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正義難題的現代解答

[摘要]正義是什么？這是一個曾經困擾了人類二千年的難題。西方古代的思想家曾經給予了不同的答案。在17世紀，基于“人權保障”和“權力制約”的正義觀被提出，到20世紀中葉在全世界獲得了基本共識。但是就每一個具體國家而言，正義社會的建設內容本身需要根據各自的國情和時代要求而確定?；谏a力落后以及封建官僚傳統這一國情，我國正義社會的建立具有鮮明特色：以“生存權保障”為核心建立權利保障制度，以“反腐倡廉”為基礎建立權力監督制度。

[關鍵詞]正義難題；人權保障；經濟正義；生存權保障；反腐倡廉

[中圖分類號]D08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24917（2014）03003005

一、正義難題：什么是正義

“正義有著一張普羅透斯似的臉，變化無常、隨時可呈現不同形狀并具有極不相同的面貌?！盵1]這是當討論“正義是什么”這一難題時，人們最為喜歡引用的名言。的確，自有人類社會存在，就會產生正義的問題，因為正義反映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正當的、合理的關系，因此可以說，“正義的本質是特定的倫理時空范圍內特定的人類共同體普遍認為的可以實現該共同體價值最大化的最優價值選擇?！盵2]然而，這個正義或者說這個共同體最優價值到底是什么呢？從古至今，諸多哲學家、思想家對此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卻依然達不成完全的共識。這里不妨先將西方古代和中世紀有影響的正義（社會）觀予以檢視。

被譽為西方哲學奠基者之一的“柏拉圖”提出的“正義觀”對后世有著深遠的影響，至今仍啟迪著世人。柏拉圖的正義觀，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否存在一個超于個人利益之上的客觀的、普遍的正義。對于當時影響甚大的智者學派而言，答案是否定的。色拉敘馬霍斯認為“正義就是強者的利益”，而格勞孔認為，正義是人們為了趨利避害而訂的法律或契約，守法踐約則就是合法的、正義的；柏拉圖則針鋒相對，答案是肯定的。他認為，正義是至善的，這一至善是一個客觀的、普遍的理念。世界上正義的事物則是對這一至善的模仿。第二個方面，那么這個正義的內容是什么呢？柏拉圖認為，對于一個城邦或國家，其目標“并不是為了某一個階級的單獨突出的幸福，而是為了全體公民的最大幸福，我們的首要任務乃是鑄造出一個幸福國家的模型來，但不是支離破碎地鑄造出一個幸福國家的模型來，而是鑄造一個整體幸福的國家?！盵3]這個幸福的國家，具有四個德性：智慧、勇敢、節制和正義，前三個德性的和諧就是達到了正義。因此，一個國家的人民，根據其德性分配其位置、從事其工作。具有智慧的人擔任統治者，這一部分人總是少數；具有勇敢德性的人為軍人，為保衛者；而其他民眾往往受欲望支配，適合從事生產，但是更需要培養節制的美德。當統治者、衛國者和生產者三個階層“自己做其自己的事情”、即每個階層做與其自己本性相適應的那一份工作的時候，那么，這個國家和社會就是正義的，是善的。[3]因此，就柏拉圖而言，一個國家和社會的正義制度，就是由代表智慧的統治階層、代表勇敢的軍人階層和代表節制的勞動階層組成的等級制度。需要注意，這三個階層，都是自由人，而奴隸，則排除在外。

作為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在批判地吸取了老師的正義觀的基礎上，提出了普遍的正義和特殊的正義。普遍的正義是指社會成員與城邦的關系，而特殊的正義是指社會成員之間的關系。普遍正義，即政治正義，首先指出城邦存在的目的就是追求至善、追求所有公民獲得幸福；其次，要實現城邦這一目的，最佳的方式是建立中產階級執政的混合政體，這是根據德性——中道——建立的最好政體。不過，亞里士多德更為知名的正義觀就是對特殊正義的分析。這類正義，可劃分為分配正義、矯正正義和交換正義。分配正義，是指根據社會成員的“價值”按比例公正地將公共資源或社會財富、名位分配給他們。這種價值的區分，涉及對公民的血統、財富、地位、品質、才能等各種因素的考量，因此主張“只有良好的出身、自由人的身份和財富才可以用作競爭官職的理所當然的根據”。 矯正正義關注的是雙方的損失以及補償，而不論人本身價值量的大小，即不論是好人還是壞人，法律一視同仁。交換正義是指雙方自愿的等價交換。[4][5]需要注意，亞里士多德討論的正義，不適用于奴隸或者野蠻人，只是針對本國的自由民。因此，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無論所主張的國家正義或社會正義有何不同，但都是以承認奴隸制為前提的。

