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際關系學界博弈論研究三十年

鈕菊生　季超

摘要：博弈論自被引入中國以來，30余年間，中國國際關系學界的相關研究不斷深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這些成果顯示出不同學者對博弈論的研究和運用存在顯著性差異，對博弈論的理解和解讀也并不相同。運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中國國際關系學界博弈論研究的發展軌跡。鑒于博弈論廣泛的應用價值與重要的學術地位，展望未來，博弈論的研究前景廣闊，研究領域將進一步拓展，理論水平將進一步提高。

關健詞：博弈論 國際關系 中國國際關系研究

中圖分類號：D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4812（2014）02-0044-55

博弈，英文稱作Game，歐洲人認為人生乃游戲（博弈）。西方知識分子對賭博游戲的興趣使得博弈問題成為了他們科學研究的對象，從而逐漸產生了“博弈論”（Game Theory）。自1944年正式誕生以來，博弈論相關領域的基礎研究已經6次折桂諾貝爾獎。其中，與國際關系最為密切的一位諾貝爾獎得主為托馬斯·謝林（Thomas Crombie Schelling），他對博弈論的非數理化研究和運用增進了人們對國家間沖突與合作的理解。作為一種理論兼分析工具，博弈論能夠獲得如此多的榮譽實為罕見，足見其已經成為社會科學中一個相當重要的研究領域，具有重要的學術地位和應用價值。不過，中國國際關系學界雖已對博弈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研究情況并不令人十分滿意。

一、中國國際關系學界對博弈論研究的綜合分析

通過中國知網“CNKI”跨庫主題進行檢索，在目前能夠查閱到的相關文獻中，筆者發現，中國國際關系學界對于博弈論的研究起始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

（一）博弈論研究的進展

1985年，陳樂民教授在《西歐研究》上發表了一篇以介紹西方現代國際關系學基本理論為主題的文章，其中談到了博弈論。陳樂民教授認為博弈論是西方現代國際關系學的基本方法論，并且對博弈論在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的運用進行了簡要介紹。孫廷元教授也是早期在國內國際關系期刊上專題介紹博弈論的學者之一。在發表于《外交學院學報》1986年第1期上的“淺談博弈論”一文中，他著重介紹了幾種簡單的博弈論模型，并對博弈論進行了評價，指出了博弈論存在的一些局限性。而實際上，在上世紀80年代，西方對博弈論的研究早已從這種簡單的、靜態的、完全信息的博弈模型研究發展到對動態的、不完全信息博弈的研究和運用。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學界對博弈論的研究并未像人們所希望的那樣繼續跟進。相反，其發展勢頭戛然而止。從那時起直到1994年的近10年間，每年發表在各類期刊中涉及博弈論的研究成果只有零星幾篇（1990年甚至是空白）。中國國際關系學界對博弈論研究的趨勢也與之類似，在此期間只有倪世雄教授在“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簡介之七”一文中，簡要介紹了博弈論的相關知識。直到1997年后，博弈論研究的相關論文才又陸陸續續地在各類刊物上開始發表；但國際關系學界有關博弈論研究相關的論文依然不多。據筆者統計，截止2012年底，在“CNKI”登載的國際關系期刊論文中涉及博弈論研究的文獻還不到60篇，其中在核心期刊發表的學術論文近30篇。另外，以博弈論研究為選題或以博弈論為研究視角的碩博士論文也只有30篇左右。由此可見，中國學界，尤其是國際關系學界，30年來對博弈論這一領域的研究并不充分，關注度也比較低。

圖1是近年來中國各領域學者就博弈論研究的相關文獻統計，圖2是近年來國際關系學者在相關期刊上發表的涉及博弈論研究的文獻統計，圖3是國際關系學位論文中涉及博弈論研究的論文統計，表1是部分外交與國際關系類核心期刊上刊出的涉及博弈論研究的文章統計表，以上統計的時間跨度均為1980年至2012年。

