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創新與發展：中國應對持續性發展挑戰的戰略選擇

摘要：美日歐接連爆發的危機與后來的持續不振，對于中國發展面臨的持續性挑戰不容忽視。包容性創新與包容性發展，是中國發展模式轉型升級的重要方向。前者鼓勵有?于經濟弱勢者的各項創新活動，主張提高其知識吸收能?，開發適應其需求的產品，擴大其經濟機會；后者進一步強調發展過程的人人有責、機會均等，注重發展內容的全面協調和成果分配的利益共享。立足實際，中國可以從有利環境與氛圍營造，以及教育、衛生及社會保障等方面充分發展。

關鍵詞：包容性創新；包容性發展；公共服務；創新型經濟；社會發展

中圖分類號：C911/F061 文獻標識碼：A

美、日、歐三大經濟體前些年接連不斷爆發的各種危機與后來的持續不振，不僅給全球經濟帶來了巨大沖擊，也凸顯了中國高度依賴出口需求拉動的經濟發展模式可能面臨的嚴重風險。我國現行的主要基于初級要素投入和投資驅動的外向型發展模式迫切需要轉型升級，一方面實現持續發展的動力結構的再平衡，另一方面改變自主發展的可行能力不足狀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而要實現這兩大重要目標，其可行的戰略方向即是在世界各地日漸興起并廣泛踐行的包容性發展模式。在印度等國的包容性創新（Inclusive Innovation）實踐基礎上拓展演化而來的包容性發展（Inclusive Development）戰略與模式，不僅有助于破解中國發展目前面臨的持續性挑戰難題，而且可以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發展，充分發揮各個主體的潛能和創造力，進而實現機會均等、利益共享的和諧社會發展局面。

一、中國發展面臨持續性挑戰，迫切需要推進包容性發展

多年來，我國創業基于初級要素投入和外商投資帶動的出口導向型增長戰略，主要依靠的是低成本競爭優勢，既缺乏自主研發的核心技術與關鍵裝備，也未能形成世界品牌和戰略性國際營銷網絡，因而，在國際競爭中不僅面臨較大的被其它低成本國家和地區替代的橫向擠壓風險，而且在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基于全球價值鏈（GVC）的國際產業分工中，還經常受到掌握核心技術、世界品牌和國際營銷網絡的跨國公司的縱向壓榨，所能實現的增加值和收益都較低。以iphone的價值分布為例，美日韓控制的iphone硬件創造值為187美元，控制研發設計的蘋果公司為360美元，而中國企業只為6.5美元。即便如此，美日歐還經常找借口抑制中國出口，歐盟對光伏產業“雙反”案例就是典型。因此，從國際經濟角度看，缺乏自主創新能力，基于低級要素的出口需求拉動型經濟發展模式，必然面臨嚴峻的挑戰和壓力。

從國內經濟看，主要依靠廉價要素投入的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型經濟發展模式，同樣面臨持續性發展的挑戰。第一，無論是勞動力，還是其它生產要素，其成本與價格上升已呈必然趨勢。畢竟較低的勞動者報酬，不僅制約勞動者生活水平與質量的提高，而且影響整個社會的人力資本投資，而這反過來又會影響社會整體創新能力的提升，進而影響創新型經濟的全面發展；更何況，低廉的要素價格在資源要素日益稀缺的大趨勢下，本身就是不可持續的。第二，我國雖然處于能否提高勞動者報酬的兩難困境，但是勞動者報酬上升趨勢卻不可阻擋。在新的國際競爭優勢尚未培育出來之前，大幅度提高勞動者報酬，不僅會影響出口產品競爭力，影響相當多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生存與發展，進而影響勞動力需求，而且還面臨著勞動者自身勞動生產率較低的瓶頸約束。盡管如此，勞動者報酬上升仍然是不可避免的。第三，由于受到邊際投資效益下降的制約，投資驅動型發展模式面臨持續性挑戰。一方面，在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今天，主要依靠政府投資的發展模式本身就是不可持續的，另一方面，在最終消費需求遲遲未能發揮主導性增長引擎功能的作用，投資驅動型發展模式還受到最終消費需求不足的制約。因此，由于受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型發展模式初級要素價格上漲、高級要素缺乏和消費需求不足等因素制約，面臨持續性的挑戰，迫切需要轉型升級。

