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認同與京津冀協同發展

劉勇 姚舒揚

[摘要]京津冀一體化發展是黨中央的重要戰略決策，是我國經濟發展布局中又一個關鍵環節，也是區域發展重大的命運轉折。為此，從中央到京津冀地區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國家級的協同機制和強有力的政策法規雙管齊下，極大地促進了京津冀的協同發展。然而，在京津冀協同發展過程中，文化認同同樣是重大而不可忽略的。對京津冀而言，文化認同又恰恰是一個薄弱環節。因此，如何從文化認同的角度促進京津冀地區的協同發展，就顯得尤為重要。

[關鍵詞]京津冀；協同發展；文化認同

[中圖分類號]G05[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24917（2014）03003506

京津冀一體化發展是黨中央的重要戰略決策，是我國經濟發展布局中又一個關鍵環節，也是區域發展重大的命運轉折。為此，從中央到京津冀地區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國家級的協同機制和強有力的政策法規雙管齊下，極大地促進了京津冀的協同發展。然而，在注重協同機制和政策激勵的同時，文化認同對協同發展所起的重大作用，也不應該被忽視。從全球范圍來看，大約只有30%的經濟合作是由于技術、資金或者戰略方面出現的問題而擱淺，而大約有70%的原因是由于跨文化溝通方面的問題而造成的。因此，沒有文化認同就難以獲得協同發展上的真正突破。

對京津冀而言，文化認同是一個薄弱環節。比如北京天津僅一步之遙，但京劇不是一個唱法，相聲不是一個講法，足球也不是一個踢法。長期以來，京味文化、津門文化和燕趙文化三者鼎足而立，各成氣象，這既是京津冀的一大特點，但也給文化認同帶來困難。文化認同是京津冀協同發展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問題，必須給予高度重視并著手解決。

一、 文化認同是區域協同發展的重要環節

文化認同是區域協同發展的基礎，是協同發展快慢、優劣的關鍵因素，也是區域協同發展的重要環節。在當今社會，評判一個區域之間協同發展的好壞，通常會聚焦在社會、經濟、生態等方面，而文化認同的重要性往往被忽視。事實上，文化與社會、經濟、生態一樣，是影響區域協同發展的重要因素，甚至是最關鍵的因素。只有正確認識文化認同的重要性，才能在真正意義上促進區域的協同發展。

“文化認同”即“區域文化認同”，其中包含兩個層面的問題，其一是“區域文化”，其二是“認同”。區域文化更多的是歷史傳統因子，而認同則是區域文化延伸至現代的情狀。

區域文化是地區之間所擁有的相似文化特質。如果將整個中國的文化看作是根文化，那么區域文化就是“枝”文化。對這種由于地理位置、歷史積淀所致的區域文化，人們早有意識。在哲學上有“南老北孔”之說，在思維行為上有“北人厚重，南人機靈”之說，在生活方式上則有“南米北面，南甜北咸”等說法。明代王士性在《廣志繹》中詳細描述了中國不同特色的文化，對飲食文化有如下描述：“海南人食魚蝦，北人厭其腥；塞北人食乳酪，南人厭其膻；河北食胡、蔥、蒜、韭，江南畏其辛辣，而身不自覺。此皆水土積習，不能強同?！盵1]

著眼于中國內部，但凡區域文化發達的地區往往也是城市區域經濟發展快的地區。比如：長三角有吳越文化，珠三角有嶺南文化，膠東半島有齊文化，川渝有巴蜀文化等。

如果沒有傳統積淀下的區域文化，經濟、交通等發展其實是事倍功半的。比如同一制度體制在不同的區域會產生截然相反的結果。非洲的尼日利亞實行的是與歐洲相同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上的民主制度，然而經濟發展的結果卻相差千里。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等國實行了西方經濟學家主張的自由主義，結果也是適得其反。