第12卷第3期王柱國：人權：正義難題的現代解答

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7月

古代自然法學派，其正義觀對后世同樣影響深遠。雖然古代自然法學派橫跨希臘后期和古羅馬帝國時期，但是其正義觀一以貫之，可表述為：“正義就是給予每個人他應得的東西。正義包含的首要義務是不損害他人?！盵6]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羅馬的西塞羅，他提出了自己的正義國家觀。首先，他認為：“國家乃人民之事業，但人民不是某種聚合的集合體，而是許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結合起來的集合體”，“統治者管理國家就是要讓公民生活幸福，并且使這種生活榮耀尊貴，避免敗名和恥辱?！边@些都與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正義觀是一致的，不同的是：第一，在一個國家里，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不承認奴隸制度的正當性。第二，其正義觀與法律、權利相掛鉤，少了道德上的意義。他說：“法律是允行禁止的正確理性，它允許做應該做的事，禁止相反的事?！薄懊總€國家和城市的特定職能就在于保證他的每一個公民都可以自由地不被干擾地享有他的財產”。 [7]

中世紀的正義觀是神學正義觀，這種正義觀的理論框架是：“從邏輯淵源上看，正義是上帝（神的理性）的邏輯產物；從現實表達來看，正義是一種正當習慣（自然法）；從訴求路徑來看，正義強調對上帝權威的信仰?！盵8]對奧古斯丁而言，正義不僅僅是柏拉圖談到的智慧、勇敢、節制、和諧一致形成的正義，也不僅僅是柏拉圖和西塞羅所指的“各得其所”，更重要的是對上帝的愛和侍奉。對于奧古斯丁而言，雖然承認國家需要正義，但是國家本身就是非正義的，因為國家是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管理，人與人不平等，這違背了上帝人人平等的本意。[9]對于阿奎那來說，除了正義就是服從上帝之外，還強調正義與法律的一致性，其目的就是“當它們以公共福利為目標；或就其形式來說即當它們使公民所承擔的義務是按公共幸福的程度實行分配時?！盵10]120-121

綜上所述，這些偉大的思想家雖然對于何為正義國家或正義社會有著某些共同的標準：“公共幸?；蛘吖怖妗?，但是在具體內容有著差異。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承認奴隸制度的正義性，而古代自然法學派、奧古斯丁和阿奎那否認了該制度的正義性；柏拉圖認為在一個自由的城邦中最好的制度是根據智慧確立等級制，而亞里士多德認為最好的政體是中產階級執政的混合政體并實行法治；古代自然法學派認為人的平等性來源于自然或宇宙的理性，而神學家們認為來自于上帝；奧古斯丁輕視世俗國家的正義，而阿奎那卻重視國家和法律的正義，也認可封建等級制和教階制的合法性[10]159。

二、人權保障：西方對正義難題的現代解答

如前文所述可見，“什么是正義”這一問題的答案往往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在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奴隸制是正義的，在歐洲中世紀，封建等級制是正義的。然而，當歷史走到16世紀的時候，那些認為人與人不平等的正義觀開始遭到了人們的質疑，自然法學家和圣經提出的人人平等的觀點開始不愿意僅存在于哲學和天堂，希望回到真實的人間，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正義社會。

這一歷史的重大轉向，其標志可追溯到德國馬丁路德1519年開啟的宗教改革。針對當時教會的腐敗以及對圣經解釋的壟斷，提出了“因信稱義”：“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經上所記： 義人必因信得生?！保ā读_馬書》1：17）因此，路德一方面主張“信仰具有一種沒有限制的自由”，另一方面否定教皇、主教、神甫、修士等“屬靈階層”的特權和在個人得救中的中介作用，人人都是祭司。這樣，路德開啟了在信仰領域的人人平等的大門，每一個人都可以憑借《圣經》與上帝直接交流，通過自己閱讀、理解《圣經》得以獲得上帝的救贖。有人指出：“他在信仰問題上為自由打開了一個缺口， 以神學的語言提出了自由、平等、理性等世俗的價值觀念”[11]，這為將來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正義社會指明了一個方向。

