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態系統的管理:概念原則目標和應用

徐曉紅+宋永剛+宋倫+李斌+李愛

DOI:10.3969/j.issn.1004-6755.2014.06.019

20世紀40年代以來，隨著人口的激增，人類對土地、能源以及其他自然資源的需求呈指數式增長，全球規模的生態問題也越來越嚴重，嚴重威脅著人類社會的持續發展，自然資源管理迫切需要一種整體的、具有前瞻性和以科學為基礎的新的管理理念[1-5]。為解決全人類面臨的生態危機，聯合國和各種政府聯盟（UNEP、OCECD、WMO、IPCC、UNCD、WPC等）以及各種非政府組織（WWF、FOE、HED、WRI、IUCN等）組織實施了諸如世界氣候計劃（WCP）、世界氣候研究計劃（WCRP）、國際生物圈計劃（IBP）、人與生物圈計劃（MAB）、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IGBP）、地球環境檢測系統（GEMS）等一系列全球或區域規模的環境對策研究計劃，并且就一些全球規模的環境問題進行了多種形式的政府間對話和政治協商，這些全球（或區域）規模的環境研究計劃，得到了世界范圍內生態學家們的廣泛響應和參與，他們積極倡導用生態系統的原理和方法來管理自然環境和資源，人類的福祉依賴于健康的生態系統逐漸成為一種共識，基于生態系統的管理（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 EBM）也應運而生[4-6]。

1 EBM研究的歷史回顧

1.1 基礎理論積累階段（1932-1988）

盡管EBM管理理論是應對近幾十年越來越嚴重的生態危機而產生的，但是早在19世紀30年代一些空想生態學家（Visionary Ecologists）已經預見性地提出了現代生態學的諸多問題，但是這一時期的實踐并未取得很好的效果[7]。根據Grumbine的研究，EBM基礎理論的積累應該以1932年美國生態學會植物與動物委員會提出的“自然庇護所計劃”（Nature Sanctuary Plan）為起點。該計劃將生態系統保護與關鍵物種保護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將生態系統擾動（Ecological Fluctuation）作為管理目標，并提出了“核心區+緩沖區”的自然保護區設計方法，以及重視利益相關者合作和公眾意識教育的觀點，在1950年該委員會又列出了美國和加拿大范圍內自然庇護所的初步名錄以推進該計劃的實施[8-9]。1935年Wright & Thompson經過多年觀察提出：由于邊界和面積大小限制，美國黃石國家公園不是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他們為黃石國家公園重新劃界做了積極的努力，但是這項工作由于Wright的早逝而中斷(Grumbine，1994)[7]。

Aldo Leopold通過1949年出版的《沙鄉年鑒》（A Sand County Almanac）闡述了“土地倫理”的思想，Leopold認為，土地倫理將人類與土壤、水、植物和動物（概括稱為土地）一起納入到生物共同體的范圍中，要把人類在共同體中征服者的角色，變成這個共同體中的平等的一員和公民。它暗含著對每個成員的尊敬，也包括對這個共同體本身的尊敬[10]，這一著作及其表達出的思想被環境史學家認為是生態學時代到來的標志[11]。

1970年美國政策分析家Caldwell提出公共土地管理政策的制定應該對現行的政治框架進行改革，應該把生態系統作為土地管理政策制定的依據[12]。1971年人與生物圈計劃（MAB）啟動，極大地推動了保護生態學的發展[6]。1979年，Craighead通過12年的大灰熊種群生態學研究為生態系統管理的定界問題奠定了一個基本標準：生態系統的面積必須能夠滿足維持該生態系統內最大的食肉動物棲息地的要求[13]，隨后這一主張在Newmark對北美西部各種公園和保護區的劃界研究中得到了實踐應用[14]。

