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激進主義之再思考

高力克

現代中國激進主義之再思考

高力克

一、激進與保守之爭

對激進主義的反思，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思想變遷最重要的表征之一，它可以追溯到1988年余英時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25周年紀念會的著名演講《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在演講中，余英時揭示了百年中國一個重要的思想史現象:“中國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個激進化的過程?！薄斑@一過程差不多有一百年的歷史。它積累了一股越來越大的動力，好像巨石走峻坂一樣，非到達平地不能停止?！边@一思想激進化過程最后以“文化大革命”為終點。

余英時認為，在美國，激進主義、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形成三足鼎立。西方三派都是相對于一個存在了兩三百年的社會現狀而成立的，其間已經過啟蒙運動、民主革命、工業革命等一連串思想、政治、經濟各方面的變革。西方社會是一個有自我調節功能的現代化的開放系統，因此無論保守派、自由派或激進派都已越過了傳統與現代之爭。而百年中國則一直處于激進與保守的兩極對立之中。大多數知識分子在價值上選擇了激進取向，如戊戌的維新主義者、“五四”的自由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都把中國文化傳統當作現代化的最大敵人，而且在思想上愈來愈激烈。其共同假定是:只有破掉一分“傳統”，才能獲得一分“現代化”。把“傳統”和“現代”如晝夜般一切為二，在思想史上遠承西方啟蒙運動和實證思潮的社會歷史觀念。中國激進知識分子對于傳統施以凌厲無前的道德譴責，從此“保守”和“激進”的關系成為“惡”與“善”或“黑暗”與“光明”的對立關系。人們對于文化傳統只是一味地“批判”，而極少“同情的了解”。

在余英時看來，中國近代思想的激進化，主要緣于社會無法提供一個值得普遍認可的現狀。辛亥革命改變了政府形式，但并未改變中國社會的性質。民國初年又有袁氏復辟運動以及與之關聯的孔教運動。由此，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就日趨激烈化，到“五四”時期就變成整個中國傳統文化要對當時現狀負責任的問題。清末民初，政治上沒有一個值得維持的現狀，所以保守主義很難有立足點，而只有激進力量拼命地發展。百年中國基本上是以“變”——變革、變動、革命為基本價值的。嚴格地說，中國沒有柏克式的真正的保守主義者，只有要求不同程度變革的人而已。

余英時相信，在一個開放型社會中，思想不至于形成激進化的單向發展。以臺灣地區為例，其現有秩序一方面脫胎于中國文化，另一方面又屢經現代化的變遷，而以日益擴大的中間階層為骨干。民主改革將使這個秩序愈益能靠本身的力量以化解激進思想的沖擊。臺灣地區新秩序的出現多少改變了現代思想史上的激進化趨向?，F在很少有人主張“傳統”和“現代”勢不兩立的極端觀點;相反，更多的人感興趣的是怎樣在“傳統”和“現代”之間找到接榫之處。

余英時認為，在正常狀態下，“保守”和“激進”是在緊張之中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世界上幾個主要文化大致都是循此一張一弛的軌跡發展而來的。激進取向支配著近代中國思想界有其必然性，但是與近代西方或日本相比較，中國思想的激進化走得太遠，文化上的保守力量幾乎沒有發生制衡的作用?！?〕余英時:《錢穆與中國文化》，遠東出版社，1994。

余英時的演講傳到大陸后，引起姜義華的批評。姜并不同意余的基本判斷，而反過來將20世紀中國現代化的挫折主要歸因于中國傳統中的各種保守勢力。他認為，在近代中國，保守主義勢力不是太弱，而是太強。固守傳統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社會觀念的億萬民眾，是保守主義頑強存在的最廣泛的社會基礎。清末民初的傳統衛道派、新儒學運動和國粹主義派，都具有文化保守主義的基本特征;政治保守主義，則從清末梁啟超的開明專制論、康有為的虛君共和論，到袁世凱的洪憲帝制、國民黨的軍政訓政、30年代新式獨裁派、40年代戰國策派，到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封建法西斯主義，直至80年代后期的新權威主義，對中國傳統政治內核的認同和保守一以貫之。將“文化大革命”視為中國近代激進化進程的最高峰，只是看到了其表面與封資修徹底決裂的革命口號，而未深究其深植于傳統的專制主義本質。相反，中國近代的激進主義不是太強，而是太弱。中國現代化運動很長時期力量有限，其首先表現在現代化的經濟、政治、社會力量的弱小。

在姜義華看來，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是中國社會大變動的一對孿生子，一百年來二者始終交織在一起，互相對抗，互相爭衡，并沒有形成互相制衡、互相補正的良性互動，而是經常處于勢不兩立的對峙之中。百年中國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各趨極端化的一個重要根源，在于中國缺乏一支強大和成熟的中堅力量作保持社會穩定的基礎。社會中產化程度過低，新型知識階層力量過弱，大多數人難求溫飽，社會本身兩極化，因而缺乏推動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良性互動的積極社會力量。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的良性互動，有待于社會中堅力量的壯大?！?〕姜義華:《激進與保守:與余英時先生商榷》，載《二十一世紀》1992年4月號。