從圖1、圖2和圖3中我們可以看出，由于博弈論作為一個新興理論引入國內的時間較晚，在上世紀90年代之前，相關研究幾乎無人問津。直到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了3位在博弈論研究領域做出奠基性貢獻的學者，人們才意識到博弈論的巨大應用價值和學術地位，博弈論也逐漸被國內學者所關注。1996年、2001年、2005年、2007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相繼頒發給博弈論研究專家，則直接刺激了國內學界對博弈論研究的極大興趣。但是通過圖2、圖3和表1可以發現，國際關系學界涉及博弈論的研究長期低迷，相關理論研究和運用的文章只占據整體研究的一小部分，其中發表在國內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更少。而且學界對博弈論研究的學術敏感性普遍較低，在1994年諾貝爾獎頒發之后的第3年，劉靖華教授在《歐洲》雜志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力量均衡，還是制度霸權？——當代國際關系中兩條邏輯的分析”的論文中，梳理了自由制度主義運用博弈論論證合作的可能性、化解“囚徒困境”的研究。這種狀況到2004年才有所改變：該年度在“CNKI”上刊登的相關碩博士論文有了零的突破，達到3篇；發表在學術性期刊上的相關論文也有所增多。最近8年來，相關文獻漸漸增多，研究的主題也愈趨多樣化。

（二）博弈論研究的主題和內容分析

在通過“CNKI”跨庫數據庫檢索獲得到的近100篇相關文獻（包括期刊論文及碩博士學位論文）中，經過整理分析，博弈論相關主題分布在18個方面，如圖4所示。

這些主題之間多有相似性，又可以歸納為：（1）利用博弈論解釋國際核武器問題的有5篇，占文獻總數的6%；（2）運用博弈論研究兩國間相互關系，側重于政治、安全領域問題的有27篇左右，占文獻總數的34%；（3）研究區域經濟、安全合作問題的有3篇，占文獻總數的3%左右；（4）從國際關系理論視角研究博弈理論問題，包括對博弈論基本知識的介紹、不同流派學者對國際合作的爭辯、西方國際關系中博弈論研究綜述等，共有15篇。這也是單個主題中數量最多的，達到總量的18%；（5）研究博弈論與其他國際關系理論的聯系，或是兩者結合來探討實踐問題的有15篇，占18%；（6）運用博弈論研究國際合作制度和國際法的有9篇，占12%左右；（7）還有一些是運用博弈論研究各種新問題的，比如國際碳排放問題、知識產權問題、危機管理等。從這些研究主題中可以發現，在2000年以前，相關主題的研究多是從國際關系理論視角來研究博弈理論，主要是對其起源、基本概念、分類和國際關系各流派的理論觀點進行介紹和綜述，缺乏運用該理論聯系實際分析問題的研究。

由此可見，隨著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國際關系學者已經意識到博弈論的學術價值和研究前景，對博弈論領域研究的需求也越來越迫切。特別是21世紀后，學者們涉及博弈論的研究主題拓展到了國際關系研究的諸多領域，并且努力結合不同的理論視角和國際環境的新特點進行闡述。但在這些研究中，不同的國際關系學者對博弈論的研究和運用存在顯著的差異，對博弈論的理解和解讀往往也并不相同，造就了博弈論研究在國際關系研究中的不同類型。

（三）國際關系學界對博弈論的研究及其類型

1.介紹綜述型

此類研究主要是從西方國家關系理論的角度，對博弈論的相關知識進行引入和介紹。它包括對博弈論的起源、基本要素、分類、常見模型、運用領域以及其他基本概念的解釋。早期由陳樂民教授、倪世雄教授和門洪華教授等人將博弈論作為西方國際關系中的一種理論與方法引入國內，提出博弈論是國際關系學行為主義流派推崇的一種研究國際關系問題的基本方法論，是目前探討國際機制最有效的理論工具之一。劉靖華研究員承接他們的研究。在辨析國際關系新現實主義學派和自由制度主義學派對于國際社會應該是力量均衡還是制度霸權的討論時，簡要概括了自由制度主義者運用博弈論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原理論證了合作及打破“囚徒困境”的可能性，對新現實主義的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命題提出挑戰。此后，還有多位學者圍繞這一問題深化研究，如廈門大學劉志云教授、北京大學金亨真博士、北京大學王磊等。任東來教授在討論西方體制理論時，指出西方學者通過博弈論中“囚徒困境”和“雞雛較量”模型說明促使行為體相互合作并維持穩定的諸種條件，進而為解釋國際行為主體建立、維持和改變國際體制的原因提供了依據。

