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導演張藝謀

劉丹青

張藝謀要進軍好萊塢了。

《歸來》之后，他會做一個“爆米花電影”，大投資、大制作，國際團隊。

過去他不喜歡好萊塢，覺得演員都該在國內呆著，別去那兒湊熱鬧，“好萊塢還是寶萊塢，您在任何萊塢，英語呱呱叫，沒那么多角色給你演?！彼f。

甚至陳凱歌拍《霸王別姬》時，張藝謀還拉過編劇蘆葦問：“歌還是過去那一套吧？”

片子出來，蘆葦叫張藝謀看看，張藝謀看完不以為然，說這是“中國學好萊塢學得最像的電影”。

那時好萊塢是貶義詞。

開會工作狂

現在他要去了，這是努力的結果。

張藝謀63歲了，卻一直不放松，忙起來是個工作狂。文學策劃周曉楓回憶說，開會時他喜歡窮盡可能，一個點子出來，馬上自己否了，問周圍：還能怎樣？還有什么招兒？

跟上他很困難。一次半夜兩點后，做文字錄入的女孩太困，一個跟頭從椅子上摔下來，腳尖幾乎踢到張藝謀眉毛。

甚至《歸來》里那種簡單也是努力來的。按老路子拍慣了，總想往好看、復雜了拍，但又要收斂著，“扛住那種創作心態的誘惑”，那過程并不輕松。

編劇史航參加過幾次《山楂樹之戀》和《歸來》的策劃會，會上張藝謀那狀態幾乎是“陪著小心”，別人提一個想法，他馬上問：“行嗎？你說不行？那怎么能行？你說能怎么弄？”

那狀態不像謙虛，倒更像在顧忌什么?！度龢屌陌阁@奇》和《金陵十三釵》之后，張藝謀的狀態有點兒拘謹，史航感覺他被“罵怯了”。

討論時，張藝謀很謹慎，生怕片子里又有“招人煩”的東西，想誠懇，又有顧慮，就怕把“那點意思”弄成“不好意思”。

于是誰的說法他都聽一聽，反反復復，立起來又推倒，人物一個一個減少，劇情也越來越簡單，幾次下來，消耗和折損都很大。

有時為一兩個情節，他和編劇鄒靜之大吵幾個小時，這爭吵也不是鄒靜之跟每一個導演都會有的，他跟王家衛就不吵，王家衛是溫柔而堅定，要什么臨場打電話給鄒靜之：“給我一句臺詞”，非常具體。

張藝謀的工作方式是另一種，他很激情，但易反悔，每一回頭，總覺得過去是錯的，于是大破大立，非常辛苦。剛看完小說《陸犯焉識》時，他說要做一個“上下集的電影”，劇本寫完又不要上下集了，“合成一個”。

即使水準一般的片子，他的努力也一點沒少，《三槍拍案驚奇》拍了8個月，每天都較勁，付出多了，難免打動自己，直到出來才發現問題，“又掉溝里了”。

《金陵十三釵》也一樣，一天一頓飯，睡3至5個小時，白天拍半夜剪，6個月完成。國外剪片和拍片時長一樣，或為2倍，張藝謀實現了不可能的效率。

可效率高了，片子卻沒有因此而好。從《英雄》到《黃金甲》，再到《三槍》《十三釵》，一片罵聲。

有的也很誠懇。拍《山楂樹之戀》時，史航等文學策劃極力反對這個劇本，他擔心“原著非常庸俗，是個坑，填不滿的”。

可張藝謀卻堅持，因為自己“看哭了”。他想抓住那個感動?！捌鋵嵤羌庇谙M，急于變現，我張藝謀和張偉平這個名氣就是比別人賺錢?！笔泛椒治瞿切睦?。

至于之后的《金陵十三釵》，連早年和張藝謀合作過的蘆葦也不理解了，片子里，純潔的要繼續純潔，被玷污的要一再被玷污，“藝謀的價值觀怎么出了問題了?！?/p>

圈內盛傳著他工作時的不眠不休，的確，他一直是勤懇、用功，不懂享受的。

90年代，最好時光

早年張藝謀也努力，但方向是另一種。

當時不光是不睡覺，他努力琢磨一些東西，觀念、敘事策略上的。那時他做片子很用心，總想說點兒不一樣的東西。

他買過一個劇本《千萬別把我當人》，王朔寫的，大意是比“忍術”，每個國家各派一名選手，什么都比，包括喝尿，中國人樣樣都輸，比到“割臉皮”才算贏了。

暗喻非常多，但顧及尺度，張藝謀不敢拍，過幾年他就去當奧運會導演了，這種片子更拍不得。

而對能拍、可拍的那些，說什么，怎么說，他特別上心。拍《秋菊打官司》時，他帶著蘆葦，兩人睡一屋，白天拍戲，夜里談本子，想好好講故事，把人物立起來。

拍《活著》時，主角福貴從一個渾不吝的敗家子，一變而成了一個樹葉掉頭上都害怕的人，是時代改變了他。

說劇本時，張藝謀要求每一個主創都給意見，美術、燈光都要提，演員也要提。葛優失眠，開會時躺一邊打盹，常被張藝謀叫醒：“葛爺發言了?！备饍灈]全醒，蒙著問“說哪兒了？”