在回應姜義華的答辯文中，余英時強調:他所指出的思想史上激進化的現象，是以價值取向為重點的，這和中國社會上保守力量的強大完全是兩回事。在思想史上，由戊戌政變、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到共產主義運動，激進主義一浪高過一浪。如果說“文化大革命”中封建傳統泛濫，那么這并非中國文化主流的傳統，而是邊緣人的傳統。在“文化大革命”中，激進理論居于絕對權威地位，這樣一個以消滅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為號召而激起全國響應的運動，決不可以解釋為保守主義泛濫。余最后將他和姜的分歧歸因于二者討論范圍、概念界定、歷史評判三個基本預設的不同?！?〕余英時:《再論中國現代思想中的激進與保守》，載《二十一世紀》1992年4月號。顯然，余、姜二氏的分歧，很大程度上原于二者思想史與社會史之不同視角，以及后現代美國與轉型中國之不同歷史語境及問題意識。

余英時的演講揭示了百年中國激進主義泛濫之思想現象及其所導致的災難性后果，批判了唯新是求的進步主義迷思、革故鼎新的“革命”崇拜、現代與傳統二元對立的反傳統主義，并對20世紀“不斷革命”的激進歷史進程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在經歷了1980年代新一波批判傳統文化的“新啟蒙”、“文化熱”的大陸思想界，對于長期籠罩在革命話語中的知識分子來說，余英時的激進主義反思所引起的思想地震，自不難想像。自此，一股反思和批判激進主義的思潮在思想界興起，成為20世紀90年代中國一個峰回路轉的思想轉折。

值此“五四”運動九十五周年紀念之際，重溫余先生二十幾年前的演講，其思想之深刻和犀利，仍給人啟示良多。而余、姜二先生的爭論，進一步深化了百年中國之激進與保守問題的討論。余先生關于百年中國激進主義的反思，著力于其價值取向上的偏失及其社會后果。而關于近代中國激進主義之來龍去脈及其所以然，仍需以中國現代轉型的視域進行進一步的討論。

余英時在演講中援引陳寅恪之“真了解”論:“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發于同一境界，而對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弊鳛闅v史研究者，我們既要對古典文化傳統表“同情之了解”，也不妨回到歷史，在反思反傳統主義的同時，對論者“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亦表“同情之了解”。

二、激進化:對西方沖擊的“梯度式反應”

中國近代思想的激進化，實為中國早期現代化運動之激進化的表征。晚清以降中國現代化的變革，伴隨著一個西方的發現和傳統的反思之雙向思想過程。1916年，陳獨秀在《青年雜志》發表了《吾人最后之覺悟》。在這篇新文化運動的綱領中，他回溯了中國人對中西文明沖突之漸次深入的覺悟過程:“歐洲輸入之文化，與吾華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質極端相反。數百年來，吾國擾攘不安之象，其由此兩種文化相觸接相沖突者，蓋十居八九。凡經一次沖突，國民即受一次覺悟?！标悓⒚髑逡詠碛芍形魑幕疀_突而起的覺悟歸為七期，他沉痛地回顧了晚清以來國人的覺悟過程:“第三期在清之中世。鴉片戰爭以還，西洋武力，震驚中土，情見勢絀，互市局成，曾、李當局，相繼提倡西洋制械練兵之術，于是洋務西學之名詞發現于朝野?！薄暗谒钠谠谇逯┘?。甲午之役，軍破國削，舉國上中社會，大夢初覺，稍有知識者，多承認富強之策，雖圣人所不廢?？?、梁諸人，乘時進以變法之說，聳動國人，守舊黨尼之，遂有戊戌之變。沉夢復酣，暗云滿布，守舊之見，趨于極端，遂積成庚子之役。雖國幾不國，而舊勢力頓失憑依，新思想漸拓領土，遂由行政制度問題一折而入政治根本問題?！薄暗谖迤谠诿駠跄?。甲午以還，新舊之所爭論，康、梁之所提倡，皆不越行政制度良否問題之范圍，而于政治根本問題去之尚遠。當世所詫為新奇者，其實至為膚淺;頑固黨當國，并此膚淺者而亦抑之，遂激動一部分優秀國民漸生政治根本問題之覺悟，進而為民主共和君主立憲之討論。辛亥之役，共和告成，昔日仇視新政之君臣，欲求高坐廟堂從容變法而不可得矣?！薄暗诹趧t今茲之役也。三年以來，吾人于共和國體之下，備受專制政治之痛苦。自經此次之實驗，國中賢者，寶愛共和之心，因以勃發;厭棄專制之心，因以明確?！薄白越褚酝?，共和國體果能鞏固無虞乎?立憲政治果能施行無阻乎?以予觀之，此等政治根本解決問題，猶待吾人最后之覺悟。此謂之第七期民國憲法實行時代?！薄?〕陳獨秀:《吾人最后之覺悟》，載《青年雜志》1卷6號。

