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的三坊七巷與近代中國貨幣改革

林+航吳進海

摘 要：鴉片戰爭后，中國傳統的貨幣制度也開始了從銀兩制錢雙本位制向紙幣制度過渡的強制性變遷。其中，三坊七巷學人對近代中國貨幣制度的順利改革并與國際接軌做出了重大貢獻，通過系統梳理三坊七巷學人的幣制改革思想及其具體實踐，客觀評價他們的時代貢獻和思想價值，在此基礎上，以史為鑒，對當前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我國貨幣制度的改革提出一些建設性思考，這不僅能從經濟史的角度豐富三坊七巷文化內涵的研究，而且對未來中國貨幣制度建設也具有深遠的歷史借鑒意義。

關鍵詞：近代中國；三坊七巷；貨幣制度；貨幣改革

中圖分類號：F822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6-1398（2014） 02-0101-10

三坊七巷三坊七巷是福州市歷史名城的重要標志之一，被譽為“明清建筑博物館”、“城市里坊制度的活化石”。三坊七巷人杰地靈，出將入相的所在，特別是近代，三坊七巷涌現出眾多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詩人、學者，他們都從這里走向輝煌，近代中國許多重要歷史事件都涌現著三坊七巷學人的身影，通過一座三坊七巷，可以閱覽半部中國近代史。，這片位于福州古城中心的歷代富紳宅第街區，因地靈而人杰——在近代，由三坊七巷文化孕育出的一批學者和政治家，在中國近現代化進程中扮演著時代推手的角色。［1］ 43-47鴉片戰爭后，中國五口開放。在貿易一體化的強烈沖擊下，近代中國貨幣制度貨幣制度是規定貨幣流通的規則，是國家以法律確定的貨幣流通的結構和組織形式，主要包括規定制作本位幣和輔幣的材料、貨幣單位、各種貨幣的鑄造、發行和流通程序。其中核心的內容是確定以什么幣材為本位貨幣。開始了從銀兩制錢雙本位制向銀元制度過渡的強制性變遷。于是，對舊有幣制進行改革成為當時中國儒家知識分子所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由三坊七巷文化孕育出的幾代官員和學者，對此問題，不約而同地進行著一場智慧接力，如林則徐、陳衍、嚴復、陳璧等人，他們翻譯著書、辦報宣傳，對此或提出相應政策主張，或直接參與近代幣制改革實踐，他們將中國儒家傳統文化中的“經世致用”治學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為近代中國貨幣制度的順利改革并與國際接軌做出了重大貢獻。本文將系統梳理三坊七巷學人的近代幣制改革思想及其具體實踐，客觀評價他們的時代貢獻和思想價值，在此基礎上，對當前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我國貨幣制度的改革提出一些建設性思考，這不僅能從經濟史的角度豐富三坊七巷文化內涵的研究，而且對未來中國貨幣制度建設也具有深遠的歷史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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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1-17基金項目：福建省社會科學規劃青年項目（2012C040）

作者簡介：林 航(1978-)男，福建福州人，講師，主要從事經濟思想史、國際服務貿易研究。一 三坊七巷學人對近代中國貨幣改革的貢獻

鴉片戰爭前后，隨著中外貿易的擴大和商品經濟的發展，中國產生了以“銀荒”1830-1856年由于本國落后的貨幣及信用制度引起白銀外流，不僅造成中國白銀通貨嚴重緊縮，也導致銅錢供給增加率下降，從而使中國貨幣供給不足的危機嚴重惡化。為特征的貨幣危機，而中國傳統經濟下的銀兩和制錢雙本位制度顯然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貨幣危機愈加嚴重，貨幣問題一時成為朝野上下的熱議話題。［2］ 60-64

（一）近代中國貨幣改革的先驅——林則徐(1785-1850)

林則徐是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也是近代中國貨幣改革的先行者。其故居距三坊七巷不遠，三坊七巷不僅有其母親家宅第，又有其兒孫們的故居。青年林則徐曾受教于三坊七巷著名學者陳壽祺，其成長深受三坊七巷文化的影響。［3］10-15

19世紀初，晚清政府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中外貿易仍高速發展，大量的外國銀元在中國境內日益廣泛流通，國內鑄幣權逐漸散失，動搖了傳統銀兩貨幣制度。鴉片走私泛濫的同時，外商還用低色銀元換取“足色紋銀”，鑄成銀元再返銷國內獲利，加重了白銀外流。加上民間制錢私銷、私鑄，以致銀貴錢賤、國庫空虛、商民交困。作為朝廷重臣的林則徐便多次向朝中進言獻策，以試圖解決當時貨幣危局，并且身體力行進行一定的實踐。林則徐的貨幣思想主要形成于其在擔任江蘇巡撫期間（1832-1836）。從他針對當時貨幣問題的奏折來看，其貨幣思想主要反映在他對銀貴錢賤、整治幣制和“銀荒”等問題有著務實的超前見解。