到了17世紀，基于自古希臘以降的正義理念、英國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以及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需要相結合，洛克在他著名的《政府論》中提出了基于自然權利的正義觀，為后世建立正義社會提供了理論依據和理念模型。洛克認為，在確定一個正義社會應該是什么時，先要弄清楚一個政治共同體成立之前——即“自然狀態”之下——人與人之間是什么關系。洛克認為，在自然狀態下，人們處于一種“完備無缺的自由狀態”。為什么會是這樣子呢？這是因為，“自然狀態有一種為人人所應遵守的自然法對它起著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導著有意遵從理性的全人類：人們既然都是平等和獨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財產?！比欢?，自然狀態存在著諸多不方便，包括“缺少一種確定的、規定了的、眾所周知的法律?！?，缺少一個有權依照既定的法律來裁判一切爭執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往往缺少權力來支持正確的判決，使它得到應有的執行?！币虼?，有必要建立政治社會（國家），組建政府，將“他們托庇于政府的既定的法律之下，希望他們的財產由此得到保障?！边@樣，理性的人們通過契約的方式，讓渡自然法執行權，建立了國家和政府?！笆澜缟戏彩窃诤推街袆摻ǖ恼?，都以自由為開端，并基于人民的同意而建立的；”政府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公民的自由、平等、財產這些自然權利，為了防止政府違背其目的，就要確保立法權、行政權和對外權由不同的部門來掌握，因為“如果同一批人同時擁有制定和執行法律的權力，這就會給人們的弱點以絕大誘惑，使他們動輒要攫取權力，借以使他們自己免于服從他們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執行法律時，使法律適合于他們自己的私人利益，因而他們就與社會的其余成員有不相同的利益，違反了社會和政府的目的”[12]。這樣，洛克就完成了正義社會的構建：這是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國家和政府存在的正當性是為了保護公民一出生便享有的自然權利。

洛克的正義觀，與美國建國之父們產生了共鳴，他們在洛克正義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美國社會的正義觀，并通過憲法予以實施。在1776年7月4日，為了宣告北美獨立革命、脫離英國的正當性和必要性，13個英屬殖民地發布了《獨立宣言》：“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痹?787年制憲會議時，美國國父們認為，“要形成一個以人管理人的政府，最大的困難在于，你首先必須使政府能夠控制被統治者，其次，必須迫使政府控制自己，對政府的首要控制乃是依賴人民?！睘榇?，吸取了孟德斯鳩三權分立的理論精髓，國父們構建了一個“正義制度”——憲政。憲政的核心就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和制衡，因為“立法、行政和司法權置于同一部分人手中，均可公正地斷定是暴政”。 [13]

當歷史進入到20世紀下半葉的時候，隨著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人們以為正義難題得到了徹底的解決，人們可以在憲政和人權的保障下幸福生活。然而，雖然科技高速發展、社會財富迅速增加，但是貧富日益分化。在美國，在20世紀50年以來，對外相繼發生了朝鮮戰爭、古巴導彈危機和越南戰爭，對內則有麥卡錫主義、黑人反種族歧視運動、校園學生運動，等等。這些情形，反映了洛克當年譴責的人奴役人、人壓迫人的“戰爭狀態”遠沒有消除。對此，羅爾斯進行了深入的思考，最后以一本《正義論》回應了正義在那個時代提出的難題：正義是什么。在羅爾斯看來，核心問題是如何化解自由與平等的沖突，即在自由競爭中貧富日益分化的難題。羅爾斯設計了一個“無知之幕”，理性的人們處于該“無知之幕”下必然選擇如下兩個正義原則：第一個原則，“每個人與所有人所擁有的最廣泛平等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第二個原則，“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使他們（1）在與正義的儲存原則一致的情況下，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即差別原則）；并且，（2）依系于在機會公平平等的條件下職務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即公平機會原則）?！盵14]第一個原則優先于第二個原則，公平機會原則優先于差別原則。這個原則意味著，在社會資源或經濟資源（包括收入、財富、權力地位、領導職務等等）有限時，每一個人有權利自由平等地參與競爭；同時，雖然自由競爭必然會導致資源分配有所差異，但是應選擇一個最大限度保障弱勢群體和最少受惠者的制度安排。羅爾斯這一社會正義觀的提出，雖然引起不少的爭議，但是它對美國乃至全世界的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或維護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石。