陳獨秀總結了明清以降中國人對西方文明的認識過程，其結論是:“自西洋文明輸入吾國，最初促吾人之覺悟者為學術，相形見絀，舉國所知矣;其次為政治，年來政象所證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殘之勢。繼今以往，國人所懷疑莫決者，當為倫理問題。此而不能覺悟，則前之所謂覺悟者，非徹底之覺悟，蓋猶在惝恍迷離之境。吾敢斷言曰: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薄?〕陳獨秀:《吾人最后之覺悟》，載《青年雜志》1卷6號。國人對西方文明由“學術”而“政治”而“倫理”層層遞進的覺悟過程，伴隨著文明沖突的創痛和改革運動的挫折，陳最終寄希望于西方自由平等理念的啟蒙，以廢除儒教的倫理革命為徹底的“最后之覺悟”。

1919年，北大學生領袖傅斯年在《時代與曙光與危機》中，對中國人之覺悟過程有如下總結:“中國人從發明世界以后，這覺悟是一串的。第一層是國力的覺悟;第二層是政治的覺悟;現在是文化的覺悟;將來是社會的覺悟?！薄胺蚕嘈鸥脑焓亲陨隙碌?，就是以政治的力量改社會，都不免有幾分專制的臭味;凡相信改造是自下而上的，就是以社會的培養促進政治，才算有徹底的覺悟了?！备祻娬{指出:“原來中國人既受很長久的專制，逢事葫蘆題也是在長久專制的支配之下，當然的現象，再加上中國人每于覺悟之后善于反動，到了現在，社會上真七忿八亂了。自從歐化到中國來，還不曾深深習染，先起了很強烈的反動，學術思想上的反動，可以章太炎為代表，政治上的反動當然以袁世凱為代表，遠遠的馱著專制精神的壓力?！薄?〕傅斯年:《時代與曙光與危機》，載《傅斯年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第349—350頁。

1923年2月，晚清維新宿將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回顧晚清以降中國人覺悟的三個階段云:“第一期，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這種感覺，從鴉片戰爭后漸漸發動，到同治年間借了外國兵來平內亂，于是曾國藩、李鴻章一班人，很覺得外國的船堅炮利，確是我們所不及，對于這方面的事項，覺得有舍己從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學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漸次設立起來?！诙?，是從制度上感覺不足。自從和日本打了一個敗仗下來，國內有心人，真像睡夢中著一個霹靂，因想道，堂堂中國為什么衰敗到這田地，都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變法維新’做一面大旗，在社會上開始運動，那急先鋒就是康有為、梁啟超一班人?！麄兊恼芜\動，是完全失敗，只剩下前文說的廢科舉那件事，算是成功了?！谌?，便是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锩晒⒔?，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漸漸有點廢然思返，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制度，決計不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悟?！薄?〕梁啟超:《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載《飲冰室文集》之三十九，中華書局，1989，第43—45頁。

梁啟超指出，這三期間思想的進步呈一波接一波新陳代謝的現象:第一期，如郭嵩燾、張佩綸、張之洞等輩，算是很新很新的怪物。到第二期后半，張之洞居然已成老朽思想的代表。在第二期，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嚴復等輩，都是立在前陣的新思想界勇士。到第三期時，許多新青年跑上前線，這些人逐漸被擠落后，甚至已經全然退伍了。這種新陳代謝現象，可以證明這五十年間思想界的血液流轉迅速，思想界的體氣實已漸趨康強。梁強調:“我覺得這五十年來的中國，正像蠶變蛾、蛇蛻殼的時代。變蛾蛻殼，自然是一件極艱難、極苦痛的事，哪里能夠輕輕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變必蛻的機能，心理上還有必變必蛻的覺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艱難苦痛經過了，前途便別是一個世界?！薄?〕梁啟超:《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載《飲冰室文集》之三十九，第47頁。

梁啟超以“蠶變蛾、蛇蛻殼的時代”喻近代中國的轉型時代，以強調中國現代化過程之“極艱難、極苦痛”。中國人改革意識之循“器物—制度—文化”而層層遞進，正是伴隨著改革的一次次挫敗。在陳獨秀、梁啟超和傅斯年的歷史反思圖景中，思想史與社會史是一個互為因果的有機整體，國人對中西文明的認識史是與中國現代化的社會轉型歷程同步的。

按照黃仁宇對中國現代化運動的闡釋，中國晚清以來在西方文明刺激下作出了“梯度式的反應”:“造船制械，力求爭取現代科技的改進既無實效，則企圖從法制方面革新，如修改憲法、編列預算。如此計劃可能動搖傳統皇權制度的根本，于是索性異于日本方式，而推翻兩千多年來的君主制度。如此再無實效，則發動五四運動，知識分子主張自身的革新，范圍及于生活習慣語言文字，只有法國大革命前的啟蒙運動和俄國革命前的民粹主義運動與之稍近似?！薄?〕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北京三聯書店，1997，第470頁。在黃仁宇看來，“中國若非采取如此一波推一波的方式，則不能走入全面改革，一次失敗，就加添下一層之壓力?！薄?0〕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473頁。

對于近代中國激進主義之父譚嗣同，黃仁宇頗表“同情之了解”:“譚嗣同在戊戌變法失敗后自愿犧牲，他已看清中國需要改造的地方范圍極廣，歷時必久，流血必多，因之不惜以一身去標榜其必然性。這表明新舊之間距離之大?！薄?1〕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471頁。新舊距離之大，沖突之烈，這正是中國與英國、美國現代化之最大差別，也是中國激進主義產生的根本原因。

