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翻譯作品中歸化和異化翻譯策略研究

韓德英

（山西大學 外國語學院，山西 太原030006）

林語堂作為一名杰出的作家與翻譯家，在六十余年的創作生涯中留下了極其豐碩的成果。在二十世紀國內外的文壇上，林語堂享有至高的知名度，曾經一度被美國文化界稱為“二十世紀智慧人物”之一。［1］他的一生都致力于東西文化傳遞，以其豐富的作品和獨特的經歷，為當代學者提供了寶貴的研究資源。本文通過探討影響林語堂翻譯活動的主要因素，進而科學挖掘林語堂在處理中西文化差異方面所采用的翻譯策略。

一、林語堂翻譯研究現狀

50年代起，林語堂的作品對臺灣地區學術界已經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并且逐漸延伸到文學、哲學、語言等領域。自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學界對林語堂的研究同樣也掀起了一股熱潮。有眾多研究者分別從不同角度對林語堂作品進行了研究，并形成了較多研究成果。特別是近年來，對林語堂的研究視角更加多元開放，逐步豐富和發展了新的研究成果。國內著名學者王兆勝在前人的基礎上，對林語堂進行了更全面、深入地系統研究，先后發表了著作《林語堂的文化情懷》（1998）、《林語堂：兩腳踏中西文化》（2005）、《林語堂大傳》（2006）。高鴻出版了專著《跨文化的中國敘事——以賽珍珠、林語堂、湯婷婷為中心的討論》（2005），從跨文化的角度，對林語堂的特殊文化身份進行了新的闡釋。在多領域、跨文化研究的背景下，對林語堂翻譯思想的研究，始終是學術界研究的重點。楊柳博士發表了專著《林語堂翻譯研究——審美的現代性透視》（2004），從審美的視角對林語堂的翻譯進行了全面系統研究。馮智強博士從語言哲學的高度追根溯源，解讀了林語堂翻譯“美譯”理論的多重背景，探討了林語堂的翻譯觀與其語言、文化、創作和美學觀之間的互動關系。王少娣在其專著《跨文化視角下的林語堂翻譯研究》（2011）中，以林語堂東方文化情結與自我東方主義融合又矛盾的文化觀為切入點，對林語堂翻譯理論與實踐進行了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以上研究體現了林語堂翻譯研究從微觀到宏觀，從單一到多元，從零散到系統的轉變，也代表了當代林語堂翻譯研究的發展趨勢。

本文試圖通過分析影響林語堂翻譯活動的影響因素，結合林語堂的漢英翻譯作品，分析其在處理中西文化差異方面時，運用歸化與異化策略相結合的方法，如何淋漓盡致地傳達林語堂文化翻譯的宗旨，將博大厚重的中華文化通俗地傳播給西方世界。

二、影響林語堂翻譯活動的因素：獨特的文化觀

林語堂在其一生中堅持踐行著文化使者的使命，在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其自評語“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便是他一生真實的寫照。［2］他出生于中國基督教家庭的背景，以及在海外三十余年的學習和生活，他對中西語言及文化可謂是達到嫻熟的地步。因此，林語堂一生創作和翻譯了頗多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大多以歷史文化及哲學為題材，如《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道德經》、《英譯莊子》、《浮生六記》等作品，他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向西方文明國家展示了中國的形象，即在高度工業發展的環境下迎合及滿足了強勢文化中的特殊需求。本著對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的目標，林語堂將中國古典的中國文學作品及燦爛的中國文化，進行了成功地傳播。林語堂之所以取得成功的翻譯，除了受到其深厚的語言功底之外，還受到其文化觀因素的影響。

