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語言政策研究綜述

作者簡介：沈海英（1965- ），女，副教授，主要從事英語語言教學及語言社會文化研究。

摘要：語言政策是人類社會群體在言語交際過程中根據對某種或某些語言所采取的立場、觀點而制定的相關法律、條例、規定、措施等。對于語言的控制和相關政策的制定是國家政策中十分重要的內容，對于語言政策的研究也是語言學者的重大使命。通過對中國語言政策發展的歷史脈絡進行梳理，在此基礎上回顧中國語言政策研究30年的學術歷史，可以發現，中國語言政策研究經歷了從語言規劃到語言政策的轉變，其背后是語言政策研究經歷了語言學到社會語言學、再到語言的公共政策學的多學科交叉與發展，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在國家統一官方語言的基礎上使少數民族的語言得以保存并在其社會中充當文化傳承載體的角色，并在外語與官方語言之間實現多種語言的平衡發展是將來中國語言政策研究應重點關注的問題。

關鍵詞：語言政策；語言規劃；語言文化；少數民族語言

中圖分類號：H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1-1254(2014)03-0093-09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n Language Policy Studies in China

SHEN Hai-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Kunming 650500, Yunnan, China)

Abstract: Language policy is a general concept which covers language-related laws,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certain number?of courses of action, all of which are instituted on the basis of positions and standpoints adopted toward certain or some languages used for verbal communication among social human communities. To maintain a regularized development and use of languages and to stipulate the relevant polices count very much in the category of state policies; meanwhile, to commit themselves to language policies research is a highly significant mission to language scholars. This paper has sorted through the history of China Language policy, reviewing the 30 years of academic study on China language policy, and has concluded that there exists a transition of China language policy study from language study planning to language policy making, behind which can be traced the multiple interdisciplinary evolvements from linguistics to sociolinguistics, then to language public policy study. Also this paper suggests it as reference that China as a multi-ethnic country, when faced with globalization, should make further research as to how to preserve ethnic minorities languages and establish their own roles of carrying on their own cultures on the basis of unified official language, and that a well-balanced multi-lingual development should be maintained between foreign languages and official language, on which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when more research is conducted on China language policy.

Keywords: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plann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ethnic minoritieslanguages

一、中國語言政策發展脈絡

2013年12月7日，《中國教育報》發表題為《考試招生改革總體方案制定完成》，報道了高考改革七大舉措和改革亮點。這次改革的總體思路是對外語考試實行社會化一年多考，不再在統一高考時舉行；同時，“降低英語分值在高考中所占的比例，提高漢語分值所占比例”［1］。方案將于2017年推廣實施。教育部發表的這份高考改革新方案，表明當前國家對語言政策在進行調整。

語言政策是指人類社會群體在言語交際過程中根據對某種或某些語言所采取的立場、觀點而制定的相關法律、條例、規定、措施等。語言政策是語言接觸和沖突的產物，是解決語言矛盾的需要，通常出現在某種語言的生存和發展遭受其他語言的干擾和威脅的時候多種語言并存的社會群體中［2］。近些年來，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在面臨著同一個過程中的兩大主題——全球化和本土化的雙重壓力。在參與國際事務的過程中期待和焦慮并存，機遇與挑戰同在。因此，一方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個國家都在為實現“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文化、一種語言”的民族國家理想模式而努力［3］，許多國家和地區在發展中同時反思本土文化的重要性，在學習國際通用語的同時也考慮母語的特殊地位。因而，語言在社會中的重要性進一步擺到了國家政策的層面。語言政策在各個國家顯得極其重要，其對于文化的整合、政治的穩定、經濟的促進意義重大。

中國早在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后，就實行了“書同文”的文字政策，以法規的形式將六國文字統一為小篆。之后，很多朝代都推行過自己的文字政策。隋朝統一后編《切韻》，以金陵雅音和洛陽雅音為基礎正音，南北朝官音融合形成長安官音，即秦音［4］。唐承隋制，隋、唐國語為“漢音”，或“秦音”。宋代國語稱“正音”、正語、“雅音”，其語言政策并沒有很大的變化。元代將蒙古語定為國語（主要為蒙古族使用），后來又以元大都（今北京）漢語語音為標準音，稱為“天下通語”。明代的《洪武正韻》是一種規范語言文字的政策，這一政策促進了民間語言文字的發展，也促進了當時民間語言文學的研究和發展［5］。語言文字的使用和研究，尤其是官方對語言文字使用的規范，對中國境內各個民族之間的交流、融合有重要貢獻，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重要力量。漢民族具有強大的凝聚力與漢字有直接的關系。漢民族的過去和現在以及未來由漢字聯系，其民族精神生活的全部歷程，都完整地、系統地保存在漢字文獻的寶庫之中［6］。

