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亞·格林菲爾德談民族主義*

祖國霞 蔡志棟

莉亞·格林菲爾德談民族主義*

祖國霞 蔡志棟

編者按:莉亞·格林菲爾德(Liah Greenfeld)，猶太裔美國學者，政治學家、社會學家。1954年生于前蘇聯，1972年隨父母移民以色列，1982年于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獲社會學博士學位，同年秋移民美國，先后在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和波士頓大學任教，現任波士頓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是當今世界上研究民族主義問題的著名學者之一，先后出版了《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1992)、《資本主義精神:民族主義與經濟增長》(2001)和《民族主義與心靈:關于現代文化的論文集》(2006)等著作。祖國霞和蔡志棟是北京林業大學外語學院和上海師范大學中國傳統思想研究所暨哲學學院哲學系的兩位副教授。他們分別在2012年度和2013年度跟隨莉亞·格林菲爾德教授作訪問研究，本文即是他們在訪學期間就民族主義諸問題向莉亞·格林菲爾德教授請益及其回答的記錄。蔡志棟博士一直參與著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20世紀中國社會思潮研究”的工作，他和祖國霞博士的工作提供了考察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一份比較研究的文本。

1.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民族主義成了眾多學者關注的核心，有關民族主義的著作紛紛涌現。您是如何走上民族主義研究道路的?哪些學者對您產生了最重要的影響?

答:我對民族主義產生興趣純屬偶然。這起源于1983年，當時我在芝加哥大學同社會學家愛德華·菲爾斯(Edward Phils)一起工作，我研究的題目是馬克思·韋伯的超凡魅力(Charisma)這一政治概念。我不同意菲爾斯教授對韋伯這一概念的闡釋，因為他認為超凡魅力的權威最終是一種文化現象，我則認為它是一種純粹的心理現象。盡管菲爾斯教授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感覺我的觀點十分重要，于是幫助我將其整理成了文章，并建議我將它投往《英國社會學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然而在我將那篇稿件放入郵筒的一瞬間，我突然意識到我的觀點不可能正確，因為它無法解釋希特勒。希特勒是個極具超凡魅力特征的人物，但很明顯如果沒有德國文化的幫助，他是不可能獲得他所擁有的影響力的。事實上，希特勒對德國文化的操控游刃有余。三周后，我收到了期刊編輯的回信，在信中他指出這是一篇很有趣的文章，但問我該如何解釋希特勒?這篇文章后來發表在了該期刊，但編輯在上面加上了一條非常長的關于希特勒的注釋?！?〕該文章名為Reflections on Two Charismas，《英國社會學期刊》Vol 36(1)，Mar 1985，117－132。這件事引起了我對德國文化的興趣，我開始關注德國的民族主義。我感覺它同我所親身經歷過的俄國的民族主義非常相似，是德國民族主義的本質導致了超凡魅力權威在德國的發展。此后，在同一個法國朋友的交談中，我了解到他對法國民族主義的理解同書本上的描述大相徑庭，他的思想更接近于我在美國所感受到的民族主義。于是我又開始對比法國民族主義同美國民族主義。在我看來，似乎存在著兩種類型的民族主義。這些讓我對民族主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決定對其進行普遍的研究。我開始拋棄了先前對民族主義的看法，意識到一個地方的民族主義并非另一個地方的民族主義，但它們都可能是民族主義的變種。從1983年末起，我開始廣泛閱讀有關民族主義的文獻資料，特別是厄內斯特·蓋爾納的《民族與民族主義》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我完全不同意他們的觀點，因為他們的著作中存在著嚴重的邏輯問題，他們在使用“民族主義”這一術語前根本沒有對之進行定義。蓋爾納的書中沒有任何經驗數據，安德森則將民族主義的起源追溯到拉丁美洲，這顯然是不對的。我要做的是對這個概念進行界定，從而厘清德、俄、法、美這些國家的民族主義的共性和不同之處。二者的研究為我提供了一塊跳板，讓我走上了研究民族主義的道路。

在社會學理論方面，毫無疑問我深受韋伯和涂爾干的影響，起初我更喜歡韋伯的著作，后來涂爾干的理論同樣吸引我，在我看來，二人的研究其實是方向相同的，盡管他們從來不曾交談，也從來不曾引用過對方的著述。他們獨自闡釋的理論實際上是同一個理論，后來我將該理論稱為“心靈主義”理論(mentalist)。

2.您是如何界定“心靈主義“的?您的具體研究方法是什么?

