding poetry of “Jiayou Four Friends” conform with their trajectories of advance and retreat，departure and union in the political circles，which could be clearly divided into two stages：Jiayou，Xifeng.Literary surroundings of Bianliang became deteriorated because of the autocracy of the new party.SIMA Guang，LV Gongzhu，HAN Wei and FAN Zhen relegated to Luoyang，Yingchang and other places.However，they

a rare loose free authoring environment.They passed their days in hills and waters，reciting poetry，drinking and partying.Leisurely reciting poems took the place of satirization，the elegant taste covered up the government dissension.The shadow which politics intervened in literature was tortuously respected.

“Jiayou Four Friends”；Xining；Yuanfeng；keeping company to write responding poetry

2013-12-10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北宋翰林學士與文學研究”（編號：06BZW034）

陳元鋒（1955-），男，山東招遠人，文學博士，山東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I206.2

A

1000-579（2014）01-007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