在目前社會勞動生產率較低、居民總體收入水平不高且差距較大的今天，一方面高端消費需求外流，另一方面中低端消費需求不足，要提升最終消費需求的增長引擎功能、實現向創新驅動的轉換升級，包容性創新與包容性發展是一種可行的戰略路徑選擇，因為它們都關注并鼓勵有利于弱勢群體的創新活動、產品開發，都重視包括弱勢群體在內的所有國民的創新能力、發展能力的提高，發展條件的創造、發展機會的均等，以及發展成果的共享。因而，實現人人有責、無處不在、機會均等和利益共享的包容性創新和包容性發展戰略，有助于應對中國發展面臨的持續性挑戰，推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高效快速發展。

二、包容性創新與發展：新的創新思路與發展理念

實質上，包容性發展是在包容性創新的基礎上引申拓展而來的，之后包容性創新則成了包容性發展的重要途徑。在1997年亞洲生產力組織（APO）的一次研討會上，印度學者GSKrishnan基于本國實踐提出了包容式創新的概念，論述的是印度鼓勵國內的個人、企業、組織都投入知識創新過程。后來，印度的實踐反復說明，知識創新和吸收要與窮人的需求息息相關（M·杜茨，2009）。進一步而言，包容性創新不僅鼓勵有?于經濟弱勢者的各項創新活動，開發滿足其需求的產品和服務，創造相關的商業機會和?潤，而且主張積極提高經濟弱勢者吸收知識的能?，增強其創新能?，擴大其經濟機會。印度著名學者Masahisa Fujita說法則更進一步，他認為創新應該是無處不在、人人有責的。

在印度，包容性創新的例子非常普遍。如印度最大的企業集團——塔塔集團在2009年推出了世界最便宜的“Nano”汽車（售價10萬印度盧比，約合2040美元），2011年7月又宣布推出世界最便宜的住房，以期能讓窮人買得起，其中住房最基本的戶型面積約20平方米，建造工期僅需要一周時間，每套成本僅為500歐元。印度市場上還有一系列“全球最廉價”的創新產品，如750印度盧比（約合15美元）的凈水器、2000美元的心臟直視手術。而在2011年10月初，開發商Datawind又宣布推出45美元的平板電腦Aakash，以期滿足生活在社會邊緣的所有人的需求。與此相比，蘋果最廉價的iPad平板電腦售價為499美元，最新宣布推出的亞馬遜平板電腦Kindle Fire的售價為199美元。

后來，亞洲開發銀行（ADB）、世界銀行（WB）等國際組織將印度創新的“包容性”特征嫁接到增長和發展上，并在其研究人員研究成果（Ali Ifzal， 2004；Sarah Cook， 2006； World Bank， 2006； Ravi & Ganesh，2009）基礎上正式使用包容性增長（Inclusive Growth）、包容性發展范疇。而按照發展經濟學的慣例，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通常是使用“發展”，而“增長”則多用于發達國家，因為在發展經濟學中，經濟增長指的是一個國家總體或人均收入和產品的增長。相比于經濟增長，經濟發展不僅包括收入的增長，而包括非常廣泛的內容（波金斯、拉德勒等，2005）。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包容性發展是包括包容性增長的。

當然，包容性發展則比經濟發展更進一步，它除了追求收入增長、結構優化，還特別重視增進社會公平，比如在收入維度上，不僅關注人均收入的增長，而重視收入分配的相對平等，以防止產生太高的收入差距、影響社會公平與穩定。具體來說，包容性發展的特征主要體現在發展內容的全面性、發展主體的全民性、發展過程的公平性和發展成果的共享性等方面（高傳勝，2011）。（1）從發展內容上看，包容性發展不僅關注經濟發展，還重視非經濟的其它維度，如社會、政治進步等，強調經濟社會政治等的全面協調發展。（2）在發展主體上，包容性發展強調全民共同參與、發展人人有責，特別是要給弱勢群體創造條件和機會，比如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提供必要的教育培訓和醫療衛生服務，以期提供他們的可行能力。（3）包容性發展關注發展過程的機會均等，反對歧視和壟斷。（4）包容性發展特別強調發展成果分配上的利益共享。因此，包容性發展是一種更加全面、更具人文關懷，同時也是更趨公平、因而也更具可持續性的發展理念與模式。正因為如此，亞行、歐盟等國際組織都將包容性發展思想寫進了2020戰略框架中，印度更是早在2006年公布的“十一五”計劃中便強調這一發展理念。2011年胡錦濤在博鰲亞洲論壇上也正式使用包容性發展一詞。

