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品內國際分工對中國勞動力收入份額的影響研究

胡昭玲，劉彥磊

(南開大學國際經濟貿易系，天津 300071)

一、引 言

近二十年來，工業化國家要素收入分配呈現出不斷向資本傾斜的新特征，勞動收入份額出現了顯著下降的趨勢。許多經濟學家認為貿易和全球化是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主要原因，因為依據H-O理論，發達的工業國家通過貿易開放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減少了國內對勞動要素的需求，從而導致其收入份額下降。依此理論，貿易和全球化應該有利于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要素，但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卻同樣經歷著勞動力收入份額的下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民收入中的勞動力收入份額在保持1979－1995年基本不變的狀態后，開始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以GDP收入核算法計算，自1995年以來下降了約10個百分點［1］，其中以工業行業勞動力收入份額的下降最為明顯(如圖1所示)。因此，我們需要重新審視貿易開放與發展中國家要素收入分配格局之間的關系。特別需要關注的是，近年來全球化的一個新的重要特征——產品內國際分工。生產技術的提升和貿易壁壘的逐漸消除，使得國際分工深化到產品工序層面，比較優勢原理依然主導著分工格局的形成。中國依靠豐裕勞動力資源稟賦承擔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勢必會對國內的要素收入分配產生影響。

通過對以往文獻的仔細研究后發現，學者們對勞動力收入下降背后原因的探尋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層面:一是經濟體內部發展的基本層面，包括經濟發展水平、內部產業結構、產品市場結構、要素市場結構、所有制結構等因素，如羅長遠和張軍(2009a，2009b)、李稻葵等(2009)、白重恩等(2008)及白重恩和錢震杰(2009)等相關研究［1］［2］［3］［4］［5］;二是技術進步的資本偏向性影響，如Acemoglu(1998)、張莉等(2012)和黃先海等(2009)的相關研究［6］［7］［8］;三是對外開放和貿易及要素的跨國流動等因素的影響，如Ortega和Rodriguez(2002)、Spector(2004)、Almeida(2007)等的分析［9］［10］［11］。然而，從產品內國際分工角度進行解釋的文獻較少，特別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更為欠缺。Feenstra和Hanson(2001)從垂直專業化的角度提及發展中國家處在生產鏈低端可能會削弱勞動者地位，但并未對其具體影響做出清晰的分析［12］。本文就發展中國家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對勞動力收入份額的影響進行分析，希望對該領域研究進行有益的補充。

圖1 工業行業勞動力收入份額變化趨勢① 根據各年度《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的相關數據計算得出。限于篇幅，此處僅列出代表性行業。若有興趣，讀者可向本文作者索取全部工業行業數據。

二、理論研究框架

圖2 產品內國際分工情況下單位價值等產量曲線

本文的理論框架建立在Jones和Kierzkowski(2001)與Jones(2005)關于產品內國際分工分配效應的理論模型基礎之上［13］［14］。假設生產所需兩種投入要素——資本(K)和勞動力(L)，本國為勞動力豐裕的經濟體。由圖2可知，橫、縱坐標分別代表勞動力與資本投入要素，A、B、C代表三種不同要素密集度的商品。生產一元價值的最終產品B需要資本密集型工序OE與勞動力密集型工序OD，OF和OG表示生產一元價值的資本密集型中間產品與勞動力密集型中間產品所需的投入要素組合。按照等成本線的性質，FG的斜率反映了一國勞動力要素相對于資本要素的價格。假設初始狀態下OE與OD兩道工序都是在本國完成的，隨著國際貿易壁壘與運輸成本的下降，產品內國際分工活動發生，勞動力要素豐裕的資源稟賦決定了本國廠商會將其不具有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工序OE外包給發達國家，從而集中精力進行勞動力密集型工序OH的發展。OH比OF短，意味著本國在生產勞動力密集型工序上具有比較優勢，表現為發生國際外包后生產一元價值的勞動力密集型中間產品成本下降。因此，參與分工后等成本線由直線AC變為AHC，相應的勞動力-資本要素相對價格也發生變化。若本國資本與勞動力比例線是β1，參與分工將會提高勞動力相對于資本的價格(表現為AH段斜率大于AC段斜率)。如果本國要素稟賦比例線是β2，參與分工會降低勞動力相對于資本的價格(表現為HC段斜率小于AC段斜率)。

進一步地，參與分工產品的要素密集特征不同也會影響投入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化(如圖3所示)。假設本國生產A、C兩種商品，A商品是相對資本密集型的，C商品是相對勞動力密集型的。當產品內國際分工發生在A商品并且本國生產者集中生產相對勞動力密集型工序時，等成本線變為EBCF;如果產品內國際分工發生在C商品，等成本線則變為EADF。由此便出現以下情況:當本國資本-勞動力要素比例較低且低于β2時，一般只能參與相對勞動力密集型產品C的國際分工，此時會降低勞動要素的相對價格;而隨著資本積累及資源稟賦的改善，當資本-勞動力要素比例處于β1、β2之間時，本國開始能參與相對資本密集型產品A的分工，但若依然集中于勞動力密集型環節的承擔，分工仍會產生降低勞動力要素相對價格的效應。