第12卷第3期劉勇等：文化認同與京津冀協同發展

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7月

而“認同”一詞其實是指同一性，心理學中將其稱為一種心理機制，是“自我”區分于“他者”的標準。特定的文化認同可以加強彼此的同一感，最終凝聚成為擁有共同文化內涵的群體?！罢J同”在時間范疇上跨度很大，從古代一直延伸至現代。比如珠三角的嶺南文化，至今都得到珠三角地區人們的認同。但京津冀地區原本的燕趙文化，卻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消退，因此現時中很難達到“認同”。換言之，歷史傳統所促成的區域文化只是“區域文化認同”的一個很好的基礎，但重要的是在當下是否能夠用這樣的基礎再次達到“認同”的標準，進而促進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

將“區域文化認同”看作一個整體，強調文化認同的重要性，強調文化認同是區域協同發展中的重要環節，是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區域間經濟、合作等各方面的發展。

從區域間經濟發展方面來看，歐盟是在一體化道路上走得最遠的，能夠建立起區域共同市場和經濟政治聯盟，就是因為基督教文化和新教倫理文化是“歐盟”各個組成國家的基礎文化認同和人文基礎；而多元文化下的區域組織，如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等，幾乎都在區域合作的道路上步履蹣跚，就是因為文化具有“多元性”而非“同一性”。

從區域間合作關系方面來看，城市政府通常希望通過城市間的共同合作來解決那些僅靠一個城市無法解決的問題，如環境、交通、通訊問題。但是，城市區域合作并非是完全理性的，其中“人”的因素占了絕大部分，而人的決策往往會受到“文化認同”方面的極大影響。比如，香港和廣東地理位置相連，有著極為相似的區域文化認同，這也就導致在改革開放之初，有大量的香港人攜帶資金、技術來到珠三角地區創業，一時間粵港的合作極為頻繁，也極大地促進了珠三角地區的城市化進程。而在這樣的助力之下，“珠三角”城市群也得以最終形成。有些研究者認為這與國內勞動力成本低廉有著密切的關聯。但相比之下，無論是東南亞的一些國家還是中國內部其他地區，都有勞動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地方。因此，粵港的合作更多的是文化認同基礎上的合作，是文化認同推進區域合作的典型例證。

“區域文化認同”的作用是重大的，其原因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擁有區域文化認同，就是擁有一致的行為準則和道德標準。俗語中說“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在區域文化認同的基礎上，所思所想都是一致的，在溝通中可以相互理解，也可以深入細致探討，從而為區域間的各種交流奠定了公眾基礎。其次，擁有區域文化認同，就是擁有信任他人與自信的“本金”。無論是投資者還是政府部門，在接觸到自己熟悉的文明、生活方式、飲食等內容時，自然會產生一種親近的心態，更容易接受這種因“熟悉”而產生的信任感，同時能夠傳達出自身對于這種文化熏陶程度、與他者相似程度的信號，并從中獲取自信。最后，擁有區域文化認同，就是擁有一個和諧積極的氛圍。區域文化認同的一個重要作用是拉近城市間的距離。高鐵可以縮短的是城市間的地理距離，而只有文化認同，才能縮短區域間的心理距離。當居住在一個區域里的人們認可自己的區域文化時，就產生了和諧積極的氛圍，從而形成了整體的凝聚力。

二、 文化認同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的獨特作用

京津冀地區是我國最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科技中心，與長三角、珠三角一起，被認為是我國三大人口和社會經濟活動的集聚地帶。但從目前區域內主要城市經濟總量的指標來看，京津冀地區的GDP遠遠小于長三角，同時也低于珠三角的整體水平。京津冀三地在經濟、交通、社會等各方面已經進行了很好的溝通，從北京到天津只需半個小時的時間，但交通的便捷無法掩飾在文化認同方面的薄弱。只有認識到文化認同在京津冀協同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才能使三地“協同”得更好，更加具有凝聚力，更加具有主動性。

