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思想政治教育的話語轉換

許蘇明

（東南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 南京211189）

話語轉換是人類社會文化發展與傳承過程中始終存在的主題。話語是“一套在一定的歷史時空規限下相互聯系的思想，它嵌在文本、言詞和各種踐行之中，關涉尋找、生產和證實‘真理’的各種程序”［1］81，體現一定社會的文化意識、思想觀念和價值立場。話語的生成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并受實踐方式和社會文化結構的影響，在文化實踐“發生—發展—轉化”整體運行中既保持了話語的歷史連續性，又創生出獨特的實踐話語體系，實現了由原初話語到新型話語的轉換，其意義在于重新詮釋歷史話語，創生話語類型，使其在新的社會發展和文化語境下煥發出新的生命力。思想政治教育理論作為一種文化政治形態，也是一種話語論述，遵循一般話語的生成規律，在社會認同、社會關系、知識體系和信仰體系的建構中發揮社會建構功能。思想政治教育在長期實踐過程中形成了以文本話語、精英話語、傳統話語和說事話語等幾種話語形態并存的局面，隨著當代社會的迅速變遷，話語格局已不再是理論話語一枝獨秀，也不是少數話語言說者的個體獨白，而是在話語類型多樣化時代背景下表現出新的話語形態。因此，加強思想觀念建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生命力，必須推進思想政治教育的話語轉換。

一、從文本話語向生活話語轉換

在闡釋政治本體和話語連接問題時，拉克勞、墨菲認為，政治背后蘊含著話語主導權，政治本質上是話語政治，它是通過文化霸權或意識形態塑造來實現的。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實踐和傳播形式，通常附著在書籍、條文、理論等相互關聯的文字網路中，成為社會政治領域的主要敘述話語——文本話語。這種話語是在充分的論證和實踐批判的基礎上，通過納入理論、學術建制而形成的一種純粹的理論或學術風格的陳述式表達，表達言者意圖，在意義方面說明世界、闡釋世界、建構世界。在政治統攝一切領域的社會階段，政治原則支配著不同的語言、思想、行為方式的潛在邏輯，“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實踐的話語從權力關系的各種立場建立、培養、維護和改變世界的意義”［2］60-62，成為純粹的靜態的語義政治學，表現出明顯的權力特征。思想政治教育文本話語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因其側重理論化和抽象化的語言表述，往往在具體的實踐中出現理論與現實的脫節和矛盾，表現在：意識形態理論的宏大敘事以政治統攝形式自上而下組織社會活動，規劃非日常世界的精神生產，分割了社會生活的整體性，忽略了處于社會結構底基的“日常生活”和“微觀世界”的建構；“實際上已經抽象掉了人類社會運行和人的生存的歷史的和現實的文化豐富性”，也就忽略人的實踐、價值和意義的特殊地位的關切，也客觀上造成對事物和生活世界的人的自由壓制，使文本話語變成了“抽象的原則、原理、教條、規律性、必然性等普遍性知識”［3］10。隨著社會的深刻變革，生活世界的個性差異、利益多元以及“目的理性”，已經動搖了傳統價值規約，思想政治教育文本話語日益處于“脫域”狀態，給定的理論范疇與社會生活之間存在著的距離越來越大。實際上，非日常生活與日常生活世界（包括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形式）的有機統一，才能涵蓋人類社會的全部存在域。因此，我們不能脫離現實社會生活，僅僅依靠宏大和一般理論層面來解釋世界，而是要結合生活世界的多樣性、豐富性和實踐性，從嚴肅和刻板的文本話語中擺脫出來，拓展思想政治教育話語領域，實現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形式從文本到生活的轉換。

