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瓦斯托波爾紀事

小五

一

中國讀者知道列夫·托爾斯泰（1828—1910）的早期創作《塞瓦斯托波爾紀事》，大都是從羅曼·羅蘭（1866—1944）的《托爾斯泰傳》得來。

1851年，托爾斯泰去高加索服兵役。1853年，克里米亞戰爭爆發，次年，年輕的軍官托爾斯泰自愿到塞瓦斯托波爾，衛護在最危險的第四號炮臺。托爾斯泰以剛剛的經歷，在棱堡的障蔽里，在炮火的打擊下，在同伴的相處中，寫作了不可磨滅的《塞瓦斯托波爾紀事》——《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之塞瓦斯托波爾》（1854）、《一八五五年五月之塞瓦斯托波爾》（1855）、《一八五五年八月之塞瓦斯托波爾》（1856）。

羅蘭在《托爾斯泰傳》中敘說，“據說俄后讀了第一部紀事之后，不禁為之下淚，以至俄皇在驚訝嘆賞之中下令把原著譯成法文，并令把作者移調，離開危險區域……”托爾斯泰由此開始了他作為俄國偉大作家的生涯。

羅蘭是法國著名作家，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70年前正值二戰慘烈之際，羅蘭去世，人們紛紛表達哀挽。羅蘭以一部長篇杰構《約翰·克里斯多夫》（1904—1912）享譽全球。他還有《貝多芬傳》（1903）、《米開朗琪羅傳》（1906）、《托爾斯泰傳》（1911）三種傳記名作傳世。這三種傳記后來合成《名人傳》一書，有人稱贊為“巨人三傳”。

羅蘭一生喜愛托爾斯泰以及維克多·雨果的作品，而恰恰這兩位作家以《戰爭與和平》《悲慘世界》，成為世界文學領地上的兩座高聳的山峰。

當年，羅蘭三傳為讓世人“呼吸英雄的氣息”而傳播了他們巨大的精神力量。20世紀三四十年代，傅雷將這三傳譯為中文。傅雷說，“在陰霾遮蔽了整個天空”的時候，他從中得到啟示：“唯有真實的苦難，才能驅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難；唯有克服苦難的壯烈的悲劇，才能幫助我們擔受殘酷的命運；唯有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才能挽救一個萎靡而自私的民族……”傳主一流，作者一流，譯者一流，令人激賞的《名人傳》一直在中國風行。

文學也許更容易受到社會和政治的關注。列寧曾比喻托爾斯泰為“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高爾基則從世界影響的角度褒揚，說：“整個宇宙，整個大地都在望著他：從中國，從印度，從美國，從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有著活的、一直在顫抖的線向他伸過來?！?/p>

羅蘭曾經表示，要使托爾斯泰的傳記完整，那就不得不說明他和亞洲、和東方中國的關系。確實，托爾斯泰很關注中國的文明，了解過中國古典哲學，研究過老子《道德經》；他也曾由對俄國農民命運的思考，而對受帝國主義侵略的中國人民寄予同情。

中國也推崇托爾斯泰。在風雨飄搖的封建社會晚期，在激烈的辛亥民主革命的前夜，1900年，先覺的知識分子便把尚在人世的“俄羅斯的新圣人”托爾斯泰介紹到中國。從滌蕩舊傳統的新文化運動開始，托爾斯泰便與中國新文學同在?！缎虑嗄辍方榻B過許多外國進步文化，里面相當篇幅是譯介與評論托爾斯泰的。當時用力最深者是瞿秋白，他勤奮翻譯托爾斯泰的作品和列寧的有關論述。1920年，瞿秋白到莫斯科擔任北京一報社的特約通訊員時，還特意去訪問了托爾斯泰的故鄉，寫下《清田村游記》：“清田村一游，令人暢心滿意，托爾斯泰是世界的偉大文學家，遺跡芳馨?！?/p>

聲勢浩大的五四時期，魯迅和郭沫若都把托爾斯泰當做破壞不中用的偶像與陳腐的傳統的革新者進行宣傳，體現了時代精神。郭沫若《匪徒頌》將托爾斯泰稱為“反抗貴族神圣的文風”，不得善終的“文藝革命的匪徒”。魯迅早年，有友人贈言“魏晉文章，托（托爾斯泰）尼（尼采）思想”，顯示了兩人的相通之處。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后，茅盾的現實主義小說“更近于托爾斯泰”，比如《子夜》就有借鑒的內部聯系，反映了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新階段?？箲疖娕d，田漢、夏衍分別改編《復活》為劇本，突出不同的主題，在現代劇本創作中各有獨立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以上這些，包括傅譯羅蘭三傳在內的翻譯文學，中國新文學與托爾斯泰的關連，都是“中俄文字之交”的重要內容。