那時他有最好的團隊，鞏俐、葛優、曹久平、蘆葦，可在一起誰也不比誰牛，擺架子擺譜都是沒有的事。

每天，張藝謀7點起床，叫起全組人：“搞運動了！”一天鞏俐遲到，車等著，眼看她從門里出來，張藝謀卻說“開車！”全組人都勸他，鞏俐不去你拍什么？有必要較勁嗎？張藝謀還是執意要走。后來鞏俐一個人從縣里租車去片場。

也正是那個階段，張藝謀從《紅高粱》那種風格里出來了，不想再說“酒神精神”“生命的昂揚”，反而想說說文革、小人物。

這個早年愛色彩、重美術的人，甚至會為了布光的事兒主動跟人吵架。對方要把燈光弄炫一點兒，張藝謀不肯，不想讓美術的東西先聲奪人。

當時他43歲，正在最好的階段，不怯，沒有疑慮，也沒有所謂“商業”上的東西，想法一個接一個，源源不斷。

“他是主講，借那個平臺和場所，打開自己的思路，特別希望別人跟他辯論，挑戰?！碧J葦說。那時的張藝謀喜歡被反駁。

那時不流行講“大片兒”，電影只談兩樣：政治和藝術。這樣的環境里，張藝謀和同代人一樣，有點兒情懷和抱怨，喜歡英雄主義的東西。

那時他熱絡、踏實，人跟片子一樣有股蠻力，看見大家連軸轉已經東倒西歪睡著了，他還不甘心收工，急得直打轉。

蘆葦說，張藝謀是一個多變的人，但早年那種風格是時代和經歷給他的，文革里他吃過苦，這苦難帶著他往前走了十年。

“第五代作品的內涵和意義被放得很大，那是整個時代的需求，所以成就了我們?！睆埶囍\自己也同意。

自發也好，氛圍也罷，那畢竟是張藝謀的最好時光。蘆葦記得當時的張藝謀，眼睛發亮，鐵青著臉，一個人走來走去，簡直像條狼。

開始把“票房”當標準了

現在的張藝謀不想再把自己說成農民。

《紅高粱》獲獎時，他一身灰西服，扎著紅領帶去了柏林?，F在打扮變了，多穿深色，面料講究，顏色的搭配“看似不經心”，但“清越有風致”。

私底下他也跟朋友開玩笑：“別老說農民，我正經城市戶口?！闭J真起來也感嘆，“三年農民，一輩子農民?！?/p>

這是說他下過三年鄉，一輩子就被當成農民了，這不公正，認真說起來，他父母也是知識分子。

而且他越來越成功了?！队⑿邸分?，他在大片上打出了一片天地，是個大導演了。只是有時話說急了，他還會一下子站起來，掄開了比劃，大開大合，并習慣性地提褲子。

于是你會看到說話時他不斷地坐下，站起，提褲子，就這點上還有點兒農民的影子。

但打扮變了，觀念上他還是現實主義的?！叭耸且袎粝?，夢想是很入世、很具體、很現實的，它不能在天邊?！彼f，他已經有資格可以跟年輕人說說夢想。

確實，《英雄》之后，張藝謀的狀況改善了，資源多了，話語權也大了。其他的大導演或跟風，或步后塵，或栽跟頭，但不可否認，張藝謀開啟了一個時代。

張藝謀自己也知道這一點?！稘M城盡帶黃金甲》的劇本討論會上，他叫上了蘆葦，蘆葦看看這個多年前的老搭檔，發現他有了變化，“很固執，對自己劇本的弱點能夠網開一面，工作上失去彈性了?！?/p>

蘆葦看看本子，說不行，“你這么拍就有問題?！睆埶囍\聽完有點兒負氣，“蘆葦”，他說，“我告訴你，你的意見是對，但我、鞏俐、周潤發、周杰倫，我們四個人綁一塊兒，光靠宣傳、廣告，票房絕對上億，你信不信？”

蘆葦被噎住，“我還沒法不信，我也不知道周潤發，周杰倫有多大號召力?！?/p>

他感到一種變化正在發生，思路上的。張藝謀開始把“票房”當作目標之一，《活著》時他不說這樣的東西。

大片時代里，張藝謀很快投入進去，并馬上找到關竅，這點敏感和早年一樣?！澳隳艽蚨ㄖ饕庖囊徊渴笱a的電影，既要通過，又要賺錢，還能表達自我，你就是好樣的?！?/p>

現在的合作老板、樂視影業總裁張昭說，張藝謀從來沒給自己定過位，他也一直在改變自己的定位。首先他是 “職業導演”，“對電影就是職業興趣，《歸來》也很過癮，拍商業電影也很過癮。他永遠是愿意為天下之先的人”，成功也追求一種職業上的。