進入80年代，用生態系統的理論和方法管理土地的思想得到了許多科學家、自然資源經營者和政府管理者的支持，大量關于生態系統管理的論文出現，極大地促進了EBM基礎理論的發展。在1988年出版的《公園和荒地生態系統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 of parks and wilderness）標志著生態系統管理的基礎理論基本成熟。該書提出了生態系統管理的理論框架，討論了生態系統管理要有適當的邊界劃定、明確的管理目標、強調管理機構間的合作、管理效果的監測以及政府決策層的參與等問題。他們強調人類對生態系統的影響以及對生態系統過程的參與對生態系統管理至關重要，管理者和科學家在開展生態系統管理時必須將復雜的人類社會因素考慮在內[15]。

1.2 完善與應用階段（1988-2013）

在Agee和Johnson的著作問世以后，有大量討論生態系統管理概念的論文涌現出來。1991年美國科學發展協會（AAAC）年會上，“以生態系統為基礎的多目標管理”的資源管理專題中，發表了對生態系統管理發展具有重大貢獻的兩份倡議：美國生態學會（ESA）提出的“可持續生物圈建設”（SBI）和美國農業部森林局（USDA）提出的關于自然森林系統管理的新設想。這兩個倡議都提出了通過生態系統的基礎研究來達到合理管理自然資源，實現保持“地球—生物圈”持續性的設想。SBI認為，生態學優先研究領域應該是全球變化、生物多樣性和可持續生態系統，并且強調了生態學基礎研究在可持續發展中的重要地位[16，8]。

1993年Ludwig等在《Science》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不確定性、資源開發與保護——歷史的教訓》的論文，對科學研究對維持生態系統可持續性的貢獻提出了質疑，對SBI提出的“認識自然資源管理的持續性，生態學研究是一條最為有效的途徑”的觀念提出了挑戰。該文提出以下三個觀點：(1) 主張生態系統對于管理措施的響應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因為對生態系統的認識過程往往是很慢的、等待科學研究獲得完備的答案實際上是徒勞的。(2)對生態系統管理的決策必須依據當前的知識立即作出。(3) 在很多自然系統中唯一可以了解他們可持續性的有效方法就是開發他們[17]。該文章最大的貢獻之處在于：(1) 認識到生態系統的動態屬性和人類認識、管理生態系統的靜態屬性，為EBM理論框架中適應性管理的原則奠定了理論基礎；(2) 充分認識到人類的動機和響應對EBM的重要性。

1994年，Grumbine發表了《What is Ecosystem Management》一文，全面論述了生態系統管理概念的歷史演變、結構框架以及主要議題，是對生態系統管理的第一次全面系統的總結[7]。

EBM起源于陸地生態系統的管理實踐，但海洋為實施EBM提供了比陸地更多的機會，自19世紀90年代開始，EBM在海洋生態問題和自然資源管理的研究實踐中，特別是在海洋漁業管理中，得到了更多的重視[18]。1984年美國科學家Sherman等提出了大海洋生態系（Large Marine Ecosystem，LME）的概念，強調應從生態系統的角度保護海洋生物資源[19]。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全球峰會提出要采取多種方式來對海洋資源進行專門的保護和發展[20]。此后眾多國際條約或章程的簽署加速了EBM在海洋生態系統管理中的應用與發展。

2 EBM的概念

目前，圍繞EBM概念、原則和目標體系等內容的爭論仍在繼續，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資源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等出于自己的研究目的和理解，對EBM的概念內涵做出了不同的界定，尚未有一個公認的學科定義和理論框架（Grumbine， 1994[7]；任海與鄔建國等， 2000； 葉屬峰與溫泉等， 2006； 范學忠， 2011[7，21-23]。在名稱使用上，也出現了生態系統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 EM）、生態系統途徑（Ecosystem Approach， EA）、基于生態系統的漁業管理（Ecosystem-based Fisheries management， EBFM）等不同叫法，但已有學者利用名為簡單匹配系數（Simple Matching Coefficient，SMC）的統計學工具對其進行了研究，結果顯示它們之間并無區別[24]。自Grumbine1994年的綜述研究之后出現了眾多關于EBM的定義，本文選取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定義列舉如下：

(1) Grumbine (1994)：生態系統管理是以長期地保護自然生態系統的整體性為目標，將復雜的杜會、政治以及價值觀念與生態科學相融合的一種生態管理方式。這種管理是以頂極生態系統為主要對象，以維持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長期穩定性，保護當地(頂極)生態系統長期的整體性為主要目標[7]。

