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人力資本與我國勞動者報酬占比偏低的經濟學解釋*

吉粉華

（揚州大學 商學院，江蘇 揚州 225009）

一、問題的提出

勞動者報酬是勞動者因從事生產活動所獲得的全部報酬。勞動者報酬水平的高低，不僅關系到勞動者及家庭生活水平的高低，關系到整個社會的經濟運行、社會公平與和諧穩定。從經濟發展的總體進程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勞動者報酬份額基本呈現出一個“U型”趨勢。在經濟起飛階段存在勞動者報酬占比下降的現象，在增長的后期階段勞動者報酬占比不斷提高。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30年左右的經濟高速增長，已成功跨越了經濟起飛階段，然而勞動者報酬份額的占比還未進入上升通道。依據收入法計算，1990年到2007年，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呈現下降趨勢，從1990年的53.4%下降至39.74%，①各年勞動者報酬占比根據相應年度中國統計年鑒計算所得。其中，2004年開始統計口徑發生變化，但勞動者報酬占比仍處于下降通道。隨后，勞動者報酬占比在2009年回升至46.62%，但2010年又下降至45.01%，2012年則進一步下降為44.93%，遠低于54%—65%的世界普遍市場經濟成熟國家水平。

問題1：改革開放以后，為了解決我國勞動力數量眾多帶來的就業問題，我國選擇按照比較優勢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特別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或資本密集型產業中的勞動密集區間段，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使得勞動者能夠分享更多經濟發展的成果。并且，由于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是最有競爭力和最有效率的方式，其迅速發展帶來了大規模的資本積累，也使得我國逐漸從資本相對短缺轉向資本相對豐富、從勞動力相對豐富轉向相對短缺的國家。在這個過程當中，勞動力應該逐漸變得相對昂貴，資產逐漸變得相對便宜，或者說勞動者工資應該上漲較快，而資本回報則應該下降。因此，我國勞動者報酬占比應該會逐步提升，收入分配也應該逐步改善。然而，我國勞動者報酬占比卻不斷下降，收入分配也越來越惡化。

問題2：近年來，中國勞動力供給結構發生了變化，廉價勞動力變得越來越稀缺，越來越接近“劉易斯拐點”。人口撫養比也逐步上升，供求關系的變化應該導致勞動者工資水平的提升。從微觀層面來看也確實如此。各省不斷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帶動了農民工工資水平的上漲，甚至在沿海和經濟發達的一些省市，還出現了由于工資上漲帶來的“民工荒”。學者們的調查也顯示出相同的結論。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學教授孟昕對中國農民工勞動力的詳盡調查顯示，2008至2012年期間，工薪階層每年的月工資和小時工資增幅分別為12%和14%。2010至2011年期間，實際小時工資增幅甚至更高達23%。然而，微觀層面工資水平的上升并沒有導致宏觀層面勞動者報酬占比的上升。

如何解釋微觀層面與宏觀層面的背離？對于我國勞動者報酬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下降的現象，國內外學者給出了各種解釋。國內學者認為，勞動力市場的二元結構、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全球化水平、產業結構、行業之間收入差距過大造成我國勞動者報酬偏低。本文認為，我國勞動者報酬偏低不僅與上述因素有關，更與教育水平相關。由于我國勞動力市場是典型的二元結構市場，教育對不同層次市場勞動者報酬的影響機制不同，從而決定了我國勞動者報酬占比偏低。

