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型移民的總體特征及結構性分化*——以北京市為例

汪琳嵐

（北京大學 社會學博士后流動站，北京市社會科學院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北京 100871）

一、問題的提出

長期以來，移民研究和階層研究之間的交叉并沒有受到重視，例如，“流動人口”和“中產階級”這兩個熱點領域之間就幾乎沒有聯系。［1］在全國范圍內，比起外來務工人員群體，尤其是農民工群體，高學歷外來人口受到的學術和政策關注都極為有限。這是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流動人口”往往指的是務工型流動人口，對流動人口群體的總體判斷是“三低”，“從事低端服務業，收入低，消費低”，［2］在一般語境中，不把獲得高等教育之后在遷入地扎根或者因為生態、工程項目移民的人群包括在內。在探討流動人口的社會分層時，主要集中于從農村進入城市務工的流動人口群體內部的分層，探討農民工群體在就業、收入和人際交往等方面的內部分化和代際差異，尤其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的特色。［3］［4］［5］

最近幾年，全國范圍內流動人口中高學歷人口比例增加，“在流動人口當中接受較高教育的人越來越多。目前，全國流動人口中，研究生已經超過15萬，本科生已經超過300萬，而且越來越多受過本科教育的人加入了流動人口大軍。 ”［6］

針對高學歷外來人口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開始有部分學者將高學歷外來人口納入流動人口的范圍之中加以考察，關注流動人口的內部分化；也開始出現一些專門關注高學歷外來人口的研究，總的來說偏向于對這類群體的生存狀況進行描述。有的關注“北漂”群體，例如北漂中的低收入大學畢業生群體“蟻族”；［7］也有的學者意識到以往研究中對白領階層移民的忽視，開始關注擁有人力資本的中層移民，［8］［9］這類研究關注白領階層移民社會融入的特定方面，如與本地人的社會交往，或社會融入的影響因素，［10］或關注身份為外來人口的中產階級業主維權。［11］

高學歷外來人口的城市適應狀況沒有受到普遍關注，與他們總體而言生存發展能力和城市適應性較強、并不普遍被定義為弱勢群體有關；然而，新的事實也在悄然出現。近年來，隨著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加劇和城市生活成本的不斷增長，大城市中部分年輕高知外來人口開始具備弱勢群體的特征，例如收入低、居住條件差、社會交往范圍有限、社會保障覆蓋有限等；而職業發展水平較高、收入較高的外來人口則與中產階級的階層歸屬發生交集，呈現出多重身份和利益訴求。這使得關注和研究特大城市中的高學歷外來人口這一外來人口的重要子群體顯得尤為重要。

首都北京高學歷外來人口的數量、比例和內部張力尤其突出。由于北京人口規模巨大，資源緊張，人口規模調控的措施與壓力并舉，戶籍門檻高，使得高學歷外來人口在社會融入方面與其他務工型人口一樣受到戶籍制度的影響。在經濟發達、流動人口數量龐大、城市優勢資源緊張的特大城市北京、上海等地，身份準入比較嚴格，智力型移民也不能輕易取得戶籍，高學歷外來人口面臨的生存和發展更大、群體內部的張力也更為顯著。高學歷外來人口一方面總體上因戶籍未遷移而受到購房、子女入學等限制，一方面也因為內部分化的加劇對這種限制的應對能力不一而足。他們并非統一的整體，而是出現階層分化和與之相應的群體意識分化，在多維分層框架下，他們的參照群體已不再是傳統的農民工群體，而是同樣受過高等教育的同齡人或本地人。

本文結合各類現有數據，分析北京市高學歷外來人口的特征及內部分化，探討未來結合社會分層和移民研究等視角分析該群體的框架。

二、北京市知識型移民的總體特征：比重增長、年輕化與專業化

（一）總體特征

1.外來人口中的知識型移民已占四分之一。從2000年到2010年，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的數量和比重均有較大幅度增長。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在所有常住人口中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18.9%提高到2010年的35.9%，略低于上海市的39%。