(2) Christensen et al (1996)：生態系統管理是具有明確且可持續性的目標，由政策、協議和實踐活動來保證實施的一種管理話動，它在對維持生態系統組成、結構與功能所必要的生態相互作用和生態過程的最佳理解的基礎上從事研究和監測，以不斷改進管理的適合性[1]。

(3) Larkin (1996)：從漁業資源管理的角度來看，生態系統管理以在復雜多變的理化環境中多物種間相互作用為核心，它把人類作為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不是存在于外部的影響因素，它的管理內容包括影響人類行為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要素[25]。

(4) Stanford and Poole (1996)：生態系統管理是以多學科知識為基礎的，以不確定性和風險分析為依據的適應性管理過程，它以維持生態系統功能為目的，并強調在景觀尺度來同時評估人類獲取生物、社會和生態等多種資源行為的有效性和質量[26]。

(5) Boyee and Haney(1997)：生態系統管理是對生態系統進行合理經營管理以確保其可持續性的管理策略，生態可持續性是指維持生態系統的長期發展趨勢或過程，并避免損害或衰退[27]。

(6) Brussard et al. (1998)：生態系統管理是一種多尺度的管理方式，它以保護生態系統服務和生物資源，并維持人類可持續利用為目的[28]。

(7) Lackey (1998)：生態系統管理是指在清晰的時空范圍內，應用生態的和社會的信息、選擇、限制來獲得期待的社會效益的過程[29]。

(8) Slocombe (1998)：基于生態系統的管理是對整個區域生態系統的管理，它以維持生態可持續性和（或）生態系統完整性為目的[30]。

(9) Szaro et al.(1998)：生態系統管理是指通過制定涵蓋所有利益相關方的可持續利用方案來管理人類與自然環境間相互作用的方式。它的目標是恢復和維持生態系統的健康、生產力和生物多樣性以及人類通過自然資源管理的方式獲得的社會與經濟需求的總體質量[31]。

（10）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of U.S. (1999)：基于生態系統的管理是一種把生態系統的主要組成要素和服務（結構性的和功能性的）考慮在內的漁業管理方式，它重視棲息地、擁有多物種視域、理解生態系統過程，它的目標是通過適當的漁業管理來達到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32]。

（11）Yaffee (1999)：根據人們興趣、價值觀和知識背景的不同，生態系統管理可以分為三個類別：“基于環境敏感性的綜合利用”、“生態系統方法的資源管理”和“生態區域管理”[33]。

（12）任海等(（2000) ：生態系統管理是基于對生態系統組成、結構和功能過程的最佳理解，在一定的時空尺度范圍內將人類價值和社會經濟條件整臺到生態系統經營中，以恢復或維持生態系統整體性和可持續性[21]。

（13）Pikitch et al. (2004)：基于生態系統的漁業管理從本質上顛覆了傳統漁業管理的優先保護次序——將生態系統作為保護重點而不是目標物種，它的目標是維持健康的海洋生態系統和生活在其中的魚類。EBFM任務有：避免生態系統退化、使自然種群和生態過程的不可逆變化的風險最小化、在保證生態系統健康的前提下獲得并維持長期社會經濟效益、研究和積累人類活動對生態過程的影響[34]。

（14）Menzel et al. (2013)：EBM的核心目標是維持生態系統服務的流動性，即從產生到再生的過程。這種基于空間的自然資源管理策略關注整個生態系統，承認各生態系統間的聯系，尋求物種需求與人類需求的平衡[5]。

包括上述14種定義在內的眾多學者在各自研究的基礎上，分別定義了EBM不同的內涵特征，簡單來說EBM是一種以生態系統為管理對象的整體性管理方法，它強調把人類作為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管理目標是維持生態系統的健康、生產力和自我恢復能力以滿足人類對生態系統服務的需求。