二、相關理論綜述

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和貝克爾突破了傳統理論，創立了人力資本理論。該理論指出，人力資本是蘊含在人身上的各種生產知識、勞動與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質的存量總和。教育是提高人力資本的最主要手段。人力資本的再生產不僅僅是一種消費，也是一種投資，這種投資的經濟效益遠大于物質投資的經濟效益。經濟增長取決于勞動力質量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勞動力質量的關鍵則在教育。教育水平與勞動生產率成正相關關系，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勞動報酬也會相應提高。教育的經濟價值不僅體現在經濟增長上，也體現在個人收入的增加上，教育使得收入分配趨于平等化。在舒爾茨和貝克爾創立第一代人力資本理論之后，諸多學者進一步提出了篩選假說理論、勞動力市場劃分理論和社會化理論。這些理論又被統稱為第二代人力資本理論。本文認為，基于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和勞動力市場的二元分割屬性，利用第二代人力資本理論更能闡釋教育對中國勞動收入占比的影響。

（一）篩選假說理論

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經濟學家邁克爾·斯賓塞和羅伯特·索洛提出篩選假設理論。篩選理論也叫做文憑理論，是幫助雇主識別不同能力的求職者，將他們安置到不同職業崗位上的理論。篩選假設理論認為，勞動力市場上存在著信息不對稱，雇主是信息劣勢方，求職者則為信息優勢方。雇主總是希望從眾多的求職者中雇傭到有能力的人才，但雇主并不了解求職者的能力，只能通過教育程度、個人經歷、婚姻狀況等“信號”了解求職者的能力和個人屬性。雇員受教育程度是向廠商顯示其個人能力的最為重要的信號。一般來說，能力較低的勞動者只能接受更低水平的教育，能力較高的勞動者才能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受教育程度越高意味著勞動生產率越高，勞動生產率越高也應該獲得與之相匹配的更高水平的薪酬。因此，雇主可以憑借教育文憑信號了解到求職者的能力，從而給予恰當的工資水平。

盡管篩選理論和人力資本理論都認為求職者教育水平與工資高低呈正比關系，但兩者也存在著分歧。人力資本理論認為教育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工資水平也應該相應提高。篩選理論則認為教育作為一種信號只是反映了勞動者的能力高低，但沒有提高勞動者的認知技能，沒有改變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

（二）勞動力市場劃分理論

多林格爾和皮奧里于20世紀60年代提出了勞動力市場劃分理論，也被稱為雙重勞動力市場模型。該理論認為勞動力市場分為不同層次，勞動者工資水平的高低主要取決于其在哪個勞動力市場工作。一般來說，主要勞動力市場提供的工作不僅能獲取高報酬，還具有工作條件好、就業穩定、職業有保障、晉升有機會等特點；而次要勞動力市場提供的工作不僅薪酬待遇差，還具有就業不穩定、條件低劣、晉升機會少的特點。

教育是將勞動者分配到不同勞動力市場的重要手段。那些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勞動者被認為能力較強、培訓潛力較大，因此應該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工作；而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的勞動者則被認為能力較低、培訓潛力也較低，只能占據次要勞動力市場。兩個勞動力市場之間具有相對的封閉性，勞動者很少相互流動，在次要勞動力市場工作的低端勞動者很難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工作。同時，勞動者受教育程度與勞動工資的關系在不同層次市場中也不相同，主要勞動力市場中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與勞動工資正相關，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勞動者工資水平也越高；而在次要勞動力市場中勞動者受教育程度與工資水平是負相關關系，即教育程度水平的越高，并沒有帶來勞動者工資水平的相應上升。

（三）社會化理論

鮑爾斯和金迪斯20世紀70年代中期提出的社會化理論認為，不同社會背景的公民由于受到不同教育培養出的個性特征也不同，不同個性特征的勞動者適應的職業崗位也不同。勞動者工作效率的高低主要取決于工人自身的個性特征，教育則是培養勞動者這些個性特征的重要手段?，F代社會教育體系對不同社會階層出身的學生進行了不平等教育，培養出不同的個性特征，勞動者不同的個性特征適應了現代社會經濟結構不同需要，從而保證了社會機制的正常運轉。一般來說，富裕階層的子女有更多機會進入一流學校接受教育，養成了自尊自強和富有創新進取精神的個性特征，在畢業后容易找到更好的工作；而貧困家庭子女往往在條件較差的學校接受教育，養成了遵守紀律、盲目服從的個性，畢業后只能進入低等職業工作崗位。因此，教育改革和教育擴展不僅不能改變經濟的不平等結構，還可能會再生出不平等的生產關系。