三、包容性發展：我國應對發展持續性挑戰的可行戰略選擇

（一）我國發展面臨的持續性挑戰的核心問題

中國發展面臨的持續性挑戰的核心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持續發展的動力結構失衡，二是自主發展的可行能力不足。前者主要反映在消費、投資和出口三大需求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失衡上，即投資、出口對經濟增長的高貢獻率難以長期持續，而最終消費的貢獻率又遲遲提振不起來；后者主要反映在自主研發和創新能力不強上，這一方面使得在基于GVC的國際產業分工中利益分配受制于掌握核心技術的跨國公司，另一方面還意味著依靠低成本競爭優勢的出口不僅面臨著被其他低成本國家和地區替代的風險，而且受到發達國家的貿易抵制。

進一步分析持續發展的動力結構失衡問題。（1）較高的投資貢獻率不可持續，一方面是因為受邊際投資效率下降規律的作用，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長期占較大比重的政府投資不可能持續下去，而民間投資由于受宏觀環境的原因，投資實業的動力并不強，反而對投機領域興趣很濃。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失衡就是這兩方面因素造成的。（2）2005-2007年剛剛持續三年的較高出口貢獻率，不僅很快被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打斷，而且日本和歐洲接連不斷發生的突發事件和危機又進一步阻礙了中國出口的復蘇。（3）最終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長期不振，一方面是源于社會勞動生產率整體不高和國民收入分配政策的偏差，導致普通百姓收入水平總體偏低，消費能力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則緣于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保障水平較低，使得普通老百姓即便有錢也不敢隨便消費。更何況，國內高端和中低端二個消費市場不僅開發不力，而且消費環境也不盡人意。

自主發展的可行能力不足，與中國長時間依靠初級要素投入、依靠低成本競爭優勢的要素驅動型發展模式所形成的路徑依賴有關。要素驅動型發展模式，不僅使得勞動者報酬較低，而且勞動者自身及其子女的教育、醫療衛生等人力資本投資水平都不高，這樣又會進一步抑制自主研發和創新能力的提高，從而使得要素驅動型發展，難以轉型升級到創新驅動型發展道路上來，創新型經濟發展舉步維艱。創新型經濟（innovation economy），本質上是一種以人才驅動發展的經濟，它必須以國民為基礎，通過弘揚國民的創新精神、激發國民的創新熱情、增強國民的創新能力和保障國民的創新成果來實現（高傳勝、劉志彪，2005）。顯然，依賴初級要素投入的要素驅動型發展模式，會鎖定發展的路徑，難以產生出創新型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人才基礎和專業要素、高級要素的生長環境。

（二）包容性發展破解持續性挑戰的路徑

包容性發展不僅追求經濟、社會、政治等全面協調發展，而且關注包括弱勢群體在內的全體國民的發展權利、發展能力、發展機會和發展收益，并主張通過各種政策措施來保障和增強國民投身發展的活力、激發國民參與發展的動力、提高國民從事發展的可行能力以及調動國民主動發展的創業創新和創造力。因此，包容性發展理念與戰略模式有助于從根本上破解中國發展面臨的挑戰，增強中國發展的自主性、協調性、安全性和持續性。具體來說，包容性發展模式破解持續性挑戰的路徑與方式包括：

1.創造寬松有序而又公平競爭的環境，激發更多的國民投身發展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經濟取得了世人矚目的發展成就，最核心、最根本的原因即在于中國通過持續不斷的改革開放與累積的制度創新，激發更多的國民、以更大的熱情與努力參與到經濟社會發展活動中來，進而創造了更多的產品與財富。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激發的是農民參與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熱情；國有企業所推行的各項改革，挖掘的是國民參與國有經濟發展的活力與潛力；鄉鎮企業制度創新，釋放的是集體與民間經濟中的國民投身發展的潛能；而允許各種經濟成分并存以及后來的鼓勵各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政策，則是激發各種經濟成分中的國民參與經濟發展的潛力與活力（高傳勝、劉志彪，2005）。