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4卷

第3期沈海英：中國語言政策研究綜述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務院延續了在各個時期黨的民族語言政策，將民族語言平等作為國家的重要語言政策之一。中央政府制定了較為合理的語言政策，確立起“主體—多樣性”的語言政策［6］。一方面，普通話是漢民族的共同語，是政府決策推廣的全國通用語言。1955 年10 月，中國教育部與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聯合召開了“全國文字改革會議”， 正式通過決議將漢民族的共同語定為“普通話”。1956 年2 月6 日，《國務院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給普通話下了一個定義：“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范”。1982 年11 月，全國人大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 條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從而確立了普通話的法律地位。另一方面，強調中國境內各個民族的語言是中國語言大家庭中的一員，也是中國文化多樣性的組成部分。1949 年9 月在北平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的《共同綱領》（第五十三條）指出：“各少數民族均有發展其語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應幫助各少數民族的人民大眾發展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建設事業。從此，民族語言文字平等的政策一直是中國政府一貫堅持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這部法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語言法，這部法律在后來的國家語言文字規范和統一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對外國語的態度和政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情形，經歷多次轉向。伴隨著鴉片戰爭后殖民勢力滲透到中國，英語在中國得到擴張。1862年同文館開辦時僅設英文館，由英國傳教士包爾騰(J.C.Burdon)任第一任英文教習。隨后，法文館、俄文館、德文館、東文館（日文）等相繼成立［7］。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的教會學校是進行外語教學最主要的場所，英語是最普遍的一種外語語種［8］。19世紀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使日本國力劇增，日本便成為中國主張強國富民的先進人士的學習對象。中國有志青年到日本留學，翻譯日書，引進了日本各領域的知識，日語專業術語隨之大量涌入漢語［9］。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中美外交關系中斷，中國向蘇聯老大哥學習，英語被俄語替代，成為第一大外語。從1953年開始，從中學到大學，俄語成為最受歡迎的外語，這是中國語言政策中的第一個轉向。中國以俄語為主導的外語政策在中蘇關系惡化之后被打破，發生了中國語言政策的第二個轉向，即從俄語轉為英語［10］。然而，“文革”時期，很少有人關注外語政策，中國的英語教育，基本處于停滯狀態。直到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英語被廣泛認為是“國際交流和貿易的語言”［11］，英語熱重新出現。英語成為中國第二種強大語言，與國家強化英語教育有關，也是國家順應經濟發展需要和全球化策略在語言政策方面的體現。

近年來，隨著中國國力的不斷上升，傳統文化的保護被國家提上議事日程。一方面，400余所遍及世界100余個國家的孔子學院的建立在向全球推廣漢語；另一方面，國內英語熱在某種程度上也沖擊著漢語在民眾中的地位。因此，目前國家大幅調整英語在高考成績中的分值，以其凸顯漢語語言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這是我國對外語言政策的第三次轉向，即從英語轉向本土語言。從中國對外語政策的轉向可以看出，不同時期的語言政策反映出國家、社會和文化發展的需要。

二、從語言規劃到語言政策：中國語言政策研究的學術發展

語言政策與規劃原本屬于社會語言學或應用語言學的宏觀研究領域，是社會政治與語言學知識相結合的產物。國際上關于語言政策的研究始于20世紀50年代末期，在最初提出時被稱為“語言計劃”（language planning），由美國語言學家豪根（E·Haugen）引入語言學術界［8］。Einar Haugen的語言規劃理論真正對中國產生影響應該是改革開放以后［11］。Haugen曾擔任美國語言學會主席，1972年在《語言生態學》一文中他提出“語言生態學”（The ecology of language）的概念，認為語言生態學就是研究任何特定語言與其存在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的學科。他還把語言的存在環境隱喻類比為生物的生態環境。他的《語言學與語言規劃》一文，由林書武翻譯，1984年發表在《外國語言學》刊物上［12］。Haugen將語言規劃定義為：“一種準備規范的正字法、語法和詞典的活動，旨在指導非同質言語社區中的書面和口頭語言應用”［12］。語言規劃的核心是“用選擇的方式，對現有的語言形式進行判斷的活動”［11］，即為了改變某一語言社區的語言行為而從事的所有有意識的嘗試活動。隨著使用和研究的增多，語言規劃逐漸成為一個使用較為廣泛的術語，最終在語言學界確定下來。語言規劃一般是國家或地區政府推出的具有很強目的性的語言干預行為。因此，語言規劃帶有很強的政策性導向。