三、教育影響勞動者報酬占比的機制

（一）理論模型

在市場經濟中，生產要素的價格主要取決于生產要素的供求關系。同樣，工資水平的高低也主要取決于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勞動分配比例則取決于勞動力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的位置和形狀。勞動的需求曲線由勞動邊際生產力曲線表示，一般向右下方傾斜，其形狀與位置與勞動者人均資本存量和邊際生產力相關。勞動力供給曲線一般向右上方傾斜，其形狀與位置主要取決于就業壓力和工會的討價還價能力。如圖1所示：Sa和Da分別表示勞動供給曲線和勞動需求曲線，W0和L0分別表示初始的均衡工資和均衡就業量?？死说囊厥杖敕峙淅碚摫砻?，要素收入報酬是按照邊際生產力進行分配。因此，廠商收人為OR0E0L0圍成的面積（即勞動需求曲線以下的面積），其中，工資部分為OW0E0L0圍成的面積，利潤部分為近似三角形W0R0E0的面積，勞動收入占比則為OW0E0L0面積／OR0E0I0面積。

圖1 ：勞動收入占比

當勞動需求曲線平移時，勞動收入占比保持不變。但是，如果勞動需求曲線斜率變化了，或者勞動供給曲線發生了平移或旋轉，勞資分配比例則會發生改變，勞動收入占比也將發生變化。

（二）不同層次勞動力市場的工資效應

教育提高了勞動者的技巧和熟練程度，技巧和熟練程度的提高則為勞動者個人帶來了更高的工資與收益。因此，教育的工資效應對勞動收入占比存在正向效應。然而，在不同層次的勞動力市場上，教育帶來的工資效應對勞動收入占比的影響并不一樣。

我國勞動力市場具有典型的二元結構特征。在次要（低端）勞動力市場上，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眾多，且仍在不斷向城市轉移，因而存在無限供給的特征。而高端勞動力市場上，中高端勞動者數量較少，因而存在短缺現象。根據第二代人力資本理論，我們知道，教育不僅具有篩選作用，還培養了勞動者不同的個性特征，是決定勞動者在不同層次勞動力市場工作的重要因素。在我國，由于教育資源配置不均衡，相對于城市教育而言，農村學校差、設備差、師資差，使得農村學生接受不到更好的教育，畢業以后成為素質較低、勞動生產率不高的低端勞動者。這些農村剩余勞動力缺乏高學歷文憑，不能有效地向雇主表明自己具有較高的學習能力，因此只能在次要勞動力市場尋找工作，使得勞動力供給曲線具有無限性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素質低下，企業對其需求僅僅略有增加甚至保持不變，供求關系決定了低端勞動者工資水平上漲較慢。因此，在低端勞動力市場上，教育的工資效應對次要勞動力市場勞動者提高勞動收入占比所起的作用甚微。

現實情況也是如此，我國農民工工資水平與城鎮職工相比很低。國家統計局的調查表明，2012年末，外出農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為2290元，僅為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的30%左右。和企業雇主相比，差距更為懸殊。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學教授孟昕對中國農民工勞動力的詳盡調查也顯示，按每小時工資計算，2009年農民工平均工資只有城市戶口工人的45%。這種狀況在過去15年沒有得到改善。在1995年時，上海農民工每小時工資只有城市戶口工人的50%。到了2009年，上海農民工的每小時工資僅為城市戶口工人的40%。①大陸農民工工資只有城市人的45%，鳳凰財經，http://finance.ifeng.com。