黃仁宇的“梯度式反應”模式，運用改革與社會環境之互動關系的分析框架，將改革的激進與傳統的保守，視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之互為因果而不可分割的兩個面相。在“梯度式反應”中，“改革—失敗—壓力—再改革”的循環模式，呈現為一個波浪式的激進化過程。近代中國思想的激進化，實為這一“梯度式反應”之表征?！疤荻仁椒磻边@種一波推一波由局部而全面的改革，實為中國現代化變革的獨特模式。

如果說近代中國對西方沖擊的“梯度式反應”是一種時間型反應模式，它表現為器物—制度—文化之改革的歷時性推進;那么，日本明治維新的“立體式反應”則是一種空間型反應模式，它表現為“文明開化”、“殖產興業”、“富國強兵”三大國策之全面改革的共時性展開。

在“五四”前期，信奉英國式調和論的李大釗認為:社會的進化有賴于二力之互動?！坝股鐣橛兄刃蛑M步，最宜使二力同時皆有活動之機會。即使二力為空間的交互動作，勿使徒為時間的交互動作。歐洲中世黑暗時代，保守主義與傳襲主義之勢力過重，其結果則淪于腐敗。法蘭西革命時代，則進步主義，趨于極端，不能制止，其結果又歸于爆發。是皆不能使二力為空間的交互動作之結果，以致反動相尋，不能并立于空間，則求代興于時間。至是乃不免猛烈之震動，而平流以進之秩序，遂無可望?！薄?2〕李大釗:《調和謄言》，載《李大釗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第555—556頁。日本明治維新之全方位改革的“立體式反應”，即屬于二力“空間的交互動作”，這是新與舊的良性互動。而不幸的是，近代中國的“梯度式反應”，則近于法國式革命與專制消長的二力“時間的交互動作”，這是一種新舊兩極振蕩的非良性互動。

現代化的基本特征是市場化和民主化。對于中華帝國的現代轉型，民主化尤為艱難。民主歸根結底是一個權力下移的過程。英國的民主轉型，經歷了數百年由君主而貴族而資產者而平民的權力漸次下移過程。而中國由西方刺激而起的帝國之民主轉型，則如“巨石走峻坂”，其由君主而民主的急劇權力下移，中間并無英國那樣數百年貴族權力和資產者權力的緩沖過渡。此為中國政治轉型激進動蕩不已的原因所在。

對于帝制中國民主轉型之艱難，傅斯年有深刻的認識。在他看來，現代社會是一個平等化的時代，其最后的結果是社會的“山淵平”。人類從原人到未來社會的進化是一個拋物線，起點和終點都在平地上，只是地點不同。傅獨具慧眼地分析了封建和專制之異，他強調指出，中國社會及其素質是被兩千年專制歷史陶鑄而成的?！皬姆饨ㄌ胄鲁绷?，和從專制跳入新潮流，所得結果當然不同。封建誠然不是一個好制度，卻還存著幾分少數人自治的精神，不至于把黏土變成沙漠，把生長體變成機械，把社會的發育換作牛馬群的訓練。顧亭林論封建，幾乎要把郡縣變成土司一般的制度?！了具€比專制好;土司縱不能幫助適合的滋長，也還不至于把社會變成散沙一般的群眾。在專制之下只有個人，沒有什么叫做‘公’的，所以在個人的責任心之外，不負個社會的責任心，原是當然。所以中國的社會大半是機械似的，不能自生自長自持自動，一切全由外力?！薄?3〕傅斯年:《時代與曙光與危機》，載《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348頁。中國之所以難以走“自生自長自持自動”的社會演化之路，其根源在于專制主義造成的社會凋敝。

傅斯年關于民主化的“山淵平”和“拋物線”之喻，解釋了中國轉型“巨石走峻坂”之激進化的原因。就權力而言，如果說英國式有限君主制的弱王權只是一個和緩的山坡，而中華帝國之大一統專制主義的強王權則是一個陡峭的“峻坂”。二者“拋物線”的平緩和陡峭，自然不可同日而語。

近代中國的激進主義是改革危機的產物。民國初年，共和流產，社會凋敝。憲政幻滅后極度悲觀的陳獨秀致信章士釗云:“國政劇變，視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紀?！試鴷馍⒁詠?，百政俱廢，失業者盈天下。又復繁刑苛稅，惠及農商。此時全國人民，除官吏兵匪偵探之外，無不重足而立。生機斷絕，不獨黨人為然也。國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薄?4〕陳獨秀:《致〈甲寅雜志〉記者》，載《甲寅雜志》1卷2號。陳在憲政幻滅后感到的萬念俱灰的絕望，與百科全書派哲人愛爾維修當年對法國政局的悲憤絕望，何其相似。陳的激進，正是由舊勢力之頑固和時局之黑暗所催生的。