林語堂獨特的中西文化融合觀。林語堂的生活環境教育背景對他的文化觀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造就了他兼具東西方文化的雙重特殊身份，這從某種程度上印證了他“一捆矛盾”的自我評價，即一生都在東西方不同文化中暢游。深受基督教牧師家庭環境的熏陶，以及多年海外留學的影響，林語堂多數的創譯作品都以西方讀者為受眾目標，努力迎合西方讀者的期待與訴求，以求得在異域文化中立足與生存之本。從宏觀上說，東西方話語權的不平衡致使林語堂表現出了自我東方主義情結，常常站在西方人的眼光和立場看待東方，然而這一選擇并非是林氏自主選擇的文化立場，而是特殊環境下無法回避的文化歸屬。值得一提的是，林語堂的文化立場絕不是單一的文化選擇。盡管他受到西方文化環境下，不同的價值觀、哲學觀、文學觀等因素的多重影響和沖擊，但他內心深處具有的東方文化的本源，則是他應對這一切挑戰的良藥。林語堂對中國傳統文學和文化中的道、儒、佛教等學派倡導的思想和優點備加喜愛及推崇。林語堂通過創造與翻譯的方式，將傳統美德傳遞到了西方，滿足了西方讀者的閱讀期待，充分體現了其對東方文化抹不掉的情愫。

三、歸化和異化翻譯策略在林語堂作品中的應用

在具體翻譯實踐過程中，譯者所處的文化背景必然會影響語言和文化信息的傳播。美國學者Venuti在其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譯者的隱性：1995）中提出，歸化（domesticating）和異化（foreignizing）的翻譯策略是譯者在翻譯時必備的兩大武器，兩者可被看做清除文化差異和隔閡的有效途徑。［3］林語堂的作品大多以中國歷史、哲學、宗教等作為記敘的主題，其作品內容與中國文化息息相關。林語堂在其翻譯實踐中，將兩種翻譯策略恰當地融合，最大限度發揮其獨特作用，體現了他在跨文化背景下駕馭語言的高超能力，也為中國現代翻譯理論的發展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可供借鑒的啟示。

（一）異化的翻譯策略（foreignizing）

Venuti認為，異化的翻譯策略，是指譯者采用了保留源語文本的異域性、故意打破目標語言常規策略進行翻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脫離譯入語和文本的限制，選擇不流暢甚至晦澀的語言，使得譯文具有異國情調。［3］通俗地講，異化翻譯要求譯者向作者靠攏，譯者在譯入語中盡量保留原文中的表達方式，從而打破了讀者所在國家或地區的表達習慣和認知模式。林語堂試圖用原汁原味的漢語，對中國特色文化的進行傳播，某種程度上，體現出他熱衷于中國文化及對中國文化的一種自信的態度。林語堂采用的異化翻譯策略，有助于保留源語文本的異域特色，體現了中國和西方國家在語言和文化方面的差異，將本真的中國文化色彩如實的展現出來。林語堂在翻譯一些中國特有的事物名稱、漢語習語時采取了異化的翻譯策略，從而保留了這些文化詞的民族特色。如：

例1：“But under the golden money tree，they lick the gold up from the floor.The‘money tree’was a tree whose branches consisted of strings of cash，and whose fruits were round pieces of gold，hanging down like strings of elm－seeds.”［4］——《京華煙云》

在中國民間傳說中，“搖錢樹”其實是古人想象出來的意念詞匯，包含著他們對富貴榮華的一種向往和追求，但是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卻沒有與其意思完全對等的詞匯解釋。林語堂依照傳統中國人的思維和想象中的“搖錢樹”，采取直譯的方法，將其翻譯為“money tree”，并且做了較為詳盡的備注。顯然這個解釋非常生動，給西方的讀者留下足夠的空間，保持了中國文化中的神秘性，能夠讓西方讀者不僅僅對文本本身有所了解，而且對中國文化產生更加濃厚的興趣。

例2：“妾見市中賣餛飩者，其擔鍋灶無不備，盍雇之而往？妾先烹調端整，到彼處再一下鍋，茶酒兩便?！?/p>

“I have seenwontonsellers in the streets who carry along a stove and a pan and everything.We could just ask one of these fellows to go along with us.”