3 EBM的原則體系

同概念一樣，目前對EBM的原則尚無一個被廣泛接受的版本，眾多科學家在經過研究后提出了各自理解的EBM原則，包括《生物多樣性公約》在內的許多國際條約與章程也提出了具體指導實施的原則。Arkema and Abramson等科學家在2006年曾經對18個針對EBM理論的研究進行了統計分析，最終得出了包括17項內容的EBM原則體系，其中有3項基本原則，14項執行原則[24]。該原則體系是集合了包括陸地生態系統、海洋生態系統、漁業管理等多研究對象以及生態學、社會經濟學、政府管理等多研究領域的研究結論而得出的，具有普適性和全面性的特點，有效地推動了EBM理論從概念到應用。

3.1 一般原則

一般原則對EBM理論的主要特征進行了描述，是對EBM的淺層解釋。盡管一般原則沒有對EBM的執行和評估管理成效提供切實的依據，但是它在廣義上界定了“什么是基于生態系統的管理”這一根本問題，容易被多學科背景的科學家、政府管理者以及各利益相關方理解和接納，是EBM理論的基礎。

3.1.1 可持續性原則（Sustainability） EBM管理應該維持生態系統的一個或多個方面的可持續性，包括生態系統過程、物種、種群結構能量流動等方面。該原則也包括維持人類獲取生態系統產品和服務的可持續性。

3.1.2 生態健康原則（Ecological Health） 包括生態系統健康和完整性兩個方面，EBM管理應該確保生態系統能夠有滿足人類社會要求的能力和自我維持與更新的能力，保證生態系統的組成成分、組織結構和功能的完整與健康。

3.1.3 人類要素原則（Inclusion of Humans in Ecosystem） 充分認識到人是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人類的教育背景、價值觀等是管理決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3.2 執行原則

執行原則可以分為生態尺度、人類尺度和管理尺度三種類型。其中生態尺度和人類尺度兩個類別的執行原則是一般原則中生態健康原則與人類要素原則的具體體現。生態尺度的執行原則關注生態系統不同方面的復雜性（生態系統組分、結構和功能），認識到生態過程是發生在多樣的時空尺度中的。人類尺度將經濟成分和利益相關方整合到生態系統規劃過程。管理尺度的執行原則中包括多種管理途徑，如共同管理、預防性途徑以及科學技術的使用等。

3.2.1 生態尺度(Specific Ecological Criteria)

3.2.1.1 復雜性原則（Complexity） 管理決策應該充分考慮生態系統各組分間的聯系，如食物網結構、捕食-被捕食關系、生境相關性以及其他生物要素和非生物要素的相互作用等。

3.2.1.2 暫時性原則（Temporal） 生態系統具有動態特征，處在不斷的變化過程中，而EBM管理行為是靜態的、暫時的，它是依據短時期內生態系統呈現出的狀態和信息來制定的。

3.2.1.3 空間性原則（Spatial） 認識到生態系統過程發生在不同尺度的空間范圍內。

3.2.2 人類尺度(Specific Human Dimension Criteria)

3.2.2.1 生態系統產品和服務原則（Ecosystem Goods and Services） 承認人類可以評估和使用自然資源，例如水質量評估、作物收獲、旅游和公眾娛樂等。

3.2.2.2 經濟學原則(Economic) 在生態系統管理的視域中整合經濟學要素，承認人類社會經濟活動是重要的生態系統過程。

3.2.2.3 利益相關方原則(Stakeholder) 鼓勵利益相關方加入管理規劃的過程中，管理規劃應該考慮所有利益相關方的利益，尋求一種共同解決方案。

3.2.3 管理尺度(Specific Management Criteria)

3.2.3.1 科學性原則（Science-based） 管理決策的制定應基于經過驗證的科學假說，確保管理過程是在科學理論和研究結論的基礎上進行的。

3.2.3.2 邊界原則(Boundaries) 管理規劃應該在一個清晰明確的空間范圍內進行，而不是模糊的、概念性的區域。

3.2.3.3 技術性原則(Technological)在開展生態系統監測和管理行為評價的過程中應使用科學技術或工業技術作為工具。

3.2.3.4 適應性原則(Adaptive) 管理行為應不斷適應生態系統的動態變化，要通過對生態系統和管理行為的系統評估來不斷提升管理行為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3.2.3.5 共同管理原則(Co-management) 鼓勵各級政府和不同的利益相關方加入到管理規劃、決策和實施的過程中，并推動權利和責任的有效分擔。