圖3 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行業要素密集度與單位價值等產量曲線

簡單來看，在不考慮政府間接稅的情況下，勞動力收入份額為LS=wL/(wL+rK)(即1/LS=1+rK/wL)。因此，根據上述產品內國際分工對要素價格比率的影響分析，其應該也必然是考慮勞動力收入份額下降問題不可忽視的一個方面。

三、模型設定與數據說明

(一)模型設定

前述的理論框架表明產品內國際分工對國內勞動力要素相對價格進而對勞動力收入份額產生重要影響，基于此并考慮影響勞動力收入份額的其他因素，我們建立如下的實證模型:

其中，lsit為各行業勞動力收入份額，作為本文模型的被解釋變量;klit為各行業人均資本量，代表各行業要素密集特征，人均資本量對勞動力收入份額的影響取決于生產過程中兩種要素的替代關系，當要素替代彈性小于1時，勞動力收入份額隨人均資本量增加而提高，當要素替代彈性大于1時，勞動力收入份額隨人均資本量增加而降低，當要素替代彈性等于1時，人均資本量對勞動力收入份額無顯著影響①根據CES生產函數推導可得。;divit表示各行業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的水平，考慮到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對勞動力收入份額的影響會因參與產品要素密集特征不同而存在差異，本文加入產品內國際分工變量與人均資本量的交叉乘積項來反映這一影響。結合已有文獻的研究經驗，本文選取外商直接投資水平(fdiit)、國有化程度(stateit)、代表技術水平的人力資本水平(hlit)和出口貿易水平(expit)作為控制變量。

(二)數據說明

本文將經驗研究對象確定為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特征最為明顯的工業行業，由于計算衡量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程度的指標時需要用到世界投入產出數據庫提供的包含進口中間品投入的投入產出表②WIOD數據庫由歐盟委員會資助、多個機構合作研究開發，數據來源于http://www.wiod.org。，因此配合其統計年限將實證研究數據范圍定為1995－2009年。該數據庫的工業行業分類包含16個工業部門③1－16個工業部門分別為:采掘業;食品、飲料制造及煙草制品業;紡織及服裝加工業;皮革、毛皮制品及制鞋業;木材加工及其制品業;造紙、紙制品業及印刷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化工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橡膠及塑料制品業;其他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金屬冶煉及加工業;機械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其他制造業及回收加工業;電力、熱力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并且該數據庫中社會發展項目下統計了分行業的勞動力和資本要素投入情況及相應的要素報酬④Socio-Economic Accounts，http://www.wiod.org/database/sea.htm。，從而保證了重要變量測量口徑的一致性。比如，利用該數據庫中工業行業勞動者報酬和工業行業增加值的相關數據就可以得到因變量勞動力收入份額(lsit)。

人均資本量(klit)通過世界投入產出數據庫中社會發展統計項目可以獲得契合本文行業分類的資本與勞動力數據，經過計算得到人均資本變量，其單位為千元/人。關于外商直接投資水平和國有化程度變量，本文分別從投入和產出兩個方面來衡量，投入角度以行業實收資本中外商投資和國家資本比重來衡量(fdi1it和state1it)，產出角度用行業內外資企業生產總值和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生產總值占整個行業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fdi2it和state2it)，數據均來源于各年度的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人力資本水平(hlit)用分行業就業人員中高技能勞動力比例來代表行業人力資本水平，勞動力技能類型是依據受教育程度來劃分的。出口貿易水平(expit)用行業出口比重來衡量，即出口規模占生產總值的比重。人力資本水平(hlit)和出口貿易水平(expit)這兩個變量的數據來源于世界投入產出數據庫。

四、模型估計與實證結果分析

我們采用上文所述的模型與數據，對產品內國際分工和中國勞動力收入份額變化的相關關系進行回歸分析，使用的計量軟件為stata11.0。在回歸方法上，基于模型中產品內國際分工程度及外商直接投資水平等變量的內生性問題①因為勞動力收入份額的變化直接影響比較優勢，進而影響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的水平。同時，勞動力價格低廉作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一大優勢嚴重影響了外商直接投資變量的外生性。，不能直接利用OLS進行估計，因而采用系統GMM估計方法②系統GMM估計方法同時利用自變量滯后項和自變量差分滯后項兩類工具變量，將差分矩陣和水平矩陣相結合，有效地解決了傳統工具變量法信息不足和差分GMM的弱工具變量問題。。表1中模型1－4分別列出了使用產品內國際分工程度兩個變量和基于投入、產出兩個角度度量外商直接投資水平和國有化程度的兩組變量的四種組合結果。