思想政治教育文本話語向生活話語的轉換，實質上是將理論的宏大敘事與個體的具體經歷相結合，濃厚的理性情懷與清新的生活氣息相結合。作為人際交往的工具，任何話語系統都表征著人際關系的建立，體現人類共同行為的社會性特征，趨向于主體間的“互動性”，它內在地排斥抽象化和主觀化，并且在社會實踐和現實生活中產生意義而非被強加。生活話語就是如此，它注重實踐性、社會性和生活化，將話語與日常生活實踐結合起來。馬克思就很重視日常生活領域，認為“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保?］78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也把物質生產資料的生產與人自身的生產統一起來［4］。只是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后所建構的唯物史觀，著重強調了“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對日常生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生活話語顧名思義就是日常生活中用于交流的話語，它連接社會歷史和時代背景，貼近生活，淺顯易懂，在具體的語用情景中，便于人們能夠正確理解、合理運用和有效溝通。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生活轉換正如以上所言，它結合生產生活方式、社會信仰體系以及既有文化結構的變化，試圖彌合社會領域的話語隔閡，克服文本的“單向度”話語邏輯，回歸日常生活的整體性，面向感性直觀、豐富生動的生活世界，注重對人的生存與發展的深切關懷?！坝猩膫€人的存在”［4］67者正是日常生活世界的主體，“生活世界（或日常生活世界）的本質規定性和內在機制正是文化所包蘊的價值、意義、傳統、習慣、給定的規則等?！保?］7在共有的生活實踐和習慣語境中領會話語，能夠保持話語意義的連貫性、通約性和有效性。語言內含著社會批判的功能以及話語的交往功能，將話語置于現存的生活世界，恢復話語的生活本源和文化根基，從確證和維護個體的生命價值，以主體間的交往互動，增進對生活話語的認同感，促進文本話語的更新和創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活話語將語義嵌入語言行動中，這種“言外行為”（以言行事）風格，有利于克服文本話語的“言內行為”（命題行為、以言表意）獨立于人際交往過程中的獨白式的、純邏輯的語言分析的不足，更好地發揮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表意功能和社會功能。

二、從精英話語向大眾話語轉換

精英是社會中有著特殊地位與身份的少數階層，這里僅指政治精英和理論精英。精英話語彌散著權力和知識的味道，話語的“陳述”受到話語主體意志和權威的指示和限定，影響著話語風格和運用方式。政治精英話語通常是以政策的制定、發言稿等形式呈現，因此具有明顯的政策性傾向，屬于政策話語系統。理論精英是有影響力的少數話語個體通過聚攏，以理論話語呼應政策話語，以概念、范疇形式加以概括、升華或轉化，使之自成體系，保證一定邏輯性、抽象性和知識性。精英話語的言說機制是管理層掌控話語領導權和話語類型，通過話語的規范整合，引導話語個體（社會大眾）的話語陳述和應用，通過知識規訓過程實現思想控制。但是，這種精英版本的話語總是保持著一種社會強勢群體的政治身份姿態和選擇“宏大敘事”策略的個體獨白式的優越。隨著社會轉型，在網絡化和信息化時代，一元與多元、共性與個性、反叛與接受、創新與自保、理想與現實等等一系列的矛盾與沖突，不斷消解精英話語權威，社會大眾越來越難以承接一成不變的“嵌入式”的意識形態內容，“盡管他們還在不斷言語，但無人聆聽，沒有對話”［5］1，這些話語“只是以抽象的、碎片的、枝節性的、萌芽的形態或方式出現在某些個體的意識中，出現在社會理論和精神的流動之中，出現在社會運行的某些方面或某些側面，而沒有作為社會的深層的和內在的機理、結構、圖式、活動機制、存在方式、文化精神等全方位地扎根、植入、嵌入、滲透到個體生存和社會運行之中”［3］12，實際上是精英與大眾共同話語的缺失，已經不能達成思想共識和意義共享。社會大眾受到異質文化的“話語”、“風格”和“類型”的影響，不斷對主導話語懷疑、抵觸和否定，衍生出異于意識形態話語空間的意義爭奪的“反話語空間”，正如漢特·阿倫特指出的：“只要人們聚集在一起并協調行動時，權力就產生了?！保?］68大眾產生的恰恰是易于主導性話語的反話語權，“‘反話語’致力于在主導性話語所建構的權力關系之外重新建構一種對抗性的話語陳述系統，即重新解釋世界并賦予其特定意義，進而對主導性霸權話語所形成的合法性發起質疑和拷問，重新賦予環境系統另外一種隱形而共享的話語秩序和解釋意義，因此形成了一種話語性的空間對抗關系”［7］163。這種話語，也如其他事物的發展過程一樣，“螺旋式”上升，并在文化話語創造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社會相對封閉條件下形成的一元化意識形態話語已經難以控制局面。走出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困境的重要策略，就要實現從精英話語向大眾話語轉換。