如上所述，從近代到現代，諸多西方思想家相繼對“正義難題”提供了答案，并形成了基本的共識：人權保障，即人人享有不可剝奪的生命、自由、財產等基本權利?！叭藱啾Ｕ稀边@一原則，已經獲得了全世界的共識。194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1966年又通過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不過需要注意，“人權保障”這一原則共識并非一勞永逸解決了“正義難題”。實際上，不同時代、不同國家，都有著不同的傳統，面臨著不同的問題，因此，具體到一個時代、一個國家，則需要在“人權保障”這一原則下提出自己的理論、建立適宜的制度，以回應時代給出的正義難題。洛克是如此，美國國父們是如此，羅爾斯也是如此。

三、實現人權保障：當代中國對正義難題的回應

對于我國而言，當年毛澤東同志領導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領導建設社會主義，同樣也是對那個時代“正義難題”的回應。誠如美國學者特里爾曾指出的：“他以鏟除所有的不平等讓社會進入一個新時代為畢生使命”。[15]但是由于歷史和個人認識的局限性，毛澤東同志在領導全國人民建設正義社會的過程中，走了不少彎路，出了不少問題。這主要表現在，認為絕對平均主義（“一大二公三純” 一大：基層組織（如人民公社）的規模越大越好；二公：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三純：社會主義的經濟成分越純越好?！P者注。）就是正義。但是，其正義社會——一個民主、獨立、富強的中國之理想依然激勵中國人民不斷探索適宜于中國國情的道路和制度。

在批判吸取了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鄧小平針對當時我國生產力落后以及計劃經濟這一現實困境，首先以“經濟正義”予以回應。他首先指出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本質是經濟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第二是共同富?！?，“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薄吧鐣髁x時期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使社會物質財富不斷增長，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來……社會主義財富屬于人民，社會主義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盵16]其次，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經濟制度：“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爸灰覈洕泄兄普贾黧w地位，就可以避免兩級分化?！薄坝媱澖洕坏扔谏鐣髁x，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碑斎?，鄧小平也認識到，經濟正義的實現，也需要良好的政治法律制度予以保障，尤其是我國具有深厚的封建官僚傳統，法治意識比較單薄?！爸贫群每梢允箟娜藷o法任意橫行，而制度不好卻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為此，鄧小平提出了“制度正義”觀：第一，反對特權?！皬膰业母刹恐贫?、領導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倍?，特權帶來官僚主義，“官僚主義現象的主要表現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濫用權力，思想僵化，人浮于事，機構臃腫，……”。第二，保障公民民主權利?！罢紊?，充分發揚人民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各項公民權利，并能夠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要切實保障每個人的民主權利，包括民主選舉、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通過加強法制來保障民主。我們必須使民主法律化、制度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會因為個人（領導者）的改變而改變?！盵17]

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引下，我國正義社會的建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法治和人權保障為核心 1999年憲法修正案第一十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2004年憲法修正案第二十四條：“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苯⒘吮容^完整的制度，同時又有著鮮明的時代烙印和中國特色。首先，凸顯對生存權的保障。生存權是首要人權，對于現階段的中國更突顯其重要性。一個人要行使自由、實現自我價值，前提就是生存。因為中國人口近14億，人均資源貧乏，發展較晚，與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我國相對貧窮。即使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2013年經濟總量已經居于世界第二位，但是人均GDP僅排名86位。因此，我國目前首要的任務是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此外，我國已逐步建立了系列社會保障制度，包括社會救助、社會保險、社會優撫和社會福利制度，以更好地保障公民的生存權。其次，重視財產權的保障。除了《合同法》《物權法》等法律之外，尤其是在2004年憲法明確規定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憲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條）。最后，民主監督體制初步建立。我國現行憲法賦予了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五條）、“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第四十一條）。此外，我國制定和完善了諸如《國家賠償法》《信息公開條例》等法律法規。