在西方語言學界，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在很多時候當作同一個概念使用，縮寫為LPP。在中國，由于政治和學術上的原因，過去20年，語言學界一般將語言政策稱為語言規劃，這不僅符合國外對于語言規劃的理解，也避免了一定程度上對其的誤解。但最近10年，學者更多采用語言政策一詞，這一學術語匯的使用，反映的是語言政策研究經歷了語言學到社會語言學、再到語言的公共政策學的多學科交叉與發展。

以往語言規劃的概念在國外的研究已比較成熟，在我國，語言學界對其引薦和翻譯也較多，國內語言學界討論較多的是語言規劃。對中國語言學學科發展作出過巨大貢獻的北京大學胡壯麟教授在1992年赴美考察后，發表了《語言規劃》《美國的語言問題與語言政策》《美國的雙語教育》等論文［11］。其《語言規劃》一文，比較早地吸取了國際語言規劃理論，回顧了中外語言規劃發展歷史，對中國制定語言規劃提出寶貴意見。文中胡壯麟對多位語言學家關于“語言規劃”的定義加以評價，如對于維因斯坦關于語言規劃定義為： “語言規劃是政府授權的，長期進行的，有意識的努力旨在改變某種語言在社會中的功能，從而解決交際中出現的問題?！保?3］胡壯麟認為，維恩斯坦強調了語言規劃中的四個問題：第一，語言規劃是政府授權的活動，盡管個人或地方的努力可有助與語言規劃，沒有政府的授權成不了大事；“權力在語言事務中的作用，不亞于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钡诙?，語言規劃是一項曠日持久的活動，這是由語言規劃的規模和復雜性決定的。第三，語言規劃實際上是要改變一種語言的功能，從這點可以看到，語言規劃不僅僅是解決語言的編碼問題，還應考慮其社會功能。第四，語言規劃要解決交際問題，因此把語言問題改成交際問題［14］。通過這些學者的定義，胡壯麟指出語言規劃強調了在理論上的可以依據性和在范圍上的國家性。

從胡壯麟對語言規劃定義的梳理上可以看出，語言規劃在發展的過程中一步步與國家的語言政策相結合，最終國家的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緊密相連。胡壯麟在綜合了國內外學者定義之后對語言規劃做出了自己的理解：“第一，語言規劃是有意識的有組織的活動；第二，它涉及私人的和官方的努力，但政府的優勢在于它控制了教育系統及其它機構有利于規劃在全國范圍內實施；第三，語言規劃旨在發現和解決交際問題，這些問題既有語言學的，也有非語言學的；第四，語言規劃要解決的是全國性的問題，故需較長時間評估并在一定社會中解決這些問題；第五，語言規劃要有一定的理論框架指導［13］。

盡管具有語言學學科意義的語言政策研究在中國只經歷了30年的發展，但還是取得了一批學術成果，如中國社科院周慶生主編《國外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進程》［13］和《國家、民族與語言——語言政策國別研究》［15］，中國社會科學院陳章太著《語言規劃研究》［16］，浙江大學劉海濤所撰《語言規劃的動機分析》［17］、劉海濤《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從定義變遷看學科發展》［18］，以及暨南大學郭熙所發表的《語言規劃的動因與效果——基于近百年中國語言規劃實踐的認識》［17］，這些都是語言規劃研究有代表性的著作。

語言規劃剛提出的時候只有語言學家進行研究。后來，經學者們不斷修訂，使語言規劃的內涵不斷擴大，既包括社會語言，也包括社會整合當中跟語言密切相關的經濟和政治，不少其他學科的學者也關注語言規劃。隨著其它學科的介入，語言規劃的外延不斷擴大，西方學者對語言規劃產生了新的理解。例如：Jernudd & Das Gupta認為“語言規劃已不再是一種理想主義和完全屬于語言學的活動，而是一種為了解決社會語言問題的政治和管理活動”；Weinstein也認為語言規劃是通過對語言的干預來解決社會經濟、政治問題的一種方法，它也涉及私人或社會團體的努力，大多情況下指當地政府、教育、經濟或語言權威部門；Mühlh·usler甚至認為，按照生態學的觀點，語言規劃是一種旨在保持人類交際系統最大多樣性的活動［12］。因而，學術界對語言規劃的討論已經從語言學，發展為與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相交叉的學科。

