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說謊”的記憶

文/梅子

會“說謊”的記憶

文/梅子

他在異地醒來，成為無名氏——由于遭遇意外時腦部受到猛烈撞擊而導致失憶。友善的年輕學者杰克收留了他，并幫助他配合治療，希望他盡快恢復記憶。

接下來，無名氏驚悚地發現，自己成了夢游殺手：當他從床上醒來時，不僅滿身、滿床受害者的鮮血，兇器就在身邊，并且所有的殺人情節都歷歷在目。他找到警察自首，所述情節也與警察的現場勘察完全吻合——無疑，他就是兇手。

負責此案的一名女警察相信無名氏并非故意犯罪，她決定幫助他克服夢游，找回原來的自己。然而，兇案繼續發生，兇手仍是無名氏。他痛恨自己無法自控，居然在夢游時兇殘地殺人，無奈中，他決心用自殺來終結這一切。但，警察救下了他，告訴他要相信自己本性善良，清醒時的他絕不會成為連環殺手，他們只需找到方法使他不再夢游。

這一天，杰克照例遞過一杯水讓他服藥，恰好電話鈴響，杰克離開接電話時，無名氏不小心碰灑了水杯，他隨手在水龍頭下重新接滿。接完電話的杰克回來時正看到他端著水杯把藥服下，于是，放心地和他道晚安，各自回房。

半夜，無名氏醒來——是的，是醒來，而不是夢游。他發現，杰克竟然不在家。在他一路尋找杰克的過程中，他好奇地察看了杰克臥室的抽屜，竟意外發現了他們兩人的身份證，奇怪的是：“杰克”的那張身份證上分明是自己的相片，而印著杰克相片的身份證卻是叫另一個名字。

真相大白時無名氏——真正的杰克才知道：收留他的“好心”人才是兇犯，他利用杰克的失憶，盜走了他的身份，并悄悄地在杰克服藥的水里溶入安眠藥令其昏睡，然后，作案回來的他把受害者的鮮血抹到杰克的身上、床上，把兇器放在他房內，再陰險地坐在他身邊，在他耳畔細細描述殺人的整個過程。

當人們睡眠時，大腦卻在工作：它整理人們白天的記憶。于是，兇手的娓娓細述作為最新鮮的記憶內容被杰克的大腦保存下來，醒來后的杰克再看到血跡與兇器，便極自然地把兇手的陳述當成了自己的親身經歷。

是的，這是一部電影的情節。如果你認為電影純屬虛構，不可采信的話，那么，以下是幾個真實的案例。

記憶是可以植入的

保羅·英格拉姆是華盛頓州瑟斯頓郡的地區共和黨主席，同時也是地方治安部門的首席市民代表，頗有聲望。在教會中，保羅的兩個女兒艾瑞卡和朱莉閱讀過一些有關撒旦祭祀儀式的文獻，并且一些“性逾矩專家”曾多次對她們進行過催眠。1988年，艾瑞卡在一次靜修后聲稱她恢復了長期受到壓抑的記憶，控訴其父對她們進行過性侵犯、亂倫甚至雞奸。

保羅當然不會承認這些莫須有的指控，不過在漫長的調查過程中，保羅被關在一個狹小的單人牢房中，燈光從不關閉，而審問他的也都是自己曾經的同事……這時，監獄牧師約翰·布拉頓和幾名精神分析師開始引導保羅，讓他通過祈禱挖掘出“內心的惡魔”。

在超過了五個月的審訊后，保羅開始承認他曾經虐待孩子，包括曾強奸他自己的女兒們。不過他所提供的“犯案”細節與艾瑞卡所言并不相符。這時艾瑞卡又拋出了更可怕的指控：保羅曾在祭祀中謀殺了25個嬰兒，其中還包括艾瑞卡的孩子。

保羅承認了所有的罪名，然而，醫療檢查并未在她女兒身上找到那些她所聲稱的因受折磨和被迫流產而導致的傷疤。同樣，保羅家后院也沒有找到那所謂的“25個棄嬰”。

對保羅的調查耗費了巨額資金，直到一位知名的記憶研究者奧夫世易博士介入調查。他對保羅做了一個控制實驗，他僅僅向保羅暗示他曾強迫他的兒子和女兒亂倫，并且不時用暗示的方法告訴他，他不記得是因為他的記憶被壓抑了，他需要解開這種壓抑的記憶，讓這種記憶重新恢復過來。很快，保羅就“坦白”了這樣的一個細節豐富的“記憶”，而他女兒艾瑞卡卻并沒有類似的“經歷”。奧夫世易博士認為，植入記憶并不需要壓力和恐嚇，只要有暗示和引導就足夠了。這個實驗也證明了保羅的清白，這些所謂的罪行都是虛構出來的記憶，保羅于2003年終被釋放。

認知心理學家烏爾里克·奈瑟爾認為：“確實有兒童被虐待，也有記憶被壓抑的情況。但這樣的事例中，也有很多是虛假的記憶和信口開河。即使人們對記憶主體絕對自信，但在有生動暗示的情況下，記憶會按照精神分析師對病人強烈的指示，進行塑造或修改。而一旦記憶以這樣的方式被改造，再想改變將會十分困難?！?/p>