大眾話語不僅集中表達大眾群體思想、共同心理和社會情緒，而且還會形成一種強大的話語場域和話語能量，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大眾接受性。大眾話語的博弈體現了在理論形態上反抽象、反務虛、反空洞的現實訴求，拒斥一切消解差異性和內在性的集體形式。因為大眾話語的社會主體——大眾，已經不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高度同質化的無產階級，隨著社會階層結構的演變，已經演化成多樣的、流動性的、異質性的、幾乎涵蓋一切階層的社會力量的“大眾”①參見安東尼奧·奈格里《大綱：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帝國》和《大眾》等著作。奈格里是意大利工人自治主義運動的倡導者之一，他結合新條件下的資本主義，不斷對現行社會的革命主體進行探索，提出“大眾”概念。他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進程的推進，資本主義主導生產方式已經變換，非物質勞動逐漸取代工業勞動的霸權地位，階級主體已經成為網絡化的、流動性的、幾乎涵蓋一切社會力量的大眾，成為后資本主義階段——帝國統治秩序下的革命主體。它已經超越了工廠的空間，已不是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階段直接參與生產的高度同質化的勞動者，而是那些被資本所控制的各種異質性社會力量的匯集，包括工人、學生、失業者群體以及其他的社會、文化力量在內，即具體的社會自治團體和邊緣人員已經作為“一個新的力量，作為社會勞動力的主體資格而出現”。這些群體更為主動，具有包容性、更能抵抗性，以一種更為顯著的方式創造共同的關聯和共同的社會形式。?；谖⒂^生活世界和草根文化特征，保證了自身內部的個體性和差異性的相互溝通和統一行動所帶來的一種流動和交互的話語認同，這種認同不但具有包容性，還具有兼具主動性和差異性的公共性，超越個體與集體關系的斷裂，彌合具體與抽象之間的障礙，在多樣化、差異性之下形成公共認同，在話語表現力、豐富性和靈活性上超越傳統思想政治教育話語過于程式化的弊端，適應現代社會整體性的生活方式。但是，精英話語向大眾話語轉換并非抽空了意識形態的原有內容，而是強調話語內容更接近于社會事實，更關注于微觀領域，結合迥異的大眾及其生活體驗、社會態度和思考模式，構建與受教育者知識背景和生活背景相適應的交流話語，也就是用大眾能理解的形式、方法進行意識形態普及、宣傳、教育，將抽象的少數人的政治精英話語轉換為能夠被多數人理解掌握的話語，使思想政治教育話語通俗化、現實化，克服原有精英話語中的痼疾，使之由“理論觀念形態”轉換為“實踐觀念形態”，增強意識形態話語的針對性和實效性。比如“中國夢”作為新的話語形態，將中國千百年來歷史發展的目標、意義與價值以淺顯易懂的文辭建構出來，以“夢”寓意，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理論從個體到社會、從微觀到宏觀、從低級到高級層層深入，形象生動、合情合理，這種大眾版本的精神旗幟比傳統抽象的“宏大敘事”更具有號召力和感染力，使意識形態話語變得更加可親可敬、可感可觸，生動形象、易于理解。