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的學歷結構隨著時間的推移出現明顯優化，大專及以上學歷人口的比例比第五次人口普查時有較大增長。2000年五普調查顯示，全市6歲及以上常住外來人口中大專及以上學歷人口的比例為9.9%；［3］而2010年六普數據表明，6歲及以上常住外來人口中，大專及以上學歷人口占24.4%，［4］比第五次人口普查時增長了13.5個百分點。

2.知識型移民中“80后”已超過一半。北京市大專及以上常住外來人口主要集中在20歲至34歲之間。由表1可知，2010年北京市大專及以上常住外來人口中，31.5%為25至29歲，25.2%為20至24歲，18.6%為30至34歲。20至29歲的人的出生年份在1980到1990之間，為“80后”，他們在大專及以上學歷外來人口中的比例達到56.7%，超過一半，可見年輕化是知識型移民的突出特征。

數據來源：《北京市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外來人口卷》表4-1。

圖1表明，從2010年北京市各個年齡段外來人口的學歷結構來看，25至29歲的常住外來人口中大專及以上學歷的人口比例最高，達41%，可見年輕外來人口的高學歷化趨勢已較為顯著；其次是20至24歲、30至34歲的外來人口，他們中大專及以上學歷人口的比例分別為29.8%和32.6%，也已有相當比重。

3.知識型移民的職業專業化。由表2可知，在幾類現代服務業中，2010年北京市外來人口中大專及以上學歷從業人口比例較高，并且與戶籍人口中大專及以上學歷人口的比例接近。從事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的外來從業人口中大專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已達82.4%，與戶籍從業人口中大專及以上從業人口的比例87.7%相當；就職于國際組織的外來從業人口中大專及以上學歷的比例為80.9%，高于戶籍人口中的76.6%；在金融業，兩者的比例分別為74.1%和85.6%，在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察業，兩者的比例分別為73.4%和84.1%。其他幾類現代服務業如衛生、社會保障和現代服務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教育、租賃和商業服務業的外來就業人口中，大專及以上學歷的比例也超過一半。相比起現代服務業，傳統服務業如批發和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住宿和餐飲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中，外來從業人口中高學歷人口的比例較低。

表2 ：北京市2010年現代服務業各行業分戶籍類型大專及以上從業人口比例

從職業結構看，大專及以上常住外來人口集中在技術含量和社會聲望相對較高的三個職業，分別是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業、事業單位負責人，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詳見表3。并且，學歷層次越高，從事前三類職業的比例越高：大專學歷、本科、研究生學歷的外來從業人口從事前三種職業的比例分別為54.8%、74.7%、86.7%。在前三種職業中，占比最多的是專業技術人員這一職業，可見知識型移民的職業專業化特征明顯。

表3 ：北京市2010各學歷階段常住外來人口的職業結構

（二）身份的政治和共同境遇

制度性接納與排斥集中體現于是否獲得遷入地居留身份，對國際移民而言是綠卡，對我國國內移民則是遷入地的戶籍。［5］戶籍狀況是影響外來人口社會認同的重要客觀因素。雷開春對上海白領新移民的研究表明，“擁有本地戶口的城市新移民的社會認同程度最高，其次為擁有居住證的人，其他人最低。 ”［6］

與農民工群體一樣，知識型移民無論職業、經濟狀況如何，始終難以擺脫外來人口的戶籍和身份標簽，不具備與戶籍人口等同的權益。有學者提出，“當代中國的公民權配置實際上是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更準確地說，戶籍制度本質上是一種地方性的公民權?！保?］近年來，在北京市有關異地高考的博弈中，外來人口、尤其是知識型移民開始積極為子女爭取在北京參加高考的權益。

在達到或接近有穩定工作和較高收入的中產階級生活水平時，知識型移民便具備多重身份，與農民工群體和城市中產階級群體均有身份交集，他們的利益訴求和表達利益訴求的方式也是多種身份的綜合體現。