林則徐將當時的“銀荒”問題，主要歸結于鴉片貿易導致中國白銀大量外流、國庫空虛。于是他上奏道光帝要求嚴厲禁止鴉片，他指出“鴉片流毒中華，每年外溢金銀數千萬，漏卮不塞，足以貧民?！贬槍ν鈬y元泛濫的問題，林則徐肯定了外國銀元的優點，主張聽從民便，利用市場運行機制和價格杠桿來調節，政府無需予以查禁或抑價。與此同時，他建議由官府自鑄銀元逐漸地代替外國銀元的流通，官鑄幣“每一枚以紋銀五錢為準，輪廓肉好，悉照制錢之式”。遺憾的是，這一合乎社會客觀形勢的建議卻受到保守的道光帝的斥責，更嚴令禁止外國銀元在中國流通。對于民間私鑄小錢的問題，他建議政府設局收繳已在市場流通的小錢，禁止其流通；同時嚴加查拿，不讓其混淆于市場，直至私鑄的問題得以徹底解決。對于當時社會褒貶不一的紙幣流通問題，林則徐有著先見之明，他支持信用紙幣的發行與流通，但主張要有限制的發行，指出錢票的流通“稍可濟民用之不足。若不許其用票，恐捉襟見肘之狀，更有立至者矣”。這種觀點顯然符合晚清不斷擴大的商品經濟對貨幣交易媒介的需要。從流通中的貨幣需要去考察紙幣的作用，并予以支持，在那個對紙幣的發行頗為保守的年代里，這樣的見解難能可貴。

林則徐自鑄銀元的主張雖未獲得道光皇帝的批準，但是他在擔任江蘇巡撫期間卻敢于冒著觸怒統治者的風險，試鑄銀餅。由于得不到朝廷的支持，再加上鑄幣技術不過關，不到一年便宣告失敗。但其提出的嚴禁鴉片以根治“銀荒”的建議卻被道光皇帝采納，命其去廣州禁煙，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雖然林則徐自鑄銀元以抑洋元的實踐以及嚴禁鴉片以根治“銀荒”的措施最終都宣告失敗，但他畢竟為中國近代貨幣改革在實踐上做出可貴的探索，在中國貨幣史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4］ 62-67

（二）清末地方幣制改革實踐家——陳衍（1856-1937）

道光帝對洋元的禁令不僅沒有阻止外國銀元的流入，反而數十年后，洋元在中國更加“泛濫成災”。19世紀70年代，世界范圍內金本位制逐步替代銀本位制，使得中國原本落后的銀兩制錢貨幣制度更加滯后于世界，銀價出現下跌，造成中國在對外貿易和對外還款中產生大量的磅虧由于國際銀價的不斷跌落，各項按外幣單位訂立借款的逐年償付的本息銀數，都比按訂借年份平均匯價折算所應償付的銀數多，形成了“磅虧”。，再一次加劇了清末貨幣危機，嚴重地制約了晚清商品經濟的發展。1887年，兩廣總督張之洞出于維護國家利益，奏準在廣東設局自鑄銀元，此距林則徐“自鑄銀元”建議的提出已過了半個世紀?。?］ 51-56不久，張之洞又調任兩湖總督，急需人才協助其湖北貨幣新政，于是另一位三坊七巷學人進入了張之洞的視野。他就是陳衍。

陳衍是中國近代著名的學者，其宅第座落于三坊七巷的文儒坊大光里。甲午海戰失利后，國難當頭，這位飽讀詩書的大儒，看到了社會的種種弊病，便從書齋中走出，以求救國圖強。1897年，陳衍擔任《求是報》的主筆，所著文章受到湖廣總督張之洞的賞識，邀其入幕，輔佐張進行湖北新政。在長達九年的湖廣總督幕府中，他憑借著《湖北商務報》這個傳播平臺翻譯了多部經濟學著述，并出版了《貨幣論》等系列經濟著作文章，為解決湖北政府的“錢荒”危機獻策獻計，對張之洞湖北幣制改革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陳衍將所學的現代經濟理論與個人的貨幣實踐靈活地結合起來，提出如下的貨幣改革辦法：