答:在一篇名為“同韋伯精神的交流”(Communicatingwith the spirit ofWeber)的演講稿中我首次對“心靈主義”進行了明確的定義。該文是我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出版一百周年準備的一篇論文。當時人們將韋伯看作是馬克思的對立面，尤其是他對資本主義的闡釋。人們普遍認為馬克思是唯物主義者，韋伯則是唯心主義者。也就是說馬克思強調物質因素帶來的因果關系，韋伯則強調思想因素。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出這是對韋伯思想的非常錯誤的界定，因為他不認為物質和精神是獨立的因果要素(causal factor)，相反他強調的是人類個體心靈(mind)的因果行動(causal action)，也就是說無論是物質因素，如各種結構下的經濟機會、政治制度，還是思想因素，都需要通過人類的頭腦被折射出來。二者都不可能僅靠自身扮演因果角色，而是要通過人類個體的使用才能產生行動(action)。因此韋伯既非唯物主義者又非唯心主義者，他漠視物質因素和精神因素，認為心靈才是積極的要素，他是一名心靈主義者，這也正是我所使用的基本方法。在我的著述中，我努力將一切因素同參與的個人相聯系，揭示這些個體參與者如何由于自身的原因，即個人經歷，將這些因素加以實施使它們產生巨大的影響。這種方法的優點在于它首先是符合邏輯的。我們不僅將一切核心概念都進行了明確的定義，同時我們提供了那些因果關系產生的機制。蓋爾納的方法從根本上來講是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在這種方法中，他們指出了大的力量(forces)，指出了美妙的結果，但是卻沒指出那些力量是如何產生結果的，好像這一切都是靠魔力發生的。其次，它是一種以經驗為依據的方法，它涉及一系列互為因果的事件的鏈條，而且原因總是先于結果。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中，結果先于原因。例如在蓋爾納的研究中，他指出資本主義出于需要而產生了同質的文化，也就是說資本發展了本不存在的資本主義。它假定A需求B，A對B的需求使得B先于A而產生。在邏輯上，原因是先于結果的，例如，我推你一把，你就會摔倒，而非你背后存在著某種需要，需要我去推你。那樣的推理好比將馬車置于馬前，不是馬在拉車，而是車在拉馬。蓋爾納采用的是目的論的推理，是將推理建于需求之上，這是一神論的推理。在一神論中，一切東西的背后都是上帝，都有上帝在進行計劃，因此他們不需要歷史，不需要背后有原因。上帝想要什么發生什么就會發生。但是當我們除去上帝，試圖進行世俗的解釋時，邏輯上就會出錯。

3.您對民族主義是如何定義的?民族主義是如何產生的?它的產生是歷史的偶然還是必然?

答:民族主義是對現實世界，尤其是對社會現實的一種意識。它是一種想象，想象的核心是一個由活著的人構成的一個社群的形象。這是一個由平等的人構成的擁有主權的社群，其意義和法律來源于它本身。在歷史上，這個社群被稱為“民族”，因此我們將這種意識、這種想象稱為“民族主義”。它雖然產生在一神論的文化背景下，但它取代了上帝是一切意義和法律的來源的宗教意識。這一世俗的觀點使人們對社會世界和自然世界的看法都產生了全新的變革，從而促進了科學的發展。

在我看來，民族主義的意識存在三個核心要素，或三個特征，即平等、人民主權和世俗化。所有的民族主義者都擁護這三條原則。他們都是世俗主義者，都相信社群成員的平等身份，相信人民主權。即使斯大林這樣的民族主義者也是這三個原則的信奉者，因為蘇聯共產主義的核心觀念是平等，而且他們也相信人民主權，人民主權意味著由人民來決定一切，但并非意味著由人民中的每一個個人來決定一切。斯大林認為他們代表了人民，是在替人民說話。人民主權當然可以由代議制政府來實現，但在全世界所有國家中，實行代議制的還只是少數。民族主義有不同的類型，對主權的不同解釋構成了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的民族主義之別，對民族社群中的成員資格的不同解釋則形成了公民民族主義與族裔民族主義之分。