“誤導信息效應”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心理學家伊麗莎白·羅芙托斯花了好幾十年的時間來向我們證明：記憶會被“污染”，即便作為現場的目擊證人，所說證言也非全然可靠。

羅芙托斯的方法是先給志愿者播放車禍現場的視頻片段，然后讓大家來估計當時的車速。

羅芙托斯問志愿者同一個問題，但分別使用了三個程度不同的詞：

志愿者分別聽到的是：

1.你覺得兩車“接觸”時，這輛車開得有多快？

2.你覺得兩車“相碰”時，這輛車開得有多快？

3.你覺得兩車“猛烈撞擊”時，這輛車開得有多快？

結果：聽到“接觸”的志愿者匯報了最慢的車速，聽到“相碰”的志愿者匯報了較快的車速，而聽到“猛烈撞擊”的志愿者匯報了最快的車速。

還有更重要的發現：在看過錄像一周之后再對志愿者們進行詢問，這次是問他們現場車窗碎玻璃的多少。在被詢問時聽到的提法是“相碰”的志愿者所匯報的碎玻璃數量比那些沒有聽到這一詞的志愿者高出一倍多。關鍵是：錄像中根本就沒出現過玻璃被撞碎的畫面。

顯然，提問的方式和用詞會對人們的判斷起到非常明顯的影響。羅芙托斯表示：這些問題的提出本身就有問題，里面暗藏了一些引導信息，將個體的記憶給“污染”了，這種情況被稱為“誤導信息效應”。

無意視盲——視而不“見”

美國的一名白人警察凱文·唐納巡邏時發現一名拉美裔通緝犯，于是展開了追捕。這名通緝犯實在跑得太快了，唐納追出半英里還沒追上。追著追著，一道鐵網門攔在路上，嫌犯敏捷地攀援翻過，唐納緊追不舍，卻終于慢了一步，未能將其抓獲。

接下來，唐納被警署內務部的人傳喚，他被告知自己是四名警察圍毆一名嫌犯的目擊證人。原來，就在唐納翻越鐵網門時，四名警察正在那里對著一名嫌犯拳打腳踢。然而，唐納卻作證說：我沒有看見。明明是發生在他眼皮子底下的事，他卻硬是說沒看見，法官憤怒地將案件卷宗扔向他，并以偽證罪判他入獄五年。由于被圍毆的嫌犯是有色人種，因而，堅稱沒看見事件發生的唐納不僅被人們視為警察敗類，更唾棄他為種族主義者。

那么，唐納說的是實話嗎？

心理學家通過一系列的實驗來證明視而不“見”的存在。

參加實驗者按要求觀看一段一分鐘的錄像，錄像中有六個人在一個小空間里玩傳球游戲，分成兩組，每組三人，分別穿著白色和黑色上衣。兩組人彼此交互穿梭地傳著兩個籃球。觀察者的任務是計算白隊或黑隊的傳球次數。在錄像35秒的時候，有個穿著黑猩猩衣服的人出現，他捶胸頓足地從人群的一邊走到另外一邊。實驗結束后，當觀察者報告了白隊或黑隊的傳球次數后，被問及是否看到了其他的東西出現？結果表明，當他們數白隊隊員傳球次數時，由于觀察者只關注于“白”色，只有8%的人注意到了黑色的“大猩猩”，而數黑隊隊員傳球次數時，由于同為黑色，有46%的人注意到了“大猩猩”。

實驗證明了一種被稱為無意視盲（也叫變化視盲）的現象。由于觀察者過于關注某件事物，以至視覺刺激上的變化并沒有引起觀察者的注意，并且不知道它們的發生。

當我們被“人類大腦只利用了百分之三”此類說法所影響時，顯然疏忽了大腦仿如電腦，也有它的“硬盤”、“內存”和“處理器”，有無限潛能是指大腦海量的硬盤功能，但，它的“內存”及“處理器”的工作效能是有限的，而它的“緩存”更制約著信息的讀取與處理。

我們的大腦在處理用眼睛看到的瞬間的信息時，是將它保存在后頂葉皮質里——相當于緩存。但是后頂葉皮質的大小有限，不能將全部的畫面都儲存，所以，它將一些重要部分記下，卻忽視了其他部分，因此，在眨眼的前后，只要重要部分不變（其他部分任意變化），就會對一些看在眼中的變化視而不“見”。

所謂“看見”是指光線射入視網膜，被稱作光感應器的神經細胞解讀光線，并將信息傳入我們的大腦。我們都知道我們的視網膜是有“盲點”的，但為什么我們從來就沒有感覺到自己的視線里有過“黑色盲區”？那是因為我們的大腦非常善于猜測那個黑色的區域應該有什么，并自動填補，所以，我們看“見”的并非都是客觀事實，還有一部分是我們的大腦皮質提供的主觀事實。

近年，美國新澤西州高級法院根據伊麗莎白·羅芙托斯的研究成果頒布了一項新規，該法院要求在標準的庭審工作中一定要提醒陪審員注意，目擊證人的記憶力并不是那么可靠，因為人類的記憶，也會說謊。

編輯：成韻 chengyunpipi@126.com

（更正聲明：第十一期《心理追兇》作者應為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