首先，緩和錢荒。陳衍初入武昌時，東南各省的錢荒問題愈演愈烈，尤其是漢口因制錢短缺，導致銅貴銀賤，商業日益凋零。作為張之洞的財政幕僚，陳衍針對錢荒問題提出多條改革建議。如，壓縮一文錢的流通范圍，廣鑄當十紫銅元、小銀元，并規定十紫銅元和小銀元適用于十文以上的商品交易，十文以下商品使用銅錢，進而減少市場對制錢的需求；改鑄一文銅錢，使“銀元、銅元、銅錢，子母相權，一以貫之矣”，形成有序的貨幣兌換秩序。其次，陳衍提出整頓錢法。主要措施有：統一貨幣發行權，固定各貨幣之間的兌換比價，結合當前國情建立銀本位制，以銀元為主，輔之以銅元、銅錢，待時機成熟后再確立金本位制，進而從根本上解決錢荒及幣制混亂問題；嚴禁民間私鑄錢幣，提倡“仿日本之制”，“改小制錢，小其輪廓，而精其鑄造”。針對當時張之洞在湖南發行官票后出現的大量偽造官票問題，陳衍提出引進國外先進的錢鈔印制技術，采用難以偽造的日本暗字銀紙。張之洞采納了陳衍的建言，在遏制假官票泛濫的問題上取得顯著的成效。［6］41-51

這些貨幣改革思想都是陳衍針對當時社會經濟現狀，結合西方先進經濟理論所做出的敏銳分析，因而在實踐中獲得了成功。張之洞采納其建議，鑄造發行十紫銅元，流通于南北各省，對緩和湖北錢荒和復蘇經濟起了一定的作用。陳衍不愧為近代杰出的金融思想家和實踐家！

（三）近代西方貨幣理論中國化的先驅——嚴復（1853-1921）

在湖北幣制改革的示范下，各省覦覬鑄幣稅鑄幣稅是指貨幣鑄造成本低于其面值而產生的差額。由于鑄幣權通常只有統治者擁有，因此它是一個種特殊的稅收收入，是政府的一個重要收入來源。的財政收益，不待清廷下令，便紛紛仿效，銀元鑄造很快就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但各省銀元鑄造各自為政，這又加重了全國各地貨幣度量衡的混亂。此時，全國幣制亂局卻使陳衍的一位同鄉深感憂心。他就是嚴復。嚴復與三坊七巷有著一定緣分，三坊七巷的郎官巷現存有嚴復晚年的故居。彼時的嚴復已然翻譯完成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該書全稱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是經濟學創立者亞當?斯密的代表作。當時此書嚴復所譯書名為《原富》。在西方，這本書的出版標志著經濟學的學科體系正式建立。嚴復是中國理解《國富論》的第一人，當其翻譯完《國富論》后，便應用斯密的經濟思想分析了當時中國許多的現實經濟問題，這充分體現在其譯作《原富》的按語和其他專文中，所以稱嚴復為“近代中國杰出的經濟學家”，也是恰當的。，作為中國理解《國富論》的第一人，其便開始了用斯密的經濟理論分析中國經濟問題的學路歷程。于是，當時社會熱議的貨幣問題自然就進入了他的研究視野。

嚴復的貨幣改革思想主要體現在《原富》的按語和《論銅元充斥病國病民不可不急籌挽救之術》一文中。作為學者，嚴復幣制改革主張更多是站在思想家的高度，以客觀獨立的立場來看待全國幣制亂局。他指出了清末貨幣制度的諸多問題：其一，由于中央沒有統一全國貨幣的鑄造與發行，外國銀元泛濫，以及各地大量自鑄銀元銅元，導致流通中的貨幣規格、成色不一，各地不同貨幣之間的折算比價極為混亂；其二，世界各國紛紛放棄銀本位制，奉行金本位制，而中國仍未完全從銀兩制錢二元幣制過渡到銀本位制，對外貿易明顯處于不利地位；其三，銅貴銀賤以及民間私鑄劣質銅錢的問題對全國經濟帶來一定負面影響。［7］ 73-79

首先，針對清末混亂的貨幣體系，嚴復提出中央要回收各地的鑄幣權，統一全國的鑄幣，鞏固國家的貨幣自主權。他認為，一個國家貨幣制度的選擇，要符合經濟發展的要求；而有朝一日銀元將取代銅錢和紋銀，金本位制將替代銀本位制。他指出，清朝落后的稱重貨幣輔以銅幣的貨幣體制難以適應當時商品經濟的發展，更加難以抵擋外國經濟貿易帶來的巨大沖擊；而清政府對于銀幣、紙幣等先進貨幣理念尚抱有疑慮甚至抵觸，西方商人用不足值、僅具有貨幣符號意義的銀幣，兌換取得了大量國內的白銀，這是導致清末銀荒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次，嚴復對紙幣的發行和流通也持認同態度，他認為，在日常交易流通中，如果經濟發展確實需要，可以用紙幣替代銀幣，而無需所有貨幣均使用金屬貨幣。嚴復不僅看到了紙幣流通的可行性，也看到了紙幣的風險和不足。因此，他認為，在發行紙幣的同時，必須準備相應地用以兌換的“準備金”，控制紙幣的發行量。同時，鑒于金屬貨幣有著體積小、耐磨損腐蝕、價值高等優點，在經濟和貨幣體系中也是在一段時間內不可缺少的，國家決定實施哪一種貨幣制度，要“因勢乘便，順民所欲”，應由客觀經濟發展的階段來決定，不能任意選擇貨幣材料。