在主要（中高端）勞動力市場上，由于勞動者接受了更高水平的教育，擁有較高的人力資本，企業對其需求量也較大，而中高端勞動者供給量較小，因此存在供不應求的狀況。同時，擁有較高學歷的中高端勞動者積累了較高的人力資本，具有較強的“學習能力”，從而有著更強的適應性和可遷移性，其流動性更強 （更容易進入更高一級的勞動力市場），加劇了供給的短缺，從而使得中高端勞動者的工資報酬增加較快。如圖2所示：勞動供給曲線從Sa旋轉到Sb，勞動收入占比從OW0E0L0面積/ORE0L0面積上升為OW1E1L1面積/ORE1L1面積。因此，教育的工資效應對提高中高端市場勞動收人占比具有積極的正向作用。

圖2 ：中高端市場工資效應：勞動收入占比上升

（三）不同層次勞動力市場的勞動生產率效應

教育提高了勞動者的知識與技能，知識與技能又是影響勞動生產率的重要因素。然而，盡管教育培訓提高了勞動者的勞動技巧和判斷能力，給勞動者帶來了較高的個人收益，教育帶來的勞動生產率效應卻對勞動收入占比產生了負向效應。

我國教育資源配置不均衡和職業教育發展緩慢，使得我國低端市場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提升緩慢甚至停滯，無法向更高層次的勞動力市場流動，導致社會階層凝固化。同時，隨著技術水平的提高，出現了機器對低端勞動者的替代，部分抵消了由于人均資本提高而帶來的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使得企業對低端勞動者的需求保持不變或僅僅略有增加。同時，由于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斷向城市轉移，低端勞動者供給曲線不斷平行向右移動。如圖3所示，低端市場勞動力供給曲線平行右移，需求曲線維持不變，勞動收入占比從 OW0E0L0面積/ORE0L0面積下降為 OW1E1L1面積/ORE1L1面積。

圖3 ：低端市場勞動生產率效應：勞動者報酬占比下降

對于中高端勞動者來說，教育提升了中高端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機器不能替代中高端勞動者，反而增加了對中高端勞動者的需求，或者說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得企業對中高端勞動力需求曲線變得更加陡直，如圖4所示，勞動力需求曲線從D0旋轉到D1（斜率發生變化），同時，企業對中高端勞動力需求的增加使得中高端勞動力需求曲線還發生了外移 （但需求曲線平行外移不會改變勞動收入占比）。勞動收入占比則從OW0EL0面積/OR0EL0面積下降為OW0EL0面積/OR1EL0面積。

圖4 ：中高端市場勞動生產率效應：勞動者報酬占比下降

（四）不同層次勞動力市場的總體效應

綜上所述，教育對不同層次勞動力市場的勞動收入占比有正負兩方面的影響機制。工資效應對勞動者報酬占比起到了正向效應，而教育水平提高帶來的勞動生產率效應對勞動收入占比卻具有負向影響，總體效應則取決于不同層次勞動力市場勞動力的比重和供求狀況。在主要勞動力市場上，高素質勞動者數量少，流動性強，很容易在主要勞動力市場上尋找到合適的工作崗位，并且獲得的工資高、福利多，升遷機會也很多，其教育水平提升帶來的工資效應對勞動者報酬占比帶來的正向影響，大于勞動生產率效應帶來的負向影響，從而對勞動收入占比產生正向影響。而在次要勞動力市場上，我國低端勞動者數量眾多，占整體勞動者數量的比重較高，供大于求導致勞動者工資水平上升緩慢。因此，教育帶來的工資效應在次要勞動力市場表現不明顯，從而使得整體勞動者報酬占比上升緩慢。更重要的是，農民工接受教育程度較低，勞動生產率提高緩慢，只能在次要勞動力市場上尋找工作，獲得的工資低、福利少，幾乎沒有升遷機會，教育水平提升帶來的勞動生產率效應對勞動者報酬占比的負面影響較大。