2.借鑒分析型

博弈論不僅擁有眾多理論模型可供國際關系學者選擇，它的許多重要概念和獨特思維方式對開拓國際關系研究的思路同樣具有借鑒意義，從博弈論的基本概念出發來分析和解讀國際問題是許多學者的興趣所在。如華東師范大學燕玉葉與肖雄教授從博弈的概念——“合作博弈”與“非合作博弈”出發，考察了經濟實力對大國博弈的影響，得出經濟實力是大國博弈基礎的結論。北京師范大學李興教授在研究俄美在歐亞大陸的政治博弈時，將博弈論中“零和博弈”與“非零和博弈”、“一次性博弈”與“重復性博弈”、“合作性博弈”與“非合作性博弈”三組概念與案例結合進行分析論證，指出圍繞亞歐大陸的主導權和影響力問題，美俄之間進行的博弈與明爭暗斗不會停止、不可避免。上海社會科學院劉阿明研究員以博弈論的基本分類作為分析框架探討了中美在朝核問題上的利益博弈，認為中美博弈可以被抽象為兩方合作性的“非零和博弈”，雙方應當通過“六方會談”的機制加強雙贏合作，推動兩國關系的穩步發展。而國際關系學院林宏宇教授撰文指出，當前的中美關系可運用“制度合作博弈理論”來分析和解讀，目前的“G20”體制就是當前中美兩國戰略合作博弈的制度框架，并據此通過案例進行了論證。將博弈論的相關概念與思維方式作為認識和分析國際問題的框架使用；通過歷史事件分析或案例解讀，而非博弈論方法來論證自己的觀點，是此類研究的顯著特征。

3.綜合研究型

所謂博弈論方法，主要指的是對博弈模型的運用，其中最常見的包括“圍獵模型”、“囚徒困境”、“協調博弈”等。在實際的研究中，其運用方法呈現出不同的形式，概括而言大體可以分為兩類——對博弈論的分析性運用和解讀性運用。唐世平教授是國內首個對博弈論進行分析性運用的學者。在2000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將“圍獵模型、“囚徒困境”以及“死結模型”三個初級博弈模型綜合運用和比較分析，探討了中國應對印度的外交政策。上海財經大學世界經濟學博士吳笛運用靜態分析模型，對日俄“北方四島”爭端中的領土地緣、自然資源、軍事、民心、制度和文化方面等維度的效用分別進行了比較。南開大學謝建國博士則建構了一個不完全信息博弈框架分析在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機中美伊可能的戰略選擇，發現了美國面臨的不利局面以及改變這種局面的方法。此外，也有學者使用了動態博弈模型來分析和探討中美關系的互動和臺灣企圖獨立的可能性問題。除了對傳統問題的探討外，上海大學張金翠還將“囚徒困境”與“協調博弈”引入到對中印水資源爭端的博弈分析中，指出其中的合作難題。

4.理論互聯型

雖然博弈論常常被看做一種研究工具；但在實際的研究過程中，不少學者發現博弈論本身也是一種理論，并且博弈論還與其他國際關系理論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中科院世經政研究所王鳴鳴、北京大學張慧在探討外交決策中的理性選擇模式時指出，該模式以古典現實主義為思想基礎，運用博弈理論分析決策過程和行為后果，博弈論正是建構這一模式的工具。而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惠耕田則認為以博弈論為基礎的策略行動理論對于很多問題無法給予滿意的解釋，因此他融合了理性選擇模式和建構主義互動論的基本原理對國際合作現象進行解釋。而社科院美國研究所余萬里對將博弈論運用于相互依賴研究中持有批評性意見。他認為這一方法的實用性不足，研究者在篩選變量、建立模型的過程中往往會把一些無法量化的重要因素忽略掉，使得模型呆板化。第二炮兵指揮學院向鋼華與清華大學王永縣教授指出博弈論方法是西方國家威懾理論研究的主流方法，為此他們歸納了博弈論方法在威懾理論研究中應用的歷史、研究新進展和博弈論方法目前存在的一些爭議。而在謝林對討價還價理論和沖突管理理論作了細致的分析后，博弈論出現了非數理化運用的分支，由此也誕生出相互依存的決策理論以及博弈與沖突的戰略，豐富了國際關系學的理論與實踐。