他知道混這個行當的規則。第一次出頭露面是“自己掙的”，第二次是別人給你機會，抓住這兩次，再來一回，連續三把“活兒都成了”，你就行了。

最怕“拉風箱式的前進”，第一部不錯，第二部“抽抽了”，第三部還行，第四部沒法看了。

他拿自己舉例：“《紅高粱》成功了，《菊豆》得了獎，第三部《大紅燈籠》，第四部《秋菊打官司》……你有過硬的、被認可的東西擱在這兒，之后被批判，你還是你，依然有價值，有人給你投資?！?/p>

這話說得坦率，他也確實照做了。

沒編劇了

如果票房算一個指標的話，張藝謀成功了。

可編劇卻丟了。早年，和張藝謀合作的是莫言、蘇童、畢飛宇、蘆葦，他依賴著他們，后來一個一個他離開了他們。

當年《活著》出來，張藝謀在小廳里給蘆葦、鞏俐單獨放了一次，看完蘆葦沉默著，鞏俐看哭了。這之后，這部電影蘆葦只看過一次，在美國一個規模不大的交流會上。

《活著》沒有公映，通俗地說，它“被斃了”，這情形是張藝謀電影中唯一一部，這以后張藝謀再沒找過蘆葦。

直到《滿城盡帶黃金甲》，那時是蘆葦跟不上了。他覺得那時觀念不對，從《英雄》起，他感到張藝謀在“討一種價值觀的好”?！耙粋€英雄為皇帝犧牲了，那不是英雄，是奴仆?！?/p>

但路是自己選的?！疤痤^，或代價，都是自己的選擇?！碧J葦說。

張藝謀偶爾也感嘆：“沒有好故事”“沒有好編劇”。粗看這話有理，莫言獲獎，身價不一樣了，余華、蘇童、畢飛宇也一個一個過了創作上的最好階段。

可推究起來，導演抱怨沒有好編劇，編劇抱怨沒有好作家，作家抱怨導演不識貨，導演又抱怨觀眾太庸俗，“好像問題很大，細找又找不出，”蘆葦說，“但主創整體素質不高，這是個事實?！?/p>

劇本荒鬧急了，有時張藝謀也自己上手，拆東墻補西墻，把環境、國籍換一換，故事、人物拎出來。

早年張藝謀對劇本很講究，《活著》劇本出來他連夜看完：“好！”

狀態變了，陣容變了，片子也變了，有時這樣，有時那樣，深一腳淺一腳，“他本來就善變，也愛變”，蘆葦說，“可以說變是為了探索，但也是價值觀的緣故?！?/p>

張藝謀卻對“變不變”的問題沒那么敏感，當過農民，做過紡織工，差一點兒上不了大學，他知道堅持沒用，順著走才是好的。

他年齡也大了，對自己，對世界，不較勁也沒情緒了。

“接受是我最大的哲學”

而30年前，年輕的張藝謀很較勁兒。

一張照片上，一個年輕姑娘拖著長發，回過頭來，身子完全虛到背景里，只見一張笑臉，一條辮子。

那個年代，這太先鋒了，是那種讓人眼前一亮的東西。當時的張藝謀喜歡出挑，憋著勁兒要跟人不一樣。

他是有這壓力。28歲才上大學，攝影系里，他年齡最大，書又讀的不多，天分好，心氣兒高，性格多一層敏感緊張。

同學里，不少人出身電影世家，趙丹的兒子、于藍的兒子、田芳的兒子、華君武的兒子、艾青的兒子、白楊的女兒……導演系的陳凱歌和田壯壯，父親也是名人。

北京同學眼界寬，腦子活，張藝謀就不一樣了，他剛從工廠過來，寫的都是“這多年來重見天日的百花啊，不正是想解放的有力見證”。

要么就是“諸位老師對我的理解和鼓勵，令人感泣，振奮！猶如一陣春風，推開心房的大門……”

后者是一封自薦信，年代很久了，落款還是“陜西第八棉紡廠織襪工藝組，張藝謀”。

紡織工人三班倒，常常不眠不休，這活兒受罪，也跟愛好無關，當時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去陜西畫報社，背著單反哈蘇相機，用多少膠卷單位都給報銷。

也拍過不少照片，構圖講究，名字抑揚頓挫：《中華神奕春來時》《嚴冬大地綻春蕾》，小字橫平豎直，像拉了線，一行一行工整規矩。

這字是文革時學的，抄大字報，畫毛主席像，有了這本事，就能被紅衛兵征用，那感覺很好，一是充實，二是被承認，能做顆有用的螺絲釘了。

年輕的張藝謀知道，你要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別人要你，“我一開始就有這個意識，讓自己工具化”，他說，“工具化了，你就會對別人有用，別人有用了，你就有空隙生存?！?/p>

三十年過去了，張藝謀說自己還是那態度，“接受是我最大的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