3.2.3.6 預防性原則（Precautionary Approach） 當不確定管理行為會對生態系統產生什么樣的威脅時，應該謹慎地開展管理行動。

3.2.3.7 跨學科原則（Interdisciplinary） EBM的科學基礎是多學科性的，包括生態學、經濟學、社會學等領域，不僅需要各學科獨立的理論和研究成果，而且鼓勵多學科交叉研究的開展。

3.2.3.8 監測原則（Monitoring） 跟蹤監測生態系統中生物要素、非生物要素以及人類要素的變化，并及時反映到管理行為的適應性調整中。

4 EBM的目標體系

實施EBM存在兩大阻礙，一是傳統的管理體制和權屬體系；二是沒有全面的、明確的目標體系[35-36]。管理體制和權屬體系改革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過程，不能一蹴而就，因此擁有一個全面明確的目標體系就成為了推動EBM實踐與發展的關鍵，它不僅可以使管理行為更有針對性，而且給管理行為評估提供了參照標準。Slocombe 在1998年對EBM的目標體系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歸納，最終得出了實際目標體系（Substantive Goals）和管理過程目標體系(Procedural Goals)：實際目標是指管理者系統通過管理生態系統希望獲得的狀態或生態系統特征；管理過程目標解決的是如何達到或者實施實際目標[30]。他的工作第一次系統地、全面地闡述了EBM的目標體系，他總結的管理過程目標體系亦可作為EBM管理行動指南藍本。

4.1 實際目標體系（Substantive Goals）

基于生態系統管理的實際目標體系[30]見表1。

表1 基于生態系統管理的實際目標體系

結構 組織 過程

生物物理

環境 面積、數量、模式、

生物多樣性 生態聯系

與流動 可持續性

群落和

社會 人口學、經濟學、

社會學的容量

與模式 人類、社會和

經濟的聯系 生活質量、

持續性

整個生態

系統 健康 完整 進化復雜性

4.2 管理過程目標體系(Procedural Goals)

見表2。5 我國在海洋資源管理領域的EBM實踐

盡管海洋資源可持續利用已經被列為海洋管理的基本原則和目標，但是在目前的管理工作中，在我國以獲取資源最大化為目的的海洋資源管理依然是主流，我國傳統的海洋管理體制在行政、行業和海陸管理權屬上的分割對EBM的實踐應用也造成了很大的阻礙，EBM還遠遠沒有成為指導我國海洋管理的基本理念[37]。在我國為數不多的EBM海洋資源管理的案例中，國際組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5.1 大海洋生態系（LME）

大海洋生態系是指海洋中具有獨特海洋學和生態學特征的一個較大的區域，其自然特性要求采用基于生態系統的方法對其進行管理[38]。由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和韓國海洋研究院（KORDI）聯合實施，Panasonic提供資金支持的黃海生態區保護支援項目是我國在海洋領域進行EBM實踐的案例之一。

“黃海生態區保護支援項目”是將黃海、渤海和部分東海的約46萬km2的海域面積定為“黃海生態區”，以海洋生態系統更加完善，海岸居民的生活更加富足為目標的項目。該項目主要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通過小額基金支持中韓兩國共15各本土保護團體開展公眾意識教育活動，促進社區居民對黃海生態區優先保護地區保護的關注；第二階段選擇中國遼寧省鴨綠江河口沿岸和韓國全羅南道務安郡沿岸兩個區域作為示范區開展EBM管理實踐；第三階段將在全球范圍宣傳推廣示范區的EBM管理實踐經驗或模式。

盡管大海洋生態系統這種模式只是我國海洋管理的一種補充形式，不能成為海洋管理的基本模式，但是該項目依然顯著促進了黃海周邊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推動了對黃海大海洋生態系的可持續利用和管理，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5.2 海岸帶綜合管理（ICM）