民族主義首先產生于16世紀的英國。15世紀，英國進行了“玫瑰戰爭”，在戰爭中傳統的封建貴族大量傷亡，英國社會等級結構的上層出現了空缺，這使得底層的向上流動成為可能，也成為必要。同時，新教改革運動使國王將神職人員從政府的要職中清理出去，一批有能力、受過良好教育的人被選拔出來，填補了政府中的空位，這些來自于小貴族或更低家庭出身的人成為了都鐸王朝的新貴族。精英的地位開始取決于個人的能力，而非家庭出身。對于這些新的社會精英來說，這是積極的、愉快的經歷，因此他們沒有興趣去維護傳統的社會形象，而是開始塑造關于社會現實的新的認知模型、新的社會意識和想象，他們構想出來的便是“民族主義”?！懊褡濉币辉~在歐洲教會的語言里，指的是政治、文化精英，“人民”指的則是普通人，由于這些新貴族大多出身“人民”，為了掩飾自己的出身，他們便將二者用作了同義詞，于是，英國“人民”中的所有成員都成為了國家的精英，他們擁有平等的地位，擁有自由，享有自治(self-government)的權利，人民的集合體被定義為民族，它的主權來自于其中的個體的主權，對個體主權的強調使得英國民族主義成為了個體型民族主義。它同時還是公民型的，因為只要人們遵守它的社會協議，就可以自由地選擇是否成為該民族國家的公民。

民族主義在英國的誕生的確是個歷史的偶然，但這個偶然不可能發生在歷史的任何時刻、任何地方，因為任何特定的偶然都有著特定的原因。這就好比交通事故，往往發生在某些特定的地點和特定的時刻，在其他時間和地點則不太可能發生。它是某些因素匯集而成的，而非蓋爾納所講的邏輯上的必然性導致了民族主義的產生。有一點是可能的，那就是時至今日我們依然沒有民族主義。但它的確發生了，而且改變了一切。

4.您剛才提到了民族主義的不同類型，是什么導致了不同類型的產生?

答:是歷史傳統和民族主義的形成方式決定了一個國家具體采用的民族主義類型。我并沒有想對民族主義劃分類型，我只是描述了我所看到的情況，類型的劃分必須來自經驗數據，同時，我們必須考慮到這些劃分是否有意義，它對于解釋已經發生的事實有何幫助。因此，我盡量歷史地區分不同類型的民族主義，而不是非歷史地去將它們分類。我的分類必須能充分地解釋那些國家的歷史記錄、政治行為、在國內外的行動，解釋那些國家的民族主義。例如，在民族主義發軔的英國，由于在那些創造了民族主義的個體的生活中發生了非常美好的事情，他們對于民族的想法是個體主義的。他們自身的經歷讓他們堅持自由，即個體的自治的權利。因此他們的民族主義不僅僅是個體主義的，而且是個體主義—自由主義的。英國民族主義形成過程中的具體情況不僅反映在了它的民族主義的特征上，而且反映在其后民族主義的歷史記錄中，反映在它的自由民主制，即所有的機構都被用來捍衛個人自由。當民族主義被引進其他國家時，情形已發生了變化。那些想要引進它的人首先用它來審視自己的社會，看看什么能讓自己的社群也成為民族。當法國貴族或俄國貴族需要民族主義的時候，他們首先考慮自己為什么需要一個民族。法國貴族渴望一個民族，因為在法國，貴族所處的情形不夠好。同時，他們看到已成為民族國家的英國的貴族情況更為合理，因此他們宣布法國也必須成為一個民族，他們想模仿英國。他們并沒有去仔細地研究英國民族主義的歷史，只考慮哪些條件可以使法國也成為民族。他們看到英國有自己的語言，法國也有自己的語言，而且是比英語更好的語言;看到英國有領土，法國也有領土，而且是更美的領土。然后他們將自己的國家界定成了一個集體主義的民族，他們不像英國的民族主義者那樣根據個體的經歷塑造了自己的民族主義，他們根據的是他們自己社群的特點，即貴族社群的特點，定義了法國的民族主義。于是法國成了一個集體型的個體(collectivistic individual)，法國民族具有了同英國民族完全不同的特點。在英國，所有的個體構成了民族，民族不是它，不是他或她，而是他們或我們，是復數的人民。在法國，民族成了一個人物，成為了“她”，但必須有個人為“她”思考，領土不能思考，于是他們將自己民族主義定義成了集體主義—權威主義型的，而非僅僅是集體主義的，這是符合邏輯的。然后你可以看到這種民族主義是如何反映在法國的歷史記錄中。

5.根據您的分析，民族主義在英國產生后，逐漸被歐洲其他國家的社會精英引進了自己的國家，他們引入民族主義的動力在于解決自己的認同危機和不穩定的地位，在法國和俄國，承擔這一作用的是貴族，在德國則是知識分子。作為一場思想運動，民族主義在各國的引入是不是離不開這些社會精英?