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公共政策學科發展，語言也作為一項公共政策進入學術視野，語言政策（language policy）一詞受到學界更多關注。語言政策是指人類社會群體在言語交際過程中根據對某種或某些語言所采取的立場、觀點而制的相關法律、條例、規定、措施等。陳章太認為語言政策是政府對語言文字的地位、發展和使用所作的行政規定。語言政策是國家總體政策中的一個分支，因而語言政策總是和國家整體的發展戰略相適應，反過來，語言政策又會影響國家總政策的貫徹實施［11］。除了陳章太的定義，馮廣義在《論語言生態與語言國策》中將語言政策定義為：一個國家或地區所制定的語言政策、語言推廣、語言規范的總稱［17］。從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在社會和國家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和工作的內容來看差別很小，但是有些人認為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之間有一定的區別，如郭熙認為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的對象不同。語言規劃主要指的是一個國家對官方語言的選擇和規范化，語言政策設計的范圍則要廣泛得多，除了語言的規劃之外，還包括對待非官方語言的態度［19］。從中可以看出，語言政策是國家關于語言生活方面的法律、法規及其他行政性措施，它將語言規劃的內容以法律法規政府行政命令的方式規定下來，是語言規劃的制度化、法律化，是語言規劃得以推廣的重要保證［20］。因此，語言政策的制定是基于語言規劃的成果。

近10年來，語言政策一詞被中國學者越來越多地使用。比如，周慶生、魏丹著《國家、民族與語言—— 語言政策國別研究》［21］、張治國著《中美語言教育政策比較研究-以全球化時代為背景》［16］、周玉忠著《美國語言政策研究》［22］、周慶生《中國“主體多樣”語言政策的發展》［23］、趙蓉暉《國家戰略視角下的外語與外語政策》［15］等都表現出語言研究的政策甚至語言戰略發展傾向。2011年，以色列猶太裔語言學家、美國馬里蘭大學國家外語研究中心（NFLC）高級研究員博納德·斯波斯基（Bernard Spolsky）所著的《語言政策——社會語言學中的重要論題》被譯為中文出版［24］。書中作者指出：當今世界，語言政策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論題。這本語言政策導論性質的書，探討了語言政策研究中最前沿的熱點問題：對規范語言和不良語言的看法、雙語制與多語制、語言死亡與瀕危語言的保護、作為人權和民權的語言選擇、語言政策等?？梢娬Z言政策的研究有比語言規劃更廣闊的研究議題和研究視野。

中國語言政策研究所經歷的從語言規劃到語言政策的轉變，其背后是語言政策研究經歷了從純語言學到社會語言學、再到語言的公共政策學的多學科交叉與發展歷程。這一轉變還有更廣闊的社會、思潮的深刻背景。劉海濤把語言研究的這一系列轉變總結為：“從工具觀到資源觀的轉變；從結構主義到后現代主義的轉變；從單變量系統到多變量系統的轉變；從實用主義到語言人權的轉變；從語言問題到語言生態的轉變；從單純的語言學領域到社會學、政治學以及其他學科的轉變”［25］。

三、中國語言政策的研究內容

（一）對國外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理論方法的引薦

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進行民族識別的時候，民族學家和語言學家就已經意識到了語言在民族和國家發展中的重要性，但當時并沒有明確提出語言規劃這一概念，語言政策也僅僅是國家和政府的事務，沒有廣泛進入到學者的研究領域。早期就語言規劃進行論述的是胡壯麟發表在1993年第2期《語言文字應用》雜志上的《語言規劃》一文。該文詳細介紹了國外語言規劃的產生、發展、語言規劃的中具體環節、語言規劃應包含的內容、語言規劃研究中所討論的問題［18］，文中胡壯麟專門就中國的語言規劃問題進行了特別的論述。他認為中國的語言規劃有自身的特點，如中國的語言規劃在進行之前廣泛聽取人們的意見，最后通過國務院或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推行的時候上下通達；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語言規劃內容復雜，因此不能操之過急，要從長計議；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在語言規劃過程中要注意兄弟民族語言的平等地位；中國語言規劃的成果在海外華人社團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因而推動了其所屬國的語言規劃行動［9］。