三、知識型移民的結構性分化

（一）結構性分化的表現

在戶籍和階層共同構筑的多元分層體系中，盡管戶籍所在地劃分的戶籍人口和外來人口邊界更為明確，但知識型移民的知識型移民參照群體已不是外來人口群體自身。經濟社會地位、而不是戶籍所在地對外來人口的階層歸屬影響更大；同時，外地戶籍身份的局限性也對知識型移民影響不一。

1.職業發展差異。職業發展程度對知識型移民在北京的社會融入狀況影響很大。在知識型移民中，有的已在職場奮斗多年，積累了一定工作經驗，在所在行業獲得了一定的職位和聲望，有可預期的職業發展空間。尤其是專業化程度高、職位級別高的人群，戶口不在北京的影響比較弱化。這部分人在北京的發展時間較長，一般已超過五年。筆者曾訪談過一位1981年出生、碩士學歷、現在北京工作、戶口在外地的男士，他說，“比如我的幾個在北京的高中同學，有的是非重點大學的，有的還是?？频?，他們來北京的時候是2004、2005年吧，那時候工作機會多。如果做事認真努力，總能找到感興趣的事情。這幾個同學不老換工作，扎扎實實做，現在都不錯。再加上進對了行業，比如IT、信托等等，當時入行門檻還不高。比如，其中一個當年在外地學的法學本科，現在已經是一個網絡公司的中層管理人員了，還拿到了期權?！?/p>

有的知識型移民則處于職業生涯的早期，在不斷摸索職業發展方向；也有的已在職場打拼多年，但還沒有積累到足夠強大的人力資源以在職場獲得穩步提升。在北京工作年限不長的低收入大學畢業生的早期職業生涯的突出特點是工作不穩定，換工作頻繁。一方面畢業生在職場上尋找自身定位時不斷需要摸索和嘗試，另一方面較低層次的白領工作待遇不高、專業性不強，并不是畢業生希望長期從事的理想職業。職業狀況不僅跟生計直接相關，而且關系到個體的社會定位、自我實現等諸多重要問題，職業不穩定直接影響了在北京的生活狀況和社會融入程度。

2.經濟狀況分層。經濟狀況分層首先表現在收入差別上。高收入、立足已穩的外來人口不僅在知識型移民群體中擁有更穩固的社會地位，而且比起經濟社會狀況一般的北京市民，也擁有其特定的優勢。高收入帶來了更大的消費能力，也帶來了更多的生活自主權。他們能設法避免戶口在京外帶來的限制。例如，在子女就學方面，經濟條件好的外來人口可選擇讓子女就讀私立學校、送子女出國讀書、甚至舉家移民讓子女到國外接受教育。

與之相比，低收入大學畢業生聚居群體的生存狀況不容樂觀。學者廉思2007、2008年對這類大學畢業生群體進行了調查，將其描述為“蟻族”，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該群體的特征一是年輕，“根據課題組研究顯示：該群體年齡主要集中在22-29歲之間，以畢業5年內的大學生為主，‘80后’占到調查總數的95.3%?！碧卣鞫鞘杖氲?，“根據課題組研究顯示，該群體月均收入為1956元，既大大低于城鎮職工平均工資，也低于大學畢業生畢業半年后的平均工資，因而可將其定位為低收入群體”；特征三是聚居在城鄉結合部。［8］

北京市流動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員會辦公室的一項內部調查也顯示，80后知識型移民中的低收入者比重近半?！敖刂?011年3月8日，全市登記在冊的非京籍、‘80后’、大專以上學歷的青年流動人口中月收入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的生活困難青年流動人口31.7萬人，接近這一群體的一半”。［9］

在住房狀況方面，知識型移民也存在較大分化。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大專及以上學歷的外來人口中“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已經購買房屋，但也有相當比例的人僅租住人均面積不足10平米的房子?！保?0］由于北京租房成本高，收入不高的大學畢業生群體的居住條件有限，多租住城鄉結合部農民房、群租房或地下空間。是否擁有住房對外來人口在北京居留的穩定感、歸屬感影響很大。