答:民族主義思潮的引入離不開知識分子，而非社會精英，知識分子是否是精英并不重要，重要的他們是否有影響力。在英國，知識分子的影響力在于他們人多勢眾，“玫瑰戰爭”后產生的新貴族是當時的知識分子主體，他們來自于城市的中下層階級，人數眾多，影響巨大，因此在英國民族是一場聲勢浩大的大眾運動，這一點同美國的情形一樣。在法國，知識分子是當時貴族中的一部分，其影響毋庸置疑。在德國，知識分子不是社會精英，他們頂多被稱為“中產階級”，而且處于嚴重的認同危機中。他們沒有穩定的社會地位，理想幻滅，瘋瘋癲癲，無人可依。此時，法國大革命爆發，法國侵略德國，觸犯了德國的貴族和官僚，于是他們開始同本國的知識分子結為朋友，采納了他們的思想，知識分子的思想由此獲得了巨大的影響力，并發展成為德國民族主義。在俄國，知識分子也出身貴族，只是一個很小的群體，他們的影響力來自于同俄國的獨裁統治者沙皇的聯系，沙皇支持這場運動。事實上，彼得大帝和葉卡捷琳娜大帝不僅是民族主義運動的支持者，而且是積極的參與者，彼得大帝撰寫了俄國的民族主義法律，他們人數雖少，但位高權重。因此，這些國家的知識分子都通過各種途徑獲得在本國的影響力，所以他們創造或引進的民族主義思想才會被接納。

6.民族認同與其他認同有何不同?例如政治認同和族裔認同。

答:這些是不同的問題。民族認同是建立在想象基礎上的，政治認同則可以有不同的來源，例如民族主義這一想象力可以帶來它自己的政治認同，在民族主義的框架下，人民會產生非常明確的政治認同，即對一個民族的認同。宗教認同也可能會產生自己的政治認同，當人們想象世界是由上帝創造時，他們會有自己特有的政治認同。政治認同種類繁多，隨它們所處的不同的文化架構而各異，如民族主義的架構或宗教架構。族裔認同是民族主義的創造物，若沒有民族認同，就不可能有族裔認同。什么是族裔?人民相信族裔反映了自己的歸屬性特征，是人們無法選擇的東西，如人民的眼睛和皮膚的顏色，這些是我們的身體特征。種族認同是族裔認同的一種特有情況，將認同與人們的膚色相聯系。它最早是德國人類學家約翰·布魯門巴赫在18世紀末提出的，這是族裔概念的開端，而18世紀是民族主義的時代。在此之前，沒有族裔這種說法，沒有人談論它，既沒有族裔特點也沒有族裔認同。后來這些人民天生就有、無法選擇的特征成了界定人民的社會地位的重要因素。什么是認同?認同是一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在社會世界里相對于其他人的地位。在任何情況下，它都是人們的心智產生出來的結果。因此，只有當你的頭發和眼睛的顏色被社會賦予了文化重要性時才會對你的認同產生影響。否則，沒有人會關注它，也就不會有族裔認同。例如在家庭里，我們會有不同的族裔特征，首先我知道我是個女孩，我的兄弟是個男孩，這不是我們能夠選擇的，這些也是族裔特征。我長著黑色頭發，而我妹妹則是金色頭發，那么我們在族裔上有差別嗎?沒有，因為這一差別沒有文化意義。隨著民族主義的出現和族裔民族主義的發展，族裔突然被賦予了重要的文化意義。當然，任何時代人們都有認同，過去人們有的是對不同朝代的認同，它們又同不同的宗教認同相互交織。但這些不是族裔認同，因為族裔認同強調的是遺傳、血統和自然因素，甚至一些文化信仰也同自然因素緊密相關。例如在德國，連語言這樣的文化事物都可以反映出人們的血統，同人們的身體特征相聯系。這完全是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們的創造。德國和美國的民族主義都是出現較晚的，在德國它明顯地同血統和遺傳因素緊密相關。在美國，它同遺傳因素毫不相關，但勢頭同樣強勁。

7.根據您的分析，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許多思想都是民族主義的思想。您能解釋一下它們和民族主義的關系嗎?此外民族主義會隨著全球化而消失嗎?