近些年，一些資金實力雄厚的央企對房地產市場中的地價高升、房價居高不下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不僅嚴重地影響民生，而且也抑制了中小房地產企業的發展。而一些央企壟斷行業，更是嚴重壓抑了其它企業發展的空間和機會，如石化等資源開采、加工與貿易經營行業，郵政、通訊等公用事業行業，銀行、證券、信托等金融行業，航空、鐵路運輸行業，甚至公路客運行業、城市公共交通，也都被一些地方性壟斷企業控制著，個人或民營企業要經營，都必須掛靠在這些壟斷企業之下，向它們交租金。

總結改革開放多年來的經驗教訓，結合近些年國有企業的種種行為，中國要實現經濟社會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必須堅持不懈地推進改革開放，并通過制度創新與加強監管，創造更加寬松有序而又公平競爭的宏觀環境，激發更多的國民、以更高的熱情參與到經濟社會發展中去，盡其所能，真正做到發展機會均等。這也是當前全面深化改革的要義。

事實上，在中國創造機會均等的工作機會和社會環境，不僅是推進包容性發展的最基本要求，而且還是增進社會公平、縮小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的基礎性手段。當然，縮小社會收入差距，還需要財稅政策、工資制度等綜合改革的積極配合。因為在中國目前以流轉稅為主體的財稅體制下，由于勞動者相對處于弱勢，因而企業具有極強的稅負轉嫁能力，這樣，反而使得處于弱勢地位的勞動者成了稅負的主要承擔者，而企業中高層管理者，不僅可以享受較高的在職消費，而且可以通過職權范圍內的報銷制度，規避稅負。

2. 充分發展教育、醫療衛生等服務業，增強國民發展的可行能力

依賴一般性（generalized）、初級要素（basic factor）投入的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型發展模式要向創新驅動型模式轉型升級，必須要有相應的人力資本支撐，必須要培育出豐富的專業化（specialized）、高級要素（advanced factor）（M.波特，1990）。教育與醫療衛生作為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方式，不僅有助于增強國民的實質自由（substantive freedom）和可行能力（capability）（A.森，1999），更好地為創新型經濟發展提供支撐，而且有利于實現國民發展的起點公平，增進社會公正。再者，教育、醫療衛生等服務業發展，還是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發展的重要方面。更何況，全社會人力資本水平的整體上升，還是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進而國民收入增長的源泉。顯然，無論是其中的哪一方面，都是包容性發展必須非常重視的。然而，我國恰恰在教育、醫療衛生等關乎社會公平、人力資本發展的社會公共服務業發展方面存在許多問題和制約障礙。如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實質上就是醫療衛生服務業發展不足造成的。醫療衛生領域，長期以來實行嚴格的準入管制和人事編制管理，這直接導致了中國醫療衛生服務行業的進入不暢、競爭不力、有效供給不足，造成了公立醫院壟斷經營的市場格局難以改變。這樣，不僅未能充分調動社會資源進行該行業發展，而且每年畢業的醫學專業學生也有許多難以進入該行業提供服務，這只要去分析一下這么多年來醫療衛生服務行業醫護人員的增長狀況與醫學專業畢業生的增長狀況便可知曉。此外，醫療衛生行業的監管也存在問題，媒體經常報道的醫藥流通領域亂象眾生足以證明。綜合起來看，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最主要是社會發展滯后的問題。而這種滯后，直接影響到社會公平，影響到國民素質與能力，影響到創新型經濟發展。

3. 鼓勵包容性創新并加強市場監管，更好地滿足普通民眾的需求

如前所述，最終消費需求尚未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導性引擎，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中國缺乏像印度那樣包容性創新氛圍，市場環境不盡如人意，都是不可否認的重要原因。因此，努力應從多方面進行：