然而，毋庸諱言，在我國建設正義社會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社會和時代又提出新的正義難題。近幾年來，民眾對我國社會存在的種種不公反應強烈，排在前幾位的有：反腐倡廉、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食品安全、環境污染等。 如2013年兩會公眾最關注的熱點問題依次是：“反腐倡廉、收入分配、食品安全、穩定物價、醫衛改革、完善社保、生態環境、官員作風、新型城鎮化、法制完善、經濟政策、機構改革、異地高考、國防建設”。孫震：《全國兩會：公眾關注民生訴求升級 關注熱點首推反腐倡廉》， 載《中國青年報》2013年3月19日；2014年兩會公眾最關注的熱點問題依次是：“環境治理、反腐倡廉、社會保障、食藥安全、穩定房價/物價、網絡管理、戶籍改革、司法改革、醫療改革和社會風氣”。王夢婕：《全國兩會將至 環境治理超過反腐成第一民意熱點》，載《中國青年報》2014年2月27日。針對這些問題，以習近平為首的黨中央提出了解決的新思路、新觀點，比如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社會保障是保障人民生活、調節社會分配的一項基本制度。要堅持全覆蓋、?；?、多層次、可持續方針，以增強公平性、適應流動性、保證可持續性為重點，全面建成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庇绕渲档靡惶岬氖窃诜锤矫?，十八大首次把黨的紀律建設作為一個專門的問題來闡述、進行要求，并且第一次在黨代會的報告中提出了建設廉潔政治的目標，要求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近兩年來，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中，也反復強調黨在反腐敗方面的決心和勇氣，并且特別指出：“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盵18]

從上述可知，自建國到今天，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一直在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本質上就是對“正義是什么”這一難題的回應。由于各國的文化傳統、經濟基礎、社會環境和時代要求并不一樣，我國正義社會的建立既不可能照搬他人經驗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注定是一個艱難且漫長的過程。但是不管如何，正義社會的目標與其他國家建立正義社會的目標是一致的：“我們要依法保障全體公民享有廣泛的權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權、財產權、基本政治權利等各項權利不受侵犯，保證公民的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權利得到落實，努力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盵19]

[參考文獻]

[1]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鄧正來、姬敬武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版，第298頁。

[2]李龍強：《政治正義的本質、價值與測度》，《學術界》2012年第2期。

[3][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郭斌和、張竹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8 年版，第19、46、133、377、144-145、154-156 頁。

[4][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尼各馬科倫理學》，苗力田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91、92、94、95頁。

[5][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34、97、140頁。

[6]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一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63頁。

[7][古羅馬]西塞羅：《國家篇》，沈叔平、蘇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13、146-147、196、189頁。

[8]彭忠禮：《論中世紀自然法學的神學正義觀》，《北方法學》2008年第3期。

[9][古羅馬]奧古斯?。骸渡系壑恰罚ㄉ暇恚?，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頁。

[10]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選》，馬清槐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

[11]姜守明：《路德“因信稱義”說之于民族國家的意義》，《世界歷史》2009年第6期。

[12]洛克：《政府論》（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4、77、64、91頁。

[13]漢密爾頓等：《聯邦黨人文集》，程逢如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51、240頁。

[14]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302頁。

[15]肖延中：《外國學者評毛澤東：從奠基者到“紅太陽”》，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6頁。

[16]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171-172、149、373頁。

[17]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327、322、146頁。

[18]朱競若、劉杰、陳偉光等：《黨要管黨從嚴治黨 ——一論學習貫徹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01月24日，第1版。

[19]習近平：《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2年12月5日，第1版。

Abstract： What is justice？ This is a difficult question which has been plaguing mankind for two thousand years. Many western thinkers in ancient times put forward different answers. The concept of justice based on human rights was propose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accepted in the world in the middl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wever， every nation must carr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justice society according to its national conditions. At present， the justice society construction in China has two characteristics：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existence and anticorruption.

Key words：problem of justic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economical justice； survival right guarantee； anticorruption

（TrCui Xianquan）

（責任編輯張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