海岸帶綜合管理（Integrated Costal Management，ICM）作為海洋環境、資源和生物多樣性的管理手段，其效力不斷得到認同，自1972年美國實施《海岸帶管理法》開始，ICM就成為協調海岸帶地區經濟與環境發展的有力工具。ICM體現了很多EBM的思想，比如海岸帶綜合管理強調應該制定海岸帶的綜合發展規劃，即制定管理目標；強調相關知識的綜合、相關部門的合作、提倡利益相關方的廣泛參與等[39-41]。

表2 基于生態系統管理的管理過程目標體系

1. 取得共識 (1) 定義目標生態系統 a) 找到特征、獨特性和共性等內在屬性

b) 確定邊界和組成成分，包括地理邊界和權屬界限

c) 特別要找出目前存在的危機和沖突

(2) 找到關鍵的共同價值與共同愿景 a) 了解利益相關方的世界觀、倫理觀和價值觀

b) 設計供利益相關方選擇的管理目標和未來愿景

(3) 定義評估目標、任務和管理行為的關鍵原則

(4) 定義包括生態、社會、經濟、文化和人類行為限制等方面的實際目標和任務

(5) 建立長期的、獨立的公眾聽證和監督機制

2. 建立對

目標生態系

統的理解 (1) 盡可能的獲取相關信息，并對這些信息進行處理 a) 對獲得的信息進行評估后選取其中最佳的采用

b) 在生態系統的基礎上對獲得信息進行處理，并將相關的信息繪制成圖

(2) 以系統性和跨學科的視角來解析獲取的信息 a) 了解大環境背景和管理行動可能引起的影響變化

b) 了解空間變化和目標生態系統存在的各種模式與生態過程

(3) 提倡管理行為、信息獲取和政策產生都要以科學為基礎 a) 設計完備的研究方案和監測計劃

b) 找到關鍵指標，如瀕危物種、污染物等

(4) 建立管理行動的目標體系 a) 物種、種群、群落、棲息地和景觀鑲嵌體

b) 生態過程與生態擾動

c) 生態系統同化量

(5) 通過科學工具和相關專家對獲取信息的處理來理解生態系統功能

3. 建立管

理框架 (1) 確定領導者

(2) 依靠現存的管理單位和機構

(3) 保證機構間制度、管理權限、目標和任務的一致性

(4) 確保管理過程的適應性（重視生態因子監控）、靈活性和可重復性

(5) 通過鼓勵群眾和團體參與，創新管理手段等方式不斷增強管理計劃的合理性

(6) 鼓勵跨部門、跨學科領域以及利益相關者間的的協調與合作

4. 管理行

為創新 (1) 發展合作伙伴關系

(2) 充分發揮示范項目的示范效果

(3) 提供技術培訓與指導

(4) 關注最終的結果

(5) 重視各個層面的教育，包括學校、公眾、規劃者和管理決策者等

注：本表格是在Slocombe工作的基礎上整理的，由于中外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差異，原表中有許多不適用于中國國情的地方，作者對此進行了修改與調整。

1994年全球環境基金（GEF）、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以及國際海事組織（IMO）共同啟動了“東亞海域海洋污染預防和管理”區域項目，共有11個東亞國家參加，其根本目標是支持這些國家的政府在長期且自立的基礎上，在國家和區域范圍內預防和管理海洋污染，期望項目參加過協調一致共同努力，在不妨礙經濟發展的同時解決陸源和海洋產業發展帶來的海洋污染問題，最大限度地預防或減輕海洋污染引起的有害影響。我國是該項目參與國之一，具體選擇在廈門開展海岸帶綜合管理的實踐并取得了顯著成效。1997年，中國又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合作，在廣西防城、廣東陽江、海南文昌進行了海岸帶綜合管理實踐。

上述我國海岸帶綜合管理實踐案例的背后GEF、UNDP等國際組織的作用至關重要：（1）它們提供了重要的資金和技術支持；（2）國際組織可以協調和促進區域內各國家間的管理協作與溝通；（3）區域性的保護行動項目、國家間的項目合作以及國際組織的影響力等因素可以提高政府的重視程度，而政府的作用在EBM實施的過程中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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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11-23，修回日期：2013-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