中國的激進主義歸根結底是晚清以還政治失敗的產物。誠如張君勱深刻指出的:“獨至近數十年來，國家對外，屢次失敗，于是思想界上有一種特殊的現象，即總覺得自己不如人家。始焉以為吾之不如人者，在于船堅炮利;繼焉以為吾之不如人者，在于政治法律;今則以為吾之倫理、吾之社會、吾之立身處世的態度與夫吾之學術方法，一切都不如他人。換句話說，應棄其所固有，惟外人是從，質言之，甘心為外人奴隸，思想自主權之掃地以盡，未有如中國今日之甚者。人類眼光是勢利的，對外之勝敗，最能影響于國家之政治與學術。日本在政治上能早早建設起來，故其思想界上不聞有如‘打倒孔家店’之說，反以其維新之成，歸功于陽明學?？梢灾紊现晒φ?，不至牽動固有思想的權威，而政治上之失敗者，則其固有思想，必受殃及池魚之禍?！薄?5〕張君勱:《學術的自主權》，載《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第95頁。張將激進主義歸因于政治失敗的反應，無疑是深有見地的，中日現代史即為明證。

鄒讜則將近代中國激進主義的興起歸為中國文化整合型結構的全面危機。他認為，在傳統中國的“文化—社會—政治—心理結構”中，各系統之間的關系密不可分，這是西方任何社會所無法比擬的。經過數千年的歷史演進，中國的文化、社會、政治、心理各個系統相互適應，到19世紀已形成了一個“高度一體化的整體”(highly integrated)。雖然經過多次改朝換代，但這一“高度一體化的整體”基本上是穩定的。同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日本對西方的反應如此迅速和敏捷，其關鍵在于日本的政治制度不是君主專制政體，而是封建制，雖然其比西歐的封建制度更為集中化。日本引用了中國很多東西，但沒有采用科舉制度，沒有形成一個文化、社會、政治、心理“高度一體化的整體”。而19世紀中國的“文化、社會、政治、心理結構”是一個“高度一體化的整體”，要改變其中任何一部分，都必須涉及很多其他部分。如果采用“堅甲利兵”，立刻會涉及傳統知識分子的地位、意識形態，以及軍事、政治制度等一系列問題，根本得不到一個新的社會力量的支持。這樣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局面，使中國對西方文化產生了強大的排拒力。因為中國是一個“高度一體化的整體”，它的抵抗力和保守力相當強大，所以要變就必須整體地變，沒有別的道路可以選擇?！?6〕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第54—55頁。鄒讜強調，晚清以降，中國在西方文明的沖擊下陷入了“全面危機”?！拔C”指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又非傳統的方法或從傳統衍生的方法所能解決?！叭嫖C”意味著危機不僅僅發生在某一方面，而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共同發生了危機?！?7〕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第50頁。由于受到外來文明的沖擊，晚清中國社會發生了全面危機。這種全面危機表現為統治階級的解體和整個政治制度的崩潰。由于這種崩潰，在內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產生了新型的知識分子，他們接受了外來的意識形態，拋棄或重估了傳統的意識形態和文化風俗習慣，所以“五四”時代各種外來的意識形態在中國都有人接受?！?8〕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第54頁。

在鄒讜看來，傳統文化的破產，使中國陷入了全面的危機。在危機之中，社會的每一個領域——從家庭制度到政治和經濟制度——都出了問題。要應付這一危機，不能像胡適說的那樣，點點滴滴地經過一個長時間的演進，排除用政治手段，無組織地、無計劃地由社會中的各種群眾和個人去改造社會各領域的思想制度與生活方式，這需要太長的時間。只有用政治的力量對社會進行全盤改造，才能解決全面的危機?！?9〕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第49頁。20世紀中國革命與全能主義的興起，正是中國一體化結構之全面危機的產物。一體化結構、全面危機、革命、全能主義構成了一條歷史的因果鏈。

中國激進主義不單單是一個思想史問題。研究近代中國的激進主義，應將觀念置于其產生的歷史語境之中加以解讀，以了解前人立說之用意和對象。離開帝制中國之政治結構和文化傳統的僵化保守，離開百年中國的全面危機，離開中國現代化運動之“改革—挫折—改革”一波三折的“梯度式反應”，就無從了解中國近代思想的激進化。

激進和保守是一對孿生子，余英時所揭示的中國近代思想的激進化和姜義華所強調的百年中國保守勢力的強大，共同構成了中國對西方刺激的“梯度式反應”。

三、剛與柔的辯證法

晚清以降，中國從一個篤古不變的古老民族轉變為一個“不斷革命”的現代民族，其民族精神之由靜而動的蛻變，成為世界現代史上的一大奇觀。其實，現代中國之保守與激進的轉化，有著深刻的心理原因。