二

中國新文學一直仰望《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這樣的巨著，只是偶爾覺察到托爾斯泰的其他創作，比如早期名作《塞瓦斯托波爾紀事》《高加索紀事》，讓人稍稍有些遺憾。而羅蘭就在《托爾斯泰傳》中，特地辟寫了有關塞瓦斯托波爾的章節，因為傳主從那里開始文學生涯的。

托爾斯泰在塞瓦斯托波爾防御戰役中看到，俄軍官兵和許多市民勇敢參戰，著名的“保衛塞瓦斯托波爾！”成為每一個人的遺言，表現出高度的精神和戰斗素質，為俄國贏得了榮譽，并在陸海軍戰史上寫下了濃重的一頁。托爾斯泰在《塞瓦斯托波爾紀事》中對戰爭的殘酷、對俄羅斯士兵的優秀品質、對人們在戰爭中的復雜心理都作了真實的描繪，第一部、第三部體現了熾烈的愛國思想，第二部則表露了難以抹去的凄愴。

《塞瓦斯托波爾紀事》展示了作者的藝術才華。羅蘭在《托爾斯泰傳》中這樣描述：“仿如演劇時休息期間底樂隊一般，戰場底景色中展開了鮮明的大自然，陰云遠去，豁然開朗，而在成千成萬的人呻吟轉側的莊嚴的沙場上，發出白日的交響曲……”

托爾斯泰的《塞瓦斯托波爾紀事》的價值、意義與影響不容輕視小覷，這讓人記憶起中國新文學史上一段塵封已久的史實，那就是孫席珍的戰爭文學。

孫席珍是“從北伐戰場上歸來”的作家，創作中包括由《戰場上》（1929）、《戰爭中》（1930）、《戰后》（1932）三個中篇組成的“戰爭三部曲”和數個短篇?！稇饒錾稀芬唤洶l表，便在新文學陣營中引起強烈的反響和爭議。法國、丹麥、日本等國先后予以翻譯。巴黎出版的《現代中國小說集》說《戰場上》是中國現代第一種戰爭小說，作者也被稱譽為“戰爭小說家”。

孫席珍早年求學北大時，因為受魯迅、瞿秋白的指導之故而閱讀過托爾斯泰?！皯馉幦壳笔欠磻鸬奈膶W，但在寫作表現上與《塞瓦斯托波爾紀事》有潛在過往的痕跡，是托爾斯泰之于中國新文學影響的新的審視點。

1936年，埃德加·斯諾選譯的《活的中國》出版，里面入選了孫席珍的作品。斯諾告訴孫席珍，他的戰爭小說《火和鐵的世界》《從蛟橋到樂化》將另行翻譯，在美國《亞細亞》雜志刊登?？上O席珍之后，戰爭文學的跟進者只有兩三人，但這仍不失為中國新文學獨樹一幟的探索方向和積極現象。

中國新文學時期的戰爭文學已經消逝，但“戰爭小說家”孫席珍后來撰著有《戰爭文學論》一稿，其中論及托爾斯泰，提及《塞瓦斯托波爾紀事》，并引用“連高爾基和羅蘭這樣的人都承認其高超的藝術修養”的斯蒂芬·茨威格的名篇《世間最美的墳墓》。1928年，茨威格到前蘇聯旅行，憑吊了托爾斯泰墓：“我在俄國所見到的景物再沒有比托爾斯泰墓更宏偉、更感人的了。這塊將被后代永遠懷著敬畏之情朝拜的尊嚴圣地，遠離塵囂，孤零零地躺在林蔭里。順著一條羊腸小路信步走去，穿過林間空地和灌木叢，便到了墓冢前；這只是一個長方形的土堆而已。無人守護，無人管理，只有幾株大樹蔭庇?！蠚堒娙送诵菰捍罄硎仿〉紫履闷苼龅哪寡?，魏瑪公侯之墓中歌德的靈寢，西敏司寺里莎士比亞的石棺，看上去都不像樹林中的這個只有風兒低吟，甚至全無人語聲，莊嚴肅穆，感人至深的無名墓冢那樣能劇烈震撼每一個人內心深藏著的感情?！?/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