第三，針對銅元泛濫引起的社會問題，他主張雙管齊下，在停鑄銅元的同時制訂“法償之限”，限制銅元的交易范圍和流通量?！翱傊釃袢罩~元，必宜停鑄，更不宜晝夜兼工趕鑄。而所流轉民間者，宜照各國所為，急立法償之限，半元而外，法必用?！保?］

第四，嚴復對既有金融問題進行探索的同時，竭力主張商民自辦商業銀行，搞活全國資金融通，以抵御外國銀行的金融侵略。

嚴復的貨幣思想，是其西方貨幣理論中國化的有益嘗試，在他的時代雖然未能得到充分實施，但歷史證明其預見是正確的，不僅在中國近代貨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對后世的幣制改革具有深刻的啟迪價值。

（四）清末中央幣制改革實踐家——陳璧(1852-1928)

思想家嚴復要求統一全國貨幣鑄造和發行的呼聲，順應了時代潮流。彼時，歷史需要一位政治強人，他能代表中央收回地方貨幣鑄造發行權，以統一全國的貨幣發行。這個歷史使命最終落在了嚴復的又一位同鄉身上。他就是陳璧。陳璧與三坊七巷關系密切陳璧系今福州閩侯縣南通鎮蘇坂村人，其老宅雖不在三坊七巷，但三坊七巷近代各名賢陳寶琛、林旭、林紓等人交往密切，曾與林紓、陳寶琛等人共同創辦蒼霞精舍，是福建創辦近代學堂的先聲；主持鳳池書院，使閩都學風一新；還申請整頓福建船政，促進了福建船政局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的發展。三坊七巷是陳璧在家鄉福州重要的活動場所。，作為其在家鄉經?；顒拥膱鏊?，三坊七巷濃厚的人文氛圍對其政治生涯產生深刻的影響。

作為務實的清廷重臣，陳璧對于清末幣制混亂問題十分關注，在1905年和1906年兩次上奏“禁用私錢”并申請歸并各省銅幣局廠。此外，他對銀幣和紙幣也有著比較超前的看法。關于銀元，他提議借鑒西方本位幣和輔幣的貨幣制度，確立銀元為主幣，輔之以銅幣，并建議改鑄舊銀元，鑄幣數量要根據全國需求而定，防止濫鑄，同時在主幣與輔幣的供需方面予以合理的估算預測。對于各地流通的銀錢官票，陳璧指出其發行泛濫的弊病，建議將紙幣發行權收歸中央，由中央統一管理紙幣的發行與流通。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財政處會奏整頓銅幣，整合各省造幣廠，任命度支部右侍郎陳璧為欽差大臣，巡查各省造幣廠。同年十一月，陳璧開始南下巡查各省銅幣鑄造情況。他先后考察了河南、湖北、江寧、廣東、福建、直隸、四川，蘇州、安徽、山東、江西、浙江、湖南等造幣廠，此次考察歷時七個月，從設廠開鑄至考察之日止對各造幣廠的地址、廠房、設備規模、機器成本、余利、出入款目及物料數目等均作了詳細精確之統計。［9］ 61-66考察結束后，他如實匯報了此次考察銅幣的狀況，并提出了相應的整頓對策。此次整頓銅幣的主旨是解決各省鑄幣的重疊數量以及超出市場需求的數量。在陳璧采取的措施中，最關鍵的一項即“酌量歸并”，將現有16處銅幣鑄造廠合并為9處，由中央統一規定銅元鑄造模式，加強了經濟核算和成本控制，平衡了銅幣供需；同時準許商人將銅元販運銷往全國各地，促進銅元的廣泛流通。針對陳璧提出的建立銀本位制及由中央統一發行紙幣的主張，清廷于宣統二年(1910年)頒布了《幣制則例》，正式確定銀元為本位幣。同年5月又奏準了《兌換紙幣則例》十九條，收歸全國的紙幣發行權，由大清銀行統一負責紙幣的發行及兌換工作。［9］ 61-66

由于后來清王朝的垮臺，陳璧的主張未能得以充分實施，但其幣制改革措施卻加速了近代中國貨幣本位制度的轉型。陳璧不愧為清末務實的貨幣改革家！

此外，由三坊七巷文化滋養出的杰出貨幣思想家和實踐家還有劉攻蕓、陳彪如等人。劉攻蕓曾在民國時期參與法幣改革，并在民國后期力阻金圓券的發行，在民國幣制改革史上發揮著重要作用。陳彪如則為中國改革開放后貨幣制度進一步融入國際體系，并為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提供了理論的先導。他們都為中國近現代貨幣制度的建設，并與國際接軌在思想和實踐上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 對三坊七巷學人近代貨幣改革實踐的評價