法國心理學家勒龐(Gustave Le Bon)認為，一個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元素必須具有剛性與柔性的平衡。只有當構成民族精神的那些要素擁有了某種程度的剛性之后，這種民族精神才算穩定地建立起來。另一方面，它還必須具有柔性。沒有剛性，先輩的精神就無法繼承;而沒有柔性，則先輩的精神就不能適應由文明進步所帶來的環境的變化?！耙粋€民族的民族精神如果過于柔韌，就會導致革命的不斷發生;而民族精神如果過于僵化，則會導致這一精神走向沒落?！薄?0〕［法］古斯塔夫·勒龐:《革命心理學》，佟德志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第37頁。因而，民族精神的理想境界是剛柔相濟。在勒龐看來，古代羅馬和現代英國或許是少數實現了這種剛性與柔性之平衡的完美典型。英國經歷了兩次革命，并且還把一位國王送上了斷頭臺，但仍可稱得上是一個穩定的國家。這是因為其民族精神既穩固得足以守成傳統并取其精華;又柔韌得足以修正自身而不逾規矩。英國人從來沒有像法國大革命中的革命者那樣，夢想以理性的名義徹底打破古代的傳統，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1〕古斯塔夫·勒龐:《革命心理學》，第38頁。勒龐顯然認為英國剛柔相濟的民族精神是完美的，而其保守和進步兼備的溫和革命遠遠優于法國革故鼎新的激進革命。

勒龐比較了英法傳統后發現，英國民族精神剛柔相濟，法國民族精神則剛有余而柔不足。對于祖國民族精神的過于僵化，他深表遺憾:“如果她再多一點柔韌性的話，古代的君主政體或許就會像其他地方那樣慢慢地轉變過來，而我們也就能夠避免大革命及其破壞性的后果了，重塑民族精神的任務也就不至于如此艱難了?！薄?2〕同上。

透過法國大革命的反思，勒龐揭示了一條驚人而又極為深刻的革命心理學原理:“那些精神極為穩固、持久的民族通常會爆發激烈的暴力革命，由于不能通過逐步的演進來適應環境的變化，所以當這種適應必須做出時，他們不得不在猝然之間被迫激烈地改變自身?！崩正嫷慕Y論發人深省:“一個民族的傳統精神決定其命運?！薄?3〕同上。其實不獨法國革命，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激進性，亦皆與其民族精神和文化傳統的過于剛性有著因果關系。

英國式的弱王權型多中心秩序，孕育了自由傳統、多元主義和妥協精神，而這些正是法國式的專制主義大一統社會所缺乏的。英法民族精神的差異，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海島和大陸的不同歷史演進路徑。英國民族精神兼具海島國家的水之柔韌與土之厚重，它表征著海洋性格的變動性與大陸性格的穩定性之間的完美平衡。而在法國、俄國和中國等大陸國家的民族精神傳統中，恰恰缺乏海洋的柔性，以致傳統過于僵化而難以適應現代化之歷史大變局的挑戰。

中國社會之大陸式的剛性結構與傳統，是滋生激進主義的溫床。激進起于保守勢力之抗拒和改革壓力之積聚?！拔逅摹毙挛幕T賢之激進主義的要旨，即在于以柔克剛，矯枉過正。陳獨秀堅持激烈的反傳統主義并反對調和論，其理由在于:“新舊因調和而遞變，無顯明的界線可以截然分離，這是思想文化史上的自然現象，不是思想文化本身上新舊比較的實質。這種文化史上不幸的現象，是人類惰性的作用;……這等萬有不齊新舊雜糅的社會現象，乃是因為人類社會中惰性較深的劣等民族劣等分子，不能和優級民族優級分子同時革新進化的緣故;……所以新舊調和只可說是由人類惰性上自然發生的一種不幸的現象，不可說是社會進化上一種應該如此的道理;若是助紂為虐，把它當做指導社會應該如此的一種主義主張，這便是誤盡蒼生了?！薄?4〕陳獨秀:《調和論與舊道德》，載《新青年》7卷1號。

魯迅曾痛心疾首地哀嘆:“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薄?5〕魯迅:《娜拉走后怎樣》，載《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第268頁。他強調:“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里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愿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薄?6〕魯迅:《無聲的中國》，載《魯迅全集》第4卷，第13—14頁。

胡適歸國不久曾對傳統之惰性不勝感慨:“我以為這二十年來中國并不是完全沒有進步，不過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兩步，所以到如今還是這個樣子?！薄?7〕胡適:《歸國雜感》，載《新青年》4卷1號。后來，胡適在為西化主義辯護時指出:“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但我同時指出，文化自有一種‘惰性’，全盤西化的結果自然會有一種折衷的傾向?！F在的人說‘折衷’，說‘中國本位’，都是空談。此時沒有別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盤接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盤接受了，舊文化的‘惰性’自然會使他成為一個折衷調和的中國本位新文化。若我們自命做領袖的人也空談折衷選擇，結果只有抱殘守闕而已。古人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風斯下矣?！@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們不妨拼命走極端，文化的惰性自然會把我們拖向折衷調和上去的?！薄?8〕胡適:《獨立評論》第142期《編輯后記》。胡適的激進，實為“取法乎上”的文化策略。