5.模型創新型

除了借鑒國內外既有的博弈論模型來對國際問題進行分析，國內的一些年輕學者也嘗試探索博弈模型的變體或新的模型結構，并在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績。如中國政法大學碩士何海峰在討論中美在對臺軍售問題中的博弈模式時，將“囚徒困境”的假定做出了修改。他認為中美在臺灣問題上承擔的風險是不相同的，因此在原模型基礎上，將A（中國）假定為主犯，B（美國）假定為從犯，分別對他們的收益函數（支付水平）重新設計，發現博弈雙方的決策行為發生了一定的改變。延邊大學樸秀英在其碩士論文中，不但運用了“囚徒困境”解釋中日美之間的安全困境問題，而且運用坐標軸上的三角形代表中美日三角關系，通過其中博弈各方的位置變換，分析了在這種三方博弈之下日本應采取的最優安全策略。此外，學界對初級博弈模型的拓展和運用也具有創新之處，如電子科技大學碩士張昊參考格倫·海勞爾德等人的研究，將“囚徒困境”模型進行了拓展，從原先的2×2的策略選擇結構拓展為6×6的結構，用以研究國際危機的升級或降級的動態過程。雖然與西方國際關系學、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對博弈論模型原創性貢獻相比，國內學界對博弈論本身的理論貢獻還較少，但是在青年學者身上卻讓人感受到了創新的潛力和希望。

二、我國國際關系學界博弈論研究的不足和局限

綜上所述，雖然中國國際關系學界對博弈論的運用和研究的時間不長，研究成果還不是很多，但是學者們研究的視角和切入點與國外相比并不遜色。隨著國際關系學者對博弈理論研究及運用的增多，研究中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也日益暴露出來。

1.理論研究起步較晚，文獻積累有限

在國際關系研究中，對博弈論科學研究方法的采用相對較晚，目前所能見到的博弈論教科書也基本都是其他學科的。在相關論著中運用大量篇幅專述博弈論研究方法的也比較少見，因而中國國際關系學者對博弈論最近研究進展的了解比較滯后。自20世紀80年代被引進以來，博弈論并沒有受到應有的關注。一些反對者甚至認為博弈論是用數學模型將復雜的國際事件簡單化，使生動的國際關系發展趨于僵化，并不可??；另一方面，抽象化的語言和復雜的計算對于國內許多沒有自然科學基礎的國際關系研究者來說，實在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自然激發不了他們的研究興趣。因此經過30多年的發展，國內學術期刊上每年發表的博弈論研究論文平均還不到2篇。即使最近幾年在諾貝爾獎的激勵下，學界相關研究成果依然不多，這其中還包含了一些重復性的研究以及簡單的介紹，高水平的文章屈指可數。

2.研究領域狹窄，理論研究質量不高

從上述對學界博弈論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學者們更多地是關注西方主流國際關系學派對博弈論的理論研究，或是博弈論方法在西方某個國際關系理論中的運用現狀。但對博弈論的介紹性和解釋性內容多于對其核心理論的分析和系統化的研究，理論研究質量不高，深度不夠。實際上，博弈論在國際關系研究中的應用相當普遍。在西方除了將博弈模型用于軍事政治戰略分析以外，也用于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等新領域的研究。但國內這方面的研究卻比較少，現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往往是經濟學教授跨界交叉研究和年輕學者簡單嘗試所取得的。博弈論常被看作是國際關系的一種研究方法，但在實際研究中進行分析型運用，解釋國際關系具體案例的文章卻并不多見。部分學者對博弈論的運用僅僅停留在引用一些相關概念和分類的層面，并非嚴格意義上科學方法的使用。

3.模型建構簡單化，缺乏創新性

博弈論源于數學，但是在西方經濟學發展歷程中被廣泛吸收和發展，如今分析模型早已經從簡單的完全信息靜態博弈研究發展到對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研究。20世紀90年代以后還出現博弈學習理論的相關內容，彌補了博弈論理性人元假設的部分缺陷，博弈參與人數也從二人博弈發展到多人博弈。但是在國際關系相關領域的研究中，許多學者對博弈論的認識還停留在對諸如“囚徒困境”、“膽小鬼博弈”、“獵鹿模型”等初級博弈模型的運用上，建構的實證模型也比較簡單，也因此常常被人批評為不符合實際。另外，國內研究者對博弈模型的創新性研究也非常少，在外交國際關系類期刊上筆者一篇都沒有看到，僅有的幾篇成果也是一些研究生的初步嘗試。此外，國內學界對動態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的運用也非常罕見，基于演化和學習的博弈學習理論則基本上還是一片空白。