（一）為近代中國從計重幣制轉型到計量幣制做出重大貢獻

在中國傳統的銀兩與制錢雙本位制中，只有銅錢抽象出“文”這一貨幣單位，銀兩卻一直停留在計重貨幣階段。外國銀元的流入對中國傳統的貨幣制度造成了較大的沖擊，其在與中國銀兩的較量中取得優勢，對清末貨幣價格和物價造成嚴重的影響，充分暴露了傳統計重貨幣的種種缺陷——由于使用銀元不用看成色、稱重量，只計枚數即可，使用十分方便，使得外國銀元在中國廣泛流行。［10］ 315-325這不僅使政府散失大量鑄幣稅的利益，還便利了外國商人用低成色銀元兌換中國“足色紋銀”，鑄成銀元再返銷中國的獲利行為，從而中國白銀幣材越發緊缺，直接影響到了中國傳統貨幣制度的維系。鴉片戰爭后，中國被動地打開國門，傳統的銀兩與制錢雙本位制顯然已不能適應日益擴大的中外貿易發展的需要，對傳統貨幣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而這種變革，由于傳統“天朝上國”和“因循守舊”思維的影響，其過程必然是漫長而曲折的。近代中國貨幣制度變革的總體路線是從銀兩到銀元，其過程是自下而上，由地方到中央。為緩解幣制的窘境，林則徐經過調研，廣泛征集“年老商民”的意見，提出“欲抑洋錢，莫如官局先鑄銀錢”的這一合情合理、順應歷史潮流的建議，卻受到道光帝的強烈否定；其自鑄銀元的勇敢實踐，也因技術等原因未能成功。在幣改停滯半個世紀后，其同鄉陳衍承接了林則徐幣改的接力棒，協助張之洞的湖北貨幣新政，在地方獲得成功，并在全國產生了廣泛的示范作用。各省為了獲取鑄幣稅解決財政困難，紛紛效仿，又各自為政，導致計量貨幣泛濫，引發了全國貨幣度量新一輪的混亂。陳璧則以欽差大臣的身份，從中央的角度對各省進行鑄幣整頓，統一全國鑄幣權，為銀元本位制的最終確立奠定了基礎。應該說，三坊七巷學人承前啟后、前仆后繼的貨幣改革實踐是近代中國幣制改革史上的重要篇章，為近代中國從計重幣制轉型到計量幣制做出重大貢獻。

（二）在中國貨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縱觀近代中國貨幣發展史，從林則徐開眼看世界，提出自鑄銀元的主張，到陳衍參與清末湖北貨幣改革，再到思想家嚴復發出統一全國貨幣鑄造和發行的呼聲，以及陳璧站在中央政府的角度力挽全國貨幣危機，雖然他們幣改思想和實踐各具特點，但他們的主張，從整體上來看，卻是立體的、互補的，其主旨精神則是一脈相承的。林則徐開創了近代幣制改革的先河；陳衍的貨幣思想立足于地方，卻能影響當政者并部分采納；嚴復幣改思想雖未予以實踐，卻是斯密經濟理論在中國應用的一次有益嘗試；陳璧的幣改主張則主足于中央，更具實踐性。他們的幣改思想都具有鮮明維護國家權益的傾向，又體現出“開眼看世界”的前瞻性。［11］ 67-69他們查民情、順民意、圖民便，秉持循序漸進的改革精神，主張按照市場規則行事，順應世界貨幣流通潮流及貨幣經濟客觀規律，反映了儒家士大夫階層掌握貨幣發行權、控制白銀外流的愿望，對于近代商品貨幣經濟發展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在近代圍繞如何破解貨幣困局的爭論中，他們的幣制改革思想和主張比較務實，并具有較強的可行性和新的時代氣息，符合世界貨幣制度從計重貨幣到計量貨幣發展的歷史演進大方向，也為后人進行貨幣改革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借鑒，在中國貨幣思想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三）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國家利益，緩解近代幣制危機