京津冀地區是具有“區域文化”的，燕趙文化就是三地文化的母體。燕趙“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這成為千百年來燕趙文化的獨特標志和燕趙人民精神風格的集中概括。如今，河北別稱為“燕趙”，但從燕趙區域的劃分來看，燕趙區域東部臨海，黃河為其南界，太行山和燕山山脈為西界和北界。地理位置恰好涵蓋了北京、天津及河北三地。燕趙文化雖以“慷慨悲歌”為其特色，但燕趙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也是豐富多彩的。隨著京津冀三地的文化開始不斷地繁榮進步，隨著北京文化、天津文化和河北文化開始彰顯各自的活力，燕趙文化的影響力開始慢慢衰減。但需要強調的是，其實三地無論如何地突顯個性，事實上都是燕趙文化的累積與裂變。共同的文化背景，相連的地域人脈，享有的“區域文化”基礎是不可更改的。

從歷史角度來看，京津冀三地，特別是京津之間的文化認同是有深厚底蘊的。比如20世紀30年代所形成的“京派”作家群，就是京津文化認同的重要例證。所謂“京派”，特指20世紀30年代一個獨特的文學流派。主要的成員有周作人、沈從文、廢名、林徽因、師陀、朱光潛、梁宗岱、李健吾等。魯迅在《“京派”與“海派”》一文中說：“自從北平某先生在某報上有揚‘京派而抑‘海派之言，頗引起了一番議論。最先是上海某先生在某雜志上的不平，且引別一某先生的陳言，以為作者的籍貫，與作品并無關系，要給北平某先生一個打擊?！薄八^‘京派與‘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梅蘭芳博士，戲中之真正京派也，而其本貫，則為吳下?！盵2]

“京派”的作家聚集于北京，但并不只有北京人，而“京派”活動的場所也并非只在北京，而是擴展到了整個京津地區。著名的京派刊物《大公報·文藝副刊》就創辦于天津?！熬┡伞弊骷抑皇捛貞浾f：“1935年我接手編《大公報·文藝》時，每個月必從天津來北京，到來今雨軒請一次茶會，由楊振聲、沈從文二位主持。如果把與會者名單開列一下，每次三十至四十人，倒真像個京派文人俱樂部。每次必到的有朱光潛、梁宗岱、卞之琳、李廣田、林徽因及梁思成、巴金、靳以（但不久他們二人赴滬了……）。還有馮至，他應是京派的中堅?！盵3]由此可見，無論是從文學或者歷史的角度，京津地區都是緊密相連的。

從文化環境上看，京津冀三地的文化氣氛都極其濃厚，在某種程度上有著極大的一致性。突出的表現是21世紀后，三地都自覺將文化建設作為自己發展的核心內容，顯然三地都看到了文化的重要意義，這種自覺的態度形成了三地良好的文化氛圍。北京作為首都，作為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國際交流的樞紐，近年來，如音樂節、藝術節、文化交流年等活動舉辦的非常頻繁。天津作為中國北方的漕運重地、物流中心和交通樞紐，在文化上，特別是20世紀以來，天津的文化建設更是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1990年代，相繼建成了天津圖書館、平津戰役紀念館、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等標志性的文化設施，同時也維修了中國大戲院、藝術博物館等重點文化設施。河北是中華民族古老文化的發祥地之一，這塊寶地擁有極為寶貴的文化資源。近年來，河北開始了建設廣場、修建園林、栽種花草的城鎮化建設，在力度、規模和意識觀念上都表現出一種與眾不同的狀態。良好的文化氛圍，是三地在當今社會達到“認同”的契機，也是三地達到“文化認同”的基礎條件。