傅斯年亦主張破壞傳統，反對新舊調和。他強調:“新道德與舊道德，新思想與舊思想，新文藝與舊文藝，同時占據同一空間，不把一種除去，別一種如何進來?……一個空瓶子，里面并沒多量的渾水，把清水注進就完了。假使是個渾水滿了的瓶子，只得先把渾水傾去，清水才能鉆進來。中國是有歷史文化的國家，在中國提倡新思想、新文藝、新道德，處處和舊有的沖突，實在有異常的困難，比不得在空無所有的國家，容易提倡。所以我們應當一方面從創造新思想、新文藝、新道德著手;一方應當發表破壞舊有的主義。這是勢必處此的辦法?！薄?9〕傅斯年:《破壞》，載《新潮》1卷2號。傅倡言對中國傳統施行根本改革:“天地間事，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各不相下，便成旋風，旋風是最討厭的。所以調和是遷就的別名，遷就是糟糕的綽號。政治上調和，才有今日的怪現狀，學術上講調和，才有所謂‘古今中外黨’?！薄?0〕傅斯年:《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載《新潮》1卷5號。

即使是文化保守主義者梁漱溟，亦對近代中國之變革的艱難和激進表示同情:“中國以其固有文化之特殊，社會構造歷久而不變，抑且已到了自己不能再有什么變化的地步。及至近百年東西交通，人類歷史匯合一流，此老社會為新環境所包圍，且不斷地予以新刺激，乃迭起變化不能自已，以求其適應。顧每一度變化均不見有何積極成功，只是他自身更深一度的崩潰解體。至于今日，殆猶未知其所屆。其所以然，則以中國西洋在文化上之不同是根本的，其距離之度至大故也。不窮追至于最后，不能為新的構造?！薄?1〕梁漱溟:《中國此時尚不到有憲法成功的時候》，載《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第467 頁。

可見，“五四”諸賢之“反傳統主義”的“激進”，恰恰與“傳統”之“保守”成比例。陳獨秀用“以石條壓駝背”為錢玄同廢除漢字之偏激主張辯護，即以激進對抗保守的矯枉過正為理由。陳、魯、胡、錢、傅的激進，折射出中國大陸式社會結構與文化傳統過于剛性的僵化，以及中國現代轉型之“蠶變蛾、蛇蛻殼”的艱難。

勒龐的革命心理學深刻地揭示了激進與保守辯證法之奧秘。物極必反，百年中國從傳統之穩定到變革之劇烈，剛柔相倚，靜動轉化，往往呈現歷史鐘擺的兩極振蕩，而且傳統愈僵化而變革愈激進。傳統與反傳統，猶如宇宙物體之作用力與反作用力，二者方向相反，強弱相等。中國兩千年帝國老傳統之“剛”與百年革命新傳統之“柔”，實為一個硬幣的兩面。

激進主義是一種封閉型的極化社會的極化心理，中國近代的激進主義，正是中國大一統帝制結構面臨現代文明之壓力的產物。正如余英時與姜義華都正確強調的，一個以強大的中間階級為基礎的開放社會，可以避免激進主義的單向發展，而達致激進與保守的良性互動。因而，反思百年中國激進主義之偏激，既要知其然，又不可不知其所以然。近代中國思想“巨石走峻坂”之激進，或“石條壓駝背”之極端，離不開“峻坂”和“駝背”的現實，其偏頗極端，既有進步主義和革命崇拜之迷思，亦含矯枉過正之策略。

余英時所欣賞的西方現代社會中激進、自由、保守之三足鼎立，以及激進與保守圍繞自由秩序的良性互動，其前提是一個已完成轉型的現代開放社會。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開放社會，可以消解激進主義，如現代西方和20世紀末的臺灣地區。然而，這與處于現代轉型大變局中的中國近代激進主義，其時間和空間之落差，自然不可同日而語。對于中國近代的激進主義而言，可比較的歷史參照系，與其說是海洋國家的英國或美國，毋寧說是大陸國家的法國或俄國。激進主義恰恰是大陸國家現代轉型之歷史宿命。

四、啟蒙與革命:大陸國家轉型之命運

在世界現代化史上，大陸國家的社會轉型往往與革命相伴隨，最著名者莫如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案锩沁M化壅塞時的潰決”(顧準語)。革命的洪水猛獸源于進化的壅塞，沒有進化的壅塞就沒有革命的潰決。專制是革命的酵母，沒有專制就沒有革命。誠如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所言:“受不了新壓力的舊機器的爆炸，或受不了新酒發酵的舊瓶子的爆炸，便是革命?！薄?2〕［英］阿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中)，郭小凌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46頁。

關于社會轉型之路徑，湯因比指出:“當一個社會的原有組織結構受到了一種新的社會力量挑戰時，它可能有三條出路:一條是在面對這種情況時和諧地自行調整結構，一條是革命(它是一種被拖延了的不和諧的調整)，一條是反常?！绻椭C的調整占了上風，這個國家就會繼續生長;如果發生了革命，這個社會的生長過程就要變得越來越危機重重;如果出現了反常，我們就可以給它下一個衰落的診斷?！薄?3〕湯因比:《歷史研究》(中)，第47頁。在湯氏看來，當生命受到由內部呈現的一些新的動力或創造性沖動的挑戰時，個人或社會并不是注定要在下列兩條道路之間作徒然的抉擇:要么，固守畸形狀態而失敗，要么，采取革命而滅亡。還有一條得救的中間路線，在舊秩序和新方案之間取得相互調整，達到更高水平的和諧?！?4〕湯因比:《歷史研究》(下)，第288頁。