伴隨著近代中國被動地融入貿易全球化的大潮，中外金融一體化的進程也開始加速。從歷史經驗上看，國際上貨幣制度的選擇往往是由經濟強國推動和主導的。19世紀初，英國率先完成工業革命，生產力大大提高，成為世界頭號強國。1816年，英國正式確立了金本位制，由于其經濟上的強勢地位，世界在實行半個世紀的金銀復本位制后，于19世紀后半期，資本主義國家紛紛效仿英國實施金本位，導致世界范圍內金貴銀賤。彼時的中國仍然實行銀兩制度，這不僅在幣材的選擇不符合世界主流，而且計重貨幣也滯后于世界計量貨幣的演化進程，使得中國在對外經濟交往中始終處于弱勢地位，需要支付更多的白銀。同時，鑄幣面值與鑄幣成本的差距使得鑄幣利益成為經濟強國之間必爭的因素，更加重了中國銀兩計重貨幣的外流，進一步加劇了國內幣材的短缺，也影響到中國傳統貨幣制度的維系。又由于中國本國產銀少，幣材的供給具有很強外生依賴性，因此受世界銀價影響大。晚清的白銀外流對中國商品經濟的影響和沖擊很大，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中國的商品和白銀在對外貿易中一直是雙入超，對外貿易處于劣勢。近代中國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的貨幣改革，雖然始終處于被動局面，缺乏積極主動融入金融一體化的姿態，但三坊七巷學人的貨幣改革，如林則徐的禁煙措施、陳衍的地方鑄幣實踐以及陳壁統一全國的鑄幣權，卻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外國金融勢力的壟斷，維護了民族利益，緩解了近代中國幣制危機。

（四）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經濟現代化進程

客觀地說，近代中國從計重幣制到計量幣制的改革歷程，既有維護國家權益、中外爭奪鑄幣權的愛國動因，又有各地方獲取鑄幣稅緩解財政危機的謀利動機。林則徐出于維護國家和朝廷的利益，提出自鑄銀幣的主張，并進行實踐嘗試，在中國貨幣史上具有開創意義，對后世的貨幣改革提供了經驗參照。陳衍協助張之洞進行幣制改革，獲取了大量的鑄幣稅財政收入，這為張之洞在洋務運動晚期興辦實業以及培養留學生方面提供了充分的資金支持，為近代中國的工業化提供了一批現代化人才，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湖北經濟危局。各地方也因鑄幣稅收入的獲取，陸續興辦了一些實業，使得洋務運動在清末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加快了中國經濟社會現代化的步伐。陳璧的經濟改革措施，無論是其雷厲風行地合并各地造幣廠，還是試圖創立銀元本位，亦或是成立交通銀行以及整頓清末金融業，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可謂是一種創舉，一定程度上緩解清末經濟困局，在近代金融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清廷采納了陳璧的建議，頒布《幣制則例》，第一次以政府法律的形式確定銀元作為本位幣。雖然由于清王朝的跨臺，其幣制改革中途夭折，但《幣制則例》的頒布卻為后續的北洋政府出臺《國幣條例》提供了參照，并進一步統一了全國鑄幣權，間接地為后來民國的廢兩改元奠定了基礎。［10］ 315-325而陳璧創立的交通銀行，至今仍然是中國重要的商業銀行之一，為近現代中國的經濟發展發揮著重要金融支持作用。他們在幣制改革實踐中翻譯著書、辦報宣傳，引進西方先進的金融經濟思想，對近代中國學子也起了很大的金融啟蒙作用。

三 三坊七巷學人近代貨幣改革實踐的當代啟示

（一）以開放的心態順應世界貨幣制度發展潮流

縱觀世界貨幣制度的演進史，其一般規律都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對交易媒介的需要，進而產生了各地普遍接受的一般等價物。由于金銀體積小、價值高、易分割、便攜帶等特點，這一般等價物的職能最終都落在了金銀的身上。而后，世界貨幣制度從銀兩本位制過渡到銀元本位制，再到金本位制、金匯兌本位制，進而演進到紙幣流通制度，其演化經歷了一個世紀半的歷程。當前，隨著網絡技術的進步，世界正逐漸進入到電子貨幣時代。近代世界貨幣制度演化的動因，雖然交織著國家之間利益的博弈、技術進步的推動等因素，但決定其發展趨勢的主流卻是不斷擴大的商品經濟對易于流通的交易媒介的需求。而當一國的幣制落后于世界發展的時候，對外貿易往往就處于劣勢。近代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實行傳統的銀兩本位制，直到1933年廢兩改元后才最終確立了銀元本位制，而國際上早已普遍實行金本位制了。由于計重貨幣滯后于計量貨幣，中國在對外貿易中始終占據不利的地位；即便是進入了銀鑄幣時代，還是落后于世界幣制的發展潮流，而此時世界已經進入到了金匯兌本位時代金匯兌本位制，又稱“虛金本位制”，指一國貨幣與另一個實行金本位制或金塊本位制國家的貨幣保持固定的比價，并在后者存放外匯或黃金作為平準基金，從而間接實行了金本位制，其本質是一帶有附屬性質的貨幣制度。。由于中國本土基本不產銀，幣材主要依靠進口，因而白銀價格受國際銀價波動的影響較大，幣材供給方面明顯受到制約。在剛剛確立銀元本位制后，中國又面臨美國白銀政策白銀政策指1934年美國政府宣布國家收購私人藏銀并用法律提高白銀的價格的政策。1933年美國政府為了挽救國內經濟危機，并在國際經濟市場上擊敗對手，決定禁止黃金出口，放棄金本位，并用發行紙幣的辦法使美元貶值以便提高物價，刺激生產。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又用提高銀價的辦法來大量收儲白銀，提高銀本位制國家的貨幣購買力，便于美國拋售其過剩商品，這同時導致中國大量白銀外流，大大動搖了我國銀本位制貨幣制度。的影響，致使中國大量白銀外流，發生了嚴重的通貨緊縮，大大動搖了中國銀本位制度的基礎。面對嚴峻的經濟金融形勢，政府只有進行幣制改革，才能順應世界貨幣制度發展的大潮流，才能重新掌握本國貨幣的主導權，這直接引發了1936年的法幣改革。法幣改革順應紙幣代替金銀鑄幣的發展趨勢，從此中國貨幣與白銀的聯系被徹底切斷了，這為民國時期經濟的發展提供一個有利的條件?？梢?，一個開放的國家應以開放的心態順應世界貨幣制度發展的大潮流，否則必然在對外經濟交往中處于劣勢地位，這一點對于一個開放的經濟小國和弱國尤為重要。