可以說，京津冀地區是有條件發揮文化認同對區域協同發展的作用的，但現實狀況是，對于文化認同重要性的認識還比較單薄。三地協同發展的最終目的絕不僅僅是促進北京一地的經濟發展，這在主旨上就與“協同發展”相背離。北京作為首都，在京津冀一體化的過程中，應該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2005年8月17日，亞洲開發銀行資助的一份調查報告首次提出“環京津貧困帶”的概念：在國際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圍，環繞著河北的3798個貧困村、32個貧困縣，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6萬貧困人口。[4]北京被稱為首善之區，如何既能保持首善，又能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才是需要思考的重要環節。如今文化認同的薄弱，使京津冀地區缺乏凝聚力、創新力和推動力，只有關注到文化認同薄弱所帶來的問題，才有可能進一步改進并發展。

首先，沒有文化認同，就沒有區域融合的凝聚力。如今河北更多地打出燕趙文化，天津打出津門文化，而北京則立足于京派文化。內在的聯系與相輔相成已被打磨殆盡，文化中的棱角卻越發明顯。僅從戲劇文化入手，就可發覺三地的“分歧”之深。北京的京劇已有200多年歷史，融合昆曲、秦腔和一些民間曲調，因北京是該劇種形成的所在地，故而在清末、民初一直把它稱作“京劇”。隨著京劇走出國門，國際影響逐漸增大，因而一度被稱為“國劇”。與此同時，北京也對宣傳京劇文化做出了眾多的努力，申奧的宣傳片，廣泛覆蓋的公共廣告都成為宣傳京劇的載體。天津，則以天津快板聞名。天津快板是1950年代出現的一個新曲種，是由群眾自發創造并發展起來的。由于天津快板風格粗曠、爽朗、明快、幽默，有著濃厚的生活氣息和地方風味，深受天津人的喜愛。天津快板的特點之一就是用天津地方口音述說，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天津”對于快板的意義。如今，這種帶著濃重津味兒的曲藝與狗不理包子等并列成為了天津最具特色的內容。在河北，河北梆子是河北的經典戲曲種類。有人說要想了解河北人是什么性格，就去聽河北梆子，可見河北梆子在河北人心中的地位。如今，河北對河北梆子這一地方戲種格外重視，甚至成立了河北梆子傳承與發展促進會，旨在推動河北地方戲的傳承和發展，為河北梆子培養傳承人，目前已有會員200余人。京津冀三地有自己主打的戲曲種類，在逐漸的發展過程中，這種“專屬”的姿態更加突出?？梢哉f京津冀三地文化的趨同性虛化，而相異性卻增加。但事實上，京津冀在戲劇方面的問題還是有方式可以解決的。比如河北梆子，來到燕趙大地后，首先引起關注的就是北京。清初著名地理學者劉獻廷在其《廣陽雜記》載：“秦優新聲，有名亂彈者，其聲甚散而哀?！盵5]如今，河北梆子在北京、天津都有相關戲曲社成立，在北京有丹聲社、群聲社；在天津有復興劇社、移風劇社、益民劇社、民主劇社。之后，河北省、天津市和北京市都先后成立了國營河北梆子劇團。為了更好地培養人才、發展劇種，天津市又成立了小百花河北梆子劇團，天津市戲校也設立了河北梆子?？?。這也就意味著三地的戲曲在走向融合，但這種融合還是比較單薄的，或者說是非常單一化而未普及的，如何讓文化認同感能夠大幅度提升，從細節方面考慮會有更多的啟示。

其次，沒有文化認同，就沒有區域發展的創新。京津冀地區存在著三種文化，即皇城文化、漕運文化和直隸文化。而這三種傳統文化的“固思”在一定程度上禁錮了當下京津冀文化的發展。北京坐享“皇城文化”，與生俱來的優越感和帝王之氣，將北京與他地隔絕起來，無形中為北京造成了阻礙。這種“官本位”的文化，導致京津冀地區不同于長三角和珠三角融合的趨勢，反而使文化矛盾有所激化。而天津的“漕運文化”，使得天津在經濟上完全可以自給自足，可以享受小富即安的心態。天津雖然擁有開放的意識，但在京津冀文化融合方面，卻相對的保守。河北有良好的地理優勢，享受臨近京津地區所帶來的便利，但也正是因為這樣的便利，使得河北的“直隸文化”非但沒有消失，反而愈發嚴重。這種直隸文化的心態，逐漸在消磨河北自身的特點，無法確定自己的定位。三地固守自身的文化特質，使得文化格局沒有創新性的改變，也使得文化心理沒有創新性的突破，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京津冀地區的發展。