例3：“席中有肉饅頭，小沙彌耽耽旁視，授以四枚?！?/p>

“We were eating somemant’ouwith stuffing of mince－meat and an acolyte was watching us eating with wide open eyes，which induced me to give him four pieces.”［5］——《浮生六記》

上面例句中，林語堂并沒有為了達到便于異域讀者理解的目的，將其譯為“dumpling”和“bread”，他采用了音譯的方法，將“餛飩”和“饅頭”分別譯為“wonton”和“mant’ou”，顯然，這一翻譯在介紹中國獨特飲食文化的同時，也將具有漢語特色文化詞匯的拼音方法，介紹給了西方讀者。甚至直到今天的西方文化中，仍然沿用此詞匯，足以展示了林語堂獨到的翻譯策略取得的成功。另外在其眾多作品中，林語堂將相當多的文化特有詞匯采用了音譯的方法，例如：Ch’ingming festival（清明）。

林語堂在翻譯過程中，本著向西方傳播中國獨特文化的目標，努力呈現給讀者原味的中國文化。另外，他還采用直譯、增譯、注釋等方法進行翻譯，以便源語中的異域文化能夠被讀者了解。通過異化翻譯，不僅沒有給異域讀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難，在很大程度上，還能使讀者更加領略漢語的妙處和譯入語文化的豐富。

（二）歸化的翻譯策略（domestication）

歸化翻譯要求譯者盡可能地向目的語接受者靠攏，是指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最大限度地使譯作符合譯入語的語言表達規范和目的地文化表達習慣。這一策略的主要目的是清除譯入語地區讀者在理解上的障礙，并順應他們的閱讀期待，通過“隱形”的方式來刻畫外來文本，有可能使讀者在閱讀其他文化譯品時，對自身文化感到滿足和陶醉。實踐表明，歸化翻譯在英美文化翻譯作品中占據了主導地位。林語堂面對中國歷史文化及生活中特有事物和現象時，采用了歸化翻譯為主的策略。如：

例4：“因盤量勸誘米，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專以收養棄兒，月給六斗?！保?］——《東坡詩選》

“I was able to collect funds and obtainseveralthousand bushels of rice for the purpose of feeding orphans.Every family that took care of one child was given sixbushelsof rice per month.”

例5：“余夫婦居家，偶有需用，不免典質。始則移東補西，繼則左支右拙?！薄陡∩洝?/p>

“My wife and I often had to pawn things when we were in need of money，and while at first wemanagedto make both ends meet，graduallyourpurse became thinner and thinner.”［7］

例4中的“數百石”和“六斗”都是中國古代計量單位，為了迎合西方讀者的文化習慣和閱讀心理，林語堂采用西方英語中的計量單位，并且在數量上進行了相應地調整表述：“several thousand bushels”和“six bushels”。例5中，林語堂在翻譯中國成語“移東補西”和“左支右拙”時，也按照了英語的表達習慣，充分體現了其在考慮原文忠實的前提下也照顧了讀者的感受，這樣也便于西方讀者能夠了解中國人的思維習慣，更準確地把握源語文章所包含的信息。

綜上所述，林語堂合理地采用異化為主、歸化為輔的翻譯策略，對一些具有文化特色的詞匯進行了很好的闡釋和傳達，堅持使用以東方人的習慣表達為主，努力忠實地保持了漢語思維方式和東方的民族文化特色。對容易造成理解方面挑戰的詞匯，林語堂習慣選取西方文化中的慣用表達，便于讀者更好地感受中華文化的特色。林語堂以其獨特的翻譯手法，在英語里保留了濃厚的中國色彩，向西方讀者表達了自己在文化傳遞中始終致力于保持中國文化本色的態度。

［1］施建偉.幽默大師——名人筆下的林語堂［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

［2］馮智強.中國智慧的跨文化傳播：林語堂英文著譯研究［D］.北京：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08.

［3］Venuti，Lawrence.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London＆［M］.New York：Routledge，1995.

［4］林語堂.京華煙云［M］.張振玉，譯.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8.

［5］沈復.浮生六記［M］.林語堂，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

［6］謝天振.中西翻譯簡史［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

［7］李昕燕.基于勒菲弗爾的三要素理論的林語堂英譯作品研究［D］.長沙：長沙理工大學，2007.