三、從傳統話語向現代話語轉換

傳統話語是一種歷史話語，是對過去經驗、實踐和知識的總結和提煉，是與主流政治文化生態相適應的話語類型。思想政治教育傳統話語通常以經典馬克思主義話語為主，其重心是論證政治合法性，旨在引導社會認知。傳統話語以革命話語、階級話語、政治斗爭以及培養“現存政治系統、政治運作的同向性（或一致性、肯定性）的情感、態度和相應的政治行為”［8］9等政治話語為主導性話語，更多強調政治意義和終極價值目標。隨著社會的劇變和文化生態的變遷，諸如新媒體中的網絡話語，市場經濟實踐中的商務話語，社會生活領域中的公共話語，已經不同于傳統社會下的傳統話語形態，去政治化的社會架構開始形成。而傳統那種面對經典，繼承傳統，側重歷史知識的政治化、空泛化、工具化、形式化的話語闡釋，使思想意識形態淪為單純的名物訓詁之學，愈發缺少對現實社會的關照，失去了作為中國當代思想的原創性本原和基本理論的詮釋功能?，F代文化之下的多元文化要素所構成的“文化場”，形成多元話語形態并存的局面，潛移默化地引導和調控人們的認知方式和思維方式，迅速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中，擠占著傳統思想政治教育的話語空間，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話語霸權，舊的思想開始遭到普遍質疑，并指向傳統話語的權威地位、思想內容、價值觀念和話語方式等各個方面，傳統話語認同危機加劇了人們精神迷失和信仰虛空。因此，“話語性場域”的差異、分離、隔閡與對抗，客觀上要求突破原來語言體系的規范性和傳統話語的穩定性，并且融注新的生活經驗，參與當代思想理論的創造，實現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現代建構。

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并非專講考據，它總是與不同的文化因素發生聯系，本身具有歷史性和當代性雙重特征，既傳承歷史，又關注于未來，表征話語與社會現實之間，話語與其他社會因素之間的內在關系。在以碎裂化、異質化、多元化為特征的現代社會，必須在傳統的抽象的、普遍的、純粹意識的話語體系的基礎上，融入現代新型話語，以表達新的體驗并能夠解釋社會變遷。因為“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9］112，話語內含著自反性和超越性，具有對自身話語的批判功能。胡適也很重視話語的時間維度，強調話語的“當代性”和“當下時態”的社會發展需求，主張順應時代發展，形成脫離傳統的現代話語體系。在以“全球化”為背景的國際境遇、以改革開放為背景的國內境遇和以文化傳承創新為背景的時代境遇之下，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必須在秉承傳統精神之要義的同時順時而動：聚合時代之精髓，抓住時代之主題，反映時代之要求，體現時代之特征；依據話語變革的內在邏輯和發展趨勢，在理論建樹和現實關懷方面繼往開來，兼容并包，適應內外部語境的文化變遷。按照“繼承、吸收、創造”的要求來進行話語內容的優化，既要突出意識形態教育的主導性，又要突出對現代精神的時代訴求，還要注重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實踐的反思與批判，強化對社會價值觀的建構和社會發展的沉思。堅持“破中有立”的原則，正確對待話語內容中的“確定的內容”和“不確定的內容”，拋棄或弱化強表達，重視和闡發弱表達，使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內涵、形式等方面不斷得到拓展。但是話語作為思想的表達方式，通過文字的不同組合（形式）承載不同的思想內容，文字的不同組合（更換）構成了話語轉換的直接形式?？梢哉f，話語轉換不單單是簡單的文字表達的更換，不僅要呈現出變異、求新、突破常規的語言張力，而且還要結合社會經濟結構、生活方式、文化意識，思維方式和精神文化的變革，融入現代社會價值取向，重視人的尊嚴，關注人的“需求”、“成長”、“意義”、“精神”、“價值”和“關懷”，這樣才能重塑思想政治教育的現代維度和“話語優勢”，實現傳統話語向“群眾性”、“民主化”和“大眾化”的現實回歸，提高解釋力、言說力，為當下思想理論教育提供合理的解釋框架和理論支撐。