由于外來人口中的絕大多數需要靠商品房市場解決住房問題，他們就成為房地產市場影響最為直接的人群。對他們而言，住房狀況與經濟條件的關聯也最為密切。自2011年2月16日起，北京出臺了新的限購令進行購房資格管理，外地人口需連續五年繳納社保才有資格購買住房。在普通住宅限購的背景下，因購買商住房沒有戶口限制，部分沒有購房資質、但具備一定經濟條件的外來人口通過購買商用住房獲得穩定的居住條件，等具備購房資格時再換購普通商品房。

3.小結。知識型移民中經濟社會地位相對較高者已在北京立足，但依然無法完全擺脫戶籍身份的約束；而經濟社會地位相對較低者則受到經濟和制度的雙重擠壓。在多元分層體系中，知識型移民的參照群體并不是從事低收入體力勞動的外來人員群體，也不是本地居民中的下崗工人等弱勢群體，而是同樣受過高等教育、有良好職業軌跡的人，包括本地人和新近獲得戶籍身份的人。和農民工群體不同，年輕的知識型移民并不滿足于一份可以維持較低生活水平的工作，而是尋求較好的發展前景、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和自我價值的實現。

（二）分化的群體意識

1. “北漂”和“蟻族”?！氨逼?、“蟻族”等詞匯昭示了知識型移民群體的身份不穩固性和相對剝奪感?！氨逼敝傅氖鞘苓^高等教育、在北京工作而未獲得北京戶口的外來人口；而“蟻族”是最近幾年伴隨大學生就業問題逐步凸顯的新弱勢群體，他們對“蟻族”這一稱謂的認同度較高?！案鶕n題組調研顯示，在所有受訪者中，有65.1%的人認為自己現在是‘蟻族’，有12.3%認為自己曾經是‘蟻族’，有1.7%認為自己即將成為‘蟻族’，還有 20.9%否認自己的‘蟻族’身份，”［11］“戶口類型為外地農村的受訪者最傾向于認同‘蟻族’的身份。 ”［12］

群體認同、心理落差、失業的危險、熟練使用網絡等諸多主觀和客觀因素使得知識型移民中經濟社會地位較低者成為對社會不公的易感人群。和農民工群體不同，經濟社會狀況不穩定的知識青年對自身及社會的反思力、批判力更強；家庭和自我共同施加的較高社會地位預期與現實處境的差距容易產生較大的心理落差；獲取有相對穩定預期的職業發展軌跡的難度較大，甚至避免失業本身也是他們的焦慮感來源——“流動人口中大專以上者的失業率為5.17%，比低學歷者失業率高2.1個百分點，與北京市戶籍人口中低學歷者的失業率大大高于高學歷者的情況正好相反?！保?3］同時，他們熟練使用網絡新媒體，能快速獲取和傳播信息，對改善生存環境的需求更為強烈。

2.“體制外”的成功者：市場化方式進入中產階級 。盡管“中產階級”的定義在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學術界中都在爭議，［14］但中國中產階級內部至少可劃分出兩種子群體，一是在代表國家權力的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等國有部門的工作人員，即“體制內”人員；一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在市場上涌現的各類職業群體，如專業技術人員、外企和私企白領等，即“體制外”人士。有學者將這兩類群體概括為“內源中產階級”和“外生中產階級”，認為后者在政治意識形態上較為激進，在消費意識上也較為前衛。［15］

在北京，知識型移民中職業較為穩定、經濟狀況較好者大多屬于體制外的中產階級。由于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的編制內崗位大多招聘有北京戶口的求職者，知識型移民在換工作時難以獲得這些崗位，因此他們主要在“體制外”的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中謀求職業發展。如需進入“體制內”獲得有編制的工作，往往需要通過考公務員、入學深造獲得應屆生身份后重新求職等渠道，而通過人才引進、干部調動、借助有京戶的配偶等渠道落戶然后進入體制內求職的適用范圍較為有限。