表1 產品內國際分工對勞動力收入份額影響的估計結果

由估計結果可以看出，衡量產品內國際分工的兩個指標——外包水平、垂直專業化比率系數β2均顯著為負，且外包水平、垂直專業化比率與行業要素密集特征的交叉乘積項系數β3也顯著為負，因此產品內國際分工影響勞動力收入份額的綜合系數(β2+β3lnklit)也顯著為負。若將樣本中lnklit變量的均值代入，模型1－4中該綜合系數分別取值為 －0.4088、－0.4589、－0.2869和－0.2336，即其他條件不變時，中國工業行業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程度上升1%，將會引發勞動力收入份額下降0.2336%至0.4589%。這一實證結果說明中國勞動力收入份額的持續下降與其不斷深入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體系是相關的，結合前述理論模型分析，進一步驗證了中國作為勞動力要素豐裕國家在產品內國際分工體系中以承接勞動密集型生產階段為主。

另一方面，系數β3顯著為負，使得綜合系數絕對值隨資本密集度變量klit的增大而增大，也即其他條件不變時，同樣的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水平在資本密集度越高的行業會引致更大幅度的勞動力收入份額下降。隨著中國要素稟賦水平逐步升高，雖然跨越了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產品上的要素密集水平，開始參與高資本密集度產品的分工，但仍集中于附加值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從而導致勞動力收入份額的下降。這也正契合中國當前參與很多高技術、高資本密集型產品分工的現實。比如，在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有很大的貿易額，但都集中于加工、組裝等低附加值環節。

人均資本量對勞動力收入份額影響的系數在模型中體現為β1+β3lndivit，由估計結果可見系數β1顯著性水平不高，而β3顯著為負，說明在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程度越高的領域，人均資本的提高會對勞動力收入份額產生更明顯的負向影響。也即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增強了兩種要素之間的替代性，國際市場上豐富的資本類資源對勞動力要素產生更大的沖擊。

在其他影響因素方面，外商直接投資水平對勞動力收入份額的影響是消極的，隨著越來越多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勞動力收入份額將呈現下降趨勢。我們可以認為，外資企業的高工資競爭效應在中國勞動力市場上發揮得十分有限，這與羅長遠和張軍(2009)的研究結果類似，實證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過程中的“惡性競爭”，頻頻降低勞動力成本和忽視勞動保護的招攬投資手段強化了資本談判能力，并弱化勞動力的談判地位。國有化程度的系數顯著為正，勞動力收入份額與行業國有化程度呈正相關，因為通常國有企業基于獲取能源、資本充足等方面的優勢，會給予職工相對優越的工資待遇，加之國有企業肩負著保證就業方面更重的責任，可能會產生過度雇傭的現象。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化，勞動力市場逐漸趨于市場化決定狀態，從而呈現下降趨勢，這一結果與白重恩等(2008)的研究結論類似。人力資本水平與勞動力收入份額之間呈顯著負相關關系，雖然人力資本水平越高意味著高工資收入人群越多，但由于人力資本水平提高及其技術創新增加的利潤并不能在勞動方和資本方之間實現平等的分配，基于勞資立場地位的不同，分配格局必定向資本方傾斜，由此導致的最終結果為勞動力收入份額的下降，這一點也驗證了技術進步的資本偏向性。出口貿易水平對勞動力收入份額的提升作用比較明確，有助于勞動方談判能力的提升，進而提高勞動力收入份額，該結論與新古典的國際貿易理論比較吻合。在實際經濟生活中，出口貿易企業的工資水平顯著高于內銷企業，這在江浙一代出口企業較密集地區更為明顯。

五、結論及啟示

本文對產品內國際分工在資本-勞動層面的收入分配效應進行了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在該體系中的角色定位問題。研究結果表明，產品內國際分工對中國工業行業勞動力收入份額具有顯著負向影響，且這種負向效應在資本密集程度越高的行業更加明顯。中國現階段以承擔附加值較低的勞動力密集型環節為主，特別是一些高技術產品的加工組裝環節，這種分工模式源于中國較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稟賦，但由于處在價值鏈增值的低端環節，勞動方談判能力處于被削弱的地位，從而導致勞動力收入份額的下降。

此外，技術水平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及國有化改革引發國有企業的減少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勞動力收入份額的下降。技術進步的資本偏向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現階段技術進步主要依靠學習模仿發達國家，而缺乏適合自身勞動力資源豐富特質的創新，生產效率的提高大多依賴于進口先進機器設備。外商直接投資對勞動力收入份額的“傷害”則更應該引起重視，地方性的靠壓低勞動力價格等引資手段亟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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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羅長遠，張軍.經濟發展中的勞動收入占比:基于我國產業數據的實證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2009，(4):74－78.

［3］李稻葵，何夢杰，劉霖林.我國現階段初次分配中勞動收入下降分析［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0，(2):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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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張莉，李捷瑜，徐現祥.國際貿易、偏向型技術進步與要素收入分配［J］.經濟學(季刊)，2012，(2):409－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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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Feenstra R.C.，Hanson G.H.Global Production Sharing and Rising Inequality:A Survey of Trade and Wages［C］.NBER Working Papers，2001，No.8372，Cambridge.

［13］Jones R.W.，Kierzkowski H.A Framework for Fragmentation［M］.In Arndt Sven W.and Henryk Kierzkowski，eds，Fragmentation:New Production Patterns in the world Econom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7 －34.

［14］Jones R.W.Immigration Vs Outsourcing:Effects on Labor Markets［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05，14(2)，pp.105－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