英國的現代轉型是“和諧的調整”模式之范例，它避免了激進與保守的對抗沖突。湯因比贊譽“英國能順利地在舊瓶里裝進了新酒，還不至于引起舊瓶爆炸”，是一種“驚人的技藝”?！?5〕湯因比:《歷史研究》(上)，第300頁。與歐洲大陸國家相比，“舊瓶裝新酒”的英國轉型模式的獨特性在于，它沒有反叛傳統的啟蒙運動，沒有廢除君主的革命，甚至沒有一部象征革命成果的成文憲法。英國的轉型是自由秩序自生自發演進的成功范例。根據艾倫·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的研究，至少早在13世紀以前，英國已演化成一個“非農民的個人主義社會結構”?！?6〕參閱［英］艾倫·麥克法蘭:《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管可秾譯，商務印書館，2008。英國模式表明:社會愈自由，新文明的阻力愈小，改革就愈溫和。

然而，令嚴復以降一代又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心儀的英國模式，卻可欲而不可求。英國現代史的吊詭，在于其既孕育了現代性之主流典范，但又走了一條島國式的非典型現代化之路。除了美、加、澳、新這些大英帝國殖民地成功地移植了英國現代文明，英國的主流現代性與非典型現代化之吊詭，困擾了多少現代化的后來者。令人悲哀的是，不是漸進的英格蘭模式或北美新英格蘭模式，而是激進的法國大革命模式，成為大多數國家現代化的樣板。知識分子、啟蒙、革命、激進主義，成為大陸國家現代轉型之歷史特色。

法國、俄國、中國的革命，原于其老秩序之“舊瓶”裝不了現代性之“新酒”。啟蒙是革命的導火索。誠如湯因比所言:“在文明的一般接觸中，只要被侵入的一方沒有阻止住輻射進來的對手文化中的哪怕僅僅是一個初步的因素在自己的社會體中獲得據點，它的唯一的生存出路就是來一個心理革命?！瓕W習以敵人自己的武器和敵人戰斗，這樣做或許能拯救它自己?！薄?7〕湯因比:《歷史研究》(下)，第275頁。這種危機中的后進國家的“心理革命”，激進固然難免。

黃仁宇從經濟轉型的視角研究革命，指出:法國革命、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同屬于“大陸性格的國家”之革命。這三個國家在改革過程中遭遇重重困難，由于過去農業體制積習過深，政治上中央集權牽涉過廣，所以不容易脫胎換骨。新社會需以商業習慣為前提，其活動以低層結構的功能為準據。法國的舊體制、沙皇俄國和傳統中國，不能立刻適應環境，也由于現存體制中無法產生各項經濟因素完成自由交換之規則，以適應此需要?！?8〕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363頁。黃進而認為，中國命運坎坷改造艱難的總原因在于，傳統中國的政治社會結構和西方現代型國家的經濟組織相去甚遠，而且自思想理論至生活經驗，中國文化中可資改造利用者甚少?！?9〕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453頁。傳統之古老僵化，新與舊之巨大鴻溝，是中國現代轉型之趨于革命和激進的根本原因。開放社會產生開放心靈，封閉社會則滋生激進心態。故激進不單是一個思想史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史問題。與溫和漸進的英國模式相反，在自由匱缺的大陸國家，由于農業帝國之古老傳統的巨大阻力，文明轉型往往走上激進的革命之路。

余英時認為，在正常狀態下，“保守”和“激進”可在緊張之中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世界上幾個主要文化大致都循此一張一弛的軌跡發展而來。其實，這一觀點似可商榷。以工業最發達的西方七國集團(后來俄羅斯加入而成西方八國集團)為例，美英法德意日加七國，只有美英加三個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符合“保守”和“激進”動態平衡的模式(或稱英美模式)，而其余諸國的現代轉型都經歷了劇烈的社會振蕩，如法之激進主義和德意日之保守主義的偏執及其災難?？梢?，英美式“保守”和“激進”的動態平衡，并非現代文明轉型之常態。英國模式之舊瓶裝新酒而不至于引起舊瓶爆炸，實在是一種文明史上的“驚人的技藝”。

在湯因比揭示的改革、革命和反常三條社會轉型路徑中，“和諧地自行調整結構”的改革無疑是最完美的境界，但其可欲不可求，只有英國等少數國家享有其幸運;而革命則是改革不成而“被拖延了的不和諧的調整”。與改革之“和諧的調整”相比，革命之“不和諧的調整”固然不幸和代價昂貴，但其調整之“被拖延”，則要歸咎于新舊文明沖突之劇烈以及舊勢力抗拒現代性之頑固。

思想觀念總是一定歷史語境的產物。世界現代化史證明，社會愈自由，改革的阻力愈小，社會轉型的方式愈溫和;反之，社會轉型則愈易趨于激進主義。因而，我們對百年中國的激進主義不妨進行“同情之批判”。中國現代化的命運多桀，原于其帝國轉型之“走獸變飛禽”(黃仁宇語)的艱難蛻變。革命和激進，是中國之“大陸性格國家”現代轉型的歷史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