以市場化方式進入中產階級之后，相對更容易受到市場波動的影響。在經濟增長放緩、收入增長乏力、房價上漲時期，唯有通過市場渠道求職、買房的知識型移民更容易遭遇個人發展和日常生活的壓力，此時對職業、住房等重要領域存在的二元體制的感知也更加強烈。并且，由于長期在“體制外”工作，缺少與現有體制的組織隸屬關系，知識型移民中普遍存在政治疏離感強、政治參與渠道不暢的現象，這也強化了知識型移民與體制的疏離感。

作為城市中產階級的一份子，知識型移民也會形成與自身所在階層相關的利益訴求，并形成有組織的集體行動。一項對上海市外來人口人數超過本地人口的小區的研究表明，戶籍不在上海的中產階級的業主同樣參與到社區的公共事務中，尤其“在網絡空間中，中產階層移民完全突破了戶籍的限制，他們的參與行為與本地居民并無二致?！保?6］城市業主的身份和意識是中產階級階層歸屬的典型標志，在維護業主利益時，戶籍身份和群體劃分已退居其后。

四、總結與思考

北京市大專及以上學歷的知識型移民的總體特征包括數量占比增長、年輕化、職業專業化等特點。然而，在全國范圍內，相比起外來務工人員群體，尤其是農民工群體，知識型移民群體受到的學術和政策關注都極為有限，這與他們總體而言生產發展能力和城市適應性較強、并不普遍被定義為弱勢群體有關。

知識型移民內部存在結構性分化，并隨之產生了分化的群體意識。社會經濟地位相似的子群體開始形成共同的身份群體。職業發展水平較高、收入狀況較好、甚至擁有住房的知識型移民已達到或接近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他們開始具備和本地中產階級難以區分的群體特征，此時已與社會經濟地位相對較低的外來人口產生差異。而另一方面，低收入大學畢業生聚居群體作為知識型移民中的重要子群體，相當一部分為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的生活困難青年。隨著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加劇和城市生活成本的不斷增長，他們開始具備弱勢群體的特征，因此需要得到更多的關注。

知識型移民的內部差異也影響到他們的利益表達方式。心理落差、失業的危險、熟練使用網絡等諸多主觀和客觀因素使得經濟社會地位相對不高的知識型移民成為對社會不公的易感人群，而知識型移民中的中產階級群體則會采取集體行動的方式維護自身的住房權益、子女就學等切身利益。

對此，筆者認為，學術界有必要更清晰的辨別和分析流動人口群體的內部分化，尤其是關注特大城市中知識型移民的內部差異，在移民研究和階層研究之間架起更多的橋梁。在政策方面，有必要關注知識型移民中的弱勢群體，避免制定人口政策時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在吸引高端人才、占領現代服務業產業制高點的同時，也要對整個產業鏈條有全面的認識，充分認識該產業鏈條各環節的普通勞動者的價值；在制定公共政策時，為知識型移民提供表達利益訴求的機制，避免群體性事件的激化；在提供公共服務時，給予知識型移民更多資源，例如在保障房供給方面，通過對申請者的合理界定和引導，更多的將知識型移民納入服務范圍。

［1］［16］熊易寒.從業主福利到公民權利——一個中產階層移民社區的政治參與［J］.社會學研究，2012，（6）.

［2］黃金魯克，翟振武.流動人口：融入城市方可破解難題 ［N］.中國教育報，2012-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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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3］馮曉英，李洋，戴建中. 北京流動人口有序管理研究［A］.北京市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北京市統計局和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編.北京市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課題匯編［C］.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2.715，726，725.

［5］［6］雷開春.城市新移民的社會認同研究［D］.上海大學社會學博士論文，2008.9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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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北京市流動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北京市青年流動人口服務與管理情況調研報告［R］.內部資料，2011.

［11］［12］廉思.蟻族 2：誰的時代 ［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14］李成.導論：中國中產階級的興起 ［A］.〔美〕李成編著.“中產”中國：超越經濟轉型的新興中國中產階級［C］.許效禮，王祥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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