2001年，語文出版社出版了周慶生主編的《國外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進程》一書。這本書是國外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的譯文集，其中收入了美國、澳大利亞、英國、俄國等國家的語言學家對語言政策、語言立法、語言規劃、語言傳播四個主題的討論。在語言政策的討論中，語言政策的相關理論對中國的語言政策研究具有很大的啟發，如美國學者查爾斯·弗格森（Charles A. Ferguson）對國家發展中語言因素的分析。他從理論上論述了將國家作為普通語言社會學描寫的基礎是可取的，即從根本上肯定了語言政策研究的合理性，國家可以作為一個基本的語言研究單位。因為在他看來，在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的過程中，國界像其他社會屏障一樣，起著重要作用［9］。另一位美國學者喬納森·普爾（Jonathan Pool）對國家的發展和語言的多樣性進行了論述。他有一個鮮明的觀點，即一個國家的發展程度和這個國家語言的使用有著很大的關系，在一個語言極其復雜的國家，不能可有發達的社會和經濟，而一個發達的國家總有高度統一的語言［15］。這些理論的論述對于中國學者理解語言政策與國家政治以及發展之間的關系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事實上，中國的語言政策研究也就是循著這條路在走。此書還對各個國家語言政策推行的經驗以及語言政策失敗的教訓做了論述，如對加拿大官方語言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的論述，語言政策的失敗導致一個新的國家巴基斯坦國家的誕生等。此書的另一主要貢獻是對語言規劃的理論進行了引薦，包括語言的標準化研究、語言現代化和規劃與國家現代化規劃之間的比較研究、語言規劃與語言權力之間的關系等。

此外，對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的研究和引薦還有商務印書館于2005年出版的陳章太的《語言規劃研究》。這本書是他從事語言規劃研究的論文集，其中介紹了語言規劃之后專門論述了語言政策、對中國的普通話規范工作、語言文字標準化等問題進行了討論。陳章太還主編了《語言規劃的理論與實踐》（語文出版社2006年出版）。此類的圖書還有李宇明的《中國語言規劃論》（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姚亞平《中國語言規劃研究》（商務印書館2006年出版）《中國語言規劃緒論》（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這幾本書是近年來討論語言規劃理論性問題的代表作品，對中國語言規劃問題從理論、現實、發展等方面進行了討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還討論了中國國內單一外語的傾向，指出這種傾向對于國家的發展不利；他還討論了母語與外語的關系，官方語言與少數族群語言的關系等。關于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的文章有周慶生《國外語言規劃理論流派和思想》（《世界民族》2005年第4期），張占山的《語言規劃、語言政策和社會背景的關系》（《煙臺教育學院學報》,2005年6月），郭熙的《華語規劃論略》（《語言文字應用》，2009年第3期）和《語言規劃的動因與效果——基于近百年中國語言規劃實踐的認識》（《新疆師范大學學報》,2013年1月），劉海濤《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從定義變遷看學科發展》（《語言規劃的理論和實踐》論文集，語文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語言規劃的動機分析》（《北華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趙守輝《語言規劃國際研究新進展——以非主流教學為例》（《當代語言學》2008年第2期）、李宇明《語言功能規劃芻議》（《語言文字應用》2008年第1期）等。

有的學者也運用語言規劃和語言發展的相關理論研究世界的瀕危語言，如徐世璇著《瀕危語言研究》［15］，以及戴慶廈主編《中國瀕危語言個案研究》［26］、范俊軍《少數民族語言危機與語言人權問題》［27］等。

（二）對各個典型國家語言政策的介紹和研究

在對國外的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理論進行引薦介紹的同時，國內很多學者將研究的目光放在了各個國家的語言政策介紹上。對世界上不同國家的語言政策，尤其是一些具有代表性國家的語言政策介紹和研究是國內語言政策研究中最重要的內容，也是取得成果最多的部分。其中，介紹最多的國家是美國和加拿大。

2003年，由周慶生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所課題組主編的《國家、民族與語言——語言政策國別研究》一書，對不同國家的語言政策進行了分類介紹，即雙語國家的語言政策、多語國家的語言政策、國家統一多樣性的語言政策。此書對不同國家采取不同的語言政策的介紹和研究表明，語言政策與特定的國情有關。語言政策制定涉及到國家利益，因而必須考慮不同國家內各個族群語言與國家利益之間的關系，如加拿大魁北克的法國人與加拿大的雙語語言政策［28］。該書共涉及22個國家的語言政策，基本上反映了世界五大洲不同的國家(民族)所實施的語言政策類型和模式的總體概貌。因此，該書在國別語言政策研究與分析的個案取舍上是極具全面性和代表性的［29］。該書比較早地對國外語言政策進行國別梳理，其中涉及幾個典型國家的語言政策，如從語言平等、語言融合到推廣國語的蘇聯解體前后的語言政策，美國語言政策中的官方語言、移民語言與土著語言問題，坦桑尼亞語言政策對國語的選擇與推廣，秘魯語言政策如何從本土語言到殖民語言，再到官方語言的選擇發展，哈薩克斯坦語言政策如何提高國語地位，尊重雙語現實，以及以色列語言政策從瀕危語言到官方語言，實現語言史上的奇跡［30］。