（二）積極參與國際貨幣制度的改革，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鴉片戰爭后，五口被迫開放，中國開始了被動融入世界貿易一體化的進程。即便是有一批如林則徐這般能夠“開眼看世界”的務實政治家，清廷統治者對由中外貿易一體化所引發的金融一體化后果的認識還是嚴重不足的，許多幣制改革措施的出臺往往是自下而上地被迫推動，錯過了歷史最佳時機，從而承受了金融一體化所帶來的巨大負面效應。而今天的中國，經過改革開放35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參與國際金融貨幣體系的話語權。我們應該以負責任大國的面貌參與金融全球化，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爭取與自身經濟實力與貢獻匹配的份額和投票權，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為我國的對外經濟交往創造一個公平有利的國際金融環境。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趨利避害，分享到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利益。

當前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下，儲備貨幣發行國無法在為世界提供流動性的同時確保幣值的穩定。美國憑借其美元的霸主地位，只需開動印鈔機，便可將全球的商品源源不斷地運抵美國消費——這使我國在對外貿易結算和國際儲備中常處于不利地位。［7］ 因此，我們應該站在戰略的高度上，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借鑒三坊七巷學人的“漸進式”的改革思維，把握本國貨幣主權的同時，充分利用國際間的貨幣互換協定和稀缺資源出口人民幣結算等方式提高人民幣在全球跨境交易結算中的份額和定價能力，提升人民幣在各國外匯儲備中的比例，在此基礎上推動人民幣從區域化走向國際化，使人民幣早日成為國際結算貨幣。從國內的視角看，推行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把握我國金融貨幣的自主權，是我國從貿易大國向金融強國演進的可行路徑。［6］ 41-51

（三）加強貨幣信用建設，堅持貨幣政策的穩健性

近代中國漫長的一個世紀幣制演進史，其實質是銀元制度對銀兩制度的博弈史。銀兩制度對銀元制度下政府鑄幣稅的獲取產生了嚴格的限制作用。這種二元貨幣制度的存在使得政府鑄造銀元必須注重其成色，而無法得到政府覦覬的鑄幣稅，從而銀元實質上仍以其重量和成色流通于市。［10］ 由于銀兩制度不能順應中外爭奪貨幣主導權的時代要求，又不能滿足清末發達的商品經濟對交易媒介在供應量和交易便捷性方面的需要，使得傳統的銀兩制度最終讓位于銀元制度。但計重貨幣到計量貨幣制度的演進，卻為政府獲取鑄幣稅的財政收益提供了空間，因此加強政府貨幣發行的自律性尤為重要。關于這一點，三坊七巷學人在近代幣制改革實踐中都有較為清晰的認識。陳衍在湖北幣制改革實踐中就十分注重平衡所鑄金屬貨幣的金屬價值與信用價值間的關系，強調“蓋不過輕，則偽鑄無甚利益；不過重，則毀賣絕少贏余”的“輕重適宜”的鑄造原則；清末出臺《幣制則例》，也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銀元“重庫平7錢2分”的實際含銀量。如果說，在金銀貨幣的時代，貨幣的價值還主要取決于其自身貴金屬的含量，但是在當今紙幣流通時代，紙幣已經完全脫離貴金屬的商品屬性，從而使其發行權完全讓渡于政府，完全以政府的信用為支撐，因此加強政府的貨幣信用建設更顯重要。思想家嚴復就提出，“鈔者易中之極側，但使為制信而操縱得其術，舉國行動，民乃愈休”，強調紙幣的發行取得人民的信任至關重要；如果濫發貨幣，必將引起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危機；他特別強調“鈔必準金而行”，絕不能濫發紙幣，以免造成社會的動蕩不安。［7］ 當年民國政府的垮臺正是由于金圓券改革的崩潰，濫發紙幣造成惡性的通貨膨脹，使貨幣失去人民的信任，從而政府也失去了民心。這一點時至今日，在貨幣制度的建設方面還是值得我們警惕的。紙幣流通時代，貨幣尤其關乎政府的信用。因此，政府的貨幣政策更應取信于民，堅持貨幣政策的穩健性——貨幣的發行，應當與人民群眾的實際交易需求相匹配，警惕因短期的經濟刺激造成貨幣的過量發行，進而引發長期的通貨膨脹。嚴復把濫發紙幣比作無罪抄家，而論其結果，無非天下大亂、王朝滅亡而已，許多歷史經驗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四）大力培養內嵌優秀儒家文化基因的國際化金融人才