答:在英國，自由主義就是民族主義，是英國民族主義的表現形式，二者是同一回事。古典自由主義就是英國民族主義的具體表達。

至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我不太了解中國的情況，但在俄國共產主義者對民族的認同表現得十分明顯。俄國認為自己是世界無產者的領袖，我們為自己的民族所做的事情也是在為全世界而做。在我的記憶中，世界是一回事，俄國是另一回事，二者分的還是很清楚的。

至于全球化，真正的全球化是民族主義的全球化，是民族主義在全球的傳播。在民族主義最終傳播到了中國、印度和亞洲其他國家之前，沒有所謂的全球化。當占據了半個地球的這些亞洲國家加入了民族行列之后，他們開始了同西方的競爭，這就是全球化。民族主義并非僅僅是特殊主義的傳播，特殊主義總會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存在著，它傳播的是一些相同的意識。

8.民族主義和現代性之間存在著什么樣的關系?在現代，一些國家走上了侵略擴張的道路，民族國家是否具有潛在的侵略性?

答:民族主義是現代性的文化框架，是一切現代的東西存在的思想根基，包括現代的政治，現代的社會分層，現代的經濟、科學、文學、家庭生活、心理等。一切的現代經驗都建立在民族主義之上?？梢哉f，因為有了民族主義，我們才有了現代性。

例如，在經濟方面，民族主義先于資本主義和工業主義。首先，它先于持續的經濟增長，先于對利潤的持續追求。對利潤的持續追求產生了競爭，即在生產中擊敗自己的競爭對手，工業主義很大程度上是對利潤的持續追求和工業競爭產生的一個結果。同時，工業化也是科學發展所帶來的，而科學的發展又源自于民族主義的發展，因為民族主義促使那些國家為了自己在國際上的尊嚴和地位不斷在科學領域進行創新?；谶@兩點，我們可以說沒有民族主義就沒有工業化。

民族國家與生俱來的是競爭性而不一定是侵略性，他們會利用一切機會自己創造利益，參與國際競爭。一些西方國家確實帶有侵略性，實行過殖民主義。但在我看來，許多國家的傳統決定了它們不會去侵略他國。例如，印度總是被侵略者而不是侵略者，中國則筑起一道城墻將自己圍起來，想將自己同外界隔開，而非向外侵略，所以我不認為競爭意味著侵略。

9.據了解，您明年即將出版一部關于民族主義的新書，同《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和《資本主義精神——民族主義與經濟增長》一起構成您的民族主義三部曲。那部書您將重點討論哪方面的內容?對民族主義的研究您還有哪些想法?

答:那部書的名字暫定為《心靈、現代性和瘋癲:文化對于人類經歷的影響》，其目的是為了闡明文化是人類生活中的最重要的經驗事實，揭示文化對人類心靈的影響。具體來講，它集中討論現代文化是如何塑造人類心靈的。前面我講過，民族主義的意識是現代文化的框架，因此，該書論述的核心是民族主義意識對人類心理的影響，特別是它同我們所說的人類的瘋癲之間的關系。在這本書中我想說的是，精神疾病不僅是個生物學意義上的疾病，而且是一種心靈疾病、一種文化疾病。民族主義的意識，即世俗的平等意識和人民主權觀念，使每一個人都成了自己的創造者，而不是像以前那樣，認為自己是上帝的創造物。人的認同不再由上帝提供，而是由自己創造。我們在獲得自由的同時，也必須對自己的認同負責，因此一切事情都在于個人的選擇。我們所做的選擇會反映在我們的生活中，如果我過得不開心，錯誤也在于我個人。在這種情況下，個人認同的形成會產生問題，由于認同不再是上天賦予的，個人會背負上沉重的責任感，這在一些情況下會導致精神疾病。自民族主義產生后，在西方，精神疾病是最嚴重的一種疾病，它非常普遍，令人瘋狂。這就是那本書的基本論點。

民族主義是一個非?，F代的現象。在我對心靈和文化進行過泛泛的研究之后，我更想去深入探討現代之前的文化的發展，對東西方的文明進行對比研究。因為有數據表明，在亞洲，精神疾病的發病率遠遠低于西方，尤其在日本這個現代國家。根據我對日本所做的研究和一些日本朋友提供的參考，我發現那里的人民不看重邏輯，例如日本有個人

人熟知的詞語“事事無礙”，認為任何東西都沒有界限，而不像西方人那樣認為任何事物都是非此即彼的。我想我會從邏輯出發，對兩種文明追蹤溯源、進行對比。

* 本文受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編號RW2013－04)，同時得到*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20世紀中國社會思潮研究”(項目編號07JZD0006)的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