中國學者對美國政策研究集中在其對印第安語言的政策上，具有代表性的有蔡永康的《語言一致與文化趨同——解讀美國的惟英語運動》（《江蘇社會科學》2005年第3期）、李英姿的《美國語言政策研究》（南開大學2009年博士學位論文）、譚琪的《當代美國雙語教育政策評析》（東北師范大學2006年碩士學位論文）、張桂菊的《多元文化主義視野下的美國語言教育政策研究》（《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翟巧相的《美國聯邦政府對印第安人教育政策的演變》（河北大學2005年碩士學位論文）、周玉忠和李文軍的《“大熔爐，尚可；巴別塔，不可”——美國建國初期的語言政策》（《寧夏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對美國語言政策的研究主要是在批判美國的惟英語運動以及對印第安人語言的不平等對待。學者認為，美國在處理國家的語言政策時十分巧妙，即沒有規定官方語言，但英語是實質上的官方語言，美國在歷史上采取了一些保護印第安和移民的語言政策。但是，由于英語的強勢地位，這些政策并沒有在根本上改變少數族群語言在國家語言中的處境。對加拿大的語言政策介紹主要集中在對其雙語政策（英語和法語）的關注上，主要論述是魁北克爭取法語作為國語的過程和加拿大處理語言問題的經驗，如阮西湖的《加拿大語言政策考察報告》（《世界民族》2001年第3期）、童佩智的《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捍衛法語政策》（《國際觀察》1997年第1期）、王璐璐的《淺析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的發展》（《中華女子學院山東分院學報》2007年第3期）、高霞的《加拿大非官方語言文化的保護及發展》（《上饒師范學院學報》2010年第2期）等。

除了美國和加拿大之外，對西方國家的語言政策介紹集中在語言政策與國家或者國家組織的發展上，最為典型的是對俄國語言政策的研究和介紹，如中國很多學者認為前蘇聯的解體與其俄語為尊的語言政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此類的研究有對M·B·季亞奇科夫的《當代俄羅斯的語言政策》的翻譯引薦（鐘華譯《民族譯叢》1994年第2期）、王尚達和王文的《蘇聯對中亞的語言政策：評論和反思》（《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05年第6期）、周慶生的《羅斯化與俄羅斯化:俄羅斯/蘇聯語言政策演變》（《世界民族》2011年第4期）。除了對俄羅斯的語言政策研究之外，國內對歐陸國家的語言政策也有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對法國保護法語抵制英語的語言政策、歐盟的語言政策和其發展的研究等方面。

對亞洲國家的語言政策研究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語言政策研究內容。亞洲的語言政策復雜，這是因為有些國家和地區經歷過被殖民歷史，被殖民國家的語言政策受到殖民宗主國語言的影響，表現最為明顯的是新加坡、馬來西亞、臺灣、香港和澳門。這些國家和地區在獨立之后分別對語言進行了規范，但是整體體現出語言多樣化的特點。此類的研究有臺灣學者葉玉賢的《語言政策與教育——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之比較》（前衛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院國家委員會編的《各國語言政策——多元文化與族群平等》（前衛出版社2002年版）。中國學者在介紹馬來西亞的語言政策時，主要持批評的態度。認為馬來西亞政府對華語采取了不平等的對待方式，而在對待新加坡的語言政策時采取肯定的態度，認為新加坡的語言政策是多語共存成功的典范。易花萍的《現當代中外語言文字政策比較》（《寧波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王春玲的《雙語環境下的民族危機及對雙語教育的一點思考》（《貴州民族研究》2010年第6期）。與之相似，在對香港、澳門和臺灣的語言政策進行論述時，學者的主體傾向是這三個地區都受到了殖民統治，其語言政策受到殖民宗主國語言的強烈影響。但是，在殖民統治之后，這三個地區在進行語言政策的制定的時候，合理地處理了殖民時期語言政策與新的語言政策之間的過渡，因而語言和社會文化之間的關系處于良性的發展狀態。