從長期看，低端勞動者應該不斷向熟練勞動力轉化，勞動者報酬占比也應該不斷上升。然而，我國勞動者報酬占比反而整體上呈現出下降趨勢。本文認為，主要是由于農民工工資水平較低造成的。首先，由于教育資源配置不均衡，我國農民工無法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難以適應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只能在較低層次的勞動力市場工作，勞動者報酬偏低。我國農民工大多集中在住宿餐飲、建筑、物業保安、零售、美容美發等行業，屬于在城市就業的低收入群體。其次，由于勞動力市場上雇主和勞動者地位不對稱，雇主處于強勢地位，勞動者處于相對弱勢，無法與雇主討價還價。特別是由于農民工受教育水平較低，對侵害自身權益的行為不能通過法律手段等進行維護，處于更加弱勢的地位，獲得的勞動者報酬偏低。第三，我國勞動市場處于分割狀態，即使部分農民工受到較高程度的教育，由于體制因素的制約，特別是戶籍制度及附著在戶籍制度之上的社會福利制度阻礙了城鄉勞動力之間的自由流動。這部分素質較高的勞動者也無法向更高層次流動，不僅加劇了次要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壓力，也使得社會階層凝固化。根據國家統計局、人社部等部門的資料，2012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了52.6%，較1980年的18%增長了近2倍，但我國目前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化率只有38%左右。這就意味著我國目前有大約2.63億農民工，在城里工作、生活，卻無法享受城市居民在就業、教育、醫療、住房、社保等方面的公共服務。

四、提高教育水平，提升我國勞動者報酬占比

綜上所述，我國勞動者報酬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低端市場勞動者報酬所占比例不斷下降，拉低了總體勞動者報酬占比。在市場經濟中，勞動者薪酬的上漲應該是勞動者素質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自然結果。因為勞動力價格最終還是取決于勞動生產率的高低。近年來，由于土地和房產價格的急劇上漲，導致城鎮的生活成本不斷上升，農民工的實際生活支付能力不斷下降，從而不斷倒逼農民工工資水平提高。然而，我國農民工工資水平的提高并非因為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高而引起，并不具有持續性。一旦工資水平的上漲持續超過勞動生產率上升，會導致微觀企業利潤的持續下降。只有提高教育水平，全面提升勞動者職業素質，提高資源的有效使用效率和勞動生產效率，勞動者報酬的提高才具有持續性。因此，應該采取以下措施提高我國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

首先，合理配置教育資源，促進教育公平，逐步消除勞動力市場的二元化。教育資源應該大力向農村、邊遠、貧困、民族地區傾斜，提高農村、邊遠、貧困、民族地區居民的教育程度。

其次，建立面向農民工的免費提供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的制度。農民工報酬偏低是導致我國勞動者報酬占比偏低的重要原因。通過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能夠提高農民工的素質，促使其向中高端勞動者轉變，使其成為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專業知識技能的勞動者，獲得較高工資，從而提高勞動者報酬占比。

第三，建立健全面向全體勞動者的職業培訓制度，特別是向職業教育傾斜，逐步實行中等職業教育免費制度。

第四，加速戶籍制度改革，促進勞動力自由流動。只有打破戶籍制度藩籬，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才能促使較高素質勞動力進行自由流動，從而不斷縮小地區之間的勞動生產率差距，提高勞動者報酬占比。

［1］周喆，劉斌，劉志成.地區勞動力流動、資產專用性與勞動者報酬［J］.南開研究評論，2012，（5）：79-93.

［2］陳建國，白紅光.技術進步、人力資本與我國勞動收入的實證研究［J］.現代管理科學，2010，（12）：3-5.

［3］王佳菲.提高勞動者報酬的產業結構升級效應及其現實啟示［J］.經濟學家，2010，（7）：35－41.

［4］劉社建.勞動者報酬份額的影響因素與發展趨勢［J］.蘭州交通大學學報，2010，（5）：57-60.

［5］白重恩，錢震杰，武康平.中國工業部門要素分配份額決定因素研究［J］.經濟研究，2008，（8）:1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