縱觀這些在近代中國幣制改革大潮中發揮過作用的三坊七巷學人，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對外來新事物都能秉持比較包容和開放的心態，并以務實的態度去解決，沒有封閉時代文人那種“天朝上國”和“祖宗之法”的狹隘視角。這一點充分體現了傳統儒家文化中“經世致用”的治學精神。這一精神的養成與清代福州鰲峰書院倡導以實踐精神為主線、以人格養成為重點的閩學學統是分不開的。在嘉道年間鰲峰書院就已經開始提倡“經邦濟世”、“明體達用”之學，其“經世致用”的治學理念影響到了福州許多書院，為福州近代教育的發展奠定了牢固的思想根基，造就了大批人才。這一學統，強調實踐理性，它將知與行、學與用融為一體，倡導對關系國計民生的社會實際問題應給予充分的關注。［12］ 55-63經世致用的務實學風，提升了福建知識界開放觀念，使近代先進知識和新事物在福建的傳播少了許多觀念性的障礙，也為林則徐等三坊七巷學人“開眼看世界”奠定了深厚的根基陳衍、嚴復、陳璧等人雖不曾就學于鰲峰書院，但其所接受的書院教育和近代教育的治學理念卻深受鰲峰書院的影響。如陳衍幼年就讀于正誼書院，林則徐弟子馮桂芬曾主講正誼書院，倡導經世致用之學；陳璧曾主持鳳池書院，也大力提倡致用之學，使書院學風有所轉變；嚴復就學于福建船政學堂，而當時主政船政的正是林則徐的侄兒和二女婿沈葆禎，他們都深受經世致用學風的影響。。［13］ 23-27經世致用的治學精神在三坊七巷學人間廣為傳承，近代中國許多歷史大潮流都留下了他們“經世致用”的時代印記。這一精神同樣也反映在近代三坊七巷學人幣制改革實踐中，使他們能以比較包容的心態看待銀元、鑄幣等新鮮事物，注重實地調研，勇于提出順應時代發展潮流和民生需求的幣改主張，并不顧個人的得失進行大膽地實踐，做到“中體西用”。如林則徐敢于冒著觸怒道光帝的風險上奏自鑄銀錢，并予以實踐；陳璧的清末改革也最終遭到貴族官員的彈劾，罷官回鄉；劉攻蕓不懼民國政府主流壓力，力阻金圓券的發行。三坊七巷學人在近代中國貨幣制度改革的進程中所做的貢獻，充分體現了“愛國愛鄉、海納百川、敢拼會贏”的福建精神，而產生這種精神的文化源頭正是來源于儒家文化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積極“入世”理念。時至今日，這些優秀的儒家文化基因仍應值得我們教育界很好地傳承和發揚。對于儒家傳統文化，思想家嚴復曾主張“改用新式機器發掘淘煉”，將中西學融會貫通，使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以發揚光大。作為鰲峰書院學子，中國經濟學界的一代宗師陳岱孫生前就主張經濟學是致用之學，倡導對經濟學的學習，要學以致用、學用相結合，在這個教育理念下培養了大批經濟人才?？梢?，中國優秀的儒家文化基因是可以內嵌到現代人才培養中去的。在當今金融全球化時代，我們仍然必須大力發揚經世致用的冶學精神，培養一大批內嵌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基因的國際化金融人才，達到知與行、學與用的良性互動，為我國從貿易大國發展為金融強國奠定堅實的人才基礎。

“經濟”一詞在中國原有“政治”之意，三坊七巷學人以其經世致用的經濟思想貼合晚清具體國情，力圖挽救清末貨幣危機，為中國金融思想史添上絢爛的一筆。他們以其具有時代氣息的貨幣理論和務實的貨幣改革實踐閃耀于中國金融史。他們的幣制改革主張應用于實踐，推動了晚清貨幣制度的近代化轉型，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清末貨幣危機，加速了清末貨幣制度與世界的接軌，在中國貨幣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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