（三）對中國語言政策和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教育關系的研究

處理普通話和少數民族語言之間關系的問題是制定中國語言政策最主要的依據。因而，對中國的語言政策的研究自然就導向了對少數民族語言問題、少數民族教育中的雙語問題、國家制定少數民族語言政策的歷史脈絡、少數民族語言政策存在的問題等的討論上。此類的研究是中國的語言政策研究中又一個重要內容。20世紀90年代，政府及學者開始關注中國的語言政策對少數民族社會和文化的影響。在這一動向的指引下，出版、發表了一些梳理新中國建立以來中國的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的書，如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教育司編的《新時期民族教育手冊》（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政策法規室編著的《國家語言文字政策法規匯編》（語文出版社1996年版）、戴慶夏主編的《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應用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以及《少數民族雙語教育概論》（遼寧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社會語言學》（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郭熙《中國社會語言學》（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云南省少數民族語文指導工作委員會主編的《民族語文理論政策講座》（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道布發表的論文《語言活力、語言態度與語文政策——少數民族語文問題研究》（《學術探索》2005 年第6 期）等。這些文獻是對新時期中國的語言政策的回顧和總結，也是對中國語言政策進行的總體介紹。

在近些年的研究中，學者們進一步將目光放在較為微觀的層面，如對某個少數民族的雙語、雙語教育和民族語言的留存狀況進行研究。此類的研究成果豐富，并且對少數民族文化和語言傳統和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如中國社會科學院黃行教授所著《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活力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駱小所論文《加強少數民族語言穩定性研究》（《楚雄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第8期）、周慶生論文《語言與民族識別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6年第2期）和《中國雙語教育的發展與問題》（《貴州民族研究》1991年第2 期）、謝俊英論文《中國不同民族群體對普通話的態度差異分析》（《語言文字應用》2006 年第3 期）、楊浩強論文《對我國少數民族雙語教學中幾個問題的思考》（《教育與教學研究》2011年第2期）對中國少數民族的雙語教育目標、雙語教育中兩種語言（少數民族本民族語言和漢語）之間的關系、雙語教育的教師的素質以及雙語教材的選擇和使用問題等進行了論述。此類的研究還有馮惠昌的《關于雙語教學研究的思想》（《內蒙古師大學報》1997年第2期）、文靜的《論民族地區語言文化的保存和利用》（《前沿》2010年第24期）、徐炳勛的《完善民族區域自治，正確貫徹語言政策——內蒙古自治區54年來的語言實踐》（《內蒙古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楊健吾的《中國政府的民族語文政策與中國少數民族的人權保護》（《畢節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等。

以上僅僅是對此類研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的列舉，類似的研究反映出以下幾個問題：一是中國對少數民族的語言政策在教育中體現最為明顯，即雙語教學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推行，因而少數民族語言問題很大程度就是雙語教學的問題；二是由于社會發展和少數民族同胞個人發展的需要，少數民族的語言在其生活和教育中相對漢語處于劣勢的地位，語言的使用和留存問題在某些少數民族中比較突出；三是研究者認為雙語教育和國家的語言政策對少數民族的語言總體呈現出積極、保護的態度，但在具體的實踐中存在著一些問題，且往往得不到有效的解決。

四、結論

在信息時代和全球化的當今社會，語言不僅是一種文化資源，語言也變成了一種政治和經濟資源。語言在社會中的重要性進一步擺到了國家政策的層面，語言和社會文化、語言與民族關系、語言與政治經濟之間的關系在當今世界進一步凸顯。在面對國內不同族群和文化差異，并迎接世界交流的同時，語言政策在各個國家顯得極其重要，其對于文化的整合、政治的穩定、經濟的促進意義重大，語言政策的研究在任何國家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中國的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研究從西方引進，其理論和方法受到西方的影響頗深。在語言政策研究的各個階段，在研究方法方面，多采用比較研究法、歷時性研究、文獻研究與實地調查研究相結合等多種研究方法。在研究內容方面，關注語言規劃、語言政策、雙語教育、瀕危語言、少數民族語言活力、語言戰略等主題。盡管30余年來，中國語言政策研究已經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但就目前國內的語言政策研究現狀來看，其研究還存在著以宏觀研究為主，缺乏微觀的研究，以泛化研究為主，缺少深入的調查研究，在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政策與規劃領域，專家學者涉足不夠，尤其是中國邊緣地區少數民族語言政策與規劃方面極其欠缺等的問題。

語言政策是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因此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筆者認為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盡管國內學者對很多國家的語言政策進行了介紹，但是在總結其經驗教訓方面依然不足，主要體現在對他國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的理論介紹和發展不夠，此后的研究可在這方面進行深入。中國自己的語言政策理論體系尚未建立，需要有更多的中國語言政策經驗的總結和表述，比如孔子學院在全球得到飛速發展，但學術界對這樣的國家語言戰略的研究和總結卻顯得十分滯后。