四、從說事話語向情感話語轉換

說事話語通常指用于與人交流和發言時的話語，傳統政治說教語言可以成為說事話語，并主要由思想政治教育者來承擔。說事話語也是意識形態理論中存在的主要話語形式，是對主導話語（文本話語、精英話語和傳統話語）的不斷重述、模仿或變換，形成次生話語形態，以實現對主導話語的拓展和繁殖。說事話語雖然相對主導話語而言表現形式較為自由和靈活，但是它不會完全超越或變更主導話語，其意義在于“限制話語偶然因素和意義自由增生的途徑，以確保話語使用的統一性，并通過這一統一性達至某種話語的控制目標?！保?0］275實際上，說事話語的產生是為了便于思想的傳達、傳遞和溝通，協調人們的思想和行動，保證意識形態話語運用的整一性和純粹性，是對主導話語的一種必要的補充、完善和闡釋。然而說事話語盡管內含著某種價值規定性，但相比主導話語而言具有相對中立性，不帶有感情色彩，實踐形式通常是單向度的“灌輸”。實際上，話語作為人際交往的中介，意義在于溝通和交流，促進參與者各方與世界發生聯系，通過“理解”這種“行為合作化機制”，達成共識而促成理性的信任，使個人實現個性化與社會化的統一，實現社會有機體的整合，這種“主體間相互領會、相互認可、相互信任和相互約定所達成的共識”，是建立在話語的“可理解性、真實性、真誠性和恰切性認知的基礎之上”［11］173的，離不開情感因素。對于情感在人際交往中的作用，休謨有其獨特的認識，他指出“同情”是同一民族人們之性情和思想達成齊一性的根源［12］。列寧同樣指出：“沒有‘人的感情’，就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人對于真理的追求?！保?3］117情感因素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提高思想政教育的有效性，還需要實現由說事話語向情感話語的轉換。

情感的表現和抒發是人的天性，任何認知的過程都包含情感的因素，思想政治教育者在說事過程中，不僅僅是認知信息的傳遞，還會無意識地注入情感因素，寓理于情，以情動人。情感話語蘊含著對真的追求，是對存在論意義上的現實的“真的解釋”和知識論意義上的“解釋的真”從思想意義上的進一步把握，克服說事話語的獨斷性，使其獲得解釋的生命力。因此，情感話語的優勢不僅在于它涵蓋和傳達了意識形態的外部系統的知識性，還在于它將話語內部體系的理解與個體的情緒、感知覺等心理過程表現出來，使話語的外在結構和心智行為過程有機統一起來，增強話語輸出的效果?？梢?，情感話語是橋接外部話語（說事話語）與內部話語，實現心靈溝通的有效方式。如果言說中缺乏積極的情感力量，在心理、情感上疏遠甚至封閉，那么整個交流溝通將變得毫無生機。雅斯貝爾斯說：“教育，不能沒有虔敬之心，否則最多只是一種勸學的態度，對終極價值和絕對真理的虔敬是一切教育的本質，缺少對‘絕對’的熱情，人就不能生存，或者人就活得不像一個人，一切就變得沒有意義?！保?4］44同樣，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科學性、先進性也只有在獲得人民群眾的情感認同時才能發揮實際作用。情感功能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的表現形式是通過教育者來實現的，教育者的情緒情感直接影響受教育者的認知效果，這種情感不僅通過語調、表情、肢體等輔助方式傳達，而且主要是以富有情感的話語內容來實現。情感的感染性和彌漫性會觸發受教育者的情感回應，形成思想政治教育主體間的情感交互傳達模式。對此，美國教育家杜威有深刻見解：“只有在學生以同情和尊敬之情關注別人的思想感情并受到激勵時，這樣的課才有效果。如果沒有這種關注別人感情的態度，這種功課對性格的影響不會大于關于亞洲山脈的知識對他的性格的影響?！保?5］372-373話語“達意表情”的情感力量，實際上是人性的彰顯，主體間平等關系和心與心的傳遞和溝通。因此，情感話語是一種感召型、濡化型、激勵型話語，是教育者站在大眾的角度，以平等的心態，將積極的情感因素融注到思想政治教育話語中去，將自身情感與意識形態內容有機融合，調動受教育者的內在的情感能量，使受教育者從情感的高度領會和理解，實現主體間的有效交流與思想共鳴。

五、結 語

思想政治教育話語轉換是社會主義政治意識形態合法化與當代社會建設實踐相結合的邏輯表達，也是在社會轉型期提升我國意識形態影響力的有效途徑。話語包含意義與關系雙重維度，它涉及社會文化的歷史傳承，但又不是簡單的傳與承的關系，不僅指向人類世界的應然追求，也寓于社會關系的實然狀態中。有效解決兩者關系，把握時代脈搏，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針對性和實效性，方能贏得民眾對社會意識形態的情感認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話語“軟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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