最后，沒有文化認同，就沒有區域建設的推動力。文化研究作為文化認同的基礎，對區域建設有著推動的作用。盡管三地都始終堅持進行文化研究，但基本上是囿于一地。比如北京文化的研究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京味”“京派”等都已經納入研究視野。天津文化研究以及河北燕趙文化的研究也已經取得不小的成就。但將三地聯合在一起的研究，通常還是從經濟角度切入。而本應作為核心的文化研究還沒有廣泛地進入視野之內。

文化建設作為文化認同的手段，同樣對區域建設有著推動的作用。對比洛杉磯、紐約、倫敦等大城市，文化建設是由當地政府負責制定法規，宏觀指導，而企業負責推動文化投資，組織文化生產。一些公共組織即非政府行業，進行信息溝通、行業服務和評估推介等。國際經驗表明，政府、企業與非政府組織間的默契配合、相互監督的良性互動機制的構建是區域文化建設的助推器，而京津冀地區這種意識還沒有形成。

三、 文化認同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具體構想

文化認同對京津冀協同發展的作用是巨大的，如何從文化認同的角度推動京津冀的協同發展，是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們認為，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入手：

第一，用文化理念凝聚人心，為京津冀協同發展提供精神助力。文化理念是文化認同的重要內容之一，是指長期生活在同一文化環境中的人們，逐步形成的對自然、社會與人本身的基本的、相對一致的觀點與信念。京津冀地區的人們擁有同根同源的燕趙文化，因此享受的是相同的文化環境，感悟的是相同的文化理念，這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極大優勢，應該充分加以利用。文化理念的一致帶來的最大益處在于凝聚人心。凝聚人心，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根本，無論是產業發展還是企業聯合，如果難以凝聚人心，協同機制和國家法規只能是被動的啟用，而無法真正磨合。只有讓京津冀地區的人們“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才能在根本上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才能在經濟、合作、生態等各方面的協同發展過程中，變被動為主動。

第二，在文化認同感的驅動下，推動產業的發展，打造京津冀三地的產業品牌，為京津冀協同發展增添助力。京津地區，一直以來都是北方經濟矚目的熱點，也是環首都城市圈的核心。不過，在“雙城”的發展過程中，這一優勢并未給區域的合作帶來便利，反而成為比其他區域更難以協調的障礙。當長三角、珠三角開始日益形成緊密的區域經濟合作體并開始參與全球競爭時，以北京、天津為核心的京津冀還尚在為理順合作機制而努力。換言之，這就是京津冀還未重視到文化認同重要性的緣故。僅以長三角而言，工商業是長三角地區的重要的經濟來源，而工商業的發展恰恰依賴于長三角地區的文化認同感。長三角的區域文化影響塑造著長三角區域的創業者、職業經理人、企業家以及商業從業人員，讓他們始終保持一致的文化素養、文化底蘊、文化意識、文化精神及文化境界，共同強化著他們的創業創富精神、企業家精神、商業精神及商業文明傳統。在他們的跨區合作中，也因其強烈的文化認同感而獲得了充分而持久的保障。而在京津冀，這樣的良性循環還沒有形成，區域產業間的互動還非常的生硬。對此，在京津冀協同發展過程中，如果可以打造一批同屬于三地的優質產業品牌，在三地之間優化資源配置，增強三地企業家、創業者等人的聯系與配合，不但可以促進京津冀三地產業橫向推廣的進程，而且也可以使經濟得以縱向提升。