（1）應借鑒印度經驗，積極鼓勵和引導包容性創新，開發適合普通民眾的商品與服務。如對于中國的“山寨現象”，政府應該加以合理引導，讓它轉化成包容性創新，而不是一棍子打死，或者讓它永遠成為一種地下經濟。

（2）加強市場監管，改善消費環境，讓普通民眾能夠放心、明白、愉快地消費。如對于不安全、不誠信的商品的發現，要通過制度創新，充分發揮民眾監督的力量，而不是坐等單薄的監管人員去大海撈針式監管。

（3）應調整甚至廢除一些不適合鼓勵普通民眾正常消費的政策。如，現在不少城市都出臺了限制摩托車在城區行使的政策（俗稱“限摩令”），這一政策其實是值得探討的，畢竟摩托車作為一種普通老百姓的交通工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雖然城市公共交通現在日益發達了，但是公共交通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能直達，更何況它還有擁堵的時候，而摩托車具有點到點直達的便捷性，并不是公共交通可以做到的。而且，對普通老百姓而言，家庭轎車即使可以買，但是，目前的居民收入水平，一是做不到每人一輛，二是城市停車場所也滿足不了這么家庭轎車人手一輛的消費。事實上，后來迅速發展起來的電動自行車同樣面臨這樣的問題，盡管其與摩托車并不相同。

4. 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穩定民眾的未來預期，讓老百姓敢于消費

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保障水平較低，造成老百姓對未來缺乏穩定預期，因而即便有錢，也不敢輕易消費。畢竟看病難、上學難、買房難、就業難等新四座大山仍然懸在普通老百姓的頭上。因此，要實現經濟發展模式向消費驅動的順利轉換，減少對出口需求的過分依賴，進而增強經濟發展自主性，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適當提高保障水平，是重要努力方向之一。

事實上，我國的社會保障（social security），相當于國際上通行的社會福利（social welfare）概念。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社會福利，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制度化的集體責任”。在現代國家大規模地承擔起社會福利的責任之后，社會福利便成為“制度化的政府責任”。20世紀以來，國家承擔的社會福利責任主要包括六大類服務：一是收入保障服務，包括社會保險（social insurance）和社會救助（social assistance）；二是醫療服務；三是教育服務；四是住房服務；五是就業服務；六是社會工作服務和對個人的社會服務。有些服務（如教育、醫療）前文已經闡述過，這里還需闡述包括社會救助和社會保險在內的收入保障服務——這也正是國際上所說的社會保障服務和住房保障制度。

我國的社會救助、社會保險體系建設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雖然我國現在已經初步建立以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簡稱低保）為核心，各種專項救助為補充的新型社會救助體系，但是，不僅救助項目多、管理分散，部門間協調不暢，未能有效地發揮體系的整體效能，而且作為救助體系核心的低保制度，還存在著救助水平較低、標準調整滯后等諸多問題，具體反映在：不少省份在不少年份里，作為保障困難群眾基本生活最高限的低保標準水平及其增長速度，都低于占10%的最低收入家庭的衣、食消費支出水平及其增長速度。因此，社會救助體系的救助水平之低，是可想而知了。至于社會保險，也存在不少問題，其中對居民消費有重要影響的、作為社會保險體系中重要支柱的基本社會保險，如醫療保險，不僅覆蓋面比較窄，尤其是城鎮，而且保險水平比較有限，因為中國目前的勞動者報酬水平偏低，還不足以支撐較高的保險水平。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2》，2011年包括城鎮職工和居民在內的基本社會醫療保險參保率只有68.53%，而且地區間差距比較大。同樣，作為解決中低收入群體住房難的住房公積金制度，只覆蓋到單位效益相對較好的城鎮企事業單位中的正式員工，最需要幫助的低收入，或者單位不給交納公積金，或者收入太低，沒能力買房，因而也享受不到公積金制度的保障，反而造成“劫貧濟富”問題。由此可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適當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對提振居民最終消費需求的增長引擎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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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高傳勝（1973—），男，江蘇淮陰人，博士（后），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社會經濟發展。

（責任編輯：陳合營）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經濟服務化的中國悖論與突破：基于服務功能視角的分類研究”（70973051）和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項目“包容性發展理論與江蘇戰略研究”（2011ZDAXM008）的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