2國內關于漢語和少數民族的相關語言政策研究更多地在關注雙語教育在少數民族地區推行的過程和出現的問題，很少關注這一語言政策國家頂層設計方面的問題，現有的語言政策研究和政策建議對公共政策的影響還十分有限。語言政策研究還只是語言研究學者、民族學者的單打獨斗，缺乏多學科學者之間的合作，而且應該建立多種機制讓學者更多參與到國家語言政策制定之前的調查研究和論證中來，提供政策支撐，而不僅僅是停留在對語言政策推行的研究和評估中。

3中國是一個民族眾多的國家，各個民族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各異，在語言上亦有很大的差別。如何在國家和少數民族共同的發展中保護少數民族的文化、如何在國家統一官方語言的基礎上使少數民族的語言得以保存并在其社會中充當文化傳承載體的角色，這都需要進一步進行深入探討和研究。同時，中國又是正在崛起的大國，需要融入世界甚至領導世界，如何在外語與官方語言之間實現多種語言的平衡發展是中國的語言政策在今后的研究中應該重點關注的問題。

參考文獻：

［1］

杜寶忠.增加語文分值降低英語分值高一考滿分后不用再學英語 ［EB/OL］. （2013-10-22）［2014-01-10］. http://news.sina.com.cn/o/2013-10-22/070028496416.shtml.

［2］蔡永良.論美國的語言政策［J］.江蘇社會科學，2002(5): 194.

［3］納日碧力戈.語言人類學［M］.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10：174.

［4］濮之珍.中國語言學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32.

［5］袁森林.《明實錄》所見明代語言文字政策的歷史地位和價值［J］.科教文匯，2007 (7)：78-82.

［6］徐杰舜. 漢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論［J］.云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2):34-41.

［7］周慶生. 中國“主體多樣”語言政策的發展［J］. 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3(3):32.

［8］汪慶紅.中國人的英語糾結 ［EB/OL］. （2013-11-15）［2014-01-25］. http://www.dfdaily.com/html/150/2013/11/15/1087319.shtml.

［9］胡壯麟.中國外語教育六十年有感［J］.中國外語，2009(9):5.

［10］周麗云.漢語現代化受日本語詞匯的影響［J］.太原師范學院學報，2005(3): 98.

［11］張衛國.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一個經濟學與語言學比較的視角［EB/OL］.（2013-11-25）［2014-01-25］. http://mpra.ub.uni-muenchen.de/18355/1/MPRA_paper_18355.pdf.

［12］郭熙.語言規劃的動因與效果——基于近百年中國語言規劃實踐的認識［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1):34.

［13］胡壯麟.美國的語言問題和語言政策［J］.北京大學學報:英語語言文學?？? 1993(2):13-22.

［14］胡壯麟.語言規劃［J］.語言文字應用，1993(2):11-20.

［15］周慶生.國外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進程［M］. 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

［16］周慶生，魏丹.國家、民族與語言—— 語言政策國別研究［M］ .北京: 語文出版社, 2003.

［17］陳章太.語言規劃研究［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18］劉海濤.語言規劃的動機分析［J］. 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7(4): 63-68.

［19］馮廣義.論語言生態與語言國策》［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5):159.

［20］郭熙.中國社會語言學［M］.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217.

［21］張占山.語言規劃、語言政策和社會背景的關系［J］.煙臺教育學院學報，2005(2):23.

［22］張治國. 中美語言教育政策比較研究——以全球化時代為背景［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23］周玉忠.美國語言政策研究［M］.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1.

［24］趙蓉暉. 國家戰略視角下的外語與外語政策 ［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25］博納德·斯波斯基.語言政策——社會語言學中的重要論題［M］.張治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26］徐世璇. 瀕危語言研究 ［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2001.

［27］戴慶廈.中國瀕危語言個案研究［M］.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

［28］范俊軍.少數民族語言危機與語言人權問題［J］ . 貴州民族研究, 2006 (2):51-55.

［29］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所課題組. 國家、民族與語言：語言政策國別研究［M］. 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157.

［30］普忠良.研究多民族國家語言政策的最新成果——《國家、民族與語言——語言政策國別研究》評介［J］.世界民族,2004(3):79-80.

收稿日期：2014-03-20

基金項目：云南省社會發展科技計劃項目“礦業城市經濟轉型與可持續發展”（2009ZC130M）；云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基金項目“國家礦產資源整合后云南礦難邊際成因分析及長效遏止對策研究”（2012Y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