第三，通過文化認同增強區域旅游發展的凝聚力，依托旅游資源和自然生態優勢，為京津冀協同發展提供保證。旅游作為京津冀一體化的先行行業，是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的先鋒，對京津冀協同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正如有學者所言：“京津冀地區旅游合作發展始終是旅游區域發展的重要研究問題之一。依據聚集經濟的觀點，旅游資源聚集和市場聚集是一種不同于傳統經濟資源和市場聚集的特殊聚集方式?！盵6]但僅從經濟角度分析京津冀旅游合作問題是不夠的，由于文化認同感比較薄弱，同樣導致了京津冀的旅游業缺乏凝聚力，使其合作產生問題。北京是我國旅游最發達的城市之一，雖然河北與天津也擁有極為豐富的旅游資源，但是由于北京皇家建筑的極大“吸引力”，使得河北與天津處于北京旅游的“陰影”之下。換言之，京津冀作為一個整體，缺乏一個統一的形象。因此，在文化認同的基礎上打造一個統一的形象，增強區域旅游的凝聚力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們認為，可以參照美國奧蘭多迪斯尼的構想，利用特大項目帶動京津冀三地的參與合作，使得河北與天津在區域旅游合作中獲得更加平等的地位。

第四，在文化認同感的引領下進行人才培訓，為京津冀協同發展提供長效支持。京津冀地區是中國人才資源聚集的重要基地，其人才培養能力、人才資源的規模和素質在全國都處于領先地位，但三地的人才資源，特別是河北的人才資源存在著流失情況。據統計，京津冀的人才主要集中在天津、北京、石家莊、秦皇島等大中型城市。河北省在2000～2004年4年間流失人才10819人，出省就業的高校畢業生25447人，約有90%流向京津民營企業。[7]也就是說，京津冀的人才流動是由河北流向京津。如果能夠在文化認同感增強的基礎上，對人才進行培訓，讓其對三地的整體性有正確的認識，而不是一味地靠近京津冀經濟圈的經濟增長極，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人才地區分布不均，人才利用率偏低等問題。對此，京津冀文化部門已經提出要實施三地文化人才聯合培養工程，創新文化人才培育機制，通過支持課題研究、學術研討、國際交流、著述創造和舞臺表演等方式，發掘一批懂文化、知經營、善管理、跨領域的文化高端人才。除此之外，為了給三地人才服務，實現三地人才區域發展，三地已基本確定，啟動“京津冀區域人才交流系列洽談活動”模式并聯合打造一個京津冀區域人才交流的統一網絡發布和共享平臺。眾多的舉措，也為文化認同下的京津冀協同發展營造了良好的氛圍。[參考文獻]

[1]王士性：《五岳游草.廣志繹》，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91頁。

[2]魯迅：《“京派”與“海派”》， 魯迅：《魯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53頁。

[3]蕭乾：《致嚴家炎》，蕭乾：《蕭乾文集》（第十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406頁。

[4]劉海玉：《“環首都貧困帶”再調查：北京依然孤獨地繁榮著》，《21世紀經濟報道》2011年12月26日，第17版。

[5]劉娜：《河北亂彈的演變與特點》，《邢臺學院學報》2009年第3期。

[6]寧澤群、李享、 吳泰岳、 汪金輝：《京津冀地區的旅游聯動發展：模式、對象與路徑》，《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

[7] 《燕趙都市報》報社：《高鐵開啟京津冀同城時代，河北如何鍛造人才“磁鐵”？》，《燕趙都市報》2009年4月20日，http：//news.yzdsb.com.cn/system/2009/04/20/000900794.shtml。

Abstract：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is an important recent strategic decisio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under th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It′s another key step of distributio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 great turning point of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For this reason， a series of measures have been taken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so as to implement both natio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and effectiv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which have greatly promoted the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However， dur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cultural identity is also important and cannot be ignored. For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the cultural identity is one weak link. Therefore， how to promote the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dentity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Key words：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cultural identity

（TrCui Xianquan）

（責任編輯孫俊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