4.研究方法不夠規范，有效性被質疑

長期以來，簡單枚舉法在中國國際關系研究中占據著絕對主導地位，嚴格意義上的科學研究方法還未普及。博弈論進入中國后，許多學者對這種方法的運用不夠規范，使得博弈論作為一種理論工具來引導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研究的有效性受到質疑。將博弈論看作一種描述性工具而非一種分析工具，就誤讀了博弈論的力量和意義所在。博弈論的應用不僅僅是挑選案例：朝鮮核危機到底是“膽小鬼”模型還是“囚徒困境”模型？這種方法可能有助于重構和解讀特定事件，但卻很容易使理論去迎合某些歷史事件或現實困境，不能對博弈論的運用產生在經驗上可以證偽的任何預測，限制了對博弈論有效性的檢驗。研究方法的不規范還表現在對博弈模型名稱的隨意改寫上，這對比較研究和學術規范化造成困擾，也容易引起一些低水平的重復。

三、博弈論方法在中國國際關系研究中的趨勢與展望

博弈論的真正力量在于它可以用來產生新的發現和理解，而非重構單個的情勢。博弈模型的簡約性有助于更加清晰地說明社會現象，而博弈論的演繹使我們得以預測國家互動行為以及產生關于國際政治的新理解。鑒于博弈論如此重要的學術價值，展望未來，相關研究將呈現出如下趨勢。

1.研究前景廣闊

在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中，博弈論目前還處于輔助性的位置。這主要在于國內學者目前的研究興趣大多在政策研究領域，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說明一項政策的背景資料、出臺過程、實施情況、產生的結果等。但是隨著中國國際化水平的進一步提高，預計中國在未來10年里將會更加積極廣泛地參與到國際事務中，中國也將會遇到比以往更加復雜的和前所未有的國際問題。這些問題不單單是依靠對相關政策的解讀所能解決的，而是需要對它們進行具體分析，尋找一般性規律。如此，必然要求國際關系學者將目光轉向對具體事件的研究、對某些新現象給予解釋以及更加深入細致的理論思考。這些要求使得學者對復雜推理過程的依賴性增強，對博弈模型的需求也會相應增加。

2.研究領域進一步拓展

國際關系是一個寬泛的概念，指國際社會中一切成員跨越國界的互動關系。如果進一步劃分，國際關系又可以分為3個不同范圍的領域：國際關系、國際政治和對外政策。國際關系研究的對象包括國家間的政治關系、經濟關系、文化關系、軍事關系、社會關系等等。傳統上的國際關系研究主要側重于強調政治關系，所以博弈論也比較多地被運用于這方面的分析。全球化的不斷加深以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總趨勢，使得越來越多的問題暴露在各國之間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傳統的政治和軍事安全問題反而被淡化。未來對博弈論的運用必然走向多樣化，并向更多的領域拓展，多人合作博弈的理論價值也將被顯現。

3.理論水平進一步提高

隨著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的不斷發展和成熟，以及學界與西方同行合作交流的增多，相關領域的隊伍將會逐漸擴大，研究人員會越來越多，層次也會越來越高，研究的質量與水平也將逐步提高。今后研究的重點應把博弈論的運用與其他國際關系理論相結合，使兩者相互促進，以推動中國在此領域的學術研究走向成熟和完善。對博弈論的研究類型將由簡單介紹和解釋走向實證研究和定量分析，由描述性運用轉向推理性研究，由簡單模型求解轉向復雜模型建構，對博弈論方法的運用也更加靈活化。不過，這個過程可能會非常緩慢，博弈論方法在國際關系中的應用也不太可能會像在經濟學中那樣普遍，對博弈論模型本身的發展一般也不會來自國際關系學科。

綜上所述，中國國際關系學界對博弈論的研究雖然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研究水平還不高，還沒有將博弈論對決策過程的指導作用挖掘出來，離發揮出博弈論的真正價值還相距甚遠。

（責任編輯：左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